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前，疫情、地缘政治、逆全球化等多重压力下，国内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如何发展？增长点在何处？如何才能保持稳定增长？如何处理共同富裕理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近期，温铁军教授发表演讲，分析当前形势，提出一个主张：乡村和生态资源，正是应对资本过剩的“第三资产池”。

温铁军认为，我们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一是美国货币宽松政策带来的输入通胀，二是贸易冲突，两者结合来看，情况不可能比1989-1990年的境况好。而从内部看，则是上一轮快速增长后，房地产市场这个“第二资产池”在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问题爆发边缘，被政策控制、遇冷之后带来的资本过剩，银行存款大量增加，但贷款找不到好的项目。

他指出，国家要用7万亿振兴乡村，但现在没有很好的项目，那么就要继续推进乡村地区的“五通一平”，把基础设施建好，便于各种经济活动直通乡村。同时，在生态环境领域，许多潜在的资源可以成为良好资产，进入金融循环。可以把在建的省级产权交易所扩大到县一级，把各种乡村生态资源纳入融资考虑，这样既可解决地方招商引资难，也可解决银行放贷项目问题，从而使具有整体性、非标性、公共性的“空间生态资源”资本化，在县域内形成闭环，如此，才有望打造“第三资产池”。

资本过剩、乡村振兴与第三资产池

中国经济的第三资产池，在哪？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筑基固本，稳中求进”。我的发言“资本过剩、乡村振兴与第三资产池”恰恰就跟今天的主题相关。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我是国内学者中比较早讨论生产过剩危机的，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

在那个年代，在正式的文件中，连“资本”这个概念都还没有出现过，一直到1997年的十五大才把“资本”写进了中央文件里。

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在主流的理论体系中，来讨论我们是不是也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不是也有生产过剩。

而我由于理论功底太浅、受教科书的影响不深，也就没太在意教科书的那个体系到底要回避哪些概念，所以我就比较早地开始讨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1986年开始，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88年爆发了CPI高达18.6的通胀危机。而我是1987年开始讨论我们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第一篇相关文章发表在1987年某期《新华文摘》上。

大家都知道，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我当年提出这个概念算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此后又不断地在讨论，“生产过剩危机”是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讨论过的。

但今天我要跟大家提的不是一般意义的“生产过剩”，而讲的是“资本过剩”。因为“生产过剩”只是指的产业，而当我们讲到“资本过剩”时，主要指的是金融。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矛盾，跟全球最主要的矛盾——全球金融资本过剩是一样的，中国也进入到了金融资本过剩的阶段。

因此，从一般的生产过剩、产业过剩进一步发展到今天，当我们深度融入到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时，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矛盾其实是资本过剩。

而资本过剩跟资产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过去，我们遭遇到的第一次生产过剩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时，大量的海外订单被撕毁，当时中国已经形成的对外做消费品生产的沿海工业，受到了巨大冲击。

1998年，当时有相当多的企业难以为继，企业借款变成银行坏账，那时还没有股份制银行、私人金融，只有国有银行，金融不良率达到1/3以上。那次的生产过剩是明显的。

当年林毅夫就站出来说，我们所遭遇到的经济危机是典型的1929-1933年那场生产过剩危机。

他甚至提出，我们要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的中国版。当时他做这些分析、政策建议时，我是在现场直接听的，所以记忆犹新。

而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一般意义的生产过剩，而是资本过剩。从1998年金融危机后，经过20多年发展，我们现在的金融总量应该说已经是世界最高的额度。

大家也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些银行出现了“资产荒”的情况。我自己在银行工作了11年，现在还在银行工作着，我们遇到了存款大量增加、而贷款却找不到贷款头项的情况。

按理说，按照往年的情况，我们今年一季度就应该把全年贷款额度的一半放出去，但最后连1/3都不到。不少资金滞存于银行，找不到投资方向。

客观上来讲，这种情况是由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所造成的。在去年以前，55%以上的居民借贷投向了房地产、50%以上的企业借贷投向了房地产，尽管三令五申不能这样做，但各个银行都很难改变这种行为，因为大家都争着往地产里投。

过去我们的资产池主要是靠地产，特别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吸纳了大量的银行资金。因此客观上也造成了一种现象，几乎所有的头部地产公司都在做金融、都在加杠杆。

所以，我们说上一个资产池是房地产。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出现CPI数值上涨，主要原因不是货币发得少，而是因为房地产作为极富投机性、特别是极富金融组合投资和提高杠杆率的一个投机性领域，大量吸纳了社会上的各方面资金。

