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发生的通胀与什么因素相关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杨松林

发表于《香港傳真》No.HK2011-17，2011年3月8日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居民感觉物价明显在上涨。数据显示﹐消费价格指数从6月份的2.9％逐渐攀升到10月份的4.4％﹐11月达到5.1％。一时之间﹐从政府到专家都惊呼要警惕严重和长期的通货膨胀﹐一些专家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持续通胀的通道。一时间人心惶惶。

对于这次物价上涨﹐很多主流学者认为﹕中国这些年来货币发行量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这是造成通胀预期的基本原因﹐甚至认为“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高通胀时期”。[1] 中国会不会进入一个持续通胀的通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次通胀﹐目前通胀的机制是否发生了变化﹐是需要研究的。

通货膨胀不再是一种印刷机现象[2]

中国几乎所有经济学专家都将目光集中在超量发行的人民币上了﹐他们似乎同时注意到央行货币发行量已经远远超过GDP净增长量﹐一些人还惊恐地说中国货币流通总量达到80万亿﹐比美国比重还大。[3] 忧虑这么巨大的超发货币会形成严重的流动性过剩﹐这意味着一轮严重通货膨胀即将到来。

图~1﹕1990年代以来GDP与货币供应量                        （单位﹕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国民经济核算∕国内生产总值﹑金融∕货币供应量（《年鉴》中1993年货币供应量数字原空缺）。

实际上﹐中国货币超量发行并非始于最近几年﹐而是早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中国主流专家们注意到这个问题﹐是2010年下半年美联储“量化宽松”美元发行﹐各国专家都预期将引起全世界对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预期﹐才回头看看中国的数字（见图~1﹑图~2）。

图~2﹕当年价GDP增长率和货币发行量增长率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国民经济核算∕国内生产总值﹑金融∕货币供应量﹔2009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9年年报（《年鉴》中1993年货币供应量数字原空缺）。

显然﹐自1990年代以来﹐我国货币发行量增速绝大多数年份都高于GDP增速﹐而且自1994年以后﹐货币发行量已经历史性地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但是﹐我们并不能从中国经济实际运行中找到货币发行量与物价指数之间的关系（见图~3）。

图~3﹕货币增量超出GDP增量百分点与消费价格指数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国民经济核算∕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各种价格指数（2009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9年年报年鉴）。

显然﹐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我国货币发行增幅高于GDP增幅较大时期﹐不仅没有出现通胀﹐反而出现明显的通缩。而2004年后超发货币情况减轻﹐但CPI反而上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表明﹐1990年代以来我国超发货币水平与物价指数相关程度非常低﹐这与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关于通胀原理的描述相差甚远。不仅中国﹐198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一样超量发行货币﹐尤其是金融创新产生大量金融衍生品爆炸式的膨胀﹐但是我们同样看不到美国出现通货膨胀（见图~4）。[4]

图~4﹕美国消费品年末通货膨胀率﹐1960~2005年                （单位﹕％）

数据源﹕根据美国劳工部网站数据计算（http://www.bls.gov/cpi/home.htm#overview）。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主流经济学专家在经济宏观预期和分析方面错误百出﹐屡试屡错﹐几乎没有给出过任何有价值的预见和合乎实际的分析。西方即将发生经济危机的预测﹐早在世纪初很多非主流学者就进行了分析﹐但主流学者竟然没有一个人对此有所警觉﹐反而越来越高调赞美全球化﹐赞扬模式。这次物价上涨﹐众口一辞﹐又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和预期。实际上﹐西方经济理论自身已经无力描述目前的经济现象﹐再鹦鹉学舌地用这些理论套用中国﹐只能将经济理论研究引向歧途并使决策者感到迷茫。

从逻辑上讲﹐货币发行多了﹐产品和服务少了﹐单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提高。不过﹐这个逻辑的提前提是﹕多印出来的钱要去买商品和服务。那么如果这些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呢﹐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换个角度说﹕假如确实超过GDP增长速度发行了大量货币﹐但是没有发生通货膨胀﹐那么只能有一个解释 — 相当一部分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循环中﹐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年年超出GDP增长发行那么大量的货币﹐却没有出现通胀﹐这些钱哪里去了呢﹖

