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态势

　　11年前，本人与美国、日本、法国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发起并建成世界政治经济学会，每年大都是在国外召开年会和国际论坛，在美国、日本、法国、巴西、墨西哥、越南都开过，今年是在印度召开。论坛一般与会者有180位左右，学会主办了《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英文国际期刊。据统计，美国政治经济学学会有500-600人，法国也有200-300人，日本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会叫经济理论学会和政治经济学学会，以及经济学说史学会(两派学者都参加，既有研究马克思的、也有研究凯恩斯的)。日本经济理论学会聘请我担任该学会的国际顾问，这个学会大约有2000人。日本院士配额具有一定的公正性，经济学有15个名额的院士，其中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3个名额，东京大学伊藤诚是其中一位!印度也有政治经济学会，还有俄罗斯政治经济学学会，是以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布兹加林(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为首的二十几个人。在苏东国家，一旦社会主义垮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部被赶出大学，如东德的大学里已经没有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以不要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自由的。其实，资产阶级的学说是很不开放的，就像我们看他们的文章，他们不看我们的文章，谁说他们是思想学术开放的?在拉美国家，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较多以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全世界的分布更多。

　　整个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苏东国家剧变的低潮后，目前呈现了逐渐复兴的趋势，尽管复兴的进程比较慢。这次金融危机前后，法国的博士研究生、教师发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专门写过论著予以介绍。本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破产了，七十年代滞胀危机后是凯恩斯主义破产了。那么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破产了，还有那么多人信呢?从国际上来讲，是由于跨国公司垄断了经济，同时还垄断了媒体，垄断了社会组织，垄断了国民教育系统，当然它本身就是垄断政权的，这样，经济、教育、新闻媒体、政权，这些都没有变，它整天在妖魔化社会主义，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共产党的领袖，等等，所以，虽然人民群众很伟大，但再伟大的人民群众也是属于这个统治阶级控制支配下的国民。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媒体，它说什么，大多数国民自然就会信什么。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福山教授曾经说过，有些国民的利益虽然受损了，但他们还是会站在损害利益的一派，就是因为这个教育和宣传系统是被控制的。

　　中外马克思主义者是实事求是地掌握了真理，因而发展态势是总是会在曲折中前进的，毕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这是无可置疑的。虽有曲折，但社会终究是要往这个大趋势演变的。例如，欧盟的发展即是如此，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明的话说，是集体帝国主义，参加北约并跟美国干坏事。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是第一个提出的，即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全世界是个整体，欧盟首先搞一体化，它适应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济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还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变化，因而可以称它为集体资本主义、集体帝国主义。不过，欧盟离共产主义就不远了，离社会主义全球化就差一步了。列宁过去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最后入口处这句话从当下全球来看，欧盟更是入口处!所以，世界向社会主义全球化在慢慢蠕动，就像蚕宝宝似的慢慢蠕动，中间可能还要退一二步后再进几步，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方向就是这样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反战运动等等，大方向和总趋势都是如此!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在学术研究和进步运动中已经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负作用和各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改良主义或正或负作用，要实用得多，进步得多，不断推动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和世界人民的福祉提升!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难题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有这样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总是爆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有时还有财政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通过具体矛盾发生作用的。对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是操作失误，也就是说是美联储、华尔街的操作失误;还有人说是信心不足，而金融危机恰恰是在信心最足的时候出问题的;还有人说是机制有问题，或华尔街的资本家太贪婪!那么是贪婪吗?资本家可能不贪婪吗?贪婪是资本家的本性，最大限度的追求最大利润就是他们的目标。凯恩期主义者认为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机制导致的，而新自由主义认为不是他们搞的，但有的承认有错误。新自由主义阵营五花八门，比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他没有关系，因为危机爆发时他已经卸任，即使有误也只能是三分的错误，大部分还是正确的!张维迎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将再次兴起。费里德曼是张维迎的精神导师。费里德曼去世后，他的对手萨缪尔森指出，学者可以随意发表观点，但像费里德曼认为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金融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这就有悖学者的良心了。半年后，张维迎即发表了上面的类似奇葩言论。日本有位著名的海归学者中诚岩承认，自己大学教授，又是历届政府高参，一直在日本倡导新自由主义，而日本经济一直一蹶不振，尤其再加上这次金融危机，自己负有责任。这说明，他还是有良心的，知道自己错了，但理论上他不会倒向马克思主义，可能倒向凯恩斯主义。

