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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革新:我查处文化市场违法经营的二三事

为净化文化市场艰苦奋斗、奋力拼搏

——文化市场管理、查处违法经营难忘的二三事

李革新

从右至左第5位为李革新

1995年3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撤销了省文化厅(局)政策研究室,我从研究室主任改任河北省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实职为:河北省文化厅文化市场管理处处长。厅里有的厅领导知道我比较“古板”、“正统”,说“让革新管文化市场有点‘勉为其难’!”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原来城镇中的工人文化宫、企业俱乐部、厂矿小剧团、年轻人自娱自乐的露天舞场等,逐步淡出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而装修豪华、高档的营业性夜总会、歌舞厅,像被巫师的“法术”呼唤出来一样,从南到北遍布城镇街区;一些“先富”大款、达官显贵,享受着与解放前大上海“不夜城”一样的娱乐生活;这些场所经营者更是利用这一“新经济增长点”大赚特赚其钱,色请陪侍、“性工作者”货畅其流、大行其道;电子游戏厅赌博、淫秽色情录像厅星罗棋布,有的学生沉湎于这些场所,夜不归宿(家庭、学校),严重危害着青少年身心健康。一位母亲在大雪天,骑着自行车跟踪、寻找沉迷于电子游艺厅和录像厅的儿子,不小心自行车滑倒,被摔的满脸是血,她在举报信中呼吁:“救救我的孩子吧!”

一叶知秋。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西化,“拉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在悄然改变,新形势下文化市场管理任重道远。净化文化市场,查处文化娱乐场所违法经营,影响经营者的收入,甚至断了人家的财路,同时扫了玩家的“雅兴”,遭到阻挠是不可避免的。一次我们查处某乡镇一个音像出租、销售店,经营者蹦着高大吵大闹,围观的乡亲越聚越多,我走上大门台阶,手里举起带有淫秽色情图片的光盘封面,大声疾呼:“乡亲们,我们谁家不养孩子,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有出息、走正路?如果你家的孩子成天看这样的光盘,你们能容忍、能放心吗?”围观群众渐渐走开散去,经营者只得承认错误,接受了处罚。

近七年的文化市场管理管理、查处文化娱乐场所违法经营,艰难曲折,有惊有险,几件事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一、查处某市“百乐门”歌舞厅两稽查队员被打

我任文化市场处长第二年的1996年5月初,接到群众举报信,称某市“百乐门”歌舞厅有“三陪”小姐40多名,4楼是舞厅,5楼专设卖淫嫖娼的“宿舍”(俗称“炮房”)。举报信说,如果我们不查处,他们就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反映。我在举报信上批示:“请市文化局会同公安部门联合查处,半个月后将查处结果报文化厅市场处”;但半个月后,报来的结果却是:“小姐们全跑了”,据说是有人透了风。我和处里同志们商量决定把这个地方放一放再说。

5月13日,我与赵丽娟、王兵英,由稽查队员兼司机康喜柱开车,一行4人先到其他市检查了几家歌舞厅、电子游艺厅;于5月17日晚转到该市,先去验收了市文化局准备上报的一个文明歌舞厅,指出他们仍然存在色请陪侍问题,需要继续整改;之后,到就近的“爱神大酒店”用了晚餐。该酒店与“百乐门”一马路之隔。于是派王兵英、康喜柱二同志以消费者的身份进入“百乐门”,先进行暗查。我与赵丽娟检查了“爱神大酒店”,对该酒店存在色请陪侍问题提出批评,并办理了处罚手续。

夜里12点,我和小赵穿过马路去了“百乐门”。刚一进门,后面的大门“咔啦”一声就上了锁;我们要上楼也被保安截住,说老板说了“谁也不让上去”。我说“你们这是非法劫持!”保安说“领导不要误会,老板说请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会。”

几分钟后大门打开,进来一中年男子,一见面就向我抱拳,说:“李处长,我叫马俊杰,是这个舞厅老板马俊祥的弟弟,实在对不住,听说上边出了点事,我先上去看一下,一会儿再请你们上去。”

又过了大约二十多分钟,他们把我和小赵“请”上四楼,摆上了茶桌,泡了茶水,两名稽查队员王兵英、康喜柱也在那里。因我们在楼下大厅遭到“控制”,嗅到这里气氛紧张,说“这茶我们喝不起,你们扣押我们这么长时间,是违法行为。”说完,起身出门,康喜柱开车,四人迅速离开。