其实﹐早在2007年王小强博士的《投机赌博新经济》一书第三章的一段就说得清清楚楚﹕

随着股票价格与企业经营越来越没有关系﹐新增货币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越来越说不清楚。过去降低利率﹐刺激投资。经济学把投资与消费定义为“最终需求”﹐因为投资世界意味着添置机器设备﹑兴建土木工程﹑雇佣职工发薪领奖﹐增加购买﹐刺激供给。现在原来花钱买东西的投资﹐越来越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不买东西只买钱。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全是钱买钱的金融市场﹐钱生钱的货币经济。金融投机赌博与物质生产投资﹐牛骥不同槽了。[5]

也就是说﹐全球化期间的世界经济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创造物质财富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一个是以钱生钱的货币经济。“从货币供应到GDP﹑就业﹑通货膨胀﹐中间横卧一位体积大GDP几十倍的货币经济﹐先得经过不买东西的金融市场﹐钱买钱﹑钱生钱地反复折腾。新增货币经过多长时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亲近GDP﹐得请教金融市场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6]

1900~1985年﹐道琼斯指数年均增长3~4％。而1985~2007年﹐年均增长14％。外汇交易额与世界进出口额相比﹐外汇交易额一直是进出口额的两三倍﹐到1990年接近30倍﹐2000年接近70倍﹐2004年接近二百倍。期货﹐尤其是金融期货更是红火﹐交易量从此前每年增加几个顶多十几个点﹐一下子变成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到现在﹐世界每一百美元的交易中﹐1~2元是实体经济中发生的﹐也就是物质生产和服务的交易﹐剩下的都是玩以钱生钱的交易。

中国1990年代初开始这场游戏﹐目前深沪两市上市公司流通市值约20万亿﹐这意味着有20万亿人民币不在实体经济中﹐而是作为赌博筹码在做游戏。到2010年﹐中国大约每天产生一千亿人民币的GDP﹐2010年10月沪市日交易额平均达到2337亿﹐深市当月日交易额超过沪市﹐两市不下每天4500亿。而股指期货开张第六天就超过现货交易额﹐加上其他期货每天交易额不下4500亿。国际清算银行2010年9月1日发布的三年一度的外汇与衍生工具市场成交额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4月﹐中国日均外汇交易额已达198亿美元﹐也就是约1300亿。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每天发生的交易中﹐每十元交易中﹐顶多有一元是在投资﹑买商品和服务﹐其余的都在玩以钱生钱的把戏。

这就是这些超发货币的去向。赌瘾和毒瘾是一样的﹐一旦染上了就难改。沪深两市市价总值一直高攀﹐不用担心这些钱会轻易退出股市﹑期货﹑汇市和楼市。同时一旦大家都选择退出﹐这些“财富”就远远不值那么多钱了。

因此﹐当市场经济进入以金融经济为主导的阶段﹐超发的货币不会造成实体经济通胀。至于这样玩钱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是另一个问题。

收入差距扩大化也会抑制通货膨胀

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货币发行与通胀的关系﹐这就是收入分配。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均﹐居民收入的货币冲击居民消费价格的能力强﹐如果收入分配更加不平均﹐居民收入冲击消费价格的能力就弱。

20世纪初中国开始建立股票﹑期货市场后﹐金融市场一直在高速发展。如果金融市场确实能吸纳大量货币﹐但有些情况还是难以解释﹕1995年货币发行增速超过GDP增速3.4个百分点﹐同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17.1％。而2001年货币发行同样超出3.9个百分点﹐但物价指数只上升0.7％。类似情况在1996年到21世纪初表现得很明显。这个时期虽然股市和期货已经很红火﹐增发货币也很多﹐但消费品价格下降幅度非常大﹐很多年是负数。也就是说﹐在存在一个巨大金融市场情况下﹐还有其他因素也在影响物价起落。

我们关心的通胀是指消费价格指数﹐但央行发行的货币并不都在消费领域﹐从支出角度看﹐货币分别在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中存在。货币发行量无论多还是少﹐只在居民消费领域中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居民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大量资金涌进了投资和沉淀为净出口形成的“外汇占款”中（见图~5）。

