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 在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挑战，这是一个需要树立信心同时又要严肃对待的问题，而如何解决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引发各界专业人士的大讨论。

“中等收入陷阱”未必一定是新自由主义的陷阱

——兼评蔡昉的“比较优势真空论”

一些左翼学者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新自由主义背景，而对它持否定态度。然而，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客观存在，左翼学者应该同新自由主义者争夺解释权。蔡昉的“比较优势真空论”就是一个非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只是由于未能准确把握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轻率地摒弃了依附理论，才未能得出一个完整的答案。

一、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客观存在

对于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许多左翼学者持排斥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个概念本身才是真正的陷阱，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因为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给新自由主义开脱罪责，并且一直被新自由主义者用作兜售其政策主张的借口。由于这种怀疑，一些左翼学者甚至明确否定“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他们并不否认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会遭遇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停滞不前，但他们或者是否认这种困境与中等收入水平有内在联系：发达国家先前也曾经历过中等收入阶段，为什么没有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国家在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同样会遭遇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也会遭遇陷阱，为什么要单单强调“中等收入陷阱”呢？或者是反对将这种困境称之为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界定的中等收入标准，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从迈进中等收入门槛至今不过40多年，与发达国家当年在这个收入水平上逗留的时间相比并不算长，凭什么要求它们现在就应当走出这一阶段，否则就算落入陷阱了？

1﹒“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

的确，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时，就有为新自由主义遮羞的嫌疑，因为他们避而不谈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拉美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却用一个含糊不清的“中等收入陷阱”来转移视线，似乎一个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就必然会像着了魔似的遭遇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仅如此，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并不满足于用“中等收入陷阱”为新自由主义文过饰非，还要进一步地祸害那些没有完全落入新自由主义魔掌的国家和地区。2012年2月发布、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就是一个证据。（因罗伯特•佐利克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且卖力推销此报告，以下简称《佐利克报告》）该报告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幌子，极力向中国兜售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毒药。

更有甚者，中国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僚还把中等收入陷阱解释为“福利赶超陷阱”，说拉美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在提高工人福利方面步伐太快，走得太远，提高了企业成本，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从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修改劳动合同法，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必须推动资本下乡和农民进城，增加城市劳动力供应。可以说，“福利赶超陷阱论”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是新自由主义陷阱的论断提供了最好的注解：在这里，市场化、自由化的这些新自由主义最常戴的面纱也被撕下；为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无视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向有利于劳动者转变的大趋势，肆意修改劳动合同法，缩小劳动者自由的边界，扩大企业自由的边界。

2﹒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验事实

但是，左翼学者否定中等收入陷阱存在性的依据却显得不是那么充分。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都会遭遇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比如都会出现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等现象），但并不排除在不同阶段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不同的，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与低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完全有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因为各个发展阶段都会出现问题就断然否定存在独特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说发达国家先前经历中等收入阶段没有遭遇中等收入陷阱，这未必确切，应该说德、日等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也曾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不过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对策而实现了跨越。不过，为了避免在这里拉长战线去讨论世界近代经济史，姑且假定发达国家不曾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即便如此，这也不妨碍我们就发展中国家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至于说“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有苛求发展中国家短期内走出中等收入阶段的意图，这是对“陷阱”一词的误解。经济学中的“陷阱”一词不简单地是指经济发展缓慢，而是指经济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困境。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研究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一文（《经济学动态》（京）2011年第12期）中指出的，“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传统中，从来被广泛用来表示一种超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即超乎比较静态，一般的短期外力不足以改变的均衡。换句话说，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水平上面。例如，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悲观观点，就被概念化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均衡’。”形象点讲，经济学中的“陷阱”，不管是“马尔萨斯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就好比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在冥界的遭遇：每当他辛辛苦苦地快要把巨石推上山顶的时候，诸神就使石头就从他手里滑脱，滚回山脚，于是只好一切从头开始。更有甚者，就如同一个泥潭：一旦陷入其中，力气越往上使，身子越往下去。