　　中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各种危机不单是贪婪，不单是操作失误，不单是体制机制有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或民营化为主体，加上是市场经济，那就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两极对立等等。解决的办法呢?世界经济学体系有三种：各种各样的凯恩斯主义，各种各样的新自由主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大经济思想体系，任何人脱离不了。西方有位著名经济学家说过，任一领导人的经济政策、经济思想都是某一经济学派、某一个经济学家的奴仆，是属于某一思想体系的变化结果。譬如，里根属于新自由主义主义供给学派，克林顿采用一些新凯恩斯主义。任何一个人，不管年纪大还是年纪轻，你开始研究经济学，主张一个经济学观点，一般已有不少相同的文献。你写文章，一定是基于别人的某些思想，才能创新。

　　按照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若要解决各类经济危机问题，必须做到两点。第一，要大力发展公有经济，非公经济只能适当发展，如此贫富差距就不会太大。第二，国家调控的力度要稍微大一些，一些重要领域主要由市场决定便会出问题，因为所谓市场决定，说到底是大企业决定，在西方国家就是私有垄断寡头决定。这两点若能做到，经济就会搞的好一些，国力就会好一些。北欧、瑞典、新加坡，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搞的好一些，就是因为采用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多搞宏观调控，计划调节，多搞国有企业和合作企业，有的国家还实行较高的个调累进税，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范围。

　　资本主义第二个重要矛盾就是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对立。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基尼系数、家庭收入五等份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表明资本主义贫富对立最主要的指标是财富的占有比重。比如说，美国1%最富的家庭净资产，占整个美国家庭净资产的1/3，其余较富的9%美国家庭又占有1/3，因而10%的富有家庭占有美国财富的2/3。家庭净资产包括金融债券、房地产等，存量资本和资产都是包括其中的，这是美国两极分化的最主要标志，其他标准都是次要的。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只谈收入占比，财富占比是不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波及了80多个国家，其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99%比1%，即绝大多数劳动者与极少数超级富豪存在对立。这个运动最后被美国暴力所取缔和镇压。有人说没有阶级矛盾和斗争了，你去问问美国的工人及其代言人，没有人会否定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出现以后，法国青年经济学家皮凯蒂刊行了风靡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揭露西方财富占有的秘密。他精通数学，精通计量经济学，精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但他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专搞那些漂亮的数学模型，说明不了问题的实质和解决方式，因此，他就用实证分析，用很多国家长期的数据，来说明整个资本主义还是具有世袭资本主义的特征，从而引起全球轰动。人家给他扣帽子，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格曼教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五篇文章为他辩护，反击右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他的攻击。但是，皮凯蒂还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经济学家，因为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单纯实行高额累进税。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好的，只能从分配方式和再分配领域搞累进税来解决。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高额累进税固然要搞，但更要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目的是在公有企业的初次分配中就把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消灭了。所以，皮凯蒂还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比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很大的进步性。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盟军和统战对象，它们的学术地位和社会作用相当于马克思说的斯密和李嘉图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新自由主义则相当于马克思批评过的萨伊和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新常态这个词是西方国家先提的，资本主义经济新常态和我们所讲的经济新常态不一样。它的新常态是说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经济复苏不起来，今后要习惯于低增长或衰退、高失业、金融失序和财政困境等。甭指望这些问题很快就过去，经济就重新繁荣，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常态。在中外知识界流行的、频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自由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已束手无策，但能够科学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困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垄断资产阶级政府又不愿意采用，那就让它们继续常态下去吧!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难题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无战争和无重大决策失误的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负增长的，是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的!西方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我国没有发生危机。现在我们要重点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管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内部讲话中已经强调，我们所讲的供给侧改革不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有舆论把国有企业比作“僵尸企业”，这个词很难听。搞关停并转、结构调整、去产能去库存等等，也不需要套用一个很不好听的词，说的严重一点，属于蔑视性的词汇。中国那么多恰当的词为何不用，可以叫亏损企业嘛。关于供给侧，总书记讲的很全面，在适度扩大需求同时，重点来抓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所以不是不要扩大需求。需求和供给是辩证的，即使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也是有关系的。今年的投资下去，今年叫投资叫需求，投下去以后形成固定资产了，明年开始生产了，就是供给。需求有三驾马车，供给有哪几个主要因素呢?我提出“新三驾马车”是供给方的：

