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自私的基因》一书想必你没读过至少也听说过，书中告诉你基因在自然选择下具有了自私品性，这也成为一些自由市场鼓吹者拥护其意识形态的有利武器。但是，自私真的是天生的、是和自由市场相伴而行的好基友吗？本文将会告诉你“自由市场的说教并没有人性上的依据。相反，往往是自私人性的灌输以及自由市场的运行在教导人们不得不做自私的计算。”

（图片来源：THEN ONE ）

人性善恶的争论古已有之，未有定论。持悲观态度的人常有这样的看法：在一个群体中，自私的个体总是比其他个体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因此自私的特性会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开来，存活下来的个体总是自私的。

这种看法也常常构成对共产主义的诘难，比如说“大锅饭养懒汉”，共产主义注定会因为这种不幸的人性而效率低下，最终解体。在许多学者看来，自由市场则顺应了人自私的本性，人们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逐私利、相互竞争，最终反而能达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自由市场是基于人的自私本性的“自然秩序”，它必将冲破古老社会的枷锁，使世人渡入完美的“理念世界”。

然而，现实总是对理念世界最拙劣的模仿。

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断言基因在自然选择下仿佛具有了自私品性（即更好地保存自身）的理查德·道金斯，也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基因如何通过与其他基因配合、如何通过指导同一物种的利他主义行为和不同物种的互惠行为而保存下来。可见，将个体特性简单还原成基因特性很难行得通，个体是否自私很难寻找到遗传学上的根源。

其实，许多意识形态生产者总试图为现存制度或新兴统治阶级辩护，而诉诸自然法则无疑是一种有效方式。古代有“君权神授”的说法来为帝王权力寻找依据；马尔萨斯用他的“人口规律”来说明工资为什么只能维持在生存水平上；李嘉图用他的“土地边际生产力递减”来论证废除谷物法、促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必要性；现代社会引入达尔文主义，试图表明社会不平等仅仅是智力水平和勤懒程度差异的结果；官僚子弟用“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说辞来维护自己的特权……有了“自然法则”的根基，即使出现了令人不愉快乃至惨绝人寰的后果，你也只能摊摊手，说：“There is no alternative（我们别无选择）”。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回到原题。既然个体是否自私很难寻找到遗传学上的根源，那么，它能否找到文化演化上的根源呢？也就是说，每个个体通过学习和模仿发现自私是一个最有效的策略，并最终决定采取自私行为。

人类学研究发现了太多反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最后通牒”游戏。参与游戏者匿名两两配对，一个人称为“提议人”，另一个人称为“回应人”。提议人被临时性地给一点钱，叫做“总额”，其金额为参与双方所共知。游戏规则如下：由提议者决定将总额中的多少与回应人分享；提议人然后拿出总额中的一定比例给回应人，而回应人将决定是否接受提议人的提议。如果回应人接受，则回应人得到所提议的份额，而提议人保留剩余的份额。如果回应人拒绝接受提议的份额，双方将什么也得不到。

按照自私的理性人假设，只要提议人提议分给回应人的份额不少于1分钱，回应人就应该接受提议；而为了最大化自己的收益，了解到这一点的提议人会仅仅留给回应人1分钱，而自己得到剩下的所有钱。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鲍尔斯在其著作《理解资本主义》一书中记录了这一试验结果。在以美国、日本、以色列、德国、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印度尼西亚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学生作为试验对象进行的实验中，绝大多数提议者提议的分享比例是40%到50%。最常见的提议比例，很有代表性的是总额的一半。同样引人注目的事实是，25%或更低比例的提议常常遭到拒绝。

人类学家还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中生活状态迥异的15个小规模社会里进行了“最后通牒试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奥族和瑙族人在玩该游戏时，超过总额一半的提议很普遍（而这样的提议在美国学生中几乎从来没有碰到过）。更有趣的是，高比例和低比例的提议遭到拒绝的频率是一样的。但秘鲁亚马孙河流域的马奇根加林业种植者提议的平均比例是总额的27%，近四分之三的比例低于25%，而只有一个提议遭到了拒绝。而印度尼西亚拉玛勒拉的捕鲸人提议的平均比例是总额的58%；他们需要一大群人一起捕鲸，并按照严格的分享规则来分配捕获物。

可见，人类并不像自私的理性人那样行事。人们在做出决定时，往往会有公平或者互惠之心。而不同人群的行为也存在明显差异，这很可能是反映了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方式上的差异。人们的偏好或行为准则受到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深刻影响。

总而言之，自由市场的说教并没有人性上的依据。相反，往往是自私人性的灌输以及自由市场的运行在教导人们不得不做自私的计算。大学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多地表现出来自私的特点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研究和理解复杂社会时，在微观层次上寻找自然法则（如基因和个体的天然特性等）并不是一种可靠的方法。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就发现了这一困境——根本无法解释人类如何从分散、自足的个体“自然状态”进入到不平等的“社会状态”。而只有从整体上考虑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时候，社会现象才能得到理解。卢梭也由此发现私有制的出现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缺少了“自然”的根基，自由市场就很难再成为人类社会唯一的可能性。它仅仅代表了组织社会生产的一种方式，而它的实践已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波兰尼看来，现代机器化大生产要求能够很便利地获取生产要素。因此，自由市场的实践就要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和货币必须转化成商品在市场上出售。特别地，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为了使人愿意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必须剥夺他能够以其他方式养活自己的机会，比如以各种方式剥夺他所占有的土地，瓦解从前可以支撑生存的互助式村社体系。为了使人在低收入下“心甘情愿”地卖命工作，就必须维持一支失业大军，坚决打击工人结成工会的企图，使饥饿成为最好的工作动力。而这一切都是维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维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然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每个人追逐私利能带来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命题，工人团结起来结成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本来是自由市场的应有之义。然而，忠实的自由市场鼓吹者却无视这一点，甚至声称这一做法会使经济增长陷入“收入陷阱”。不过，他们的反应也毫不奇怪，毕竟在他们的生产方程中，劳动力仅仅是和冷冰冰的机器、厂房并列的一项变量，劳动力为什么不能像机器、厂房那样任我操纵呢？稍加思考，就不难明白“自由”市场到底指的是谁的自由。

和劳动力一样，有限的土地（自然资源）也必须纳入到资本无限积累的进程中去。与土地相结合的传统习俗制度加速崩解，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滥用使生态灾难加速迫近。至于与现代货币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危机，早已是司空见惯。

以人性自私作为基础、鼓吹社会丛林法则的意识形态生产者，无非是在维护资产者的利益，维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关于人性的“机会主义者”，将人类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或神仙皇帝的仁慈无私之上。真正值得关切的是塑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的社会制度。恩格斯在其光辉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就指出了人类社会的前景：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书目信息：理查德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