回到宾馆,听王兵英、康喜柱详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二人进到歌舞厅,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通过实地查看和与客人、小姐聊天,发现该歌舞厅色请陪侍确实严重,与月初收到的举报信反映的情况完全吻合;正在他们亮明身份,给陪舞小姐作笔录、取证时,歌舞厅老板马俊祥喝酒回来,带着一身酒气,气急败坏地骂道:“TMD,去年你们李处长罚了我两万,我还没去找他算账呢,这回又来捣乱,干吗非要和老子过不去?”他看到见茶几上放着录音机,骂道:“哈哈,你们TMD还录音!”顺手抓起录音机摔烂了。小康悄悄把磁带捡起来,放在了窗台上,用一块抹布盖住,以做证据。接着马俊祥就对他们大打出手,鼻子被打得流了很多血,地上许多血脚印。一个保安把他抱住,说“老板,别打了,惹大祸了”。

马俊祥的弟弟、该市某银行干部马俊杰上楼后,制止、批评了他哥暴力抗拒执法,兄弟俩把王、康二人带上5楼,把他们满是血迹的背心和衬衣脱下来,帮助他们擦去胸前的血迹,换上马俊祥自己的两件白衬衣,兄弟俩跪在地上给两人磕头说,“实在对不起了,李处长在楼下等着你们呢,希望在处长面前多多美言,这次我们确实是错了……”

凌晨2时,听了两位队员介绍情况后,我分别给市文化局主管副局长、市场科科长打电话,说明事情的经过;又向文化厅主管文化市场的厅领导和省委宣传部主管“扫黄打非”的韩副部长打电话,报告了事件经过。

大约3点多,文化局主管副局长和市场科科长来到招待所。了解情况后,他们给区派出所打了电话;第二天早晨6时,省委宣传部韩副部长驱车赶来,会同我们和派出所干警一起去查封“百乐门”,这时候4楼舞厅已是空空如也,所有电器、物资设备已转移一空。

我们回到石家庄后,马俊祥弟弟马俊杰给我来过一封信,打过一次电话,再三承认错误,希望得到原谅。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哥哥违法经营,败坏社会风气,扰乱文化市场,殴打执法人员,完全是犯罪行为,凭什么原谅你们?”

没想到,后来该歌舞厅竟反咬一口,先到文化部申请“行政复议”,又到石家庄中级法院“起诉”了我们。我和全处同志,在坚持正常文化市场管理的同时,还得学法律,搜集百多条证据,给文化部和石家庄中级法院写“答辩”材料,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后来省文化市场“管委会”、“扫黄打非”办公室、省政法委与市中院多次召开协调会。从一些人的言谈话语中,我明显感觉有的单位的屁股坐到“百乐门”一边,认为我们文化市场执法,妨碍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属于“违法执法”。当时,“民告官”是一股潮流,一些部门的某些人和有的媒体,对文化娱乐场所经营者“情有独钟”。对这样扯皮的“协调会”,我内心非常气愤,但又难以说出口,只能再三陈述事实的经过。

为了确保打赢与“百乐门”的官司,经省政法委秘书长傅剑仁同志推荐,1997年5月13日,我和刘刚去石家庄“五七路”河北省“政法干部学院”,向该院副院长、河北著名高级律师李益民同志汇报案情。李院长看了卷宗,表示坚决支持我们打赢这场官司,并在保持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从法律专业角度,对我们的答辩材料提出修改意见。

省文化市场“管委会”、“扫黄打非”办公室、省政法委最后一次召开“百乐门案件”协调会,是1997年5月23日。已经是河北省司法厅副厅长的李益民与会,在听完大家发言后,她明确表态说:“这不是明摆着吗?马俊祥对抗文化市场执法,殴打执法人员,属于违法犯罪,逮捕马俊祥不就得了吗?”至此,一锤定音,终结了一个多月的扯皮,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后来据知情人士透露,某些单位的一些人屁股确实坐在了经营者方面,人家“就是想整整你们,叫你们出出洋相”!

