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过后，为了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和重振中国经济，经济政策制定部门已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如大力鼓励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外资来华投资、降低贷款利率、刺激购房需求、活跃资本市场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甚至还采取了XX等“饮鸩止渴”的政策。也有不少人提出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落实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举措，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但自2023年这个时候以来，笔者就一直认为，上述措施将会收效甚微。理由其实很简单：自2008年底以来，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请注意是主要矛盾)，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供给侧，而是需求约束，即有货币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不足。目前刺激经济复苏的绝大部分措施仍停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定式之中，它不仅无助于解决中国经济的这个主要矛盾，反而有可能在较长时期使中国经济停留在所谓“L增长”的底部。

以大力鼓励发展民营经济这个呼声最大的措施为例。这个措施有三个问题。首先，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有货币购买能力的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大力鼓励发展民营经济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显然不能。其次，既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民营企业的贡献是大大的，那么，现在经济不景气了，怎么又说民营企业发展不够和营商环境不好了呢?难道民营经济的处境还不如高速增长时期吗?现在经济不景气是政府的民营经济政策造成的吗?最后，如果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能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为什么美国只有通过“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期间大幅度提高国家财政赤字率，才走出了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那时，美国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

2008年底以来的中国经济远比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国家“大萧条”时的状况好得多，但问题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有货币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然而，在应对“大萧条”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在当时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和“去库存”，因为这种“市场出清”的思路将杀死许多企业和加剧失业问题。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不从解决需求问题走出了“大萧条”。

“四万亿投资”旨在解决需求问题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因其严重缺陷所产生的问题引发了经济政策的大转向：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从而使供给侧紧缩成为过去十年我国经济不断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刺激经济复苏的经济政策基本上仍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所支配，这有可能使中国陷入“慢性经济萧条期”的危险。对于目前的中国，不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无论怎样鼓励发展民营经济都将是无济于事的。不打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定式，不突破财政赤字3%警戒线的教条，中国将在“慢性经济萧条期”的泥潭中继续挣扎很长时间!

我用“慢性经济萧条期”这个概念替代了“L型增长底部”这个概念。这是笔者在2022年10-12月阅读与凯恩斯革命相关资料时提出的概念。凯恩斯的思想有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最初是为了解决英国从1921年开始的慢性经济萧条，在“大萧条”的刺激下，才最终完成。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经济出口下降，失业加剧，经济萎靡不振，而英国政府试图通过降低工资和恢复金本位解决其困境。凯恩斯反对这些政策，这是凯恩斯革命的起源。目前的中国经济类似于当时英国的状况：出口长期下降，内需不足，有陷入长期“慢性经济萧条”的危险。因此，中国首先需要国家财政支出而非减税跨越“慢性经济萧条期”;然后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调整劳资分配关系，解决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最终以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即内需)为引擎，开启国内大循环经济的黄金时代。

总而言之，中国需要类似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和美国战时财政政策的新政。这种新政就是笔者在《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序言》中提出的“人民凯恩斯主义”，这个《序言》是去年这个时候完成的初稿，值此一周年之际，笔者撰写此文，呼吁经济政策的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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