图~5﹕2000~2008年支出法GDP结构变化

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46.4％下降到35.3％﹐下降幅度达到24％﹐这意味着超量发行的货币更多的是在投资和净出口占用。虽然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在很多方面是重合的﹐但同期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也从15.9％下降到13.3％。这应该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不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这些年来﹐居民收入一直在增长﹐为什么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在下降呢﹖看了以下数字会有认识（见图~6）。

这十几年来﹐城镇居民收入中生活消费支出比重一直在下降﹐从1990年代中期的91％下降到71％。农村情况也是如此﹐1990年农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纯收入之比为85％﹐而2008年下降到77％。[7] 居民收入中越来越多的现金变成储蓄﹐尤其是投入到包括股票﹑房产的投资领域里去了。这些现金并没有形成对居民消费品和服务的压力﹐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力越来越低。

图~6﹕城镇居民生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统计数据∕年度数据1996~2009年∕人民生活∕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http://www.tjcn.org/）。

图~7﹕城镇10％最高收入群体收入占全体居民收入比重及其消费与积累结构

那么是不是中国人越来越偏爱储蓄和投资了呢﹖这个判断并不全面。2008年﹐城镇10％最低收入群体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95.3％﹐储蓄率非常低。占人口大部分的农民情况更严重﹐2004年20％最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占纯收入的比例为124％﹐也就是他们是借钱也要消费的。20％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占纯收入比重为86％。到2008年﹐最低收入群体这个数字上升到143％﹐而且20％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比例上升到90％。问题只能从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的储蓄~投资率不同﹐和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来观察（见图~7）。

城镇10％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从占全部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从1995年的19.4％上升到2008年的27.6％。而其投资~储蓄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1％上升到38.0％。正是这两个原因﹐他们的投资~储蓄占全体居民收入的3.9％上升到10.5％。从经验上也可以判断﹕富人收入增长再快﹐也不会因此多吃多少肉﹐多穿多少件衣服﹐多买几台电视机。

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城镇单位职工工资大幅度上调。1990~1995年﹐国营单位年均上调21.2％﹐集体单位年均上调15.3％。当时国有单位占雇员人数的大部分（73％）﹐工资上调相对平均。1995年﹐城镇10％最高收入群体收入与10％最低收入群体收入比为396比100。同期﹐农民收入增长也达到年均21.0％。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71比100。

正是因为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而且收入相对平均使各收入群体的消费率也偏高﹐这就促使1990年代前期居民消费指数大幅攀升到两位数。

1990年代后期国企和集体企业改制﹐从1995~2001年国企职工减少了3546万﹐减少约三分之一﹔集体企业职工减少1835万﹐减少近三分之二﹐累计约5400万公有制单位职工下岗。这就造成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高10％收入与最低10％群体收入比扩大到537比100﹐扩大36％。同时﹐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突然降低﹐年均纯收入只有7.0％﹐增速下降三分之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到290比1。同时﹐农村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8]

以上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年鉴抽样调查数字。根据王小鲁先生研究﹐黑色和灰色收入主要是占城镇人口20％的高收入群体获得﹐而这种收入抽样调查无法统计﹐他根据数据综合平衡和小样本抽样调查﹐认为城镇10％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大约是实际公布数字的420％。按照王小鲁先生的结论﹐10％高收入群体用以投资和储蓄的占其收入的份额会达到85％而不是年鉴中的38％（因为抽样调查的支出基本准确﹐多出的收入部分完全被归于储蓄和投资）。本文仅仅提供一个趋势性分析。[9]

也就是说﹐随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消费占总收入比重下降﹐会有比重越来越大的现金进入到储蓄和投资市场（包括投资房产和股票等）中。消费需求增幅将越来越低于收入增幅。这就减轻了货币发行对消费品价格的压力。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国内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原因。西方国家在传统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中﹐货币发行量急剧扩张但物价低迷的情况﹐也是描述这种关系。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收入平均化容易形成对居民消费价格上升的压力﹔同时﹐收入差距化容易减缓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压力。