后来,该市公安局派两位干警来文化厅外调,我和刘刚负责接待,并出具了证明材料,但据说当时该老板“在逃”,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在当时大环境影响下,阻挠文化市场执法,殴打执法人员的违法经营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

二、大雪天,赴唐山检查文化市场遭遇重大车祸

1997年1月上旬,元旦过后,华北地区连降几天大雪。省委宣传部转来一份河北省电台的《内参》,举报唐山几个歌舞厅色情陪侍问题严重,要求我们5日内报查处结果。1月9日,我和副处长张振英、干事刘刚、司机康喜柱一行四人,上午9时出发,赴唐山检查举报中提到的几个歌舞厅。

天还是阴沉沉的,京石高速公路的积雪已被清除,只有一片片簿簿的小雪糁,在来往汽车屁股后路面上飘来飘去刮着“小旋风”;过了北京、通县以后,路上的积雪基本没有清理,路面上全是疙疙瘩瘩的“冰溜子”;原计划晚上六七点钟到达唐山,看样子是不可能了。我用“大哥大”给唐山市文化局王恩阳局长打了电话,说我们大约八九点钟赶到,有几个歌舞厅的举报信,详细情况见面再说。

下午4点左右到达三河,在进三河的大转盘处,汽车打滑,转了个180度,本来是向东开,车头朝了西。好在当时没有别的来往汽车。我们掉头,继续东行往唐山赶;过了三河,京哈公路就更难走了。本来一月份天就短,又是雪天,天渐渐黑了下来,车前的积雪被车灯照的发着白光,车屁股在雪地上扭着“摇摆舞”咯吱咯吱地爬行;刘刚在副驾驶位置打盹,张振英副处长喝了一口水也开始打盹;车速大约40迈左右。到了天津蓟县洇溜镇小现蕖村,我眼看着车子向左边的路上滑了过去,我喊了一声“哎呀”!就听“咔”的一声巨响,觉得汽车急速打转,……后来不知怎么我就趴在了雪地上了。

汽车第一次是被一辆迎面开来的桑塔纳撞上。强烈的撞击力,把我和张副处长的后排座震动后翻,汽车后盖被撞开,我们两个是从震开的车后盖“飞”了出来。据道路两边正在收工的老乡说,在前边一辆桑塔纳把我和张副处长撞下来之后,后面紧跟着来了一辆10多米长的集装箱,“骑”着我们两个过去,说我们俩“是从后边集装箱的后车轮子下面‘漏出来’的”。

在我被摔在雪地上的一刹那,并没有昏迷,知道自己还活着,只是觉得左腿肚子有些疼,扒开裤角看有一块血渍,顾不得疼痛,我试着从地上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去找汽车。这时车头已经朝西了。我扒着车门看到司机小康的头和上半身歪在副驾驶位置刘刚的胸前,两人都紧闭双眼,喊他们的名字谁也不回答;我问“张振英呢?”有老乡说:“这里还趴着一个呢!”我回头看时,张副处长在我爬起来的地方一动不动。我蹲下喊“振英,振英!”他问“处长,咱们怎么了?”我说,“怎么了?车祸呀!”

我站起身,走到人群中,从兜里掏出文化市场稽查证,对乡亲们说:“我们是河北省文化厅的,到唐山出差,乡亲们快快帮助我截车、救人啊!”同时我也张开双臂截车;大约过了三四辆车,都从我前面绕个“S”,就飞快地开走了。后来过来一辆警车,上面有“公安”两字,下来四五位警察,说:“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截一辆车。”这时,来了一辆箱式小货车,几位警察把车截下,指挥着乡亲们往车上抬人。警察们告诉大家不要动小康的头,照原样把他放在刘刚的怀里。非常遗憾的是,我当时晕头转向,对几位人民警察,既没有表示感谢,也没有看看他们的汽车牌号。

我问这里离哪个医院近?乡亲们说往前30里就是蓟县医院。祸车还在那里停着,办案文具箱、大哥大包,地上一片狼藉,我的手表也不知去了哪里。我说这些东西怎么办啊?乡亲们说:“这你就别管了,我们给你看着,你赶紧去救人吧”。在汽车开往蓟县医院的路上,我用“大哥大”分别给省文化厅办公室孙毅主任和主管文化市场的厅领导,以及唐山市文化局王局长打了电话,简要报告了事故的经过。

