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5月1日发表题为《新自由主义阴影下的全球选举》的文章，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文摘编如下：

在世界各地，民粹民族主义正在抬头，往往由威权领导人引向权力宝座。然而，大约40年前在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政府精简机构、减税、放宽监管——本应是加强而非削弱民主。哪里出了问题呢?

部分答案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根本没有兑现承诺。在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在1980年至新冠疫情期间，人均实际收入(扣除通胀因素后)增幅比之前的30年下降40%。更糟糕的是，底层和中层人群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而顶层人群收入却在增长，而且有意削弱社会保障已造成更强烈的财务和经济不安全感。

年轻人担心气候变化会危及他们的未来，他们能看到，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国家一直未能颁布强有力的应对污染的法规。遗憾的是，这些失败并不令人意外。新自由主义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不受约束的市场是实现最优结果的最有效手段。然而，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占优势的初期，经济学家们也已证实，不受监管的市场既不高效也不稳定，更不用说有利于产生社会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方式。

新自由主义还厌恶征税，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冒犯：一个人有权保留自己的任何收入，不管他们是如何获得的。但是，即使他们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的收入，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却没有意识到，正是政府对基础设施、技术、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入才使之成为可能。他们很少停下来考虑，如果自己没有出生在法治国家，自己会获得什么。

反而那些最应该感激政府的人往往会最先忘记政府为他们做了什么。如果埃隆·马斯克和特斯拉汽车公司没有在2010年从前总统奥巴马治下的能源部获得近5亿美元的“救生索”，他们会是什么样子?税金是建立法治或者提供21世纪社会运转所需的其他任何公共产品所需要的。

当然，小政府的支持者会说，许多开支应该削减，包括政府管理的养老金和公共医疗。但是，如果大多数人被迫忍受不安全感和恐惧，担心年老时没有可靠的医疗和收入，社会就变得不那么自由了。如果要求每个人都多缴纳一点税金来为子女税收抵免提供资金，即使亿万富翁的幸福感会稍稍受到影响，但想一想，这会给一个吃不饱、看不起病的孩子的一生带来多么大影响。想一想，如果在成长过程中营养不良或生病的年轻人变少了，这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又将意味着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今年的多场选举中占据核心位置。在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带来了艰难抉择，不仅要在混乱和有序的政府之间作出选择，还要在经济理念和政策之间作出选择。

关于我们应该努力创建的社会，特朗普和拜登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一种情境下，不诚实、对社会具有破坏性的投机和寻租行为将盛行，公众的信任将继续崩溃，物质主义和贪婪将取得胜利;在另一种情境下，民选官员和公职人员将真诚努力地、在信任和诚信的基础上创建更具创造性、更健康的知识型社会。

当然，政治从来不像这种描述所显示的那么纯粹。但谁也不能否认，两位候选人对自由和良好社会的特质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的经济制度反映且塑造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公开支持一个自私的、歧视女性的骗子(或者认为这些只是小缺点)，我们的年轻人就会吸收这一信息，我们最终将面对会有更多的无赖和机会主义者上台。我们将成为一个信任缺失的社会，从而也不会有运行良好的经济。

最近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离开白宫仅仅3年后，公众就已经忘掉了其领导的政府的混乱、无能和对法治的攻击。但我们只需看看候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具体立场就能意识到，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重视全体公民、努力为其创造途径以使其能充实且心满意足地生活的社会中，作何选择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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