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了我国最近2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改革，我国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水平远超美国和西方，推动我们不断地加速增加中低端产能，而产出大都被西方拿走。虽然建立了占世界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是美国历史上最高年份的10倍左右，人均也远超美国，但是，积累很少，仅是美国大建设时期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消费水平也很低，人均只有美国十分之一以下，世界人均一半。

1、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形成的低端产能为主的旧常态

在过去20年里，我们一直在进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早在2006年，财政部长楼继伟就总结说，“客观地分析，‘华盛顿共识’要求的三点其实在中国都实现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决策的自由，即个人决策的自由，价格基本上决定于市场”。所谓“华盛顿共识”，是美国精英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向其他国家推销的十项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原则是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很显然，财政部长楼继伟认为，我国的经济繁荣归功于中国实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三原则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按照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雷默分析，中国所实施的经济改革，所谓北京共识，就是逐步推进的华盛顿共识，其内在原则和主要措施并没有多少区别，仅仅是推进速度上的差别。

经过最近2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我们的私有化自由化水平远超过美国和西方。按照中美两国政府公布的官方统计资料，例如，仅美国政府雇佣的劳动力就占美国就业人员20%，而中国政府和国有事业企业雇佣劳动力占比之和只有8%。美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占美国资产比例超过50%，而中国只有20%。战后美国政府支出占国内净产出比例一直在增加，从30%水平，增加到40%左右，2009年更是超过了46%，我们仅25%，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政府总支出也逐步增加到60-70%，我国中央政府支出仅占15%，说明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在逐渐加强的，而且占据主导地位，我国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在逐渐减弱，已到很低的水平了。

早在20多年前，我们就力图通过改革实现产业调整和升级。我们在新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的改革，不断地扩大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范围，形成的旧常态，就是自由市场推动我们不断地加速增加中低端产能，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低级产能为主，很快达到前人从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消费品和基础产品生产量和产能大都占世界一半以上，占比超过历史上美国二战后的最高水平，但当时欧洲因二战战火消灭了大部分产能，使美国一家独大，从绝对数量来看，很多产品更是超过美国十倍以上。例如，2014年我国钢材产量超过11亿吨，约是美国最高年份的10倍。

我们对西方开放，实行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行业，基本都沦陷到产业的末端，例如汽车，计算机和航空业等，成为西方的生产车间和高价垄断产品消费市场。相反，那些被西方封锁，延续公有制的行业，坚持自行发展和技术升级，在市场上反而逐渐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例如铁路和航天。

我们过去30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都表明，我们自主发展的产业才取得了巨大进步，走到了世界前列;通过对外开放，进行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并没有实现产业升级，更没有走向一条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而是不断增加中低端产能，继续下去，世界各国都不用搞工业生产了，都让我们一家包圆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矿产资源也在加速走向枯竭，无法继续维持这样的经济模式，这是我们继续应用旧模式，难以继续维持经济，主要是生产能力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一年，我们的改革目标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制定的基本原则就是让市场主导经济资源的配置，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其内在逻辑是认为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市场可以自动调节需求，提高效率;政府干预才会扭曲市场，使资源被不合理配置，导致效率低下;因而需要继续深化市场自由化改革，扩大市场化范围，让市场自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增长。在过去一年里，面对经济持续下滑，我国政府没有再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而是简政放权，连续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发布资本项人民币可兑换政策，设立自由贸易区，扩大开放范围等，探索市场内在活力，也就是说，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其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当年我国外汇储备流失上万亿美元，最近20年来第一次下降，国内经济萧条加剧，增长率又一次下降并低于预期。年初，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还公开指出，中国经济正在硬着陆。

最近我们根据美国官方发布的统计资料和官方公报研究美国的宏观管理，结果表明(注1)，美国政府从未执行过”华盛顿共识“政策，实际执行的政策往往与美国精英推销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是相反的。美国的大部分资产属于国家，私人拥有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包括每年都要为自己的房产向政府缴纳美国人称之为财产税，实际就是使用费;战后美国从未真正增加私有化，美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经济资源;美国的市场自由化改革，按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沃格尔教授总结，是更加复杂的市场管制，从未推进和实行取消管制的市场自由化。美国的市场化，是让美国的国有企业在政府监管下，按市场规则运行，禁止政府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经营活动，而不是通过私有化来实现市场化，更不是市场自由化。美国精英通过“华盛顿共识”政策所推销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原则都是美国精英用来误导其他国家的谎言。很多国家实践华盛顿共识政策，都因遭遇失败而公开声明摒弃了它，才使经济发展走上了正轨。但是，美国精英仍然通过其控制的国际组织，对外谎称，执行“华盛顿共识”政策很成功。