去年以前，我们的资本过剩主要是被房地产吸纳了，这点我们自己在内部讨论时，大家是不言而喻的。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企业界朋友，一定要理解这点。

那它最后为什么被释放了出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去年有要求——各个银行必须把大量投向房地产的贷款压到1/3以下，以后也不许再往上涨。

正是在房地产投机性投资大量增长、近乎于要出现美国次贷风险的节骨眼上，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直接干预这件事情，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没有像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那样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总体崩溃，而是压住了。压住以后，撤出的资金很难一下子找到新的投向。

所以我们说，现在主要的问题其实是金融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因调控而形成的金融过剩。当我们把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放在一起时，应该给一个新的概念，叫“资本过剩”。

那么，在资本过剩的背景下，还有没有新的吸纳资本投资的领域呢？有，乡村振兴。

所以在十九届五中全会这个确定未来5年发展规划的会议上，特别强调要改变投向，投入到乡村振兴这个新的领域之中。

客观地来看，我们从2005年已经开始了新农村建设，到2017年开始“乡村振兴”战略，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在乡村形成数以百万亿计的设施性资产。全国的设施性资产是1300万亿元，而集中在乡村的就有数百万亿元。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有效地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有机整合，为过剩金融资本找到下乡投资的路径，进一步形成资本的闭环运作，那么“第三资产池”是有可能被打造出来的。

解这个标题花了点时间，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拿出这么一个题目来，大家理解起来可能会有难度。

所以第一部分其实就是强调了一下中央所说的“底线思维”，它和我们现在遭遇的情况正好是一致的。中央前些年提出“底线思维”还是很有预见性的。

1989年，在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让所有在中国的西方资本全部撤出的那个年代，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过“两个不要怕”：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现在正是“两个不要怕”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1989年美国带领西方制裁中国，我当时在中共中央农村城市研究室承接世界银行贷款的工作小组里做技术工作。

那个时候，世界银行贷款是想去推动中国的制度转轨的。我们当时很清楚地意识到，世界银行给中国贷款、帮助中国缓解债务危机，要推进的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

这个贷款目的是想要推动中国按照西方制度来重塑自己的制度，所以这个贷款没撤，其他所有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西方投资全部撤出了。

所以应该说，今天我们遭遇到的美国带领西方国家进行制裁等行为，在1989-1990年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一直延续到1993年才有部分的缓解。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遇到的问题比较严重，它是在高速成长的工业化进程中突然发生的外资中断——所有对中国的投资全部撤出。中国当时由此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的衰退，这是上一轮制裁造成的结果。

那么，这一轮制裁会不会重复上一轮制裁的结果呢？恐怕不会比上一轮更好。

因为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很焦虑，我们焦虑是为可能遭遇的制裁而焦虑，全世界的焦虑客观上来讲，是因为全球金融资本过剩已经成为一个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白了就是因为2007年次贷危机转化为2008年金融海啸后，当时奥巴马政府出台的QE（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出了4万亿美元，其中60%流出美国，进入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直接造成主要原材料、矿产和粮食等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连带导致38个饥饿国家发生粮荒。

那一轮危机发生时，中国正好处在加快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所以我们那时大规模进口了高价的矿产、能源和粮食。

因此当时我们做政策研究的人就讨论说，这叫“输入型通货膨胀”，或者叫“进口通胀”，也就是说中国的大规模进口，帮助美国大量增发的货币消化掉了本来应该发生在美国的通胀，使得美国在大量增发货币的同时不发生通胀。

因此，当时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好的，它也不会说要制裁中国。

应该说，从那一轮量化宽松开始，美国就进入了量化宽松的单行道、没有U形掉头：

奥巴马不断地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特朗普上台遇到疫情打击后，直接给每户发4800美元的消费支票，发钱维持政府运转、发钱维持社会消费，所以也是量化宽松；到拜登接手后仍然是量化宽松。

所以美国从奥巴马救金融危机开始，2008年到现在的十几年时间，一直在维持着量化宽松的基本政策，大量造成了应该发生通胀的基础。

但它之所以没有发生通胀，重要原因在于包括我们在内的、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给它提供了廉价商品。只要消费者价格不上涨，它就可以把大规模增发的货币流向全世界。

我们国内的很多学者，不把美国进入到金融资本扩张阶段所采取的这些政策作为背景来分析，这就使得我们很多人的眼光只集中在国内，以为是我们自己国内的政策没搞好。

当年我们讨论应对“输入型通货膨胀”时，就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在输入型通胀和输入型通缩的压力之下，任何一个国家独立的国内宏观调控都是失效的，因为你控制不了那个大量增发货币的国家。