大约七点来钟,车子到达蓟县医院。大门前有六七位小伙子,都是当地出租车和三轮车司机,帮助我推平车、抬人,把三个伤员送进医院拍片子、作CT。刘刚年轻,在来医院的路上,昏迷中从小康胸前吐过去一口污物,就逐步清醒了,经检查他属于轻微脑震荡;张振英副处长也已经清醒,但就是一点也不能动,他是左肩胛骨骨折;司机康喜柱问题最大,属于高位截瘫,虽然头脑清醒,说话清楚,但医生用镊子尖划他脖子以下各个部位,没有丝毫的知觉。

小康和张副处长住院要押金。我问小康钱在什么地方?他说在他上衣左边口袋里有办案经费6000来元,加上我自己的200元,办了住院手续;之后,我逐个打听了帮我抬人、推平车的几位小伙子,他们是:蓟县上苍村的李卫国、县城东关的王贵、张树林、西关的张建国、绿庄子村的李贵,一位叫郝玉明的没能记住是哪村的。我与刘刚商量,每人付给他们100元,表示感谢;那个箱式小货车司机,是东三营村的,叫孙国富,当时我拿出200元给他,他坚决不要,搡了我个“趔趄”,我拐着腿边追边喊,到底也没有追上,让他跑掉了。

大约8点多,玉田县新华书店经理李瑞,接到唐山市文化局王局长的通知开车赶来,等张振英和小康住进病房,输上液后,我又问小康那里还有没有钱?康说汽车上文具箱里还有6000元,里边还有照相机等等。这时,刘刚已经完全清醒,立即派他乘玉田县李经理的车,回事故现场去找东西;大约10点多,刘刚回来说,地上的箱子和其它东西都不见了踪影,汽车也被拖回到县交警队。除去交住院押金等花销,装有6000元办案经费的箱子也找不到了。我明显感到钱不够用,就给廊坊市文化局市场科打电话,请求支援。

晚11点左右,唐山市文化局王局长、市场科王科长驱车赶到;次日(10号)凌晨4时左右,文化厅办公室主任孙毅、副主任赵坚,乘厅老干部处司机赵文斌的车赶来。我和孙、赵两位主任商量后,给文化厅市场处调研员于晓峰打了电话,让她通知康喜柱和张振英的爱人明天速来蓟县医院。4点多钟,文化厅两位主任和唐山文化局两位领导再三催促,让我和刘刚赶快去休息一会;医院西邻就是医院自办的“华佗酒店”,廖经理把我们安排到了315房间。哪里睡得着觉?大约凌晨5点多有人敲门,是廊坊市场科的两位科长安美雄和张雅玲送来6万元现金。我也和他们一块起身又去了病房。

上午10时,于晓峰带康喜柱的爱人刘志萍、张振英的爱人李霞来到。此时二人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经与厅里两位主任和唐山市几位同志商量:康喜柱因伤势过重,必须留在蓟县医院抢救,其爱人刘志萍留下陪护;张副处长可回石家庄治疗。雇了一辆救护车与爱人李霞随于晓峰回石家庄。

后来,康喜柱媳妇刘志萍的姐姐和姐夫老马——一位上校军官等来到医院。马上校提出要康喜柱转北京治疗,院方认为路面全是冰疙瘩,汽车颠波,康喜柱有生命危险;马上校又提出请示“中央军委派飞机来接”,大家认为无此可能,被否决。

12日,医院骨科主任刘桂林为康做了颅骨牵引手术。晚7时文化厅主管文化市场领导来到医院。次日,我随领导与医院领导和骨科主任会面,拜托院方全力救治。厅里几位领导回石,我与刘刚留下,继续配合医院对小康抢救、治疗,同时配合县交警队处理交通事故。

1月16日,厅里派机关两位同志来换我和刘刚回厅里休息几天。哪里舍得离开?18日早晨,临走时我和刘刚去病房与小康告辞,面对着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战友,我说:“小康,你好好养着,我和刘刚回去几天……”,止不住眼泪流了下来。廊坊市场科两位科长架着我的胳膊,上了回石家庄的汽车。路径洇溜镇派出所,我们下车与该所交警见面,谈了9日下午事故现场丢失的办案工具箱等物品,请求协助破案。后来果然破案了,是一个小学生用我们的办案文书做作业,被老师发现后向派出所报案的。

