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相当偏激的，是索罗斯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实践上是近乎疯狂的，任由“大鱼(赢家)通吃”的立场和目的是肆无忌惮的，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形而上学猖獗”。至此，它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已经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一出笼就是西方的国际政治武器，而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一件意识形态领域特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国际背景主要是：第一，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不仅在经济上加重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危机和凯恩斯主义破产，更在政治上打击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改变了美国的能源战略和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标志着战后美国的霸主国地位无可避免地衰落，这一切严重打击了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政治信心，为美国在政治上铤而走险(实际是一场世纪豪赌)提供了决心;第三，苏联出兵阿富汗等一系列主动出击的国际举措也刺激了西方决心与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世纪决战”，主战场是军备竞赛高压下的意识形态领域，西方的意识形态旗帜就是学术包装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时期的重要国际背景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出现了由一系列新的复杂情况导致的阶段性低潮，并导致五六十年代一度汹涌澎湃的反美反帝反殖浪潮也随之消退。在这种形势下，东西方的军事战略均势虽然还仍然撑着，但是政治天平却开始明显向西方倾斜。这使得国际垄断资本从19世纪末被迫开始向劳动做出政治让步，在一口气持续了近百年的忍耐以后，终于等来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国内到国际对劳动人民进行反扑的有利的政治形势和历史机遇。第四，战后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升级、生产力转移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跨国公司长足发展，出现了消解民族国家界限藩篱的趋势，使得美国认为自己有能力“顺势而为”，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对苏联实现“不战而胜”，进而“摆平”中国，“通吃”世界，扭转自己的战略颓势。第五，在东西方对抗巨大政治压力下出现的欧洲“第三条道路”，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深恶痛绝，对于这些世界超级富豪说，只有沿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向右转，退回到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才能实现其独霸世界资源的目的。因此，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是新保守主义，这是一体两面。而从国际战略来说，新自由主义为国际垄断资本提供了在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下“赢家通吃”的绝妙武器。于是时来运转，枯坐了几十年冷板凳的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地位陡升，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并开始风靡世界，开始了一场由冷战升级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国外有人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其中包括两条战线的殊死搏斗，一个是国际政治战场，以全球化等“普世价值”包装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攻势为掩护，以消解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目标。西方在这条战线大有崭获，摧毁了东欧，解体了苏联，重创了俄罗斯，等等。另一条战线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经济领域。70年代的经济衰退使得西方大量货币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游离出来，成为投机资本。而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金融创新高潮正是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的需要，为这些巨量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找到了牟利的出路，创造了洗劫发展中国家财富的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和金融平台，本质上是“赌场”，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中成为西方金融冒险家的乐园。这些金融大鳄依仗强大的政治背景，乐得无人监管，巨量游资在国际间来去不定，在各种传统的和衍生的金融领域中兴风作浪，呼风唤雨，赚得钵满罐满，走火入魔，引爆了美国和世界金融危机，反过来一面假装无辜，祸水外引，转嫁危机，一面私下里嘲笑发展中国家“又傻又开放”。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起点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它的理论和政策形成形态分别是“里根经济学”和“里根改革”与“撒切尔主义”和“撒切尔革命”，其完成形态是“华盛顿共识”。美英新自由主义包括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政策体系)三个不同层次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内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自始至终所涉及的主要理论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例如所有制、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所以它自始就是具有明确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反社会主义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而不是所谓纯客观的、中立的“经济学”。又由于美国的西方霸主地位，由英国“助霸”，并共同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美英的新自由主义得以完成于“华盛顿共识”形态，从而在理论上成为80年代以来竭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实践中成为以推行全球“美国化”为政策和战略目标的理论和政策工具，在全世界兴风作浪。所以，新自由主义一经走出象牙塔就从来不是一种学术理论。当新自由主义采取了“华盛顿共识”的形态以后，它就彻底暴露了其西方国际政治工具的实质。这时候如果再以“学术”理论论之，就不免失于天真了。

