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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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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自述:当年到任重庆是如何战胜烂尾楼的?

黄奇帆新作自述:

从上任之初的遭遇战说起

2001年10月12日,星期五,是我到任重庆市副市长的日子。当时的重庆,GDP(国内生产总值)仅1 900多亿元,财政收入不到200亿元,正处在底子薄、矛盾多、任务重的发展“破冰期”。上任后的一年里,许多急事、难事接踵而来,考验着我这个“新官”。得益于多年形成的重组思路和实践经验,我不回避矛盾,迎难而上,见招拆招,将矛盾一一化解。至今回忆起来,过往种种情形仍历历在目,令人回味。

一、点金烂尾楼

一座烂尾楼,36次上访

重庆市委、市政府毗邻办公。报到当天,我路过市委大院,只见门口围着两三百人,黑压压一片,明显是上访的。把自己安顿好后,我顺口问了一句:“这些上访群众是从哪里来的?”马上有人回答:“是地铁中心花园的上访者。”

过了大约一个月,一天下午,我正在单位办公,忽然听到市政府门口吵吵闹闹,起身一看,又是一堆人围着。一打听,还是地铁中心花园的上访者。

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怎么还没解决?于是,我把当时分管稳定的办公厅副主任叫到办公室。他说:“这个地铁中心花园是1992年开建的房地产项目,包括高层住宅、写字楼和商铺。1997年,由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成了烂尾楼,1 000多户居民的钱套在了里面。为了讨说法,随后4年里,他们36次到市委、市政府上访。市政府有关副市长、秘书长,大大小小的协调会开了不下20次,大家都感觉很棘手,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只能暂时把老百姓劝回家。可问题得不到解决,过一段时间老百姓又会来,如此反复,成了老大难。”

听了他的简要介绍,我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烂尾楼坏账造成的信访积案,就接着问:“按照你掌握的情况,这个项目是否存在严重的资金‘跑路’,就是开发商有没有拿银行贷款去炒股、赌博,造成项目亏空?构不构成刑事案件?”这位同志回答:“开发投资量与实物量大体平衡,开发商的资金基本沉淀在项目上了。”

开发商玩的是“空手道”

我当即决定:“你通知项目相关单位,包括银行、施工单位、房管局、重庆市建设委员会(简称市建委),还有法院、公安等方面的同志,今晚七点半开会,我先听听情况。”

晚上七点半,我一进会议室,就看见房间里满满当当坐了70多个人。我之前只是说“相关单位”,怎么会有那么多相关单位?原来这件事前后协调了20多次,各方面的单位、部门都搅了进来,全成了相关单位。

见状,我就让大家分别发言,报告地铁中心花园纠纷的来龙去脉。

原来,地铁中心花园的开发商是个小老板,玩的是“空手道”,其本身资本金不足,完全靠负债造楼。这个项目位于解放碑,建筑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1992年,重庆工程造价比沿海地区低得多,每平方米仅2000多元,整个项目建完要花2亿多元。那么这个小老板是怎么运作的呢?

首先,征地动迁要补偿。他跟居民说:“暂时先不补偿,你们到亲戚朋友家里借住,等3年后房子造好了,我给你们分新房。3年过渡期里,我每年再给你们动迁费15%的高利息。”既然有钱拿,将来还能住新房,那么动迁居民自然乐意。而且,最初3年,大家确实拿到了高利息,所以相安无事。

其次,工程建设要花钱,他就用土地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银行答应贷给他1.64亿元,但要求利息必须是15%,而且放款之初就扣一年利息,即2 400多万元,这就是俗称的“砍头债”。他饥不择食,当即答应,从银行拿到了1.4亿元。

最后,还差6000多万元,他就搞售房返租,承诺20%的回报率,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非法集资。于是,800多户购房者上了套。

等勉强凑够了2亿元,他就开工搞建设。但房子刚刚建到七八层时,建筑施工就用了1亿多元,而支付给动迁群众、售房返租户和银行的高利息,又用去几千万元,因此资金很快就见底了。1997年,银行见开发商连续两年都不能还本付息,遂起诉到法院,申请冻结资产。这样一来,开发商彻底变成了穷光蛋。老百姓的高利息没了着落,就找他算账。后来发现找他没用,就开始到政府上访。这个项目涉及1 000多户老百姓,3000多人,每次只要出动10%,就是300多人,足够“包围”市政府了。因此,1998年以后,关于地铁中心花园的集访就没间断过。

