当前，俄乌冲突如火如荼，激战犹酣。但总体而言，俄军打得并不如人意，与所谓的“第二军事强国”地位不相匹配。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很不满意。

究其原因，许多军事专家从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军队体制方面做了诸多研讨，都很有道理。

但还有一个又都没点到致命要害，即现在的俄军已经不是原来的苏军。

首先，俄军已经没有了党的领导，这样军队就失去了灵魂。

俄军现在基本实行合同制，士兵为养家糊口而战，为金钱而战。没有了信仰，就没有了动力。谁还为你舍命拼杀？

其次，俄军已经没有了思想政治工作。

没有了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没有了基层党组织，而以东正教牧师来进行心理疏导。牧师可以传经布道，但岂能身先士卒，扛枪上战场？

更重要的是，俄军已经没有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仗打了近一年，从来没有听说过，俄军中还有马特洛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的钢铁战士。共产党员可以冲锋在先，退却在后。

没有了共产党员，部队就没有了榜样的力量，就失去了凝聚力。

因此，毛泽东同志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经历过战火的考验，提炼出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与俄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军队的政治优势。

以当年129师769团3连为例，这个连队的党支部被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授予“模范党支部”荣誉称号。

这支连队为什么能被称之为“模范”，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连队党支部是理想信念的集合体。

1935年8月至1936年10月红军长征期间，红3连追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茫茫草地，一望无涯，天气一日三变，中午烈日炎炎，夜间寒气逼人，遍地沼泽泥潭，根本没有道路。

但红军战士们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红3连在党支部领导下，忍饥挨饿，团结互助，战士们最后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皮毛坎肩都脱下来煮着吃，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互助精神，终于一个不少地走出了草地。

从此以后，“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成为红3连的连魂，党支部坚如磐石成了红3连的特色。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要穿上国民党军装，与恶战10年的仇敌携手打鬼子，一些红军老战士一时转不过弯来。红3连党支部就从民族大义着手，把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求同存异的道理讲给大家听，统一了党员和全连官兵的思想。

1940年4月下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准备赴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合作谈判，红3连担任护送任务。完成任务返回途中，受到国民党部队的刁难，不但拒绝供应粮食，还下令沿途老百姓不卖粮给红3连。

但红3连在党支部坚强领导下，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冲破了国统区的层层封锁，克服艰难险阻，胜利回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一路上不仅没被国民党军困死，反而越来越壮大，由一个连变成了一个营。受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和129师刘邓首长的高度称赞。

1941年11月，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鉴于红3连党支部的自身特色和工作成绩，授予了该连“模范党支部”荣誉称号。

抗日战争胜利后，红3连立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中。这期间，红3连党支部组织开展“诉苦”和“三查”运动，支部做堡垒，党员当表率，激发出了全连的杀敌决心。

先后参加了上党、邯郸、定陶、巨野、郑州等战役和千里挺进大别山、淮海大战、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等战役战斗。在党支部坚强领导下，红3连始终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坚强队伍。

其次，连队党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第三次过草地时，由于饥寒交迫，红3连掉队的伤病员越来越多，慢慢汇集了29人。副连长李玉胜让周炳、魏生有、王查佩、吉金红、李清全、罗玉琪等党员，把掉队的伤病员收拢起来，互相帮助，搀扶着前进。

为战胜困难，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一致推举李玉胜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29名伤病员按伤病轻重搭配编成班组，党员担任班组长。

不久，红3连伤病员们的炒面吃完了，即使是将青稞麦粒节省着一颗颗数着吃，草地才过一半就完全断了粮。他们只能靠野菜、草根、树皮充饥。

李玉胜打到一只野羊，大家兴奋地围上来，七手八脚地剥羊皮，烤羊肉。这时，李玉胜却悄悄在一旁吃野菜。被大家发现后，经一再劝说，他才勉强拿起一小块羊肝咬了几口。

第二天，一名伤员不小心陷入沼泽，李玉胜和战友们将他救出后，伤员已经浑身无力。李玉胜抱着他，从挂包里掏出一个用树叶裹着的小包，小心翼翼地解开，从中拿出了一块带着齿痕的羊肝送到伤员嘴边。原来是昨晚李玉胜没舍得吃，把这块羊肝给省下来了。暖流顿时在战士们心底涌动，所有人双眼都溢满泪花，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转化为一股战胜困难的强大力量……

“草地党支部”名声迅速传开，鼓舞了很多红军部队走出草地、到达陕北。

经过长期血与火的战斗洗礼，红3连党支部铸就了“组织无处不在、规矩无时不严、党员无人不硬”的鲜明特色，最终形成了“战士问题不出班排、党员问题不出小组、干部问题不出支部”的组织领导水平，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这一独具特色的政治优势创造性地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更重要是，共产党员是冲锋在先、退却在后的战斗骨干。