实际上，学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依据已经积累了不少。比如，蔡昉研究员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一文就提供了这样一些经验证据：（1）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如果撇开那些完全依靠石油出口的富裕国家的话，实际上，按照这个标准，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跨越中等收入行列的经济体，显而易见的似乎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而那些曾经与欧洲国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较早就跻身中等收入行列的亚洲国家，却一直未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员。即使有些拉美国家，人均收入一度越过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组的交界线，却终究回归到中等收入水平上。”（2）Athukorala & Woo采用购买力平价法估算各国人均GDP，并构造了以美国人均GDP为参照的赶超指数，同样验证了中等收入的存在。“在进行比较的132个国家中，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960年有32个，2008年有24个。观察这个组别的变化特点发现，中等收入国家有大约一半的可能性滞留在中等收入陷阱；而在发生了组际流动的情况下，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上的流动；虽然也发生了其他组别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情形，但是，从低收入组晋升的数量是从高收入组降级数量的2倍。”(3)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的经济学家王庆等人通过观察世界经济史发现，一个经济体经历过高速增长后终将要出现明显的减速；而这个减速的拐点，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艾辰格林等几位学者则发现，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通常遭遇明显的减速。

应该说，上述经验依据不能说没有瑕疵，特别是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经济减速，明显反映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了。但是毫无疑问，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现象，是有相当充分的经验依据的。面对这种情况，左翼学者与其用不那么充分的理由否定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不如争取对中等收入陷阱做出比较科学的解释，打破新自由主义垄断解释权的局面。在这方面，并非左翼学者的蔡昉研究员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他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真空论”就是一个非新自由主义的解释。

二、“比较优势真空论”是一种不彻底的非新自由主义解释

在《“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一文中，蔡昉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地将“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解释为“比较优势真空”。“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国家，因其处于科技创新前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全球化中显著获益；而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样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因其两类比较优势皆不突出，因而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少。虽然不尽准确，但是，我们将其概括为‘比较优势真空论’，或许有助于理解中等收入国家面对的这种尴尬处境。”

1﹒“比较优势真空论”不同于新自由主义

为什么说蔡昉的“比较优势真空论”是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呢？首先，与“福利赶超陷阱论”倒行逆施、妄图以削减劳动者福利来勉强保持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同，蔡昉的“比较优势真空论”实际上承认：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丧失是无可挽回的；中等收入国家要想跨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重建比较优势。顺便指出，对于这一点，就连世界银行的许多经济学家乃至《佐利克报告》的炮制者也是承认的。

其次，蔡昉的“比较优势真空论”没有回答中等收入国家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原因，没有像《佐利克报告》的炮制者们那样，将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出现的比较优势真空归咎于国家主导、国企垄断等外部因素，趁机兜售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毒药。在《佐利克报告》的炮制者们看来，当发展中国家处于进口技术、模仿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阶段，政府的角色比较容易正确定位，政府主导可能会发生积极作用；但当发展中国家开始致力于自主创新时，正确的发展战略不再那么清晰，政府主导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因此，为了推进科技创新，实现由劳动力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比较优势的转变，必须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这种把我国科技创新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市场、企业（特别是私企）的观点是再滑稽不过的了。事实与《佐利克报告》的炮制者们所说的相反，当我国致力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时，由于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是国际垄断资本所让渡出来的夕阳产业，由于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科技含量低，所需投资少，所面临的风险小，而且见效快，对科学管理的要求较低，因此我国的私有企业才获得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以至于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程度。但是，当我国把加强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提上议事日程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科技创新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往往是过分注重眼前利益的私企所不愿涉足的；高新技术产业需要科学管理，这是目前盛行家族企业制度和经验管理方法的我国私企所不能胜任的；再考虑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是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和干扰的情况下开辟道路，片面寄望于私企和市场更是愚不可及。《佐利克报告》所鼓吹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实质上是国际垄断资本瓦解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将我国推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布局。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由于长期习惯于匍匐在国际垄断资本的脚下，拾取残羹剩饭充饥，所以欣然入局，充当同谋。

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蓝皮书以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拥有发明专利数、新产品工业总产值与科技经费支出比四项指标为依据，断言国企创新表现最差，为《佐利克报告》呐喊助威。这种片面强调专利数量的指标体系是不足为凭的，因为有很大一部分所谓专利其实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垃圾专利。欲知真相如何，且看另一组数据。据统计，2011年到2014年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5个，其中中央企业主导、参与的项目4个；一等奖获奖项目49个，其中央企、地方国企主导、参与的项目25个，超过半数。（国企囊括一半国家科技进步奖，为啥都不满意？http://www.stutimes.com/toutiao/a3809160673/ ）

