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北京，春风骀荡。
      18日上午，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举办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研讨会。24位同志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研讨。他们中间，既有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又有地方上的老同志；既有久负盛名的学界耆宿，又有朝气蓬勃的一代新锐；既有经济学的业内人士，也有其他学科的学者；既有来自国家级科研单位的专家，也有出自基层的民间学者。大家聚集一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围绕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主题，从各个侧面进行深入研讨、建言献策。会场气氛热烈、发言踊跃，提问的、补充的、引申的穿插其间，把会议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使人如行山阴道上，有学术美景目不暇接的感慨。

会场一角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指导意义
      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他首先请人民解放军上将、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铭发言。赵可铭是一位儒将，举止文雅，满身的书卷气，内心却燃烧着“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火焰。去年，在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诉讼案中，将军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我党我军的诽谤拍案而起，致电有关方面，大义凛然地提出忠告：如果让爱国者败诉，将是自毁长城。事后，有人说这是干涉司法，赵将军的回答掷地有声：我已退出领导岗位，只是人民共和国的一介平民，自有行使公民权利的自由。在这个会上，将军着重谈了他学习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的心得体会。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历代领导人宝贵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建设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以一个大国领袖的高瞻远瞩，从中总结升华，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学说，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内涵十分丰富，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学说的根本立场，也是谋划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导向，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二是认识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思想。这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增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判断，是立足于最新的基本国情，确立谋划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依据；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的思想；四是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优势合力互补的思想；五是确立“五大发展理念”（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思想；六是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思想；七是重视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思想；八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思想。这些宝贵思想对于全党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对于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避免改革犯颠覆性错误，对于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今天，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必须学习好、领会好、掌握好、运用好习近平政治经济学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当代化的新成果。

人民解放军上将、国防大学原政委  赵可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是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曾经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经济学的讲解。他有着高山一样的原则立场和流水一样的思维活力。他说，经过反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讲话和著述，认为其间蕴涵着以下八项原则：一是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的良性化，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的“三型社会”，高水平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摒弃“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以市场换技术”等错误观念，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二是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增加生产、发展经济，总有一个为了谁的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目前，要认真领会、坚决落实总书记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汲取过去国有企业改革形成暴富阶层的严重教训，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双向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大力发展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提升公有经济的活力、竞争力、控制力和抗风险力。四是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贫富悬殊不是社会主义。目前，要遵照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五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要贯彻总书记关于“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的战略思想，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六是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迫切需要推动我国经济从速度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升级，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而经济发展动力，则应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七是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要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和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加快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矛盾。八是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要在自力更生主导的基础上坚持双向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程恩富 

朱继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一位近年来颇有影响的学界新锐，政治、文化、经济都能拿得起来的多面手。他的发言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他从习近平同志自担任浙江省委书记说起，对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形成进行了沿波讨源的系统化梳理，使大家对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有了一种更全面、更自觉的把握。最后，他特别强调要把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的宝贵思想转化为实现“四个全面”战略目标的实实在在的实践。目前，尤其要注意在化解产能过剩中防止出现新一轮下岗潮，防止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再次出现国有资产流失，注意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妥善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处理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关系。他展望说，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大数据行业的飞速发展，全国性的大联网为更好地用计划手段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一个将市场和计划两只手紧密结合、高效高质的社会主义新经济已经呼之欲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  朱继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是冠剑丁年的政治经济学家，无论是为人还是治学，都十分扎实、严谨而稳健，并且如他的名字昭示给人们的，执著地秉持社会公平的理念。他说，习总书记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次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当前我国发展中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思想文化矛盾决定的。面对中国发展的诸多难题，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一种是回归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张。事实早已证明，这三种主张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我国许多高校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等问题。具体到学科建设上，应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发展规律的高度出发，说深说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二是必须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切实从理论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三是在坚持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伪科学本质的同时，合理地借鉴和吸收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有科学成份的东西；四是建立起系统化的规范的学科体系；五是必须坚持学术研究、理论创新与党中央文件辩证统一的原则。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既要充分尊重和吸收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和理念，但是又不能止于中央文件，而是要给予理论上、学术上的说明和引申，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视野，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邱海平 

