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想吃一颗草莓，就一颗草莓……

欧洲金靴

　　一枚水饺需要多少钱，一颗草莓又需要多少钱?

　　故事在这里，建议还未了解的朋友可以先用20分钟去看望一下，一个已经离去的男孩：墨茶的故事

　　一个年轻的生命，因病致贫，又因贫致病，再因饥累病，最后带着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否是坚强还是绝望的情绪，离开人间。

　　今天这则新闻再次让人心理破防。

　　如果没有B站的平台，如果他不是一个爱好二次元、喜欢在公共平台抒发心情的up主，可能连这样的深山悲剧我们压根都无从听闻。

　　那么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多少?

　　1.

　　凉山，一个不久之前才宣布脱贫的地方，2015年8月时就成为过一次焦点：凉山彝族小学生木苦依伍木写的作文《泪》在网上被疯狂热传，被称“最悲伤的作文”。

　　那个故事里的主角和今天的“墨茶”很相像，墨茶的父母外出务工抛弃了他和奶奶，后又抢夺了唯一的平房;而木苦依伍木的父母则是相继病逝，让木苦依伍木姐弟三人自幼就是孤儿。

　　五年多前那篇题目叫做《泪》的作文里，最刺痛亿万网友心扉的就是这一句：“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泪水。”

　　从90年代国家逐渐开始将市场作为“关键性的资源配置手段”以来，四川凉山等西部山区的劳动力逐步进行了成批次、有秩序的“外逃”，可谓不分男女老少地将劳动力推向了东部沿海，把整座大山留给了不具劳动作业能力的高龄老者和初生孩童。

　　也正是从90年代开始，凉山成为了毒品、艾滋病、卖淫、黑社会藏匿军火的西部深窝。

　　推荐阅读：代孕死灰复燃，只是表，而非里

　　在过去市场经济、极端市场化思维大行其道的岁月里，拯救凉山的唯一出路就是用万能的“市场”来解决问题，即：让凉山的劳动力“匹配、接壤”东部沿海的发达经济。

　　打工潮，就被主流舆论捧为改变命运的正确洪流。

　　然而，根据少部分良心记者和媒体过去深入东莞、广州等地的调查，凉山打工人在东部的遭遇往往让人无语凝噎……

　　在这种情况下，舆论领域的解释手法依旧堂而皇之：“凉山彝族农民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是贫穷的根源，他们思想闭塞、不思进取、不重视教育，所以在大城市不适应，同时国家的帮扶徒增了他们的依赖性……”

　　这就是十年前南方系媒体给凉山人的定论。

　　甚至直到今天的墨茶事件，我依然看到了这样的评语：

　　说的多好呀，最近四十年，先富起来的人教会了我们油头傲气地说这些话：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穷山恶水出刁民”

　　“穷是因为穷人思维”

　　“穷是因为不勤劳”

　　“经济实力决定修养气质”

　　………

　　萨森在其著作《大驱离》中曾这样描述：“真正底层的人，甚至于都没人愿意去剥削你、压迫你，只是被动地把你驱离出主流社会。”

　　鲍曼对此也曾过论述：

　　“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哪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

　　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手里的文件不够完备，就可以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

　　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

　　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

　　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就是原罪，你连解释的机会和权力都没有。

　　2.

　　在1956年党中央完成社会主义改革之前，凉山彝族社会的基本秩序主要还是由各彝族大家族割据统治，多为竞争对立状态，械斗冲突不断。

　　同时，从整体架构来看，那样的社会模型还是是充满了原始味道的封建堡垒和奴隶主经济形态，卖身卖女、举家为佃为家常之事。

　　直到等来了共产党，党改变了一切。

　　早在1950年，党中央就派出过规格甚高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进驻大凉山，着手对凉山地区的发展扶持工作。其中有一个学者是胡庆钧，专做彝族社会调查;还有一个叫陈士林，做彝族的语言调查，他后来还创造了彝族的新彝文。

　　这些都足见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落后民族区域、特别是对农村贫困地区的重视。

　　根据凉山老农张望2005年的回忆：“他们那时候来，传授新农技、加强农田基础建设、植树造林、开展生产组织合作化、实施救济……等等。可热闹了!”