这次食品﹑房租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问题在于﹐股市﹑楼市﹑汇市﹑期货依然红红火火﹐居民支出占支出法GDP比重依然在下降﹐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为什么2010年下半年出现了以食品和房租为主导的通货膨胀呢﹖

观察中国改革以来几次发生通货膨胀的过程和原因就会有答案。

这次物价上涨呈现了典型的结构性上涨﹐主要是食品和房租。2010年11月﹐食品上涨11.7％﹐其中粮食14.7％﹑肉类及肉制品9.9％﹑蛋类17.6％﹑水产11.9％﹑鲜菜21.3％﹑水果28.1％。鲜菜﹑水果生产周期短﹐不易储存﹐稍微增加供给量价格就下去了。温总理在新华网与网民交流时指出的这次物价上涨“74％是食品﹐粮油﹑蔬菜﹑水果﹐18％是住房”﹐符合实际情况。而肉类﹑蛋类﹑水产等的主要原料 — 粮食 — 价格上涨﹐则是带动食品价格全面上涨的关键因素。

食品价格飞涨是否是因为生产不好﹐供给不足﹐需要加大农业产出提高供给量﹖或者国际市场粮价大涨﹐进口粮食价格上升﹖显然没有发生这些情况﹐2010年我国农业依然创造历史性的丰收﹐我国进口粮食占用粮比重一直很低。

这次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动因﹐是国家在2009~2010年连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推动的。2007年到目前﹐小麦收购价格从每吨1400元左右提高到目前的2100元左右﹔粳稻收购价格从每吨1700元左右上升到2100元左右﹔玉米收购价格从每吨1100元左右上升到目前的1900元左右。粮食综合价格两年来提高30％以上﹐其他农幅产品收购价格也提高﹐两年来农产品收购价格总体提高30％左右。

可以说﹐是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促进了食品价格的提高。但是﹐这次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是合理的和被迫的。

改革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明显。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国家从1979年开始到1995年结束﹐数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甚至可以说﹐改革前期农民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而同期工业品价格总体趋于下降﹐使城乡收入差距在一个时期明显改善。

1978~1995年﹐我国农民纯收入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5.8％﹐按指数计算为8.3％。同期农产品收入价格年均增长10.5％。也就是说﹐农民收入增长的三分之二左右来自农副产品价格的增长（见图~8）。

图~8﹕1978~199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其他相关项目年均增长率    （单位﹕％）

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使城乡收入差距在一个时期得到缩小。但1996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明显放慢﹐农民家庭纯收入按现价计算下降到年均增长5.2％﹐按指数计算下降到年均增长4.6％。同期农产品收购价格年均增长为负7.1％。在可以看出﹐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产品价格增长高度关联。农产品收购价格高涨时期﹐当年价计算的农民收入与指数计算的收入差距甚大。而收购价格增长缓慢时期﹐两者差距就小。

但是﹐农民纯收入增幅的持续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改革前的水平（见图~9）。

图~9﹕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变化情况

为了解决农民收入增长过缓问题﹐国家在2004~2006年连续出台政策﹐免除农业税﹐加大农产品收购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收入增长过缓问题。但是﹐农民收入增速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虽然比前一时期放缓﹐但差距总体还是在扩大。同时﹐世界粮食价格在2005年后开始上涨。由于我国化肥和一些农资依赖国际市场程度越来越强﹐国际农资价格的上涨也带来问题。三农问题已经引起各方面严重忧虑﹐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发生﹐迫使中央政府采取了再一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政策。

那么﹐有可能在2011年继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吗﹖可能性很小。这不仅因为食品价格上涨已经引起很糟的通胀预期﹐同时﹐提升价格的空间已经没有。

2010年年中芝加哥期货市场小麦离岸价格为177美元一吨﹐折合人民币约1168元一吨。玉米离岸价格为149美元一吨﹐折合人民币约一千元一吨。消息说河北石家庄2010年产三等普通白小麦平均入厂价格2180元∕吨﹐泰州地区面粉加工企业及个体粮食经纪人等社会收购主体收购价格为2100元∕吨﹐外地调入价为2140元∕吨。如果按2150元一吨白小麦计算﹐比国际市场小麦离岸价格高出86％。消息说“国储库昨日已经开始挂牌收购玉米﹐价格在2030元∕吨”﹐[10] 比国际市场高出117％。因此﹐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空间已经被封死了。

