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当前经济困难需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

田 磊

拜读刘国光教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能只强调非公经济而忘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何干强教授《守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守住国家安全的经济底线》后收获良多，颇有感触。两篇文章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观点，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作出了精彩分析。例如，刘文强调了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和保障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何文点出了公有制经济规模萎缩带来了两极分化、产能过剩、劳动者失业等经济问题，这些观点都为我国应对当前经济困难提供了合理化建议。

与上述文章相反，近些年来还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压力扩大、企业投资动力不足等问题的根源均在于公有制经济占比过高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提出只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劳动合同法》等保障劳动者的法律法规，放弃管控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中国经济就能轻松恢复15%以上的增速，就业压力也将不复存在。与刘、何二文相比，这些观点既不懂科学的经济理论，又不理解新时代中国面对的新的经济局势。

从经济理论来讲，这种观点只不过是机械套用最极端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美欧主流经济学界早已出现大量对这一理论的批判和反思，近些年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代表作往往包含大量与这种理论相悖的观点，认为这种“标准理论”是“不符合现实的”、“极端的”、“说服力不足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所谓专家却还对这种过时且无效的理论抱残守缺，实在令人费解。就算无法学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也应该及时跟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吧?

从现实经济局势来讲，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全球经济形势已经出现巨大变革，更没有看到中国为了应对这些变革应该作出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调整，我国也因此处于三期叠加状态。我国经济目前存在着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失业率较高、两极分化较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需求不足，产能就相对过剩;产能过剩，投资需求就不足，同时就业需求少，失业率就高;失业率高，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动力就不足，两极分化就会加剧;两极分化严重，由于高收入者在全生命周期的消费占总收入比重低于低收入者，所以消费需求就不足。这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正如何文指出的，这一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下降。换句话说，如果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我国将难以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

其一，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期重振投资需求要依靠公有制经济。想要打破经济下行的恶性循环，必须依靠逆周期的经济政策。美国在2008年危机后试图通过极度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却收效不大，虽然金融市场早已恢复，但实体经济仍然处于长期停滞状态。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指出，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实现逆周期调节。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应依靠政府负债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这对于我国有借鉴意义，同时要看到，当政府债务压力已经很大的时候，我国还可以依靠国有企业等公有制经济来进行逆周期调节，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政策工具。当投资回报较低时，私营经济企业家必然不愿意进行投资行为，这是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这就导致投资需求始终难以恢复。此时，只有不以逐利作为唯一目标的公有制经济可以根据国家政策逆势增加投资。因此，如果公有制经济规模继续萎缩，我国的宏观调控将失去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工具。

实际上，不仅逆周期调节要依靠公有制经济，而且一些利国利民的重大项目建设也只有依靠公有制经济才能实现。这是因为，这种重大项目虽然社会效益巨大，但前期投入多，建设周期长，融资难度大，私人资本参与意愿不强，或者参与后面临的风险巨大。对此，预言了美国会因金融不稳定性而爆发金融危机的海曼·明斯基曾指出：“私营企业无法为铁路和核电等资本密集型行业提供融资，这些行业的社会效益和成本并未反映在市场价格和成本之中。在这些行业中，必须实行公有制和公共经营;或许会显得矛盾的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并不适合于那些资本密集度极高的行业。”明斯基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私营资本局限性的思考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目前想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大力发展这种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果不鼓励支持公有制经济在这些产业中发挥自身优势，单凭私营经济可能恐怕事倍功半。有些人认为公有制经济只占据了不到10%的企业数量，却实现了接近40%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反映了公有制经济大都是大型垄断企业。这种观点其实没看到，恰恰是私人资本并不适合那些必须进行极大规模资本投入的行业，所以这些行业内的公有制经济才没有被“赶尽杀绝”。美英日等国在能源、交通等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产业进行私有化后的后果说明了私人资本在这些资本密集度极高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行业中，要么难以妥善经营，要么难以承担社会公共责任，这说明了私人资本的能力存在着界限。

其二，拉动内需要依靠公有制经济。何文中指出“放任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全社会起作用,结果必然造成相对过剩人口,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早已揭示的科学原理。”这很好地阐明了私营经济与失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压力增大时，私人资本首先会选择降低工资和(或)开除员工以维持利润，但这直接地降低了社会需求，并会导致经济压力的进一步增大。这一规律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就算是最先进的数字资本近年来在面临利润压力时也爆发出裁员潮就是证明。此时，也只有公有制经济可以暂时压低利润来保障劳动者的收入和就业，从而保障内需不会进一步萎缩。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当收入不变时，劳动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房屋，必然就有更多收入可以用于其他商品的消费，这种保障性建设实际上也提高了内需。这种从低利润率的项目必然也只有依靠公有制经济才能实现。

有人针对公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中劳动者收入与保障的差距，提出应该降低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的福利，这恰恰是走错了方向。中国想实现共同富裕并切实有效地拉动内需，真正应该做的是保障私营经济中劳动者的权益，提高私营经济中劳动者的收入。这种操作与私人资本的直接感受相违背，但却能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率并使每一个私人资本受惠。20世纪50-70年代的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中，美欧各国工会力量强大，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很高，例如美国只有在这一时期内劳动者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才达到与社会生产率相一致的水平，这为美欧各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工会力量被削弱，劳动者收入增速下降，美国甚至出现了劳动实际收入长期的停滞甚至减少，在这一时期美欧各国的经济增速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黄金年代的水平，甚至因为劳动者债务过高而酿成2008年经济危机。所以我国私人资本目前感受到的利润压力，不是劳动者收入太高而导致的，反而是劳动者收入不足，收入两极分化带来的。不幸的是，就算私人企业家看到这个道理，市场竞争的必然规律也导致无法依靠私人资本来实现内需的提振。

另外，反观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说明了发展公有制经济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积极意义。如前所述，美欧各国在上世纪中叶经历了30年的黄金年代，在这一时期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没有出现全面的经济危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不仅有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还包括国家对私人资本的严格管控以及公共资本占比的提高。美、法、德等国的公有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都在1950-70年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因此这一阶段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历史已经证明，国家资本主义在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方面显著优于全盘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那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要能够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出公有制经济在逆周期调节和拉动内需方面的独特优势，就一定能够率先打破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趋势。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为我国克服当前经济困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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