2、旧常态的问题：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

我国旧常态的主要问题，不仅是产业层次低的问题，按照美国哈佛大学弗格森教授的看法，就是形成了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中美国。通俗直白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给美国人免费劳动的殖民地经济模式。我们的人均生产能力是世界人均的4倍，但我们的人均消费还不到世界人均一半，我们的大部分工业产品，都供应给西方，让美国和西方基本不搞工业消费品生产，人均消费却比中国人均多5-10倍，实现了西方在殖民地时代也从未实现的不劳而获的梦想。

我们的庞大产量和庞大的出口量，远超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份，带来的是国内资源大量被消耗，例如，我们的煤炭一年生产约40亿吨，消耗国内煤炭资源超过一百亿吨，优质煤炭资源正在耗尽，大量开采使用劣质煤炭资源带来大气污染加重和煤炭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我们的优质铁矿石已经开采殆尽，现在开采的铁矿石平均品位只有25%，远低于国外65%以上品位。优质资源大量消耗的结果，就是资源价格猛涨，带来物价持续不断上升。我们的旧常态早已带来资源走向枯竭，物价不断高涨，环境严重恶化的后果。

我们亟需改变为西方免费生产的不可持续的殖民地经济模式，转为内需为主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让物资在国内循环，才能避免资源走向枯竭以及由此而来的物价上涨问题，例如，美国的钢铁业原料80%来自国内废钢铁。在新模式下，我们必须提高国内老百姓收入，从而增加国内消费，对应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同时实现我们的经济发展目的，同时实现物资的内部循环。

主流经济学家却认为，我们不提高消费，是在进行积累。其象征，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年年高速增加，最多时高达4万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可实际上，我国大部分外汇储备都是美国和西方资本家拿美元到中国“投资“，购买中国工厂以及这些工厂出口产品得到的。央行专家曾经在官方网站上清楚地介绍，政府要动用它，还必须向资本家贷款人民币置换。它们是发行的人民币的依据，实际对应的是西方资本家在中国的人民币资产，实际主人还是西方资本家，它们不是我们的积累。虽然我们可以说积累了生产能力，但生产能力会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而不断淘汰。

真正重要的积累是基础设施，不是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则会一直伴随人类社会。我们的赵州桥已经存在1400多年了，还在为我们服务。事实上，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积累速度甚至还远低于美国100多年前。

在铁路建设方面，距离现在130年前的1880年代，仅10年时间，美国就建成铁路14.9万公里，超过我国一百多年的铁路建设积累至今的铁路总长度;仅1886年美国就建成铁路2.7万公里，超过我国新世纪前10年建成铁路总长度，接近改开30年的铁路建设积累。事实上，改开30年建成的铁路长度仅略多于前30年，如果从建设增长速度来看，改开30年基本等于0，远低于前30年，更无法与当时的美国相比。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累方面，我们也无法和美国相比。例如，下水道建设方面，美国大城市的下水道，往往直径超过10米，下水道里可划船。而在我们的首都北京，这是我们国家下水道建设标准最高的地方，下水道主干线也仅有1-2米直径，远低于美国标准，排水能力十分有限，2012年7月21日一场24小时平均降水量190毫米的大雨，在南方仅是2年一遇的大雨，就水淹全城，成灾面积超过14000平方公里，几乎覆盖整个北京市，造成79人死亡。

在机场建设方面，我们的差距就更大了。到2010年底，美国有15079个机场，我国仅有502个机场，只有美国的3%，仅排在世界第15位。美国仅1946年就建成机场1259个，是我国现有机场数量的两倍半。改开30年，我国仅增加民用机场77个，略低于前30年。 如果算上军用机场，则远远低于前30年，因为大部分机场都是前30年建设的。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的生产能力远超美国。一些基础工业生产能力甚至超美国10倍以上，就是算人均，也超过美国数倍。例如，2014年我国生产钢材11.25亿吨，约是美国历史上最高年份的10倍，人均是美国的2.5倍，接近美国1946年的17倍。2015年由于需求下降，虽然我国煤炭总产能高达57亿吨，实际产量仅37亿吨，但美国煤炭产量仅8亿吨，不到中国四分之一，人均也比中国低。在工业消费品生产方面，美国就更没法比了，因为美国大都不生产了;就是按人均产量计较，也是我们比美国多几十倍以上。