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由于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进入一个虚拟经济或赌博经济阶段﹐因此货币的超量发行并不必然造成通货膨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受居民收入差距化的约束﹐收入越平均﹐通胀的危险越大﹔收入差距越大﹐通胀危险越小。

这次食品带动的物价上涨是政府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必然结果。但由于前述两个原因和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压力﹐食品价格不会继续上升﹐而且不会传导为全面物价上涨。相反﹐在目前食品价格的基础上﹐2011年尤其以后很长时期中国依然受虚拟经济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制约﹐会进入新一轮的通缩通道。

从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思考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势头的低迷是一件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严重阻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级干部研讨会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讲了三条﹐第一条就提纲挈领地指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也就是说大幅度提高国内需求﹐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是核心。其他两条中﹐技术升级能力与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高度关联。越是依赖合资和外资﹐技术升级冲动越低。国内消费上不去﹐增长就必须依赖出口。腾龙换鸟的前提是不过度依赖外需。第三条中﹐服务业只能在国内发展﹐内需不振同样没戏。因此如何提高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是中国彻底摆脱全球化恶果的关键纲领。

而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关键在于大幅度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使之恢复到正常国家状态。这十几年来正是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份额持续下降﹐才使居民消费占支出法GDP比重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见图~10）。

图~10﹕1999~2007年收入法结构变化情况

那么为什么劳动者报酬的份额占GDP份额在21世纪大幅下降了呢﹖

首先﹐这与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特殊政治体制有关。两头在外意味着要把“招商引资”作为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当“引进投资”的数额与“GDP增长率”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最高指标时﹐这种力量具备变成地方政府官员偏爱﹑庇护资本的倾向。到21世纪﹐开放初期那种地域优势和工业基础优势已经难以成为各地竞争投资的法宝﹐各地惟一能够吸引资本的手段就只有出让利益和压低或维持低工资两条。因此﹐虽然其间我国制定了最低工资法规﹐但各地政府都更倾向于保护资本的利益。这对于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来讲无疑是个灾难。时至今日﹐广东的富士康因“血汗工厂”而呆不下去的时候﹐河南必然欣喜若狂。加上一些“专家”们吓唬官员们说﹕“再不善待老板他们就跑越南去了”﹐这就造成中国工人工资成长与经济增长不成比例。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么长时间中早就发愁劳动价格高了﹐且不说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中产阶级化。

其次﹐我国农村第二步改革的时机﹑方向上都出了问题﹐使农民缺少继续提高收入的可能性空间。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业技术进步率低于非农产业﹐因此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小于非农产业﹐由此造成农民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总会低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并形成农民收入存在一种与其他产业居民拉大的趋势。

这个问题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存在﹐无论是三农问题解决比较好的美国﹑欧洲还是日本﹐无论是采取土地私有化还是采取公有化﹐都面临同样问题。到目前﹐即使三农问题走入比较平稳阶段的国家﹐每个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都占到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属于人均耕地偏低的国家﹐农村劳动力无论如何转移﹐也不可能达到美国﹑阿根廷﹑加拿大那样的集约化和技术装备水平。一些三农问题解决同样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韩﹑以色列﹑中国台湾地区和欧洲多数国家﹐思路是围绕“扩大农民经营空间”来做文章。也就是让农民除了做农业﹐还兼营其他行业﹐尤其是涉农的农村金融﹔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和鲜活零售﹔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甚至生产﹔农村商业﹑保险﹑医疗和养老﹑教育等产业﹐基本划给农民经营。这样﹐农民也有了一个技术进步率高﹐产品增值和劳动生产率扩张空间大的行业来经营﹐不至于被局限在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空间的桎梏中。

