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要求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要充分肯定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抵制那种借“彻底改革”之名、力主“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西式“宪政民主”的诉求。这是关系到制度与道路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一、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现实的社会矛盾，要实事求是地总结

　　经济体制改革至今35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原先单一的国有+集体所有制已转为今天的混合型所有制。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外向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

　　关于经济发展成就的关键因素，一些人认为，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发展，谈不上经济成就;后30年的经济成就完全归功于市场因素，政府调控不是经济增长的推进因素。似乎“市场”就是推动经济起飞的惟一因素。这种非历史的、绝对化的看法，是违反历史事实、违反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

　　只要有一点经济史常识就可以知道，中国在1950年代初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在这样的起点上，如果不实行全社会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20多年内，在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同时大幅度提高积累率、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科技教育体系，积累起大工业管理的经验。没有这样的基础，就不可能在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中，以我为主吸收国外资金技术、迅速提升自己的工业水平，就不可能以一个独立经济体系的姿态实现起飞，而只能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当一个二三流角色。所以，新中国的前30年和后30年是相互联系的、统一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伟大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追赶的历史。

　　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则是种种社会矛盾的积累。近20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腐败之风蔓延，教育、医疗等公益性服务及住房价格的上涨，加重了群众生活负担，加剧了分配不公，引起社会的普遍不安。

　　有人解释，引起上述社会问题的原因，主要来自政府官员的腐败、国有部门占有过多的分配比例、市场机制尚不规范，总之是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所造成的。只有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缩小国有部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市场和私人经济的作用范围，才能解决上述问题。这一判断显然是根据不足、牵强附会的。

　　医疗、住房等价格过快上涨，很明显是近十几年片面的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这些领域过去带有大锅饭和“单位保障”的弊病，改革势在必行。但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领域，都带有公益服务(或必需品)性质，同时都有较高的“收入的需求弹性”。简单地“推向市场”容易被高收入阶层抬高价格、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要通过完善财税制度、完善医疗、就业保障机制、强调医疗教育的服务功能、补助困难学生等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一些人将分配不公的讨论集中在“腐败、国企垄断高收入、财政比例过高”等方面。腐败和行业差别固然是拉大分配差距的因素之一，但从全局看，今天我国公有制经济仅占经济总量的20%，二、三产业5亿就业人口中，全部国有部门就业人数仅占13%。多数就业人口的工薪由资本-劳动关系支配，这是决定今天分配格局的主要因素，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基本的解决之道，一方面要重视建立企业工资协商机制，同时要重视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我们在破除极“左”迷信之后，也不要被“自由主义”迷信影响对事物的判断。

　　遏制腐败问题，是广大群众关注的焦点，只有最大限度地精简政府、限制政府权力，才是遏制“以权谋私”的治本之策。但我们的历史经验说明，政府管理并不必然导致腐败，健全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可以有效防止腐败。限制政府权力是遏制腐败的途径之一。但现代经济社会是高度复杂的结构，离不开权威机构的管理和协调，限制政府权力只能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政府权力的界定，须根据一国的具体情况，以及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决不是说政府职能越少越好。

　　新中国一向高度重视防止干部腐败的问题，并在制度建设和动员群众监督方面，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探索。近20年腐败有蔓延之势，其主要原因是在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对社会崇尚金钱的价值观缺乏教育和引导，对政府人员的教育和监督滞后、打击经济犯罪不力，以及某些改革政策的失误等复杂因素造成的。

　　曾经有学者宣扬“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不腐败就不能改革”的错误言论，这更是理论导向的错误。第一，不能简单在私有化和效率之间画等号，也不能简单在公有制和低效率之间画等号。第二，违反公平正义原则的“改革”及其造成的贫富差距，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良后果：就业格局动荡，社会信仰体系和政府公信力被腐蚀，市场秩序败坏(道德诚信缺失)等。

　　我国60多年的经验说明，任何体制的优劣都是相对的，一项出于良好愿望的政策，也可能带来负面结果。改革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只有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以人民利益为重，坚持实事求是，方能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改革是为了激发经济活力、为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研究改革要和生产力的研究结合。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发展方式的转型。

　　20多年来，我们利用全球化机遇、发挥低工资优势，通过出口导向和国内需求的不断升级(包括大规模建设)，拉动了经济起飞。循着这样的路径，我国的经济结构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部分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中低层次。近些年西方经济衰退、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工资成本上升，这样的发展路径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

　　作为追赶型的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只有在坚持产业和技术自主的基础上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低技术的结构向高技术的结构转变)，才能实现。

　　我国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这容易给人造成“工业化已经实现、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错觉。但从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看，我们比起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低端产能过剩，高端技术装备和元器件大部分依赖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我国工业产值平均增加值仅26%，比发达国家低3-8个百分点。工业产值的1/4用于出口，其中60%由外资完成，50%是来件加工组装。

　　多年来我们过分注重数量型的扩张，迷信“无为而治、比较优势”，习惯于依赖技术引进和外资的“技术溢出”，忽视培育自己的企业技术队伍和研发能力，本国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难以获得本国市场的支撑。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扭转发展思维。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GDP翻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的目标，关键是要“从数量扩张转为提高质量、从GDP导向转为国际竞争力导向”，以自主创新驱动工业的技术升级和现代化。

　　工业的自主升级，将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持续可靠的支持，为新一代青年技术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业增加值、改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将有条件运用推广国人用得起的环保技术装备，实现节能降耗。这也是摆脱“国际打工仔”地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

　　经济体制改革，要按照发展战略的调整，根据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实际需要来安排。