和美国历史上大建设时期相比，我们的优势就更大了。1886年美国仅有人口5800万人，劳动力不到中国5%，重要工业生产能力，例如钢产量仅有256万吨，不到现在中国的千分之三。1946年美国人口约1.41亿人，钢产量为0.59亿吨，不到中国现在8%。很显然，今天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远高于美国1886年和1946年，我们的劳动力数量、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也远超美国1886年和1946年。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的生产能力高于美国历史最高年份10倍左右，更是美国大规模建设时代生产能力的10-100倍左右，但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仅是美国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仅与我国前30年工业从0开始时期相当。我们有巨大生产能力，却积累少，生活水平也很低，人均消费仅有3000美元，不到世界平均一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前我国的很大部分经济资源被西方控制，大部分生产能力都是为西方生产，包括基础工业产品是为工业消费品生产服务，而生产的工业消费品大都出口。即使在2009年搞4万亿投资，铁路作为重点投资领域，也仅从以前年建设1700公里铁路增加到5000多公里，仅相当于美国在1880年代年平均建成量的三分之一，不到最高年份的五分之一。它与我们的整个经济产出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

3、问题的根源

要改变旧常态，建成以内需为主，实现产业升级的新常态，其关键是收回我们被西方资本家控制的经济资源，我们必须修正我国央行错误的人民币发行模式。

过去20年来，我国央行一直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增发人民币，只有企业出口产品或出卖工厂换来了美元等西方货币，到央行兑换人民币，央行才能增发人民币兑换它们，实现人民币增发。而央行兑换来的西方货币则是人民币的发行依据，发行的人民币与储备的外汇是一一对应的，人民币等于是西方货币的代用券，外汇储备也就同时代表了央行发行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数量。在这种货币发行制度下，我们必须出售产品或工厂给西方获得西方货币，增加外汇储备，才能增发人民币，否则就无法增发货币，从而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更不可能推进市场化。如果政府的外汇储备减少，也就是企业或个人拿人民币通过银行，最终到央行兑换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就自动被央行收回，这必然导致货币紧缺，国内经济就会走向通缩，从而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为了推动西方资本家购买我们的产品和工厂来增加外汇储备，我国长期执行优惠引进外资政策，让西方增印货币，就可以购买我们的工厂，于是美国的基础货币就从20年前的4500亿美元增加到现在4.5万亿美元;我国还一直实现低人民币汇率政策和出口退税补贴西方消费者政策，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实现出口产品赚美元;甚至从西方金融市场借高利率贷款上万亿美元，而我们借来和赚来的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是不能花的，按照央行专家介绍，只能保值增值，主要用来购买西方几乎没有利率的国债，给西方免费奉送利息。过去10余年，我国增发的27万亿元人民币，基本都拿去换外汇，交给西方资本家，让西方资本家购买我们的企业和产品，在市场机制下，外资占据了极大的竞争优势。这导致我国的私有化，实际等于是外资化，很多私有企业实际都控制在外国资本家手里。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公有经济占90%以上，现在仅占10-20%，大部分企业都被西方控制。

此前我国改开开始的私有化进展很慢，到九十年代中期，公有制企业还占90%以上，但此后，我国央行每年提供1-2万多亿元人民币换给外国资本家搞私有化，才真正推动了私有化，公有制企业比例直线下降，由于换来的外汇需要储备起来作为人民币发行依据，实际等于是免费将我们的资产交给外国资本家。

由于我们的大量企业归西方资本家所有，产出大都归西方，因此，现在美国和西方基本不生产工业消费品，但人均消费远超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我国生产了占世界约一半的工业产品，包括工业消费品，人均产出约是世界人均的4倍，但是，我国人均消费不到世界平均一半。虽然我国年人均产出已经超过7000美元，但人均年收入仅3000美元，人均消费就更低了。我国居民消费与产出比例不到40%，不到美国现在一半。

我国国内消费能力低下，其根本原因是国内劳动者收入太低。这是我国政府在林毅夫鼓吹的低工资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一直实行低工资政策的结果。我国老百姓收入占产出比例一直在不断下降，从改开开始62%以上，到今天只有41%，远低于其他国家，美国一直保持在80%以上，最高达到88%，西方国家没有一个低于60%，其结果是我国大部分产出被资本拿走，也就是被西方资本家拿走。