搞好国有企业是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时，赵可铭将军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国企改革是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在各种会议和视察中，他反复重申“两个毫不动摇”，这对于坚持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具有根本的意义。但是，这些年来，总有一些人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企图影响干扰我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怀好意地把国有企业说成“党国大公司”，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恣意进行妖魔化渲染，急欲连根拔掉而后快。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坚实经济基础。动摇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也就动摇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动摇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如果这些人的诡计得逞，那就必将是万劫不复的颠覆性错误。
       赵将军的话音一落，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总参谋部某部原政委宋方敏便接上话头。宋将军是军内少有的政治经济学家，在职期间，曾主编全军第一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退休以后，对经济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热情依旧，目前担任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资委国企理论宣传特邀研究员。宋将军认为，国有经济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坚守和创新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理论。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处心积虑要灭杀中国国企的严峻形势，习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必须“做大做强做优”，“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次从国民经济发展、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统一的高度，全面准确地定位中国国企的支柱作用，从而与一些人竭力鼓吹的西方国企的“辅助性原则”划清了界限，为国企改革确立了正确的总目标。国企改革中的一个普遍教训，就是照搬西方公司制那一套，不讲中国特色，不讲社会主义原则。习总书记在重要关头把握方向、指点迷津，明确提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这就是说，“制度自信”要落实到企业制度这个微观基础上，走切合中国实际的路子，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宋将军特别强调，当前要十分注意防止“供给侧改革”的西化解读再次危及国企命运。必须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区别，决不能把适应需求的供给结构合理调整演绎成私有化的体制改革，犯下动摇制度根基的“颠覆性错误”。一些专家和媒体鼓吹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僵尸企业”，要冲破阻力，把国企卖了，不要怕大批工人下岗，还说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历史证明，以处理“僵尸”为名卖国企，不但会带来大量失业问题，而且一旦开了口子，好国企也会“被僵尸”，从而为私有化大开绿灯。国企遇到困难应该依靠工人阶级力量，主动实现转型升级。习总书记说：“国有企业要激发内生动力”，政府也要“更多体现在支持、扶持、杠杆作用”，这与“甩包袱”似的“清僵尸”，显然是不同的供给侧改革思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总参谋部某部原政委  宋方敏 

讲到这里，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插话，介绍了一些“旧事”，目的是提供镜鉴。有林是党内著名理论家、经济学家，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参与过党内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今日之日，他虽已满头华发依然精神钁铄。他用那一向平静的语调说：1986年，也就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的时候，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法国宇航局局长、总统密特朗的弟弟小密特朗通过外交部找我谈过一次话。当我问到当时英、美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时候，他说：彻底私有化不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三个原因：第一，原材料、能源这些东西国有，是由纳税人出钱，企业得便宜；如果私有化了，资本家就得自己掏腰包。那样他就不合算了。你出台了损伤他利益的政策，他就不会再投你的选票。第二，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私有化了，如果国家不补钱，那价格就会一路走高，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这样也会失去大量选票。第三，供给资本家和资本家集团使用的高科技机构原来是国家养着，如果你私有化了，就得由资本家来养，这样一来，资本家肯定反对，因为他绝不愿意干资本吃亏的事情。你看吧，到一定程度，英、美私有化就会适可而止。果不其然，到现在为止，实行彻底私有化，完全取消凯恩斯主义，国家毫不干预经济，只当守夜人的国家还没有。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搞彻底私有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搞好国有企业，更没有道理。

