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短暂的共产主义试验

子  午

　　这几天网络上热传成都某学校烹饪专业学生接力食堂岗位，“打饭手不抖了，打的菜冒尖尖”的新闻：

　　据媒体报道，事发地为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民办本科院校），因学院食堂员工持黄码无法入校，学校发起志愿倡议，该校酒店管理系烹饪专业45名同学及来自各系的86名志愿者同学共计131人主动担任了志愿服务工作，临时“顶岗”挑起了食堂员工的大梁。目前，食堂员工们已回到岗位，一切恢复正常。

　　现场并没有因为“队伍庞大”而混乱，后厨、出餐、打餐，每个步骤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同学们刀工精巧，打菜时下手稳准，形象气质专业，就连用餐的同学们都没有一下认出平时很熟悉的同学们，只是惊呼：“今天饭菜分量真足！” 据同学们反应，饭菜的分量不仅足，而且色香味俱佳。

　　成都另一所高校成都理工大学也因为“封校”出现了相似的一幕：因为防控要求，该校三万师生临时采取配餐制，学生在宿舍线上上课、自习，全体教职工老少齐动员，在上完课之后志愿担负起了从菜品的初加工、烹制菜肴、装打包盒到送餐的工作。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的这一幕虽然只持续了短短一天，却被很多高校学生和家长广泛传颂，原因无他，实在是同学们“苦食堂久矣”：“菜品差”、“打饭的阿姨总是手抖”……

　　不仅如此，饭菜价格也在不断上涨。食材成本上涨固然是涨价的因素之一，但高校食堂越来越脱离以前公有制下“为人民服务”事业性质，转而追求盈利冲动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笔者的母校因为大人物去过一趟的原因，将“五毛钱鸡蛋”保持了多年，但早已实行“限购两个”的措施。

　　在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中，就连很多公立学校的食堂都采用了第三方企业服务外包模式，涨价是一个方面，服务差、不卫生等等问题层出不穷，前几天还网传河北临漳县5名学生家长因反映学校食堂问题被刑事拘留的事件。

　　2019年12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了通知，要求学校食堂要坚持公益性、非盈利性原则，只能由学校自办自管，不得对外承包或委托经营。但这一要求主要针对的是公办中小学，高校以及很多民办学校仍然采用食堂外包经营的方式。

　　那些从事学校食堂经营的资本家显然不是去“学雷锋”的，必然还是会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营利的手段就是一方面尽可能不断提高价格，形成垄断（去年以来病毒肆虐很多学校都出现了驱赶外卖的现象），另一方面不断压低成本，包括采购质次价廉的食材，要求打饭阿姨掌握“手抖”技巧。

　　今年9月华中农大食堂菜价曾引发巨大争议

　　不过，菜品差、分量不足的真正根源当然不在这些食堂员工身上，这不过是食堂老板的“要求”；而他们很多甚至还是临时工，老板尽量雇佣更少的员工做更多的事，工资低且工作负担极其繁重。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烹饪专业的学生对媒体讲，“这是烹饪班每一个学生之后都会经历的事情，这场‘实践’锻炼了我们的能力。不过，一天干下来大家还是觉得很累，食堂的叔叔阿姨们要比我们辛苦很多，大家应该感谢他们，而不是我们。”这段话讲得还是非常中肯的。

　　反观这一次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学生短暂的食堂“顶岗”事件，“厨师”用心做饭，出餐人员足量打饭，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和谐”。之所以能够如此，其原因就是学院按照“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临时让学生接管了食堂，志愿服务的学生与食堂之间不是以前的雇佣劳动关系，吃饭的学生与食堂之间也不再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不啻为一次小规模的短暂的“共产主义试验”。

　　而普遍存在的食堂老板对食堂员工的残酷压榨以及食堂对学生的奸商行为，其真正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及商品交换关系。

　　这样的和谐关系也出现在了去年武汉最紧张的时刻。方舱医院里传出的欢声笑语，让久违了四十多年的医生与患者一家亲的场景又再次呈现了出来，医生是怀着参加举国抗疫战争的崇高目标参战的，而患者享受到的是全免费的治疗，双方已经不再是“买卖关系”。

　　这样的事例恰恰说明：共产主义的确是美好的，那些关于“大锅饭养懒汉”的指责完全是污蔑，人并不是天生自私的，人的私心不过是产生于私有制的土壤；共产主义也并非遥不可及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当然，那些资本家的乏走狗必然会说，顶岗的烹饪专业的学生不计成本，还有人调侃“食堂员工再不变绿码食堂就要黄了”，“免费医疗”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这里首先还要举成都的例子。2018年，成都电子科大“买”了31吨土豆，食堂“特供”18道土豆宴，价格不贵还很可口。而这31吨土豆并不是通过蔬菜市场买来的，而是从电子科大的定点帮扶贫困村——康定市甲根坝乡亚弄村直接运送而来。学校食堂降低了采购成本，农民也得到了实惠，学生享受到了福利。学生和农民都成了受益者，而食堂并未增加什么成本，其根源就在于这是一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而非商品交换，是一次“逆市场化”的举动。

