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看到网上有一篇茅于轼发的奇文，题目是《改革好不好，看看30年前的中国百姓生活是什么样的》。看了他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如果要逐条批判吧，实在累得很，不值得。如果不批判吧，现在一些年轻人还以为他说得都是事实呢，会受到不良影响。批判茅于轼这样站在高位之人，正如恩格斯当年批判杜林时，所说的在啃一个酸果一样。

所以，逐条批判太过麻烦，选择一些主要的内容来分析一下吧。他说，改革前，工厂里普遍人浮于事，大家干活没有积极性，干多干少都一样，基本上都拿二级工的工资。

这种说法是虚假的。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如果说有些企业、有些地方存在这样的现象，而且是在八十年代初是可能的，但这绝不是普遍现象，更不可能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个时候的工人，虽然工资不高，但在工作中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试问，如果全国的产业工人们都像茅于轼说得这副样子，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怎样超额完成的，今天的中国工业化基础是如何打下来的? 关于提高工资的事，在文革前，工人提高工资都是有一定年限和制度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工人工资的提高确实延迟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的1964年，全国工矿企业都为工人提高了工资。当时，国家经济的困难还没有完全解除，所以当时涨工资的职工只能惠及百分之四十这样的比例。这对国家来说，已经非常尽力了。至于在文革中，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茅于轼把特殊年代的现象当作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普遍现象，本身就用心极其险恶。所谓被懒人剥削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懒人有权力吗? 懒人有资本吗? 茅于轼的这个谎言只能证明他这个所谓经济学家要么对新中国前三十年一无所知，要么他就是故意在诬蔑。

他在这篇文章里还说，最可怕的是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只能待在自己所在的村庄里。粮食不能自由买卖，不能自由进出口，再加上人口不能流动，这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

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不只农村人口没有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人口同样也不能自由流动。这是当时的国家相关的政策所规定的。所谓人口不能流动，就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又是一个谎言。当时粮食不能自由买卖，是因为国家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决定下来的，在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制定之前，有粮食商贩囤积居奇，严重破坏了粮食市场的秩序，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恐慌。所以粮食统购统销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当时规定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不过是为了各地要稳定劳动力的数量。任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于国家的生产与经济建设有所不利。

茅于轼把农民的贫困说成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问题，但是中国农村的贫困，主要还是因为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压迫所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毕竟由于中国生产力极度落后，要改变这样的落后，让农民富裕起来，并不是如茅于轼所说，搞了改革，农民就都能立刻解决吃饭问题了。改革是为生产服务的，改革本身不等同于生产。没有良好的生产基础，你在上面改来改去，并不能解决生产的增产问题。而生产是需要积累的。生产的不断积累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富裕起来。我们的脱贫攻坚不是到2020年才最终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吗? 按照茅于轼的说法，从他所谓的八十年代直到2020年，改革也搞了四十多年了，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才解决了农民贫困的问题? 这只是表明，我们解决农民贫困的问题就同生产的发展一样，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需要国家生产发展的积累。这么简单的道理，茅于轼不懂吗? 他到底是真的不懂，还是装作不懂? 他的这类说法就是用所谓后四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

虽然中央多次强调，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四十年，也不能用后四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但茅于轼就是要坚持他的我行我素，坚决地要用所谓后四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严格地说来，他并不是真的拥护这后四十年，只是要用后四十年的这顶帽子，而否定前三十年，这才是他的根本目的。他否定前三十年，就是要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其中还夹杂着用否定前三十年来否定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企图。

茅于轼所谓的改革，与我们党所说的改革，与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理解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所说的改革，是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片面强调私有化、资本化的所谓改革。在他看来，凡是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被改掉，都要用资本主义的东西取而代之，他才高兴呢。在他看来，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前三十年是要被否定的，就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要被他否定的，也是要用资本主义来取代的。

所谓改革好不好的问题，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光来看，改革当然很好，至少改革的主流是好的，是解决了很多问题的。改革在解放生产力方面，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但是对于改革本身，我们不能笼统地抽象地来进行讨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坚持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流，但不可否认，由于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干扰与破坏，由于有像茅于轼这样西方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捣乱和干扰，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也是走过弯路的，也是存在缺陷的。这很正常。我们不会因为存在这样的弯路和缺陷就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当然，也不能因为我们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就对这一类的干扰和捣乱视而不见，甚至还把这些干扰破坏视为改革的正确部分。

那些鼓吹取消公有制，鼓吹以私有制全部取代公有制的观念，就是茅于轼这类公知们提出来的。虽然他们的阴谋目的没有得逞，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失败是很不甘心的。他们还是一定要继续地捣乱与破坏下去。这是他们资产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讲到改革时，特别指出，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全会通过的《决定》，还强调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做优。这都与茅于轼嘴里说的改革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茅于轼和他的同伙们，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国有企业，否定公有制的。在前些年的国有企业的所谓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被严重流失，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这样的所谓改革，是在牺牲中国社会主义，在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类所谓打着引号的“改革”，是必须要受到批判，必须要得到纠正的。

茅于轼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捏造谎言，以偏概全，信口雌黄，就是一篇烂文。但是在有那么一些人的眼里，这样的东西是他们的宝贝，是他们抗衡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法宝。茅于轼不仅在诬蔑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也在诬蔑为中国社会主义付出艰辛劳动的广大中国人民。从他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他们这一类人是极为鄙视中国人民的。这也充分展现出这样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的丑陋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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