回到石家庄我就开始发烧,在机关医务室输液一星期,身体有所恢复后,我与办公室孙主任和刘刚,于1月29日返回到蓟县医院。一下车就直奔病房。看到小康病情比较稳定,已经退烧到37度左右,部分肢体也在恢复知觉。经与医院和康喜柱家属商量决定:我和孙毅主任、刘刚,于2月1日凌晨3点40分,由蓟县医院骨科刘桂林主任和一位郭护士全程陪护,夜间行车返回石家庄,住省三院;到3月4日,康病情基本稳定,根据家属的要求和厅领导同意,由我处一位干事护送,转到北京博爱医院继续治疗。

正在这时侯,“百乐门”歌舞厅老板,不知受什么“高人指点”,到文化部提出了“行政复议”,又到石家庄中院起诉我们执法违法。我的主要精力不得不转移的写答辩材料上来,结果如前所说,马俊祥暴力抗拒文化市场执法,依法逮捕,但其因外逃,就不了了之了。

这一段时间,我们既要和“百乐门”打官司写答辩材料,还得坚持正常的文化市场管理、查处违法经营,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穷于应付。几十年来理论学习、写作的爱好被迫中断,多年一字皆无,几年后到省委宣传部编辑《河北政工》,才逐渐找回“写文章的感觉”;处里的经费,很大一部分用来为小康治病;康的爱人过一段时间就来厅里报销一次“不在医保范围”的药费,经费压力太大,包括小康几次住院、转院,花在小康身上大几十万元。

1998年5月6日,在省卫生厅孔处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宗蕊和副厅长张绍廉同志的帮助下,给我们报销了174868.37元。1999年4月17日,康喜柱从北京博爱医院转回河北省人民医院,直到出院回家养病;我也在2001年7月2日正式退休。

事故第二天,张振英副处长回石治疗,不久即痊愈。小康经过多年治疗基本能够生活自理。但出门还要拄着双拐。在抢救、治疗小康过程中,有一种“私下议论”,说如果当时小康“光荣”了,顶多花两三万块钱,早就没事了。厅机关一位老会计刘瑞和反对这种说法,他说:“你们这么说就不对了,李处长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啊!”用现在的话说,老刘说这话也算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吧!

三、全省“扫黄打非”大会发言,全场落泪

1997年4月21日上午,河北省委、省政府在石家庄召开全省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主管文化市场管委会和“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的省委、省政府领导、省直出版、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文化市场管理人员外,有各市委主管文化市场的副书记、宣传部主管副部长、文化局主管副局长和文化市场科(处)长,约200来人。我在大会上了重点发言,题目是《为繁荣和净化文化市场奋力拼搏!》,三个小标题:一是“讲政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文化市场管理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讲法制,坚持依法执法,严格规范执法行为”;三是“讲奉献,不畏艰难全身心投入扫黄打非”。

我在发言中特别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管理队伍的初创时期,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此,我多次组织全处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自由主义》等,要求检查文化市场必须两人以上,不允许个人以“文化市场管理者”的身份进入文化娱乐场所和与经营者私交;无论是明查还是暗访,必须坚持依法执法,以理服人,特别是以“消费者”身份查处色请陪侍问题,只可以通过实地查看和与顾客、工作人员聊天的方式,了解真实情况;执法人员要以良好的人格保持良好的形象,与陪侍女性在沙发上谈话、了解情况,必须保持两拳头(约20公分)的距离,不允许以“要小姐”等“真消费”的方法“套取”实情;查出来问题、亮明执法身份和宣布处罚时,遇到经营者情绪激动,蛮不讲理,甚至动粗、动武,要坚持忍耐、克制,除了用手抵挡外,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里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接受任何经营者馈赠和饭局。

“势力纷华,不近者为洁,近者而不染为尤洁”。我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比较谨慎,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做到了“花繁柳密处拨得开”,管文化市场近7年,恰逢两个孩子结婚,全省娱乐场所经营者一无所知。2000年5月26日小儿子结婚前一天下班时,我提出明天用一下车,处里同志们才知道,有掏50的,有掏100的,凑了一桌饭;事后一位干事说,要提前给老板们发个“请柬”就好了!我说那样就把我给毁了……退休多年后,遇到调出文化厅的干事张建国,我说那些年你们光跟着我奔波劳累,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他说,处长可别这么说,要是你发了财,我们都穷光蛋,大家肯定恨你,你不是也跟我们一样艰苦奋斗吗?