　　这其实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性问题。局部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依赖整个社会生产资料占有制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另一个例子，我们来回顾一下陕西神木曾经的“全民免费医疗”。

　　11月7日下午，陕西神木市医院的救援直升机一天两次完成了免费的院前急救任务的新闻引发热议。神木两名村民受伤，情况危急，但大雪天气影响道路受阻，镇卫生院又不具备手术条件。平时三五个小时的车程，救援直升机仅用26分钟便将患者免费送往医院，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而比这两起免费的院前救援更神奇的是神木曾经一度引人瞩目的“全民免费医疗”。

　　2009年时任神木县委书记的郭宝成，石破天惊地推出“全民免费医疗”。此举立即被人质疑全国其他地区没神木有钱，模式不可复制，神木免费医疗难以为继，而郭宝成却轻松地回应：“免费医疗的投入，不过是一个县少盖半座楼，少修半条路的事。”

　　事实也正是这样，神木的免费医疗在一片争议中开始了，实施一年的结果是“全县居民人均补贴400元左右”、“年财政收入的40多亿元中只投入了1.5亿元”，当时全国其他地方普遍出现的医患矛盾也在神木消失。实际上只要有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配套，免费医疗的实施并不会导致病人往大医院拥堵以及医疗资源的浪费。

　　如郭宝成所说，“如果算经济账的话，政府其实是赚了一大笔”，因为“民生是高回报的投资”，“唯一吃亏的是收红包的医生”，实际上吃亏更大的是依附在医药、医疗体系上的各路大大小小的“吸血鬼”，神木医改让医药分家的做法，用当时那些医疗行业的资本家的指责说法就是“不利于医药产业发展”——不利于资本的事，反而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不是很讽刺吗？而当时神木实行的不仅仅有免费医疗，还有免费教育。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2011年，55岁的县委书记郭宝成被免职，调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神木医疗模式难以持续的质疑随着郭宝成的去职到达顶峰。而真正让神木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遭遇巨大困境的是继任者雷正西（已于今年7月落马）任上在神木泛滥的民间集资。神木此前依托煤炭经济起飞，跃为全国百强县。民间集资逐步发展起来，大量资本炒作煤矿、房产和黄金行业。但当2012年以后煤炭价格下跌，相关市场也随之走向崩塌，由此造成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的攀升，公共财政吃紧。算起来，这笔帐跟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的实施没有任何关系。

　　2013年7月，雷正西离职的消息引发了群众集会挽留，这正是基于“神木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都会被取消”的担忧；事实上，两年前前任县委书记郭宝成调离时，神木人就已经深情挽留，有人发帖，“老郭不能走，我们坚决不让他走……一定让难得的好父母官留下。”

　　“两免”政策已经成了神木的民心，当地官员形成了一个共识，“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自己任上挨老百姓骂呢。”

　　事实上，郭宝成的全民免费医疗也并非完全免费，是在老百姓只承担400元的起付线之后，诊疗费、药费、住院费全额报销，这个报销标准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方。

　　后来神木逐步提高了报销起付线额度；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医保筹资也逐渐与省市以及全国其他地方同步上调。随着全国范围医保报销比例的上调，到今天“神木免费医疗”反而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了。

　　但石破天惊的“神木免费医疗”影响仍然是深远的，对神木本身而言，除了让普通老百姓享受到了福利，还有神木公立医院的大发展（神木医改之前主要的医疗资源集中于几家私立医院），对全国其他地方而言，神木“免费医疗”给周边县市以及全国其他地方施加了道义和民心压力，倒逼他们纷纷上调医保报销比例。医患关系在近几年大大缓和，不能不说其中有神木的一份很大的功劳。

　　无论是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烹饪专业的学生顶岗，还是电子科大的扶贫土豆宴，又或是神木曾经的“全民免费医疗”，其实不过都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对产业化、市场化的逆操作，尽管它们都是局部的、短暂的，但至少说明这样的美好事物并非遥不可及的，也能佐证毛泽东时代的“和谐社会”的确是真实存在过的。

　　温铁军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讲到了华西村、南街村的例子，这样的集体主义经济村庄实际上已经有了县级市的规模，但却没有“叠床架屋”的臃肿的权力机构，仅仅依靠一个村党委以及群众的自治就实现了小社会的运行，这是非常高效的，但没有任何一个现代管理学家去认真研究过它们。实际上，它们也不过是从集体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雏形，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巨大优越性的初步体现。

　　笔者一位曾经是国企工人身份的朋友，组织他们小区六千户居民赶走了原来物业公司，让赋闲在家的居民自组起了完全公益性质的物业服务班子，所有的小区事务由小区全体居民民主决议，最后居民享受到了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因为公共区域广告收益，居民甚至还能分红；而据笔者了解，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还非常多。

　　这些鲜活的例子无非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美好的，也并非遥不可及，她需要我们每个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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