惯常办法行不通

其实,这件事性质很明确,就是项目业主骗了百姓、坑了银行。按照惯常思维,有两种办法。一是把开发商控制住,强制开发商还钱。但现在开发商没有钱,抓了也没用,死扣还是解不开。二是为了社会稳定,政府出钱兜底。但当年市级预算内财政收入还不到100亿元,财政本来就吃紧,没钱兜底。再说,政府有钱也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毫无道理。既然两条路都走不通,事情就僵住了。大家都想解决,但都束手无策,开了20多次协调会也没能破局。各方胶着,都没有办法。

打破僵局只能靠重组

我边听大家发言,边思考。地铁中心花园位于重庆最好的地段,如果10万平方米的房子能建造好,当时可以卖出4亿多元,是物有所值的。但问题是,开发商东拼西凑的2亿多元,其中一半以上付了各种高利息,现在还拖欠银行贷款本金1.64亿元、拆迁户补偿款和售房返租户购房款1.2亿元、施工单位工程款3 000万元,加上1997年以后拖欠的银行利息和老百姓的利息、租金6 000多万元,总共是约3.7亿元。同时,要建好房子,后续还得花6 000万元。如果有人接手,总计需要投入4.3亿元,而房子卖完大体可以回收4亿多元,基本没的赚,哪有人肯干?

重组追求的是多方共赢,任何一方的利益严重受损,重组都推不动。具体到这个项目,战略重组者是“救生员”,即便不求赚大钱,起码也要有利可图;银行贷款是国家资产,也不能血本无归;老百姓挣钱不易,更不能让他们承担坏账。按照这样的逻辑,我提出了解决方案。

第一,银行贷款本金要收回,但高利息取消。面对空手套白狼的房地产商,银行违规放高利贷,搞的还是“砍头债”,本身运作就不规范,理应予以纠正,使其受到惩罚。而且,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拍卖烂尾楼所得的款项要优先清偿老百姓和工程队的欠账。那样的话,银行1.64亿元贷款的本金清偿率可能低于10%。所以,我告诉银行,这个企业是个“要饭”的企业,如果重组,银行还有可能收回本金和国家法定的正常利息,就别指望收取高利息了。那天,经过认真的讨论,银行接受了100%还本保息的方案。

第二,拖欠施工单位的3 000万元工程款必须如数偿还,否则就会出现欠薪连环套。对此,施工单位当然满意。

第三,足额偿还老百姓的1.2亿元补偿款和购房款,但15%~20%的高利息不能作数。按照中央治理金融“三乱”的清偿政策,对售房返租户只能还本。拆迁户则按照补偿款加银行法定利息来清偿。因此,如果老百姓曾经有3年收到过15%~20%的利息,那么必须从补偿款里抵扣回来。总体上,归还老百姓的部分,连本带息大概是1亿元。

这三个减法算下来,项目债务就由3.7亿元“消肿”为2.1亿元。战略重组者只需支付2.1亿元就能拿到产权,之后再花6000多万元把房子建好,总成本也不过2.7亿元。而建好的房子出售时,应该可以卖到3亿~4亿元,总体上有利可图,重组者自然就有动力。

这个“烫手山芋”国企要先接

重组思路定了,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找人接盘。按理说,处理烂尾楼有利可图,如果有民营企业老板愿意挑头,肯定首先让民营企业来做。但当时没人相信烂尾楼里有“黄金”,都认为这是“烫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否则,问题早就解决了,老百姓也不用经年累月地上访,市政府更不用一次次开会协调。

其实,这样一个矛盾多、问题复杂的烂摊子,也只有让国有企业来接盘才能“普度众生”。当时,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城投公司)的负责人就坐在我对面。他也是刚到城投公司不久。我对他说:“这2.1亿元你出,明天就把楼盘接过去,春节前先还掉欠1 000多户老百姓的1亿元。”这位负责人听了我的指令,看起来很惊讶,明显不愿意蹚这趟浑水。他说:“黄市长,你不了解情况……”我打断他的话:“过去不了解,现在了解了,你按指令办就行了!”