　　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从1956年开始在凉山山区进行民主改革试点，要把凉山作为“奴隶社会典型”进行改革，并制定了详细的条例。

　　1956年，凉山正式成立合作社，两年后扩大为凉山人民公社。在废除了奴隶制度并平息了几场彝族/藏族奴隶主的叛乱反扑(粟裕战神亲自挂帅)之后，凉山山民宣告走上了集体化道路。

　　事实证明，集体经济的大规模生产协作和有组织的分工合作，都适应了凉山农业自身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组织形式还保证兼顾了公平。

　　此外，在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凉山集体经济也显示了组织化劳动和规模化管理的优势。凉山当地至今大部分平坝耕地都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辟出来的。

　　凉山地区山体连绵，在山峦之间有一些面积很小的盆地，当地称“坝子”。根据当地老人前几年接受采访的叙述，这些坝子曾经在旧社会时期都是烂泥巴，或是季节性被水淹着，不能种庄稼——直到50年代的新政府组织了凉山村民去挖沟、修渠、排水、整地，才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平坝耕地。

　　到今天，不少说话已非常吃力的凉山老人，都依然记得并能脱口而出当年生产队的口号：“山上戴帽子，山腰拴带子，山脚穿袜子”——“戴帽子”，指保护森林;“拴带子”，指堰渠通水;“穿袜子”指土地改造，搞条地沟，把几个大队的沟连在一起。

　　集体化道路，这是一代凉山山民的信仰。正是集体化，让他们战胜了垄断土地的旧彝族大家族和奴隶主，也正是集体化，让他们亲手唤醒了死寂了千年的凉山洼田。

　　根据2002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数据，到1978年，全州建稳产、高产农田35万多亩，有效灌面38万亩，喷灌6万多亩。”

　　但是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一把刀子，将中国的农村切开了一道口子，公社体制被瓦解的同时，是青壮年选择逃离山区，彻底将包括四川凉山在内的一座座深山老林抛弃、沦为黑污之所。

　　3.

　　今天发生的事端，其实不久前也出现过，同样是在B站，一张截图三个月前曾火遍全网：贫困孩童吃洋芋，今日马克啃牛排……

　　真乃魔幻现实主义。

　　在“算法为王”的当下，感谢视频平台为我们呈现了这么一出精准捏合、精准推送的智能滑稽剧。

　　赤裸裸的阶级鸿沟，冷冰冰的阶层隔断，根本无需太多言语来描绘这种图景，甚至这幅图景还不足以勾勒出全貌，因为事实上连洋芋都吃不上的孩子都依然有，同时吃得丰盛于区区战斧牛排的狗狗，也大量存在。

　　2019年，中国人均单只宠物的年消费金额约为5561元，相较于2018年的5016元增幅约10.9%。其中人均单只宠物狗的年消费金额约为6082元，宠物猫的年消费金额约为4755元。

　　即：在国内养一只狗平均花507元/月，且这是包含太多“平价养宠”的人在内，且这一数字还在迅速增长。

　　美团王兴曾对中国消费市场做出论断：少女>儿童>少妇>老人>狗>男人，然而就在去年双十一，猫主粮已经超越婴了幼儿奶粉成为新的“碎钞机”。

　　于濆有吟《古宴曲》，恰如其味：

　　雉扇合蓬莱，朝车回紫陌。

　　重门集嘶马，言宴金张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无力。

　　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

　　高楼齐下视，日照罗衣色。

　　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在资本的分层定义里，(穷)人不如(富人的)猫/狗。

　　《古宴曲》这首诗其高明之处就在于：雉扇朝车，嘶马张宅，字里行间不见人影，却又一笔一画皆是达官显贵;乃至用足足两句来描摹婀娜多姿、披金戴银的燕娥——不过一个服务员罢了——但是，这伺候宾客的服务员都如此华贵娇熠，那么她所服侍这些宾客，其尊贵高居，仅凭画外之音已足够叫人领略。

　　同理，通过一条条30秒的宠物奢华吃播小视频，观众看到的是主人的爱心吗?是宠物的幸福吗?都不是，而是小小屏幕背后的“雉扇朝车，嘶马张宅”。

　　同理之同理，通过一条条墨茶的B站动态，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阶级的“负薪”。

　　4.