1933年10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的卧龙寨战斗中，红3连党支部成立了第一个党员突击队，率先发起冲锋，随28团全歼敌廖雨辰部1个营，10多名党员牺牲于卧龙寨下。从此，党员打冲锋，成为红3连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法宝，不断传承。

在抗日战争中，红3连党支部要求党员骨干做“政治工作的模范，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遵守纪律的模范。”红3连的所有党员以自己的生命响应党组织的号召。

1942年5月，侵华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5月24日，日军实行“铁壁合围”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向八路军总部机关步步紧逼过来。此时，我主力部队已转出外线，仅红3连所在的769团1营，以及团直属队警卫排、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总部机关身边。

25日，日寇发现我军有从十字岭方向突围的意图后，立即加快收拢包围圈，仗恃优势火力和兵力，不停地攻击十字岭两侧红3连和团警卫排坚守的十字岭阵地，妄图封堵我军突围道路，一口吃掉八路军总部。

红3连明白身后就是总部首长，是一万多总部机关战友唯一的生命通道，他们在连长李长林带领下，顾不上回头看一眼正源源不断撤退的人流，只是奋不顾身地向疯狂冲击上来的日寇射击、投弹，直至用刺刀、枪托、石块、拳头、牙齿与敌人肉搏……一直坚守到黄昏，先后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使日寇包围圈迟迟不能合拢。

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等总部大队人马全部通过了十字岭，损失过半的红3连才边打边撤。

撤退途中，红3连发现山凹里有一百多名我军后勤人员被日本鬼子包围，最前面的敌人距离他们只有一百多米。连长李长林急喊:“你们快走，我们掩护。”说完迅速带领全连抢占了山凹旁边的小山包，全力开火阻击。

日寇发了疯，前面的被击倒，后面的又涌了上来。李长林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跃出战壕，带领战士们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肉搏，付出重大伤亡，打退了这股日军。见山凹里我军后勤人员全部安全脱险，李长林和幸存的战士才带着伤员交替掩护撤出战斗。

令人悲痛的是，坚持殿后指挥突围的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遭日军炮弹袭击，壮烈牺牲在十字岭关口。

红3连完成坚守十字岭的掩护任务后，人员锐减至80来人，在团长郑国仲、1营教导员王亚朴带领下，于26日转移到后板峪一带隐蔽，寻找战机打击敌人，为左权将军和牺牲的战友复仇。

经侦察发现，从辽县到黄漳的公路是敌人补给运输线，连日来频繁为扫荡的鬼子运送军用物资。

王亚朴发誓说：“血债要用血来还！让我们军民紧密结合，在这里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红3连党支部立即召开军事民主会，副连长李基中指着地图说：“苏亭北山地形很好，便于设伏，且距敌人据点辽县很近，敌人容易麻痹。”

党支部一致同意李基中的建议。

30日中午，经民兵报告：日军300余人押着民夫200余人、牲口200余匹正沿公路北上，其主力已通过柏官寺。红3连即和各路民兵，迅速、隐蔽地进入预设阵地。

下午13时，日军试探着摸索前进。

见敌人已全部进入我伏击圈，红3连立即发出战斗信号。沐池民兵推下滚石，把敌人砸得人仰马翻。日寇奔向河滩，正好落入我轻机枪、掷弹筒及步枪构成的火力网内，遂仓惶逃命，自相践踏，在混乱中又踏响两颗地雷。

整个战斗持续20余分钟，遭到重创的日寇狼狈向沐池村方向逃窜。红3连又以火力尾追敌人，民兵亦趁机以步枪侧射杀伤敌人。

下午15时左右，敌纠集残部，在轻、重机枪、掷弹筒的火力掩护下，向我伏击区开始反击。而此时，红3连和各村民兵早已隐蔽转移。

苏亭伏击战，红3连以牺牲1人、伤1人的极小代价，毙伤敌140余人，包括击毙日军一名中佐，缴获骡马80余匹，受到129师通令嘉奖。

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评价，“这是我军在太行夏季反‘扫荡’中，主力适时分遣转到外线打击日军‘扫荡’补给线的成功战例之一，也是一个军民结合以极少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一次模范战斗。”

此后，红3连始终是769团一把永不卷刃的尖刀，拼杀在抗战最前沿。即使在1944年与日寇洪犊炮台血战中，连长与指导员同时牺牲、全连130余人仅剩下10多人的情况下，也能凤凰涅槃，迅速重组，再造辉煌。

如今，红3连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模范党支部”的传奇还在延续。

相比俄军现在的表现，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党指挥枪”的重要性，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支部建在连上”就可以产生战斗力，就可以形成凝聚力，就能保证我军打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