他本来还想说什么,听我这么一说,面对我这个新来的副市长,也不好再开口。其他人也不再说话了,只是暗自交头接耳。

短短一个多小时,我就做出这样的决定,现在回想,当时很多人肯定觉得这个决定是轻率的,甚至是荒唐的。

重庆市资料图,图文无关

结局皆大欢喜

这件事是2001年11月中旬定下来的。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欠老百姓的1亿元被陆续分发到了1000多户老百姓手中。

到了2002年1月,我印象中正好是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地铁中心花园的拆迁户再一次来到市政府。他们送来了一块匾,感谢市政府帮他们讨回公道,了却了多年心愿!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来访,这件事从此风平浪静。

后来的事情还有一点戏剧性。实际上,城投公司并没有真的掏出2.1亿元现金。清偿老百姓的1亿元,当然是城投公司直接掏腰包。然而,欠银行的8000多万元,由于债务主体变更了,银行对城投公司这个新业主很有信心,不急于马上收回贷款本金,甚至还愿意再借给城投公司几千万元,帮助其把楼建造好,城投公司可以等房屋销售变现以后再还钱给银行。拖欠建筑施工单位的3000万元工程款,由于施工单位不着急要钱,只要求继续承建工程,这样施工单位最后拿到的钱远不止3000万元。所以,城投公司真正需要立马掏腰包的,就是给老百姓的1亿元。城投公司通过处置这个烂尾楼项目,还赚了一笔钱。最后,这成了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这样一个具体的重组操作,解决了一个久拖未决的信访积案,既给市委、市政府分了忧,又指挥国有投资平台救苦救难,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

由点及面的大突破

其实,当时像地铁中心花园这样的烂尾楼,重庆主城就有70多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120多个“四久工程”里占大多数。它们积累了200多亿元的银行坏账和大量的社会矛盾。2001—2002年,当你站在重庆万豪酒店的楼顶时会发现,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地区,几乎每座高楼周围都有四五座烂尾楼。地铁中心花园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普通案例,但它的成功处置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自此,国有企业开始介入烂尾楼处置。当看到国有企业处理了10多座烂尾楼以后,民营企业也发现,烂尾楼并不都是“烫手山芋”,处置过程中也有“黄金”,于是纷纷跟进,后来就连一些外资企业如摩根士丹利也介入进来。在此后的两三年里,重庆的烂尾楼通过债务重组被快速消化,最后变成了一处处亮丽的城市风景。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提标

配套费标准15年未调整

我刚到重庆时就听说,全市财政体量很小,2000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约为87亿元,机动财力也很弱,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加起来一年只有3亿元。当时,重庆每年房产在建量约为1000万平方米,城市配套费只收1亿元,与上海每年上百亿元的规模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当时认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重庆的配套费标准过低,大概44元/平方米,即便全额征缴,一年也就4亿多元;二是配套费减免权的管理失之于宽,操作不够规范,相关委办局常常以减负的名义无序操作。结果,2000年实际征收的配套费才1.16亿元。

我到重庆半个多月后,即2001年11月初的一天,时任市建委主任找我汇报工作。他抱怨说:“重庆的城市配套费标准定于1986年,之后15年一直没调整过,已经明显偏低了。市建委两年前提出调整标准,可是各个方面反复研究,就是没有定论。”我问:“为什么一直定不下来,症结在哪里?”他说:“大家普遍认为调标会影响发展环境,推高房价,因此多数人不赞成。同时,还有人认为,应该在原来8个单位的基础上,再加入几个单位参与分配。于是,大家就陷入了争吵,拖了两年都没动静。”

配套费定价要遵循市场逻辑

我跟他说:“城市配套费大概44元/平方米,本来标准就低,你不通过提标来增加收入,反而眼巴巴地盯着一块既有的‘ 小蛋糕’,大家切来切去,怎么可能分得均?这么一点钱都不够8个单位分的,竟然还要再加几家,这真是匪夷所思。”

其实,这是搞错了城市配套费的定价逻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建设项目建筑面积计征,专项用于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供气、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筹集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如果配套费标准过低,那么城市水电交通、消防安全、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跟不上,建造出再好的房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反之,如果适当提高标准,把城市基础设施搞好,那么开发商和老百姓都能受益。其中是有市场逻辑的,配套费定价应该遵循这个逻辑,而不是背道而驰。按照房地产业的规律,城市配套费一般应相当于房价的6%。1986年,重庆房价每平方米才几百元,配套费标准定成大概44元/平方米当然没问题,也符合现实规律。但现在是2001年,全市房价已经涨到了1700元/平方米,按6%的标准计算,配套费应该在100元/平方米左右。考虑到未来发展因素,标准定成110元/平方米都是合理的。