　　不得不提一个许久不言的经济概念：基尼指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通常最大为“1”，最小等于“0”。

　　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该国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数字越大、越接近于1，则表明该国的贫富差距越巨、阶层分化越巨。

　　根据联合国标准，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警戒线”。以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

　　今天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2，非常恐怖。

　　美国上层政客拥着背后的资本，亿万级别地砸钱竞选，还对外忽悠这是“美式民主”;下层的黑人兄弟则得提防着别在捡垃圾时被喝大酒的白人警察一枪毙命，还得承受“黑命贵运动”中抢了资本家几双破鞋就被资本控制的媒体侮辱为“零元购”。

　　军委直属新媒体账号“钧正平”，去年10月16日时曾发文《超级大国如今沦为超“疾”大国，罪魁祸首到底是谁?》，文中描写道：

　　“随着疫情的扩散变化，数以千万的低收入群体和部分少数族裔正在疾病、贫困和漠视中艰难度日。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所谓的精英和富豪阶层却尤为得意。全美最富裕的50个人身家接近2万亿美元，较2020年初增加了3390亿美元。一场疫情，再次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与血腥暴露无遗。”

　　“政客们总是吹嘘，他们有完善的公共医疗保险、最优秀的医护人员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可悲的是，这样的医疗体系却是为精英而设计，高昂的费用往往令普通人望而生畏。在美国，穷人往往要面临缺乏工作机会、负担不起房租等悲惨境遇，贫困因素导致他们在医疗待遇上根本无法与富人相争。正如《纽约时报》评论指出：‘在数百万人苦苦挣扎的时候，美国的医疗系统变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发动机，从穷人和工薪阶层身上榨取价值，为已经盆满钵满的富人贡献更多财富。’”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

　　批判美国、揭露美国背后的财阀统治实质，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隔岸观火地戏谑之图，而应是警醒自我、审视自我，切莫走上大洋彼岸我们所挞伐的那条道路。

　　因而，说回基尼系数，那么中国呢?

　　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改开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就已经达到0.45;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

　　还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国基尼系数均值约为0.16。

　　5.

　　去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0年全球社会性流动报告》，其中给出了“全球社会流动性排名表”。

　　所谓“流动性”，根据表单的一系列参考指标，可理解为社会阶层跃升和降级的动态程度。

　　排名越靠后的国家，通常可理解为底层实现阶层升级、成为“人上人”的难度越大，同时“人上人”们降落到底层的难度也越大。

　　排行榜显示，北欧四国流动性最高，包揽了四强，美国排名第27，在发达国家中居于最后。

　　而中国则仅仅排名第45，很不幸地同两个被休克疗法和国资私有化忽悠瘸了的国家为伍——乌克兰、智利。

　　这个报告最值得注目的就是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说明：社会流动性与社会经济增长无关。

　　即：哪怕全社会的经济总量是快速增长的，但如果上层阶级的财富累积速度明显高于社会平均财富累积速度，那么社会流动性会下降，整个社会的阶级生态会趋于沉寂、固化。

　　说白了，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根据这个排行的一系列计分因素，中国能够排到第45都得感谢一项指标：国民健康，中国达到了80.5分(百分制)，居于绝对的世界前列。

　　这不得不感叹，当今中国的医疗行业，相比于金融、教育、部分能源和部分基建，恰恰是国家兜底程度比较高、私有化程度比较低的领域。

　　以去年抗击新冠肺炎为例，国家医保出手12.3亿保障患者免费治、全力救、一经出现阳性则全城零元测核酸——这都是公有制医疗体系为全民健康铸下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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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其他领域，如教育，中国的教育公平性仅得63.3分，这体现了中国当今教育行业严重的不公。

　　报告言简意赅，中国中心城市和偏远地区的教育质量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必须看到，教育是个人和个人背后的家庭实现阶级跃升的最普遍渠道，这条道路一旦堵死，也就是说「知识」一旦成为一种父业子承的私有遗产，或是某一固定群体才能消费购买得起的“特权商品”，那么社会的流动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以上海华二初中、上海兰生复旦中学等为典型的贵族学校，日复一日地“劝退”上不起该校的所谓“低质量家庭”，恐怕正是中国教育仅得63.3分的缘由。

　　恩格斯曾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指出：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列宁导师在1917年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也曾点明：