与学院派的各种新自由主义庞杂的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作为美英国际战略工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其架构并不复杂。一般来说，它包括一个理论前提即“经济人理论”和“三化”：一是私有化，凡是一切可以私有化的(不限于企业)，都要实行私有化;二是市场化，主张回到19世纪以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模式，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自发地实现经济调节;三是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相当偏激的，是索罗斯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实践上是近乎疯狂的，任由“大鱼(赢家)通吃”的立场和目的是肆无忌惮的，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形而上学猖獗”。至此，它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已经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一出笼就是西方的国际政治武器，而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一件意识形态领域特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人’、‘三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看似简单，却件件都是消解民族国家的利器。不难理解，打造这样一件特殊的理论武器的实质，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杰尼斯所指出的，是“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转引自(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季海宏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世界范围内的反新自由主义浪潮

美英发起的这场无硝烟的战争，是一场政治豪赌，是以美国的国家信用和国家命运作为赌注。特别是80年代以来兴起的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一部分的美国财政金融政策和以美英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创新浪潮，更是以此为赌注孤注一掷的疯狂行为。新自由主义战略与金融危机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实现机制大体是：政治战略-世纪赌博-利益勾结(不是不作为，也不是监管不严，根本就是利益勾结后的放纵，绑架全球，最后放水)-金融创新-利用暴富效应和对美国的盲目信任和对金融魔术(衍生工具)的盲目崇拜-大肆掠夺-泡沫破裂-套现走人-金融海啸-政府抗着(实际放水)-强迫各国埋单-假装无辜，偷着乐-20国峰会-试图继续玩下去。

以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抵押进行赌博。这是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金融诈骗。毫无疑问，政客和大鳄赢了钱，虽然没有法律可以制裁他们，但是人不能光靠钱活着，他们在道德和政治上破产，而美国则输掉了国运。金融海啸加速了美国衰落。这场金融危机将对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发生深远的影响，休要相信美国过几年又会恢复世界霸权的神话。实际上各国都早已窥破：美国信用破产导致美圆的世界货币地位终结，美国的霸权历史就终结了。法国和欧盟、俄罗斯等国更是不失时机地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切，都是世界反对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延续。布什说，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那是美国的战略。而反新自由主义，就是反美，这是世界性的。

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行动，首先来自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集团和国际金融机构内部。金融大鳄索罗斯早就对金融衍生工具颇有微词，5年前“股神”巴菲特更是直言不讳地称之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认为其潜在的威胁是“致命的”。但是在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前美国财长鲁宾的推动下，美国国会竟然永久性地废除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根本就是为巨量金融投机资本开绿灯，终于引爆金融海啸，酿成巨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由于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和经常批评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而被迫辞职。多年来，他和西方许多学者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著作揭露美国暗中操纵国际金融机构，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在拉美、苏联东欧国家和亚洲蓄意引爆和加剧金融危机，制造经济社会灾难和政治动荡。斯蒂格利茨在《我从世界经济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对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过程中采用“第五纵队”的做法予以揭露。他还揭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内幕。原来，该组织只是把新自由主义当作包制百病的药方，根本不管各国的情况，也不想了解这些情况，只是强迫有关国家接受。因为该组织认定：“‘休克疗法就是普遍真理，适用于所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下的药越猛，不管造成的反应多么痛苦，经济恢复得就越快。推理过程就是这样简单武断。”拉美国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华盛顿共识”的重灾区，所以近年来兴起的全球性反对主义新自由主义浪潮以那里为最激烈，并引发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代表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美国《纽约时报》评论家费拉罗写道：“持续20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正统的经济改革宣告失败。”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近年来在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等国，新兴的左翼政党或政袒新秀纷纷赢得大选而执政。