听了这套理论,这位同志茅塞顿开,连忙跑回去研究。不久就送来一份报告,请求把配套费标准调整到110元/平方米,并提请市政府常务会审议。11月4日,配套费提标方案启动讨论,物价局局长首先提出异议,他的理由是配套费上涨,房价也会跟着涨。我分析说:“按经济逻辑,目前重庆城市配套费本来就该收110元/平方米。重庆周边的大城市,如成都、长沙、武汉、西安的配套费都大概为100元/平方米,唯独重庆还是15年前的标准,即1986年的大概44元/平方米,这很不合理。如果你不提标,那么本该政府多收的大概66元/平方米,就会落入房地产商的腰包。房地产商即使多赚了钱,也不会压低房价。但是,如果政府手里没钱,那么想为百姓做事也是有心无力的,城市配套就做不到位,老百姓即使住进新房也无法正常生活,从而怨声载道。如果提高标准,让房地产商把该交的钱交上来,也不会贸然提高房价,市场有市场的规律。再说,如果政府拿到这笔钱,那么会100%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改善城市环境和群众生活。”物价局局长一听有道理,转而支持调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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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当天通过,次日就执行

这样的讨论持续了一周,到了11月10日,大家统一了意见,初步确定了调价标准、新的分配原则和加强配套费减免管理的相关意见。11月13日,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了这个方案。在大家表决后,我特意说了一段话:“配套费提标属于重大价格调整,应该今天通过,明天就宣布生效。否则拖上一两个月,房地产商听到风声,就会在提价前扎堆报批开发项目,势必会造成政府规费损失,甚至可能出现灰色交易,诱发腐败。”市长非常支持我的意见,当天签批后就报送市委签批。

2001年11月14日,调标方案正式实施,重庆城市配套费由大体44元/平方米调到了110元/平方米,每平方米涨了大概66元。与此同时,加强了政府相关部门不得随意减免配套费的管控制度。次年,全市配套费收入猛增到近10亿元,极大地支持了当时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蛋糕”做大了,重新切分就变得更顺利,原本想参与分配的单位也都如愿以偿,各单位分配比例也得到了很好的平衡。

2015年前后,重庆每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就有2 000多亿元,可能感觉增收10亿元不算什么稀罕事。可是,2002年重庆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100亿元左右,可谓“吃饭财政”,因此当时通过城市配套费的合理调整增收10亿元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市政府手头顿时宽裕不少。

三、李家沱大桥债务重组

荣智健讨债来了

2001年11月12日,正当我研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问题的时候,中信泰富集团主席荣智健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1997年他在重庆出资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亿元,以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修建了李家沱大桥,当时他跟重庆市政府商定20年经营权,每年税后固定回报率为14.5%。项目开始的头两年,市政府正常付款,可是自2000年起他就没有收到钱了。我在上海工作时跟荣智健打过交道。他听说我调任重庆,就写信过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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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荣智健的信,我不由得眉头一皱。当年,这种约定固定回报率的BOT融资项目,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很流行。政府和企业签约时,往往按照银行基准利率加上20年贴现率3.5%,再加上2%~3%的投资利润,来承诺固定回报率。一般而言,每年10%~12%的固定回报率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李家沱大桥BOT项目的条件有些苛刻,每年税后的固定回报率达到14.5%,即税前在17%左右。也就是说,重庆每年要支付给中信泰富1.3亿元,而且是连续支付20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刚过,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8次降息,中长期贷款利率仅为5%。这样算来,重庆太吃亏了。

于是,我找来市建委主任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家沱大桥建成于1997年,之后每年大约收取过桥费1400万元,其中400万元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和各项维护成本。1998年,市政府向中信泰富支付首笔1.3亿元时,就拿不出钱,只好向银行贷款偿付。1999年,挪借了其他资金来偿付。到了2000年,资金彻底没了着落。算下来,到2001年底,重庆市政府欠了2.6亿元。

弄清细节后,我当即把市财政局等部门的同志也找来,一起做内部专题分析。假如向银行贷款8亿元,期限20年,那么按5%的年利率计算,每年还本付息约7000万元。假如贷款10亿元,将中信泰富的8亿元本金和2.6亿元欠息一次性还清,那么今后20年每年还本付息也不过8 000多万,远低于向中信泰富承诺的每年1.3亿元。既然如此,宁愿向银行贷款,以低息贷替换高息贷,20年能省下10亿元的融资成本。

跟荣智健谈判

如果能够实现债务重组,城投公司就可以接盘做李家沱大桥的业主。于是,我找来城投公司的负责人说:“现在派你到香港跟荣智健谈判,给他两个选择:第一,我们愿意遵守原来承诺的利息,但要将8亿元本金和2.6亿元欠息一次性还清,终止BOT协议,收回李家沱大桥的权益;第二,如果保持原投资模式,就得把固定回报率降下来,现在银行利率是5%,加上20年贴现率3.5%,再加2个百分点的利润率,我们能够接受的税后固定回报率是10.5%。”