　　“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

　　该报告关于教育还有一份数字：学校内的阶级划分。

　　也就是如果该国大学内所容纳的阶级越丰富，那么说明社会流动性越高。

　　很不幸，也很现实，中国在这一环仅得31.9分……

　　历史总是真实的，报告并不夸张。

　　1980年时，北京8所高校进行录取新生家庭调查，20%是农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专业技术人员;到了1990年，北京录取新生1.7万人，干部、军人子女占比已经达到78%，工农占比仅占21%。

　　至于今天就更不必说了，单单一个「学区房制度」，就已然硬生生切开了一道阶级划分的庞然鸿沟，让下游底层家庭根本连塔尖的一片灰尘都摸不到。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还包括了工资部分，中国的“工资公平”得分同样低得吓人：32分。

　　根据2012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数(即将数据由低至高排列，小于该数的数据占总体的比例达到时最终落到的数)：10%：3000元20%：5200元50%：20000元80%：41500元90%：50000元

　　简单点说，如果你2012年时月收入4000元，你就已经差不多打败全国90%的人了——是不是很震惊?然而这就是现实。

　　考虑到这是家庭收入，严谨到个人的话还得除以2、除以3。

　　比例大致如下：

　　年收入少于10000元：27.60%

　　年收入多于100000元：3.33%

　　这是2012年的报告，数据多为2011年的统计数据，十年前如此，那么今天呢?

　　有人可能会说，“GDP增长好几倍，这个工资数据也得增长……”

　　话是不假，2011到2015年，我国GDP增长就达1.33倍，但是由于杠杆等一些垄断企业的虹吸效应，事实的工资民态绝非如此。

　　举个简单的例子，2014、2015年左右，中国互联网界涌入大批“创业者”，扎堆进入O2O行业，西装革履、抱着PPT疯狂融资。

　　然而仅2015一年，汽车、社区、旅游、教育等16个领域近300家O2O公司倒闭关门、近1300家P2P平台消失跑路——这是成千上万打工仔的噩梦，却是圈地跑马者一夜暴富的“黄金期”。

　　阶级的固化、社会流动性的丧失，不仅仅是个道义问题，更是个生产层面的问题。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均达到一定程度时(任你消费主义宣传如何蛊惑，穷人也没钱消费了)，定然发生经济危机。

　　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必会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6.

　　墨茶的悲剧，其另一个痛心点在于，从他依然留存的视频作品、动态，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小战士”，他从心底信仰毛主席，从心底信仰人类共运事业，他的第一个大号“TEA黑茶”还因为宣传共产主义被封号过。

　　他很穷，很穷很穷，穷到因为身体原因干不了体力活而做视频和直播时也要靠网友赠与的简陋设备，穷到病危至生命最后时刻都只能每天食用一包方便面，穷到从来没有在冬至吃过一枚热气腾腾的水饺，穷到垂危之际连一颗心心念念的草莓都吃不上。

　　“特别特别想吃草莓，可惜草莓太贵了。”

　　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给他一颗草莓，让他尝一尝鲜甜的味道，我想，他应该是会笑出来吧。

　　我今天真的很难受，难受这则新闻的墨茶竟然一点点没有“卖惨”，他竟然那样乐观，而且那样礼貌，在动态里写下自己的病痛时都要配一个俏皮的表情包;因为身体支撑不了、设备太过简陋而中断直播时，他甚至还会说抱歉;时不时还会自嘲“直播没人看”“粉丝太少了”……

　　现在，他的粉丝很多了。可是他已经不在了。

　　我真的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难过。

　　一个礼拜前，我在纪念刘胡兰的文章写过：

　　董存瑞牺牲时年仅19岁，刘胡兰牺牲时年仅15岁，池越忠牺牲时年仅15岁，赖宁牺牲时15岁，刘文学牺牲时14岁，王慧民牺牲时13岁，“小萝卜头”宋振中牺牲时8岁……

　　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些人，流血牺牲是为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又是为了告别、再也不见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不该有疑问。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可是今天这个故事里的男孩，他什么诉求都没有，他没有渴求过广厦千万，他甚至会为涨了根本带不来什么收益的一百个粉丝都能格外开心。

　　他唯一的一个念想，只是想吃一颗草莓，就一颗草莓……

　　跋.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土，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

　　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 1951年，回忆在图书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