不仅如此，还得提出，不只是美国在推量化宽松，它还拉着它的西方盟友——欧盟、日本一块搞量化宽松，所以有美国版、欧洲版、日本版不同的量化宽松在向这个世界大量倾泻金融流动性。

这是今天世界危机的主要根源、是今天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社会公众都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焦虑感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今天的标题叫“资本过剩”，从一般的生产过剩到资本过剩，这是今天这个世界危机的最主要根源。这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大家应该知道，金融扩张，特别是在以美联储为主要货币政策当局这样一个体制下，它一定是跟政府的债务扩张直接捆绑在一起的。

我们看，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8000亿美元这么一个最高开支，而且还在增加。同时无论是军费开支还是其他的社会开支的增加，都得靠美联储去增发货币。

客观上来讲，这两者绑在一起就造成了金融泡沫和债务泡沫双扩张。

每当美国债务扩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演变成战争。大家都不用去多考虑战争爆发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演化成战争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军事是政治斗争最极端的表现，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

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军事冲突，乃至前不久发酵的台海局势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接下来我们要说，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认识上的混乱、舆论上的混乱，归因于什么？归因于二战后的冷战意识形态。

从布什政府时代开始，我们就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冷战声音，比如共产罪恶等，这些安排都是在老冷战时期就已经提出、并且运作过了的，而且运作的结果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有效的。

老冷战结束后进入“后冷战”，那就是美国跟欧洲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直到特朗普上台才明确表达，美国讲得很清楚，欧盟必须解体、欧元必须放弃，“因为欧盟就是我的敌人”。

所谓的“后冷战时期”，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欧洲国家因为就近可以使用自己的硬通货，去货币化原来苏联、东欧所留下的巨额实物资产和设施资产，因此形成了发行欧元的基础。

我当年自己一个人背着包走了7个苏东国家，去做调查研究。我很清楚地了解过他们在本地崩溃后，不得不使用西方硬通货来完成本国实体经济的货币化，乃至于后来在推进资本市场建设时，这个资本化过程也是外资完成的。

因此，欧洲得到了巨量经济收益、制度性收益，形成了欧盟、变成了一个整体，然后有了发行欧元的基础。欧元一问世就成了一个比美元币值要高的货币体系，因此发生了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的对抗性冲突，这叫做“后冷战时期”的主要矛盾。

现在中国成了“新冷战时期”的主要矛盾，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概念，没关系，大家可以存疑。

但是“新冷战”不是我们提出的，我们也不愿意加入，但“冷战意识形态”至今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软实力工具。所以如果美国和西方在试图打压中国的过程中，不使用这个一直就比较有效的冷战意识形态作为工具、作为软实力，那是它傻了。

它一定会用这个工具。所有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准备、不知道怎么应对冷战意识形态，那就意味着我们在软实力竞争中会屡战屡败。

国内目前出现一些意识形态的混乱、舆论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因为从业人员都没有经历过老冷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后冷战的实质是什么。

而且软实力是和巧实力相互配合的，在军事霸权的硬实力作用下，付出最小的代价，比如策动各个国家的内部矛盾，进而演化为社会冲突、甚至是动乱，然后“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软实力和巧实力的有机结合。

这两点在老冷战向后冷战过渡的时期，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我们今天如果不把这些事情提出来，就几乎很难理解今天出现的各种乱象。

乡村振兴是“压舱石”，该怎么看、怎么办？

在分析完过往的主要矛盾后，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今天中国的主要战略。

希望大家理解，为什么2020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定五年计划的方向时，特别把“乡村振兴”提出来、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压舱石”就是稳固基础的核心。中央强调的是练好内功、夯实基础，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实际上这给出了一个新阶段。

新阶段是什么？就是国内大循环以国内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主要需求导向，以国内大市场来拉动中国的投资转向——过去投向城市，现在投向农村。

要注意，就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相继开打以来，中央明确做出了一个新的投资规划——7万亿投资于“乡村振兴”。

但是，在还没有形成更好的投资方向前，先解决什么问题？基础设施。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是从2005年开始的，搞到2020年一共是15年，解决了全国所有行政村一级的“五通进村”，即“水电路气”加上宽带。

当年我们对外开放、搞14个沿海开放城市时，是“三通一平”；现在我们的乡村建设是“五通一平”，“五通进村”再加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平整土地。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乡村社会现在有了沿海开放城市的基本建设条件；那也意味着，现在的乡村社会有跟沿海开放城市一样的创业创新条件。