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有  林 

新自由主义是与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立的东西
       周新城是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他虽然已届耄耋之年，然而却洋溢着青年人一般的蓬勃朝气和旺盛精力。接到会议邀请后，老先生竟准备了一个43000字的发言稿，全面阐述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提出了系统化的建议。他认为，总书记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学说泛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了。有的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张把新自由主义搬过来作为指导思想，甚至说“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公开叫嚷“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吹嘘他“三招两式”就能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打得“片甲不留”，他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个钉子”，让马克思“永世不得翻身”。可怕的是，这样一个反马克思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却被我国一些单位、部门和高校请去发表演讲，据说，讲演时还赢得满堂掌声。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加上教育主管部门提出要“采用原原本本的西方教材”，“用英语讲课”，要大量引进西方培养的人才等等行政规定，在我国高校经济学课堂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教材、教师则日渐凋零。我们就是这样，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又进入了各个部门，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这就使得我们的经济改革少有方向正确、方法对头的得力干部可用。难怪党中央关于经济问题的重要决策，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我曾在有关部门的一次座谈会上感叹：长此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能要毁在高校手里，因为高校尽培养些社会主义的掘墓人。面对这样的局面，更显示出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决策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周新城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青年政治经济学家。多么复杂玄奥的经济问题，他都能够以平易明白的方式进行阐释，因而在青年和广大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他因有重要工作未能到会，但提交了书面发言。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和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立的东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把握时机、重拳出击，清除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杂草。一批数典忘祖、吃饭砸锅、吃里扒外的公知大V已经或正在得到处理，体制内的诸多新自由主义同情支持者受到了告诫与惩戒，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的杂草还有继续蔓延的势头。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新殖民主义政策是国际资本意识形态的两个侧面。美国国防部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中国不论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美国的敌人”。国际资本思路明确，就是借助美国的中心力量，将“美国的敌人”变成他们的超级提款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则不顾一个接一个的国际惨痛教训，不遗余力地鼓噪新自由主义理论，处心积虑地实施新殖民主义政策，成为西化分化弱化附庸化中国的马前卒和同盟军。新自由主义者所有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在中国实行西方不曾实行的所谓彻底私有化。一是干掉国企。为此，多年来他们制造了一个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与命题，如“产权不明晰”，“效率低下”，“国进民退”，最新流行的是“僵尸企业”，对国企竭尽诋毁污名之能事。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强力介入下，大批工人下岗、国有资产流失，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二是吞噬土地。为此，他们极力鼓吹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后，必然走向土地兼并，成为政局动荡与政权更迭之源。这样的教训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土地私有化的最新戏法就是土地“确权”、“流转”，资本下乡收购兼并，从而挖掉社会之根，侵蚀稳定之锚，制造动荡之源。三是自由放纵房地产。没有适当管控的房地产蕴藏着极大利益，历来是投机商人最为热衷的投机乐土，由此在一国一地积累起一系列经济风险——产业空心化与经济泡沫化——为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积蓄能量。国际上如欧美日，中国的台湾与香港，有无数个由房地产引发危机的惨痛教训。很显然，近乎失控的房地产已然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顶的利剑。国际经验显示，经济自由化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金融动荡常态化。杂草不除，庄稼难长；粮食歉收，日子难过。经济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如若不被清除，中国不但难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很可能在实践上酝酿乃至爆发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进而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习总书记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可谓高瞻远瞩、洞察安危，拔正了中国发展的航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江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原副主编曾镇南是文艺评论家，以文笔优美、鉴赏精到在中国文坛上久负盛名。他说：我不是搞经济的，但我是一个人民共和国公民，更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一头扎到文学里，不闻不闻党和国家的命运。长时间以来，在纸媒、网络、街头巷尾疯传私有制才符合人类本性，只有彻底私有化才是中国出路等论调，还有的说这回改革就是要非常彻底地私有化。对于这种种说法，我和许多普通党员、平民百姓一样心存疑惑。广大群众都希望得到改革红利，但是彻底私有化能给平民百姓带来红利吗？作为在前30年里接受党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长大的一代，我从心里头怕听到这种激进改革的传闻，希望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些东西错在哪里呢？因为在经济学上是外行，便有了一种很强的认知缺憾。读到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主编、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一书，才恍然大悟，知道某些经济学家贩卖新自由主义的私心和祸心，即对外为国际资本服务，对内为少数富豪服务，对己为保有并扩大既得利益服务，至于我身边的这些普通老百姓，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些供他们驱使的增殖资本的群氓。学习了习总书记去年11月23日的重要讲话，心里更是敞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新自由主义则是以资本为中心，这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很显然，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才能给广大老百姓带来红利，才是人民的福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原副主编  曾镇南 

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杨文锦，来自江西南昌的民间学者。“位卑未敢忘忧国”，他虽然身处江湖之远，不拿国家一分钱，却像当年中央苏区的红军战士一样投入反对新自由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战斗。他的著作《无知的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说错》，在广大青年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总书记去年11月23日的重要讲话让他倍受鼓舞，尤其是总书记关于“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指示精神，更是给了他以极大的启示和鞭策。

民间政治经济学家  杨文锦 

他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必然的逻辑选择，这与古老的中国智慧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历史文化、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公元前21世纪时，大禹立国的基础就是各部落的共同经济利益，而不是掠夺和侵略。大禹治水实际上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国家工程，在远古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只有国家才具备如此财力、动员力和组织能力，也只有国家才能恰当地分配各部落间的水利利益，维持平衡。大禹因为治水有功受禅让，夏朝因为水患消弭而结为一国，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是一次国家工程的成功而催生了中国？还有，对国有经济是政府管制还是自由放任的争论，起自春秋时代。从管子、商鞅、计然、白圭诸人，到战国的诸子百家，至西汉则得出定义论，《盐铁论》记录了这场以桑弘羊为主角的著名辩论。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称赞桑弘羊的“盐铁专营”政策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以后历朝历代都以此为定例，对盐铁等关乎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实行国家管制的专营，而不允许私人垄断。这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国有经济，也由此塑造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并以此建立了一条制度依赖的路径。二、民族自信和现实屈辱双重逼迫下的理性选择。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创造过辉煌的中国置于屈辱的地位。正是这种特定的世界历史处境，决定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能不在经济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做出社会主义这一先进制度的选择，用制度的优势扭转经济落后的局面，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三、中国古代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逻辑洽合性。例如，《管子》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藏富于民，认为“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处理经济问题时，管子能够很现代地运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国家相机调控，在轻重、贵贱之间或“以重射轻”或“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达到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除了应用货币手段外，管子还利用信贷这一经济杠杆来平抑物价、调节余缺。其具体措施有：在春耕时对农民发放生产资金贷款和预付收购订金，即所谓“无食者予以陈，无种者贷以新”，或者将一些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租借给农民使用，秋后收回并收取利息。管子身后约两百年，古希腊才出现了西方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我们要遵照总书记的指示，多从中国智慧中汲取营养，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能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获得更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获得更多人的文化心理认同。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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