随后,城投公司赴港谈判。中信泰富最终选择了第一个方案,接受连本带息一次性偿还,但要求必须在年底前还清。

为重庆节省了10多亿元

收到消息,我马上找银行借钱。当时找的是建设银行重庆分行。由于贷款数额较大,分行行长向总行紧急报告,报告里提到,重庆市新上任的副市长黄奇帆,提出贷款10亿元偿还李家沱大桥的债务重组方案。建行总行经研究后认为,该债务重组方案风险可控,较为可行,很快批准了这个贷款请求。

虽然贷款资金到位了,但还得换汇,我直接跟国家外汇管理局打电话汇报了沟通事由,得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支持,特事特办。就这样,2001年12月底前,重庆结清了跟中信泰富的债务。

这件事让这位城投公司负责人印象深刻,后来他经常念叨:“通过李家沱大桥项目的债务重组,重庆前前后后节省了10多亿元的城建资金,还有效避免了政策风险,确实是一记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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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交集团转企改制

200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我收到一份报告,是关于重庆公交集团转企改制的。市委主要领导跟我提过这件事,说公交集团事业转企业改革推进得不够顺利,拖了两三年,也没有达成共识,要求我抓一抓。

三大分歧阻挡了改革

随后10天里,我把近两年关于公交集团转企改制的报告通读了一遍,寻找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对于公交集团由机关事业单位转为企业的这个改革大方向,各方面没有异议,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原有亏损怎么处置?由于城市公交具有公益性,重庆公交集团当时已连续亏损5年,政策性亏损额达到5.5亿元。对于这笔坏账,公交集团的意见是由财政兜底,等补足注册资本金后再推动改革。但市财政没有钱,所以反对,认为亏损不该由财政承担。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第二,转制后票价是否调整?具体包括月票要不要涨价,对老人、残疾人、学生、军人的优惠是否继续,等等。一方认为,重庆公交10年没调价了,理应调整;另一方认为,重庆经济落后,老百姓很穷,不能调价,如果要调价,就必须开听证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调价一事就陷入了僵持状态。

第三,下岗职工如何安置?安置下岗职工要花费一两亿元,但这笔钱该由谁来出也无法明确。此外,公交集团转企改革以后,依然存在政策性亏损,那么财政是否应该继续补贴?大家也莫衷一是。

由于无法厘清这三个问题,公交集团转企改革一拖再拖,延误了两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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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复杂问题分解为简单问题

把阻碍公交集团改革的前因后果梳理一遍后不难发现,这个复杂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简单问题,再经过仔细琢磨,发现这三个问题其实都算不上大问题。事情想清楚后,2001年12月20日,我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针对三个问题谈了意见。

第一,关于处置5.5亿元亏损,我认为,这不是改制的前提条件。当时,公交集团账面净资产有12亿元,既然亏损了5.5亿元,那就减掉5.5亿元,新注册一家资本金为6.5亿元的公司。这样也可以正常运行,何必非要等财政补上亏损再注册呢?

第二,关于票价调整,重庆的公交票价近10年都没有调整过,确实该调整了,但必须通过听证会,社会接受了再报市政府审定。同时,原有的惠民政策坚持“三不变”,即60岁以上退休职工免费乘车政策不变,复员军人免票政策不变,学生、残疾人等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变,不能因票价调整造成优惠政策缩水。

第三,关于职工下岗安置问题,政府该给的政策、该拿的钱,照规定执行,而且公交集团可以转让变现部分资产,用于冲抵坏账和填补社保缺口。同时,公交专营权包括公司牌、线路牌等国家资源,可以作为无形资产免费注入公交公司,今后城市发展中新增的公司牌、线路牌统一拍卖,所得可以用于公交场站建设。至于大家担心的转制后的政策性亏损补贴是否会因重组而中断,则可以先给一个过渡期,继续执行原定的5年扭亏目标,剩下3年里继续执行原定每年补贴7000万元的政策。

就这样,运用重组思维,一个拖了两三年的问题迎刃而解。随后一周,大家就达成了改革共识,形成了重组方案。

重组成效立竿见影

2001年底,重庆公交集团转企改革正式启动。2002年3月,重庆公交控股集团挂牌成立。2003年,集团扭亏为盈,补齐了职工养老保险等福利欠账,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经过10多年的发展,重庆公交集团的面貌焕然一新,已由成立时净资产不足7亿元、资产负债率90%以上、只有2 000辆破旧不堪的车辆的小企业,成长为一家净资产达上百亿元、资产负债率不到40%、每年盈利过亿元、拥有上万辆新车的大集团。改革的顺利推进,使其成了一家排名全国前列的公交公司。

