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这里，我讲三件往事，或许对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有些益处。

一件是1963年的事。当时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不进行革命，只通过议会斗争和实行国有化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那时我正在红旗杂志工作。邓力群同志找到我，说：第一个观点我们已经批判了，第二个观点还没有系统批判。你能否写一篇文章，讲清资产阶级为什么也可以搞国有化，这样的国有化的性质是什么，对什么人有利，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搜集材料，最后写出了文章，题目是《关于资产阶级国有化》，发表在红旗杂志1963年第6期。当天晚上，新华社发了通稿，对文章内容做了简要报道，《中国周报》也翻译成几种外文发表。不久，收到六七封外国读者来信，都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

我的这篇文章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断：作为资本主义机器的“资本家的国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现在有的人模糊经济关系的国家性质、阶级性质，有人美化资产阶级的国有经济（企业）是公有的，而把那些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全民所有诬为“人人皆无”，以此鼓吹私有化。这些观点，你说它新，其实不新，都是老观点，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观点。

第二件是1981年的事。我在那一年第9期的《经济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文章的内容是谈学习陈云同志在八大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陈云同志说：“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市场生产的补充。因此，我们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原因就在于“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陈云同志的符合实际的讲话，受到毛主席和全会代表的赞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我认为，我们今天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决策搞经济建设，尽管比当年大为发展、大踏步前进了，但还是明确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因此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市场。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第三件是1986年的事，也就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的时候。那时，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法国宇航局局长、总统密特朗的弟弟小密特朗通过外交部找我谈过一次话。当我问到当时英、美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时候，他说：彻底私有化不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三个原因：第一，原材料、能源这些东西国有，是由纳税人出钱，企业得便宜；如果私有化了，资本家就得自己掏腰包。那样他就不合算了。你出台了损伤他利益的政策，他就不会再投你的选票。第二，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私有化了，如果国家不补钱，那价格就会一路走高，必然引起民众的不满，这样也会失去大量选票。第三，供给资本家和资本家集团使用的高科技机构原来是国家养着，如果你私有化了，就得由资本家来养，这样一来，资本家肯定反对，因为他绝不愿意干资本吃亏的事情。你看吧，到一定程度，英、美私有化就会适可而止。果不其然，到现在为止，实行彻底私有化，完全取消凯恩斯主义，国家毫不干预经济，只当守夜人的还没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搞好国有企业，更没有道理。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