最具深意的动向在欧洲，法国成为欧盟的领头羊。前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与美国的离心倾向是不假掩饰的，2003年八国峰会期间，他专门邀集巴西、中国、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具有战略性质的南北高峰对话;2003年“非典”期间更是亲率庞大的法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其“挺中”的态度和做法很不寻常;特别是他所极力提倡的文化多样性根本就是在与“全球美国化”相对抗。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所表现出的尊重和景仰，不是作秀。事实上，“老欧洲”与美国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在于欧洲早已看透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战略中，没有自由欧洲应有的利益。笔者曾说过：“不错，希拉克以后的法、德，均有些逆转苗头，但是未必持久。”(郑彪：《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页)果然，美国金融海啸发生后，最富戏剧性变化的是萨克奇，他一反紧跟布什的常态，大声疾呼改革世界金融体制，这明显是在挺欧(元)压美(元)。俄罗斯更是认为这是“展示肌肉”的好机会。

最受瞩目的是在金融海啸中的大选对美国的影响。奥巴马在大选获胜后对支持者宣布：“美国的变革时代已经到来。”(路透社华盛顿11月5日电)奥巴马以绝对压倒优势当选总统，证明共和党推行多年的新自由主义不得人心。法国《费加罗报》的评论具有代表性，该评论说：“奥巴马当选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的一次决裂，而不是交替。2008年美国大选勘与1932年和1980年的大选相比，那两次大选分别因为罗斯福和里根的获胜，促成了美国模式的重新创造。它超出了一场政治转变，记录下一场革命。奥巴马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一个世界的结束和代表一个新政来临。麦凯恩失败和奥巴马当选标志着三个周期结束：一个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围绕减税、放宽管制和贸易开放的经济周期;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周期;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自20世纪以来在世界上绝对至高无上的历史周期，它正让位于一个多极世界，美国在其中依然是头号大国，但它的实力变得相对了。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全部挑战将在于，在21世纪多极的格局中重新给美国定位。”((法)尼古拉巴韦雷：《对奥巴马总统来说，最艰难的时刻开始了》，《费加罗报》2008年11月5日)日本学者指出：“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恰逢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和日本大选，意义非同寻常。它预示着世界政治的大循环已进入新的阶段。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政治以30年为一个大的循环周期。”((日)山口二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政权选择》，《世界》月刊2008年11号)他认为，“战争结束到上个世纪70年代是世界经济的扩张时期，充分就业成为各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国家福利日益健全。换言之，第一次循环是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时代。政府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而积极推行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成为不言自明的模式。到上世纪70年代后半叶，这一体制发生了大的动摇。石油危机使得经济增速放缓，通胀问题日益突出，支持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开始瓦解。另一方面，将社会各阶层纳入受益者范围的民主政治体制，却无法做出伴随着‘痛苦’的决策，从而导致决策系统陷入了功能性障碍。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上台，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第二次循环是小政府时代，更加注重的是自由竞争而非再分配和生产、平等等原则。鼓励追求利润，财富集中的合法化，对一般民众政策性服务减少，成为这个时代政策的主旋律。这一政策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之上。新自由主义认为不应由政府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府本身是造成问题的根源。”“虽然经济增长得到恢复，但财富却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造成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日益激化。此外，在小政府路线指导下，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下降，使得一般民众深受其害。2008年9月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过去30年一直持续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英国学者指出，金融危机是美国的惨败，而“美国的残败就是西方的惨败”，因为“震中在西方，这还是第一次。”以前金融危机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等地，，而发达国家做出指示。“指示是以名副其实的华盛顿共识的形式发出的，发出的指令是令人痛苦的，其中包括放松市场管制和整顿财政。但这一次，危机是从华尔街开始的，新兴国家成为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这种角色转换的原因何在?西方的药他们已经吃够了。”((英)菲力普斯蒂芬斯：《危机标志着即将出现新的地缘政治》，《金融时报》2008年10月10日)他预言，这一切将改变地缘政治，“重要的教训是，西方不能再认为全球秩序将根据他自己的想象重新确立。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和欧洲轻而易举地行使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那个时代正在结束。”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和日本的舆论都已开始发生变化。美国舆论调查专家马克默尔曼说，最近美国民众的意识已经发生变化。在今年的一次调查中，60%的人感到联邦政府没有为解决普通民众的问题充分发挥作用。可见，美国政治所依赖的价值观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说：“美国需要重建国家战略。”(《环球时报》2008年11月10日)山口教授说，“我本人在去年年底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其要点是：日本国民对小泉执政以来推行的结构改革普遍表示否定，对将来的生活感到悲观，希望日本能变成北欧型的福利社会。”他说“默尔曼就美国舆论指出的问题，与我们在对日本舆论进行调查后发现的问题基本相同。换言之，在进入21世纪后，日美在新自由主义的行列中走在了最前列。因此，人们现在已经感到其中的弊病，开始寻求其它的社会模式。”在法国，萨克奇正在策划一个全球论坛来“反思资本主义”，向世界宣告“动用国家力量来干预金融体系运作的合法性已经毋庸质疑。”普京说：“这场美国的传染病给俄罗斯带来麻烦。”拉美领导人纷纷宣布新自由主义“不过是昙花一现”。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上周表示：“美国经济模式已经病入膏肓”。美国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末路”，“我们将面临的是大规模的去杠杆化的过程”。((美)拉那福鲁哈尔：《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现在开始》，《新闻周刊》2008年10月13日)奥巴马最近说：“在华盛顿，他们称这是所有权社会，但它的真正含义却是，没人管你，你要靠自己 现在是他们承认自己失败的时候了。”((美)扎卡里卡拉贝尔：《从美国梦中惊醒》，《新闻周刊》2008年10月20日)当然，对上述这些评论和观点，也需要有一个现实的判断，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将会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过程，而且美国无论内政和外交都不会出现实质性变化。然而，新总统接手的毕竟是一个烂摊子，变化是可以预期的，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几点结论