西方国家和美国政府有两种做法，推动企业提高老百姓工资和收入，其一是制定最低工资，禁止美国企业雇佣美国人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最低小时工资超过中国大多数工人日工资，达到7.2美元，各州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就更高了。第二，是给美国穷人提供高额补贴。按照美国政府官方提供的统计资料，美国政府约70%收入用于补贴美国老百姓，约占美国国民产值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包括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例如，美国中小学学生上学，由政府提供大客车，到学生住处接送，中午提供午饭，对低收入家庭，提供午饭补贴，包括完全免费的午饭。美国政府直接给老百姓的补贴，平均到3亿美国人身上，一年人均高达7000美元，是中国人均收入的2倍以上。而且美国政府的补贴，主要提供给美国穷人，对美国失业的单身汉来说，美国政府提供的补贴，一年高达一万六千多美元，超过人民币10万元以上，高于90%以上中国劳动者收入，这样的美国人，就是美国政府对外公布的美国穷人。

从美国政府提供的不完全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人的富裕，是美国政府补贴出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印钱给美国穷人，美国穷人就能拿美国人印的美元到中国购买到产品。事实上，美国人基本不搞工业消费品生产，拿废纸印钱，到中国就能购买中国的工厂和产品。而反过来，中国政府印的人民币，到美国是买不到任何东西的，就是拿产品和工厂换来的美元，在美国也买不到很多东西。

其关键问题之一，就是上面所说的我国央行的货币发行制度和政策。事实上，根据国际协定，中国的人民币和美国的美元的地位是完全相等的，不平等的是中国政府的自愿承诺。这是美国为中国培养的经济学家们的贡献，也是某个迷信西方的大领导的贡献。美国仅仅与西方盟友达成协议，承诺不限制美元和西方货币之间的货币兑换和进出美国国境。仅仅按照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向其他加入国政府承诺，美元可兑换为这些国家的货币或特别提款权，却从未执行过。然而美国培养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无视美国政府从未对市场承诺美元的可兑换，却神话美元为可兑换货币，推动中国政府自愿承诺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兑换，而且在20年前就依据美元等外汇储备被动增发人民币，让人民币成为美元代用券，让美国精英免费获得增发人民币，从而控制了中国经济资源。

4、我们期待的新常态

我们的新常态，不仅要实现产业升级，更应推翻过去为西方免费生产的殖民地模式，建成为我们的老百姓服务的新模式和新常态。我们应努力借鉴美国的成功做法，而不是相信美国推销的“华盛顿共识”宣传，将我们的庞大生产能力转向为国内服务。

我们必须象美国央行一样，根据国内市场需要增发人民币，增发的人民币应购买本国国债，交给本国政府，实现人民币投放市场，从而不需要被动储备大量外汇，防止我们的经济资源被西方控制。我们必须禁止央行增发人民币购买外汇，将增发人民币交给西方，让他们控制我们的经济资源。我们还需要充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保护货币主权条款，堵住美国和西方货币的入侵。一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协定，都必须对其他加入国政府承诺，他国因经常贸易获得本国货币可兑换为对方货币或特别提款权。按照这个协定，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承诺，中国通过贸易赚来的美元，可到美国政府兑现为人民币或特别提款权。同样，中国政府也对等地对美国政府承诺，美国通过贸易赚取的人民币可到中国政府兑换美元或特别提款权。这个条款，本是用于保护本国货币主权，防止外国政府滥发货币到本国购买物资的。因为对方例如美国用美元购买太多物资后，中国获得大量美元，就可以按照协定，要求美国政府兑现为人民币或特别提款权。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兑现这个承诺，中国政府就有权禁止拿美元到中国兑换人民币购物。

美国从未让美国盟国之外的国家在美国的投资形成规模，今后我们应实质上禁止外资在我国的大面积存在。我们应制定政策，提高环境保护水平等，并通过市场交易，推动外企离开中国，我们的外汇储备应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使用外汇换回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人民币资产，让国内的经济资源重新回到我们手里，而不是让西方控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认为“我们应当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而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全世界”;告诫美国人说：“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力。”威尔逊总统深信：“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所谓到美国的投资，尤其是非核心盟友国家的投资，大都是“投资”购买美国的债券，美国从不让他们控制美国的经济资源。美国经常利用借债机构倒闭来赖账。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通过倒闭投资银行，赖掉了大批外债，使当时欧洲很多小国陷入困境，我国损失也很大。所谓美国开放投资，实际是一种宣传，目的是让其他国家同意美国去投资。