过去我们用15年时间完成了行政村一级的乡乡通、村村通；又经过“脱贫攻坚”战略，已经使得山区、高原乃至荒漠地区的行政村都完成了“五通进村”。

这次再投7万亿是要完成所有自然村的“五通一平”。那也就是说，要让所有的自然村达到跟沿海开放城市同等的基本建设水平，意味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直接深入到乡土社会的深处。

这些是今天强调“三新思想”（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基础条件。所以在五中全会召开后的2021年初，国家领导人做了一个三新讲话，强调我们已经进入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因此现在必须要有新理念。

今天我们国内舆论场上出现的一些混乱，在于没有理解什么叫做新理念。新理念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过去我们是资本短缺，现在进入到资本过剩阶段。在过往的资本短缺阶段，我们实行的一些政策是新资本政策，比如一些地方打出的口号甚至是“投资者是本地的主人”。

现在就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人民为中心”。从过去部分地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理念，到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一个重大的内涵性调整。

具体怎么发展呢？两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进而推动什么呢？用“两山”来推动数字化的生态乡村。

刚才有朋友问我，对数字农业、数智乡村（数字+智慧）怎么看？我说这个领域非常广阔。

在每个自然村（相当于生产队）都完成了基本建设的条件下，中国下一步如果能够把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发展方向、而不只是作为生态建设来考量的话，那我们就有可能以生态化的发展改出原来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化发展模式。

今天这个世界存在着全球焦虑，主要是因为金融资本的全面过剩。如果我们能够把过剩金融转到生态化建设中，就意味着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资产池。

目前，县一级银行普遍存在着投存过剩、存差比较高的情况。什么意思？就是有钱用不出去。

所以我不管到哪儿都跟地方干部说，你们不用出去招商引资，只要做好自己的制度设计，你们的存款完全足够用于产业改造。这件事也不用多讲，只是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以前的经验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刚才讲到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时，我们的金融机构出现了1/3的不良率，远远超过当时《巴塞尔协定》给定的8%的资本充足率。按说这些银行都应该破产。

但我们当年的特点是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当年财政、银行不分家，于是财政直接出面把银行所有不良资产直接剥离，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这些不良资产。

因为只要经济高涨，许多不良资产最终会变成可变现资产。从那以后，一步步改造，目前我们的大型国有银行排在世界前十位的有6家，前4都是我们的——中农公建。

当年是国家财政和银行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从1998年开始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从而打造了“第一资产池”。经过20多年，我们“第一资产池”的资产规模已经是数以千万亿计的。

又由于当年的基本建设主要投在沿海地区和城市，因此形成了城市带，有了承载产业集群的条件，“第二资产池”也就应运而生，那就是城市房地产。

目前城市房地产相对已经饱和，甚至可能出现泡沫挤出的情况。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前不久我们刚刚报上去一个政策建议，今天在这里先不提。

只能说，我们现在进入了打造“第三资产池”的阶段——乡村振兴，其实也就是县域经济。

很大程度上，县域经济其实就是中小企业利用基本建设到位的条件去发展生态资源的价值化。这就是今天“第三资产池”的空间扩张。

因为在基本建设到位、农村已经“五通进村”的情况下，大量的空间生态资源是有条件得到开发的，只是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开发。

我们也知道，目前财政所能承担的投资功能可能不如过往，因为各地财政都有些吃紧，再继续使用财政投资的手段已经有相当难度了。那我们更多地要依靠金融，利用金融的方式来带动乡土社会实体资产的不断扩张。

因为这些年大规模基本建设所形成的资产，只要它可交易就能够吸纳金融介入。也就是说，如果现在1300万亿的设施性资产用来带动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开发，就能形成金融扩张的基础条件。

假设把1300万亿的设施性资产作为底盘，那至少应该对应着同等规模的金融资产。但我们现在的金融资产规模只有设施性资产的一半，大约600万亿左右，这意味着金融还可以成倍扩张，只要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扩张是有效资产，那么作为分子的债务就会显著缩小。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担心债务将来该怎么处理，我说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债务它是分子，只要我们能够扩张可变现资产就没问题。

那么，可变现资产进一步的扩张空间在哪儿呢？城市相对来讲已经饱和了。而大量的生态资源性资产还没有完成货币化、资本化，所以我们说把过剩金融转向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把生态资本深化。