五、实施“生命工程”

一年5辆大客车翻下悬崖

2002年是重庆交通事故多发之年,当年发生了5辆长途客车翻下悬崖,造成上百人死伤。每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市里就开一次会,通报批评、安全检查、治理超限超载,然后处分一批干部。这边还没喘口气,那边又发生一起事故,接着又是开会、大检查、查处干部……如此恶性循环。

在危险路段装防撞护栏

2002年8月,为了完成市委主要领导交办的“8小时重庆”收尾工作,我深入区县调研。半夜里,车子在通往巫溪县的路上行驶,两边全是几十米甚至几百米深的悬崖峭壁。我强烈地感觉到,重庆辖区87%是山区,几千公里的道路修在悬崖峭壁上,每天几十万辆车在这样的路上行驶,如果没有很好的防护设施,那么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翻车事故。仅仅依靠制度设计、思想工作,或者管理要求,很难根治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主观责任的问题,所以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在基础设施硬件方面下功夫。

于是,我跟随行的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简称市交委,2018年更名为重庆市交通局)负责人说:“高速公路的防撞护栏可以有效减少交通事故,现在,高等级公路旁边的水泥防撞墩基本是摆设,只能起到警示作用,应该考虑在危险路段安装类似于高速公路上的防撞护栏。我上个月下基层,到黔江区调研,发现一些重要的二级公路上设有这种防撞护栏,应下决心推广这项措施。”他认为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用重组思想解决资金难题

回到主城,我立即召集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用两年时间,在全市域范围内高等级公路的所有危险路段都安装防撞护栏,将其作为“生命工程”来抓。但是,抓好这件事的关键在于钱从哪儿来?

当时我们测算,修建一公里防撞护栏的成本约为14万元,如果高差超过6米的悬崖陡坡路段全部装上,全市大约要修建5000公里,预计需要投入七八亿元。那么钱从哪里来?我当时决定从四个方面予以筹集。每公里防撞护栏的修建费用,由市政府补贴4万元,负责修路的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高投司)承担4万元,区县政府负担4万元。在修建防撞护栏方面,区县政府很有积极性,因为重大交通事故处理遵循属地原则,一旦出事,区长和县长是要受处分的。

但是,还有每公里2万元的费用没有着落,怎么办?我们考虑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理由是:长途客运车辆和乘客都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如果发生一起重大事故,保险公司往往要赔偿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遇上重大恶性事故,甚至要赔偿上亿元,保险公司出少量的钱参与修建防撞护栏,是“花钱买平安”,从成本收益看也划算。而且,政府也不是强迫企业出钱,而是按市场规则办事,即在组织重庆公路客运保险业务招标时,把承担每公里2万元的防撞护栏费作为前置条件,企业愿意承担的话再参与竞标。

就这样,从基本面上思考问题,从根本上分析原因、寻找办法,再辅之以资产重组的思想化解资金难题,一个长周期、大范围广泛存在的问题就得以顺利解决。这种工作方法,也是我在重庆能够举重若轻地解决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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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来重庆开现场会

由于方案设计合理,防撞护栏安装工作推进顺利,两年内,5000多公里危险路段的防撞护栏即安装完毕。后来,这项措施转变为重庆的公路安全标准,重庆所有的新建高等级公路,甚至通乡通村公路的危险路段,相继普及了防撞护栏,安装总长度超过1万公里。由此,重庆杜绝了悬崖翻车事故,即便有车辆撞上护栏,也会被弹回来,不至于翻下悬崖。当然,如果撞上护栏,车辆所属公司和司机要赔偿护栏维修损失,实践中,这笔救命钱没有出现过赖账的情况,他们都乐意支付,因为护栏救了他们的命。

关于防撞护栏,还发生了一件巧合的事。巫山与奉节交界处有个叫龙王淌的路段,海拔1200多米。在安装防撞护栏前一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九,一辆从深圳开回来的车在这段公路上翻下悬崖,发生了伤亡事故。安装“生命工程”后,在同一个位置又出了一次事故,但防撞护栏把客车挡在了悬崖边上,因此救了一车人的性命。

后来,针对在山区二级公路大规模安装防撞护栏的做法,交通部专门组织在重庆召开现场会,进行全国推广,这成了全国内陆崇山峻岭地区改善交通系统安全的一个经验。

六、消除闹心的堵点

一间破房子把路堵了4年

一个个棘手的问题,让我这个新任副市长忙得不亦乐乎。2001年12月30日,再过一天,就是我到重庆的第一个元旦了。我决定自己开车出去转转。

汽车驶上黄花园大桥,准备往江北开。大桥是双向六车道,起初,车子跑起来很顺畅,但没多久就堵在了桥上。马路对面,来车方向也堵得一塌糊涂。看样子半小时都动弹不了,索性我就把车停靠在路边,出来看看情况。原来尽管黄花园大桥和江北的路都是双向六车道,但是大桥与江北的路的连接部分,居然有500米左右的路段少了两车道,只有四车道,形成了一个“瓶颈”。

我问过旁边的司机朋友才知道,这里天天堵、月月堵,已经堵了4年了!