我发言中的具体例子,重点汇报了“百乐门”歌舞厅两位稽查队员挨打和蓟县车祸两件事。我上讲台前,与平时要好的几位女同志坐在一起,她们开玩笑说:“李处长,你发言的时候要怕哭不出来,是不是得先点上点眼药水呀?”我说:“用不着,我还是能控制自己的!”但是,当讲到我第一次离开蓟县医院,去病房与小康告辞时,说“小康,我和刘刚……”嗓子里立刻憋了个大“疙瘩”,到底还是说不出话来了,眼泪也像是“开了闸的水”,再也控制不住,嗓子哽住了几秒钟,会场上一片寂静,不少同志在擦眼泪,也听到有人抽泣的声音!

我发言后,H副省长问:“老李,衡水事件处理了没有?”我回答说老板反咬一口,还告了我们一状,H副省长说:“这很明显嘛,是执法与违法的问题,法院要抓紧处理!”下午举行大会发奖和会议总结,奖给我们市场处一面锦旗,上写:“奖给省文化厅文化市场处,一九九六年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先进单位;落款是: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1997年4月21日。”

下午大会总结时,省委L副书记讲话几次提到我们市场处,说:“我省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多次受到中央表扬,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支队伍。上午听了文化厅李革新同志的发言,我们心里都很难过;各市委、省直各部门领导,都要关心这支队伍,稳定这支队伍,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编制问题、经费问题、交通工具问题,都要关心;对他们政治上要严格要求,生活上也要关心”;同时嘱咐我们“要打起精神来,继续把文化市场管住、管好。”在后来的接触中,首长也几次鼓励我说:“你李革新怕什么?去年你们市场处差一点‘全军覆没’,都没有把你吓倒,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吗?”1998年,L书记亲自在我们购买办案专车《申请》上签字批示,拨款支持我们买了一辆新车,在省公安厅交管局上了警车车牌,一直陪伴我退休。

退休前的一年多,我和我们市场处除了检查歌舞娱乐场所外,主要是按照2000年6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会议精神,针对电子游艺市场赌博问题,按照国务院和文化部的要求,带领全处进行电子游艺市场专项治理整顿。到11月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全省电子游艺经营场所,由治理前的3255家下降到1150家,压缩2105家,压缩总量为65%。治理中我亲自起草编印《电子游艺厅整顿专刊》12期,有4期受到主管文化市场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表扬,有1期被全国电子游艺专项治理办公室第54期《简报》印发全国,予以表扬。

整个电子游艺厅整顿期间,我忙的不可开交。一次我正在主持各市签订压缩电子游艺厅《保证书》会议,转业到邯郸魏县的老战友陈光秀有急事要来石家庄找我,他在电话上说,他们车子已经到了邢台,正在往石家庄赶;我觉得实在没时间接待他们,就楞是让他们汽车掉头,折回去了;2000年9月14日,省里召开文化市场管委会和“扫黄打非”工作会议,催促我们处尽快出台《全省音像市场专项治理行动方案》。从省里开会回来,晚上我们连夜加班,突击写材料,当时我正患感冒,发烧39度,实在坚持不住了,把三个椅子排在一起,躺在上面口述,由其他同志记录,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材料定稿,才由干事张建国、王国明两人架着胳膊把我送回家。

2000年12月,经河北省文化市场管委会、省“扫黄打非”办公室推荐,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13次全国“扫黄打非”会议,受到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扫黄办”等7部、委、办表彰,获全国“扫黄打非”先个人荣誉称号,披红戴花上了12月27日央视新闻联播,《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河北文化》等均作了报道;事迹编入2001年《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文化市场管理、处罚违法经营,我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但也有心软、手软的时候。有一次处里根据举报,查处了某市一个小型电子游艺厅。当稽查队员询问业主时,那对中年夫妇“扑通”跪了下来,诚恳地承认了错误,表示坚决改正,绝不再犯;两口子都是下岗职工,家境困难,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维持生计,开了个七八台设备的电子游艺室,实在交不起罚款。我从市委宣传部开会回来,听了队员的汇报,与大家商量,免除了罚款,由市文化局市场科监督经营,改正错误。我说:“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对下岗职工的轻微违规,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改了就好,罚款是手段不是目的,都罚得‘倾家当产’了,社会还怎么安定啊?”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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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4-10-14 关键字:经济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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