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投资空间。但是因为过往我们的经验集中在工业化阶段，发展的主要是工业生产，大家还不太善于进入到生态化的新阶段去做投资，所以关于“第三资产池”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认识，才能理解它的价值何在。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在帮一家企业做野山参期货。大家知道，现在西洋参已经严重过剩了，而野山参还是稀缺的，至少得生长5年才可以采摘，更好的要10年、15年以上，这意味着它是一个预期收益相对较高的投资领域。

我们有粮食期货、橡胶期货、糖料期货、生猪期货等，但对于像野山参这种能够产生预期收益的农业期货领域，我们很少有过设计。

因此，我们现在正在跟各个地方讨论，怎么才能把农业领域里有较高预期增加值的这些产品，先是做到可直接变现；在可交易的基础上，当这部分生产资料货币化后，接着就可以推进它的期货交易。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大量试验，先让期货公司来对一定面积的某种作物做期货的多空交易估值。完成多空交易后，形成的就是未来产量的价值量，然后再用这个价值来倒推保险公司对农业生产产值的保险。

进而再拿着保单去做农单公司进入、财政分保的条件，接着再去做地方性商业银行进入到农业贷款的抵押条件。最后当这部分收储以后，进了仓就有仓单，就有大量的金融空间供投资者进入。

我们现在这个设计叫多种金融工具嵌套，期货、保险、农单、财政加上商业银行等，用多种金融工具去嵌套，就形成了县域经济的融资平台。

用县域经济的融资平台，去对接上级部门下达到用于乡村振兴多少万亿投资的投资项目，把这些投资项目做成小项目，不断地向村一级去做流动资金的投入，当村一级组织的生态资源和这些不断投入到这些项目的资金一结合，它们的生态资源就可以被定价了。

前不久，我到吉林深山的一个乡镇，它号称全国最美旅游乡镇，但它的自然资源禀赋并不是很适合旅游，也没有奇山绿植。

但它那儿有暗夜。因此那儿的民宿经济很发达，家家户户的房顶都是透明玻璃的，晚上可以看星空。星空就是那里的生态资源，我们称之为“空间生态资源”，还没有被定过价。

而这些资源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金融介入的。毕竟一个民宿从修建到改造，怎么也得一两百万，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有贷款规模的主体。

但现在我们没有这种贷款。因此，如果我们不考虑把多种金融工具嵌套设计出县域的融资平台，那么这个地方就很难得到投资。

“第三资产池”对于我们现在遭遇到的全球金融资本过剩危机而言，是符合于国家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战略的，是多个朝向乡村振兴、增加投入空间和投资空间、形成“第三资产池”的条件。

今天企业界很多朋友说，找不到好的资产去投资：房地产是一个相对过剩、饱和的领域；而过去我们主要靠外向型经济，如今外资下降，而且美国、欧盟、日韩等西方国家还可能因为某个动作而进行制裁，贸易结算和水陆流通都可能陡然发生中断的事件。

原来的老路已经不一定好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有一丁点眼光的人，要抓紧根据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考虑一下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新的投资领域。

接下来还要再说一点条件，我们说“空间生态资源”有三性——整体性、非标性和公共性。（见下图）

生态化时代的生产资料，跟过去工业时代所面对的生产资料不是一回事。因此对于企业的转型而言，是艰巨的、根本性的。

因此在这个转型中，我们提出，要把国家投入到乡村的这些资产，用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法转变成农村集体资产，使得一个县的县域经济可以增加100-200个规模以上企业，把固定资产转变成村集体的固定资产，把项目投资转变成流动资金，让它们去做工商登记、变成企业，进而就支撑了县域经济、把产业留在了县域。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使县域经济成为国家下一步生态化转型的主要领域，这也恰恰是五中全会所强调的——把产业留在县域，发展县域经济，让农民分享产业留在县域的收益。

下一个百年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来逐渐实现，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基本结构（见下图），比如怎么把政府资产做到村集体、村集体怎么对外部投资人和村民分别做股。

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带动县域经济形成一个结构化的重组——在村这头怎么做、在县那头又怎么做，最终我们是想实现一个资本闭环，让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使得农民可以通过这种“做股到村”的方式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入。

特别是在货币化和资本化交易这个过程中，我们设计在县一级引入产权交易市场。

目前各省已经有了产权交易所，它具有金融功能，我们只不过是把省级产权交易所和产权交易中心引入到县一级，使它同样具有金融功能，能够对接多种金融形式，最终形成资源资本化、在县域内形成资本闭环，“第三资产池”也就打造出来了。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原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