我们应学习美国1946年大上投资的办法。当时美国通过租借方式提供给盟国战争物资500多亿美元，后来大都没有收回，自己为二战打仗花费近2500亿美元，美国政府为此欠债攀升到2710亿美元，比当时美国一年的国民产值都多5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丝毫不担心债务问题，还大肆在国外花钱，例如，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提供了100多亿美元援助，借给蒋介石打内战花30多亿美元，远超支持蒋介石打日本的2亿多美元和二战对日开战前支持日本侵华的19.5亿美元，后来为反共，不但分文没还，还花更多钱支持蒋介石。同时，美国政府在国内也大搞建设，一年投资建成的机场数量就等于新中国60多年建成机场数量的两倍半，远超当今中国的建设规模。当时美国参加二战的1200万军人绝大部分都复员回家，为战争生产物资的超过2000万工人也无事可干了，占当时美国劳动力一半。美国政府大搞建设，正是充分利用这些劳动力，建设国内基础设施，积累财富，也避免了失业增加带来的社会问题。

我们的基础设施与美国的差距还很大，当前国家应投资大搞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土整治、环境治理等;利用市场政策和外汇储备收回我们的产业控制权后，国家应推动企业大力投资主要行业发展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和可再生能源，建立独立自主的技术发展体系，以充分利用出口市场萎缩带来的富裕劳动力。技术发展需要依赖自己的企业占领市场，通过市场不断完善技术。单纯靠实验室研发，与市场大批量生产，不断改进是没法相比的。我们应在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同时，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积极支持企业对新技术的应用和投资。

我们应学习美国一贯的做法，大幅度增加国债来筹措资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注2)，“一个国家的国债越多就越富”。在法定货币时代，整个社会持有的债务和资金基本是相等的(注3)，只有政府欠债的持续增长，才能不断增加民间收入;债权债务都是本国内部财富分布的事情，政府增加向债权人收税，就可以减少政府债务，但更应用于补贴穷人，提高消费;再说搞建设增加债务同时，也建成了大量基础设施，积累了社会财富，根本没有必要担心中央政府债务问题。无论是按照美国中央政府当时的负债水平，还是按照现在的负债水平，我们的国债都可以从现在的11.2万亿增加到70万亿元以上。

我们还应学美国的两项政策，包括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从而大幅度提高老百姓收入，让他们能够买得起更多的产品，提高我们的产品在国内销售比例，让我们的经济成果惠及我们的老百姓，而不是外国消费者;还应大幅度提高最低福利标准，大幅度补贴低收入阶层，保障国内老百姓收入和消费。我们有庞大生产能力，就应当对应庞大的消费能力，这必须普遍提高劳动者收入。我们应大幅度提高资本和高收入者的税率，提高税收占国民产值比重，用于补贴低收入老百姓，老百姓有了收入，才能更多地消费企业产品，消除企业的产品积压，才是企业能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相反，老百姓收入低，只有吃饭收入，什么工厂的产品都销售不掉，都得积压关门。

我们应取消普通消费品出口退税政策，将免费给西方消费者的补贴转给本国老百姓。西方搞出口退税的目的是垄断产品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不是低价倾销产品。我们还应大幅度提高汇率，防止低价贱卖产品高价进口产品，给西方免费奉送物资。美国和西方国家都实行高汇率政策，没有一个国家实行低汇率政策。通过这些政策，也推动外企退出中国。

依靠我国已建成的庞大生产能力，即使去掉依赖外来资源的生产能力，我们也完全有能力让我们的13亿老百姓过上与西方生活水平相近的生活。因为我们只是将为西方10亿消费者服务的生产能力转为自己的老百姓服务。改变思路，我们完全有可能在3-5年时间内实现这种转变。我们还需要为此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清除国内主流经济界新自由主义思潮，同时需要防止外来敌对势力的干涉。

初稿写于2016.2.10

注1：黄卫东，2015年11月15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3届年会大会报告，美国精英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全文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8992d940102vvwa.html

注2：资本论第一卷第865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北京。原文为“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根据上下文，就是指国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理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注3：在纸币时代，资金基本是银行存款，流通的现钞很少，例如，现在我国货币总量(M2)共139.2万亿，现钞仅有6.3万亿元，约占4.5%。银行存款=银行放贷+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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