　　历史经验表明，后进国家的自主工业技术升级，必须克服两个基本的障碍：一是本国技术能力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二是开放条件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市场的垄断。

　　所以，实行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有统一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为实现这一方针所需要的体制安排和政策组合。

　　由于科研活动和企业经营活动具有各自不同的规律，科技资源的整合和成果的产业化都需要社会性的协调，故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取决各类微观主体的活力和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非单一的市场竞争机制。所需要的体制条件，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这一体制要求，国家出面制定科技及产业发展规划;动员社会资源，协调各方力量建立“官产学研用”协同攻关，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跟进;破除从科研到产业化到市场各环节的体制障碍;有限的产业支持和市场保护政策。总之，综合发挥政府——市场——微观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处理好开放性——自主性的关系，方能克服上述“后发劣势”，实现创新驱动。

　　其次，要根据总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和现实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我国市场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竞争国内化”，这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西方跨国公司活跃在国内各经济领域，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规模、技术与营销能力方面，还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一个个细分市场被外企挤占，有的已经形成外资垄断或寡占局面。当今我们的市场的最大问题，不是所谓“国进民退、国企垄断”，而是跨国公司对民族产业的强势竞争。对外开放的根本宗旨，是要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资源、壮大本国企业，而不是无底线地让出市场。

　　我国民营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但也存在许多弱点。有人喜欢把民营企业理想化，把好事都归于市场和民营企业，把坏事都归罪于国企体制，这是新条件下的形而上学。

　　垄断行业改革和国企改革不能割断现结构的有机联系，产业发展和技术积累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不能中断。现实情况是，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恰恰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产业的骨干、技术进步的龙头。这是抵御跨国公司强势竞争、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国防安全的基础，也是推进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提升综合国力的不可替代的基础平台，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任务。在关系国家安全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领域，必须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国家的控制能力。

　　在过去10年，我们的国有企业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为国家产业升级做出了宝贵贡献。这已经有力驳斥了“国企不适应市场”的论调。

　　目前国有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不应以此为理由，否定国企的战略意义。当前国有企业需要强化治理、强化组织纪律和教育，重塑国企灵魂。主管部门的管理思路，也有必要考虑发挥国企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骨干作用，拿出更切合技术进步规律的管理办法。

　　三、在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关键时刻，珍惜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

　　改革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是指导改革的一贯原则。

　　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是国家的两大基本战略利益。今天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30年前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安全战略问题逐渐突出。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因为这关系亿万人民的基本生存和安居乐业。有必要把兼顾广义国家安全的目标，纳入改革设计的视野。

　　经济改革要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基本边界、要站在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的立场，要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大众。开放政策要坚持以我为主、平等互利、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利益这个基本前提。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改革政策，是互相协调、内在逻辑统一的体系。

　　今天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是我们的前辈一百多年为国家独立富强前赴后继奋斗，所获得的辉煌成果。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赶上世界强国、实现伟大崛起，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经过进一步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们一定要珍视这个成果，不可妄自菲薄。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千辛万苦的革命斗争和反侵略战争，挣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了完全意义的国家独立，建立了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实现了深刻的社会变革。60多年的经济建设，尽管走了很多弯路，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以全世界瞠目的速度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前30年平均增速6%，后35年平均增速9%)，在人均80美元的农业国的起点上，成长为当今第二经济大国。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效能，保持社会的安定，这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保持现有经济结构的稳定和不断进步、维护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科技体系，又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任何改革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满足这些基本条件为前提。苏联式的激进私有化和“宪政改革”，颠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灾难性后果，足以使我们警醒。

　　例如，中国油气资源储量很低，西部是我们最大的能源基地。国际油价被石油和金融大鳄操纵，油价攀升的趋势不可改变。国内能源生产是保持能源价格稳定的砝码，也是维护制造业竞争力的砝码。所以中国西部的稳定，极大影响着未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的格局。它甚至影响着政治体制及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

　　历史经验说明，我国作为现代化追赶过程中的国家，独立自主的工业和科技体系，是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的基础。在全球化时代，发展民族工业的必要性一点没有减弱。

　　1949前的中国，本身就弱小的工业中，60%是外资企业，而且还占据着电力、冶金等要害部门的主导地位。那是典型的依附型的半殖民地经济。经过前30年全体人民的节衣缩食和后35年的改革开放，形成并基本保持了独立自主、相对完整且具有相当活力的工业和科技体系。这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很难做到的。尽管它的整体竞争力比西方还有不小的差距，还存在不少缺点和弱点(包括国有企业体制的弊端)，但毕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财产，是国家的命脉和脊梁。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的国家主权与安全，人民的和平建设才有基本的保障;没有这样的基础，中国在外来威胁面前就缺乏自我保护的行动能力。“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华民族不能丢弃的历史记忆。我们今天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但全社会(特别是精英层)必须具备基本的居安思危意识。

　　有些人批评这是“经济民族主义”，甚至把它和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十分荒谬的。被压迫民族高举民族主义旗帜，是为求生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尊严，是正义的、具有无穷生命力的。这样的民族主义当然应当提倡。

　　这关系到对今天的时代本质的看法。今天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正在走下坡路，但并不是说，西方霸权已经结束，或者他们已经放弃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的意愿。和平发展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平发展的力量确实不小，但不等于说这个世界没有侵略反侵略、压迫反压迫的斗争。

　　经济的崛起，科技和国防力量的强大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根本。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以维护这个基础为前提。必须坚持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这一根本目标并在这个前提下，逐步扩大公民权利，促进公平正义，不断有序地的增加民主的因素，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

　　(作者：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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