走到堵点附近,我发现“卡脖子”的是一个凸起的小山包。上到半山腰一看,上面有间小房子,一边是厕所,另一边是储藏室。就是这间小房子把路堵了整整4年。小房子跟旁边一所学校相连,一看就知道是动迁留下的“尾巴”。

开了几次会都没解决

摸清情况以后,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12月31日,我把建委主任、规划局局长、国土局局长和江北区的负责人,一股脑全叫到了办公室。我说:“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地方堵了4年了?”

他们都说:“知道。”

我说:“眼看着路堵成那样,你们怎么不协调?”

他们说:“房子属于市商委下面的一个高职学院,是拆迁留下的‘尾巴’。对于这个小房子,市国土局的意见是就近选址安置,再补偿1600万元,但学校要价6000万元,双方开了几次会都谈不拢。这件事,有分管商业的领导和商委给学校撑腰,城建口的同志很为难。于是,就这样协调了几年,成了现在这样。”

我气得拍了桌子

这番话气得我把桌子一拍:“你们学过‘三讲’没有?都学到了什么地方?学习‘三讲’是要入脑入心见行动的,绝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什么叫讲政治?老百姓堵了4年,不是偶然堵,而是天天堵,干部却熟视无睹,这就是不讲政治!什么叫讲大局?领导干部应该有点起码的系统工程理念,整条路都是双向六车道,就那个地方是四车道,少了两条车道,有没有一点系统工程的基本常识?有没有一点大局观?什么叫讲正气?一个事业单位,全然不顾大局,要挟政府、坑害百姓,政府内部还互相扯皮,罔顾老百姓被堵了4年的事实,哪有正气可言?”

这件事的情况很清楚,原有补偿方案也科学合理,不必再开会讨论。于是,我当即指示,规划局当天下午发布动迁公告,国土局按原定的“占多少补多少、就近选址安置”原则对学校给予补偿,江北区负责具体落实。同时,我也交代市建委通知学校,如果在元旦放假期间就把堵点的房子拆除掉,市政府除了按正常标准补偿1600万元外,另加500万元加班费。其他不合理要求,一概不予考虑。最后,我还补充了一句:“如果到1月5日还没动迁,你们集体做检讨!”

重庆市资料图,图文无关

5天之后的检查

元旦假期结束后,1月5日,我乘晚班飞机回到重庆。回宿舍要经过那个路段,我就专门去看了看。工地上灯火通明,原来的小房子和小山包全部拆除了。

学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国有事业单位,如果因为学生要在那里上课,暂时不能搬迁,可以另当别论。但是,用一个储藏室和一个厕所,以团体利益为筹码敲国家竹杠,这绝不容许。处理这种事,不能瞻前顾后,该干就得干。

这件事本身并不属于重组,但在重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类似不讲道理的利益主体。此时,政府要果断决策、快速行动,否则扯来扯去,很多有益于公众的事情就会被这类扯皮和要挟拖得不了了之。

七、三峡博物馆地下通道始末

2001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陪同书记、市长去人民广场附近,检查三峡博物馆的建设施工进度。三峡博物馆的前身为1951年成立的西南博物馆——在渝中区枇杷山,1955年更名为重庆市博物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三峡工程的上马和三峡移民的推进,三峡库区淹没搬迁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文物,要集中搬到一个博物馆去,原来的博物馆显然不够用。

1999年4月,重庆市政府决定新建一个博物馆,2000年9月,国办发文定名为中国三峡博物馆。三峡博物馆的馆址定在人民大礼堂的中轴线上,人民大礼堂、人民广场、博物馆三位一体,像一把巨型的琵琶。博物馆与大礼堂正对着,中间是人民广场,寓意两个不同时期的标志性建筑的历史对话,而人民广场又是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种设计理念,融入历史和社会的人文情怀以及老百姓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的确很有眼光、很大气。