2﹒对亚洲“四小龙”经验的迷信妨碍了对比较优势真空的解释

蔡昉的“比较优势真空论”虽然没有与《佐利克报告》同流合污，但它毕竟没有对比较优势真空做出解释，这是其局限性所在。不过，只要我们看看蔡昉与林毅夫、李周1995年的《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一文，就不难发现，那里不仅埋下了这种局限性的伏笔，而且提供了克服这种局限性的线索。

《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评片面强调政府干预、轻视市场机制的倾向，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做理论论证。为此，文章采用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将矛头对准了强调政府干预、轻视市场机制这一体制倾向的战略根基——“赶超战略”。根据文章的界定，“‘赶超战略’，是特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和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以突破资金极为稀缺的比较劣势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制约，使资金密集型产业能够在很低的起点上得以发展，进而通过短时间内的突飞猛进使产业结构达到先行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在现实中，‘赶超战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

联系发展战略评价经济政治体制，比起单纯从永恒不变的人性出发来设计制度，无疑是高明了一大截。然而，在批判“赶超战略”时，对于“赶超战略”的核心理论依据——依附理论，文章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正面回应，只是用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反驳。依附理论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力量十分强和规模经济造成的进入障碍，工业制成品生产率提高的好处转化为工资和利润的增加而不是价格的下降；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工会组织和初级产品生产竞争性强的特性，初级产品生产率提高的好处转化为价格的下降而不是工资和利润的增加；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成为向发达国家转移支付的方式。对此，文章回应道：“然而最近几十年的实际结果是工业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持续下降，而同工业制成品相比，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并没有恶化。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发展经验也表明，通过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能够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然后，文章踌躇满志地推出了比较优势战略。“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严重匮乏，在劳动力或自然资源方面则具有比较优势，如能选择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产品并以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则其产品的相对成本必然较低而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竞争力，资金将会较快的积累起来。资金积累快则比较优势的变化快，进而转移到资金较密集的产业的速度也快。所以通过比较优势的发挥，可以化解稀缺资源不足所造成的瓶颈制约，加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按照这种逻辑，人们甚至可以产生一种比较优势的动态化（由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的比较优势转化）可以自发生成的幻觉，当然无法解释比较优势真空了。但问题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体量很小，它们本身不足以影响世界市场。当它们实行比较优势战略时，世界市场被分割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平行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部，亚非国家忙于民族解放斗争，而拉丁美洲致力于赶超战略，搞进口替代。这种情况大大加剧了工业制成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初级产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才使得初级产品相对价格不致恶化。如果当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像今天这样统统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结果可想而知。总之，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得益于白搭了它国实行赶超战略的便车（这里暂且不讨论美国国际战略对亚洲“四小龙”的影响），并不能真正撼动依附理论，而依附理论正是解释比较优势真空的关键。

如果仅仅因为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向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工业制成品对初级产品的剥削），就断然拒绝比较优势战略，放弃国际贸易，放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确实可以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方法，加速自己的发展，甚至以发达国家先前不曾有过的速度发展，是为后发优势。

反过来，如果一味强调后发优势，片面执行比较优势战略，也有可能因为向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过多，而阻碍一国国民经济由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的比较优势转化，比较优势真空就是这样形成的。更有甚者，对比较优势战略的过分倚重，甚至可能导致国民经济陷入贫困化增长的绝境。所谓贫困化增长，是指这样一种现象：由于人们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价格下跌不会导致需求相应的增加，供过于求则价格大幅下跌），如果发展中国家过分倚重比较优势战略，片面出口初级产品，可能导致出口商品数量增加幅度赶不上商品价格下跌速度，出口越是增长，国民收入越是下降。

当一个国家出现贫困化增长时，该国国民经济就已经无可争辩地落入比较优势陷阱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福利赶超陷阱论”显然是在作死，因为它不去考虑如何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而是处心积虑地要用削减劳动者福利的办法来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苟延残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致力于比较优势战略的今天，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种不惜代价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供应的做法，无疑只会加速贫困化增长的到来，无疑是睁着眼睛往比较优势陷阱里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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