　　第一，要素提质。生产要素须提质增效，其中劳动力即人的要素也要提质。今年两会，张德江委员长在安徽代表团讲话时明确指出，要变农民工为市民，变农民工为技工，最好是高级技工。90年代以来，我国大办普通高校，重点学数理化和外语等一般知识，相对忽视高职的发展，忽视了专业技能的培养，大批普通高校毕业生找工作时发现没有专业技能。现在教育部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把普通高校变为高职，大力培养技能。这就是过去一位模仿美国教育而走了弯路的结果。只有各个生产要素质量不断提高，供给的产品质量才能提高。

　　第二，结构优化。这包括产业结构、外贸结构、企业结构、区域结构等。以企业结构为例。以往有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集中度越分散越好，同类企业商量越多越有利于自由竞争，但实际上汽车生产厂、飞机生产厂并非越多越好，因为生产经营有规模效应和全球竞争问题，我国曾走了十几年的弯路。20世纪末全球形成了新一轮的企业兼并高潮，超级大企业还在不断并购扩大规模。西方经济学讲主要的现代企业形式是寡头竞争和垄断竞争，事实上很多重要部门都是寡头垄断的，甚至全球只有一两家大公司，如以前全球胶卷生产主要就是柯达和富士两家。美国自己根本没有提出柯达胶卷为什么只有一家，要不要一分为二，或是一分为三?而在我国就会有决策者提出一家不行，一家没有竞争啊。垄断性的微软公司击败了其他类似的公司，也只有一家，在20世纪90年代时法院争论要不要拆分，后来还是没有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要在全球形成垄断。张德江委员长在两会说过，高铁为何能突破发达国家技术不愿转让的封锁，因为只有铁道部一家，而飞机和桥车等生产企业是各自为政，多头对外谈判，就难以突破外国技术不转让的封锁。因此，我国的企业结构要进一步优化，以利于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增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

　　第三，科技创新。这是供给侧改革发展的关键之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我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方针，把传统“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念颠倒过来，突出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政策。一位外国专家讲过，发展中国家要干美国正在干的事情，而不能只干美国要你们干的事情。例如，美国人强调要中国只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只讲要保护?因为美国人就是靠知识产权赚我们中国人的钱，赚发展中国家的钱。十几年前年，我研究中国是不是世界工厂，结论是我国不是世界工厂，而是以“三来一补”和合资为主的加工厂。什么是世界工厂呢?只有这个企业和国家较多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个企业和国家才具有核心竞争力，比如华为便是典型。国家也是这样，没有关于核心技术的较多自主知识产权，在关键产品上没有自主知识产权，都是靠“三来一补”，这不能称之为世界工厂，世界上也是不承认的。列宁讲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之一在于资本输出，我认为21世纪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是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包括金融资本)并存的是知识产权输出。通过知识产权输出赚你的钱更多。据报道，美国的收入的60%-70%都是靠知识产权输出。因为它们就是用知识产权垄断来支配整个世界经济，不仅是靠金融控制。

　　最后说明一下。关于供给侧改革，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因担心新自由主义乘机泛滥而不理解。其实，供求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一，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供给侧改革本身，而是给供给侧穿上新自由主义的外衣。有舆论主张进一步给私营经济减税费，而要让已经退休的人再交养医保金，这都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和民生没有关吗?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了什么?和找对象、找工作、加工资没有关系吗?只是过去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宣传不够。马克思主义强调民生导向的改革开放发展，习近平说“改善民生就是发展”!进一步改革开放要解决什么问题啊?发现有些措施是加大了群众的负担，尤其是中下层，所以我们倡导今后的改革应该是民生导向，这和总书记的“改善民生就是发展”是一致的。

　　此外，现在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这是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推行了几十年出现一系列问题以后，这时候正好拉美有些国家的收入有六千元或过多一些，于是，新自由主义学者就赖账，说这个时期是中等收入，容易出现问题。其实，明明是他们搞出了严重问题。美国、日本、欧盟到了曾经到过中低收入时期，有陷阱吗?现在这些高收入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还不没有进入陷阱吗?另外，低收入国家，像印尼、尼泊尔和非洲国家等，难道就存在低收入陷阱吗?当然，本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也不是这个意思，后来人们把这个概念泛化了，说问题很多就是陷阱。那么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都关门了，是不是陷阱?因此，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如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问题肯定多，就容易掉入低收入、中收入和高收入时期的陷阱，而不管人均收入的高低。

　　简言之，与时俱进而又不断创新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完全能够科学解释和解决中外一切经济难题。如果决策者不及时采纳和有效操作，那么，责任并不在解决思路和方案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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