从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后果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简要结论：

第一，凯恩斯主义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革命”，尚且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趋势，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了无新意，这就注定了其破产命运。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实际是倒因为果，这表明他避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抓住次要问题做文章，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最终在理论上破产是势所必然。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和罗斯福新政毕竟有所创新，并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使得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熬过了大萧条的世纪性灾难，赢得了长达几十年的相对繁荣。而新自由主义名新而实旧。凯恩斯“革命”的失败是由其自身决定的，而不在于新自由主义理论上如何“正确”。新自由主义的全部价值在于政治上对于维护和扩张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有用，它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激化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20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以来，美国财政金融和内政外交形势的持续恶化所导致的金融海啸和这次大选的政治变局，拉美地区、原苏联东欧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所引发的反美浪潮，全世界对遭受美国金融海啸的拖累怨声载道，在在都是明证。

第二，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当代经济思潮，在政治上具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性质。正如程恩富等同志所说：“包括萨缪尔逊在内的西方众多学者，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称为‘右翼经济学’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是准确地描述了其思想特征。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党，英国、日本等国家的保守党，也都是公开宣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处于保守地位。”(程恩富、曹雷：《外国学者对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批判》，《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页)新自由主义“右翼经济学”作为美英等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将美英等国的政策拉向右转，激化了国内外矛盾，这是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更加动荡和复杂的理论根源，也是这次美国金融海啸的理论根源。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等转型国家泛滥，则是这些国家经济恶化和政治变局的一个理论根源。

第三，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包括“华盛顿共识”在内的一系列灾难性政策后果，集中地表现为恶意阻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恶意扭曲其经济结构，乃至洗劫这些国家原本就有限的国民财富。这一切政策后果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质疑、批判和反思，也激起广大民众反抗的浪潮和政府对内外政策的整合治理的政策应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些有官方背景且不乏正义感的学者、左翼学者和中间派学者对新自由主义一直在进行抵制、揭露和批判。在俄罗斯，无论是前苏联领导人和持不同政见者(包括索尔仁尼琴)以及整个政界、知识界的反思和忏悔，都包含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拉美国家更是受害深重，义愤填膺。这是世界范围内代表大多数民族国家利益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进步思潮和历史潮流，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包括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拨开新自由主义的迷雾，认清这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世界的政治大气候正在发生明显地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变化。有智不如乘势。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新发展，给予中国进一步整合内部、和谐发展、对外争取扩大自身利益，推进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以有利的历史时机。

(本文发表于《红旗文稿》2009年第5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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