这个博物馆,是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项目总占地45亩,总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地下1层、地上4层,共5层。总投资6亿多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拨了1.1亿元,三峡文物保护结余资金出了1.2亿元,剩下的3亿多元全部由市政府掏。2000年,重庆一年的财政收入为100多亿元,可机动使用的财力只有10多亿元,花这么多钱建设一个博物馆,负担的确很重。

博物馆腰部的大围裙

在博物馆施工现场,摆放了三块展板,其中一块是专门介绍博物馆设计方案的。按当时的设计,三峡博物馆并没有下穿道,而是门前有条通行汽车的主干道,二层加了一个大平台作为进出口。也就是说,博物馆出入口并不在一楼的地面上,而是在二楼的大平台,老百姓进出博物馆,需要通过三峡广场,再走很高的一段台阶。这样,三峡博物馆远远看着就像腰部围了一个“大围裙”,既不美观,也不方便老百姓进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原因就是博物馆门前地面下紧靠着一条四车道的公路,为了给过往车辆留出空间,只能增加一个二层平台作为出入口。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围裙”设计得不太好,问包叙定市长为什么不设计一条地下通道。他叹了一口气说:“三峡博物馆最初搞建筑设计的时候,几个招标的设计方案都有下穿道。后来,经过几个部门的测算,搞下穿道这边六七百米,那边六七百米,两边加起来就有1 500米,会涉及周边密集居民区的动迁,下穿道整体要花1.5亿元,但预算只有5000万元,钱不够,最后就只能路径不变,架空搞个进出口平台,穿上了这么个‘大围裙’。其实,这个方案在招标评审的时候,包括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时也提出应该是下穿道,但政府实在没钱,只能如此了。”他还跟我讲,如果有什么办法按预算只花5000万元就能把下穿道搞出来,他是非常愿意采用下穿道的设计方案的,毕竟这是大家最想看到的结果。

下穿道的斜率成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对于这样一个在我来重庆工作之前就既定的事实,如果我不当回事、听之任之,倒也没责任,但我既然了解了事情的原委,那么作为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协调好,了却包叙定市长心中的遗憾。

当天下午,我把建委主任、规划局局长叫到办公室,一起研究三峡博物馆下穿道的事情。我问他们:“为什么搞下穿道要这么多钱?”建委主任说:“根据城市规划设计,道路的斜率只能在3%以内,也就是说一条路如果有100米长,两头的高差最多有3米。下穿道的空间高度有十几米,如果按斜率3%来算,十几米拉出来,进出两边就差不多各需要六七百米,总共就有1 500米。”他接着说:“如果下穿道做成1 500米,就会涉及两处大体量居民区的动迁,就要多花1亿元。”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采用6%~7%的斜率,稍微斜得多一点,下穿道就短了,就能避开密集居民区的动迁了。”他们都说:“这是国家规范的标准,我们不能动呀!”我说:“重庆是个山城,城市中30%的上行和下行道路的斜率都在10%以上。尤其是市政府门口的几条路,斜率20%都有,车子照样开,为什么三峡博物馆不可以采用6%~7%的斜率呢?国家3%的斜率标准,是针对全国平原城市的一般规定,遇上我们这样的山城,到处都是坡坡坎坎,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的斜率比比皆是,三峡博物馆的下穿道采用6%~7%的斜率,就可以避开动迁密集的居民区。我们做事情,要实事求是,不能教条主义,不能刻舟求剑,这方面可以灵活一点。”就这样,大家统一了认识,即用6%~7%的斜率,使这条下穿道的整个长度两边各200多米,整体500米就行了。按照500米长度计算,两边的居民区动迁的问题就避开了,钱也够了。

这个方案一举三得:一是博物馆出入口从二楼改到一楼,老百姓进出博物馆可以走平台,不需要爬高坡;二是原来在博物馆两边拦腰搞个“大围裙”的形态消失了,使博物馆与大礼堂、人民广场三位一体、相得益彰;三是没有超预算,5000万元以内就解决问题了。这个方案形成以后,报给包市长,他非常高兴,立马让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并按此实施。

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同志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往往被一些条条框框卡得太死,而不会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件事只是从实际出发,将方案设计的边际条件调整重组了一下,就解决了问题。这说明讲究实事求是、讲究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是多么重要!

以上是我刚到重庆第一年迎面遇上的一些棘手事项,在协调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之余,我随手写了一些案头笔录、工作札记。现在回头来看,这些文字没有太多理论性,但还挺有趣。特置于此书前面,作为引言。

(本文摘编自《重组与突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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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晴朗的天 更新时间:2024-04-30 关键字:经济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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