所谓划归农民经营﹐无非是通过金融政策（贴息等优惠）﹑产业政策（城乡资本的差别化政策）﹑税收政策（减免税）来实现。直到今天日本农民户均耕地不过20多亩﹐15亩以下的农户超过农户总数的60％。几乎全部农民都兼营其他行业。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些“城乡差异化”（而不是“城乡一体化”）的施政要点是合作化和集体化。

这些国家通过立法来实现合作化和集体化不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而是这种政策无法对分散的小农实施。改革初期﹐哪个农户通过关系搞到贷款办了非农产业﹐他就有致富机会（当然也有破产机会）﹐搞不到的就没有。从公平角度上讲本身存在这样逻辑﹕凭什么给他优惠﹐不给我优惠﹖凭什么他获得这些优惠成了老板﹐我没有这些优惠就只能给他打工﹖因此﹐日本和中国台湾几乎全部农民都是农协或农会会员﹐所有优惠政策都是对着农会的企业而不对单一农民。

农业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过小决定了农民只能兼营其他产业才能趋近市民﹔而农民的资本﹑技术﹑社会关系都远低于城市﹐因此只能通过“城乡差异化”政策给农民以“特殊公民待遇”才能实现让农民充分经营非农产业﹔而这种“特殊公民待遇”仅仅给部分农户不解决问题﹐必须给全体农民 — 因此农村必须在适当时机在伴随这些政策条件下实行合作化和集体化。

严格来讲﹐到1990年代中期﹐农产品收购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国家已经没有多少让农民收入接近和赶上市民收入的办法。农村第二步改革在1990年代初期就该实行﹐而且只能参照以上方向。

但是﹐由于小岗村“血手印”的渲染﹐无论政府还是老百姓对合作化﹑集体化都是谈虎色变。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造成我国农村第二步改革迟迟找不到方向﹐最后竟然找到劳均耕地一千多亩的美国模式﹐走“公司加农户”﹑“城乡一体化”和通过土地流转扩大集约化的道路。这明摆着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与中国人均耕地接近并较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没有一个走这个模式。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户入不敷出﹐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处于破产状态（见图~11）。

图~11﹕20％最低收入农村居民收支情况﹐2004~2008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统计数据∕年度数据2005~2009年∕人民生活∕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9/indexch.htm）。

数据表明﹐有20％的农户每年的总支出都大于总收入20％以上﹐尤其是现金支出连年超过支出30~40％。这种状态应该已经持续十几年了﹐而且亏空窟窿越来越大。作为家庭经营者来讲﹐意味着已经破产。还有20％的农户徘徊在破产的边缘﹐现金收支方面一直处于亏空﹐越来越接近那20％最低群体。分散在数亿农民中的这些小农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靠“公司加农户”﹑“土地流转”和出去打工就能解决的。这是小农经济大面积破产的前兆。而中国小农破产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剧烈震荡的主要动力。

现实的问题是﹐农户越不能通过家庭经营实现小康﹐离乡的农民工忍受工资的底线越低﹐争取自身权利的冲动越小。最重要的是﹐农民工忍受低工资底线越低﹐城镇居民工资提高的空间也压得越低。为什么通钢陈国军声称要用物美价廉的农民工替代原厂职工竟然惹起杀身大祸﹖因为工人很清楚他放狠的话不是吓唬人的﹐很容易兑现。于是绝望﹐于是由动口不动手改为动口又动手。目前约两亿农民工已经占到非农产业职工的一半以上。如果不能提高农户收入﹐这种局面就无法扭转。这种局面不扭转﹐就无法有效提高我国劳动者报酬份额﹐也就无法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造成无法有效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最终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落空。

彻底扭转政府官员围绕GDP和招商引资执政﹑偏好资本的倾向﹐让政府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服务”的政府。正确选择以城乡差别化为政策引导﹑以合作化为内容的农村第二步改革﹐推动劳动者报酬大幅提高﹐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只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1990年代中前期状态﹐即使物价再度攀升也不足为患。过来的人都清楚﹐1990年代连年中前期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连感觉都没有。

　

[1] 最近主流学者已经将中国进入高通胀期作为不争的事实。胡星斗在博客中题目就是〈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高通胀时期〉（http://www.blogchina.com/201012041055290.html）。谢国忠在《21世纪》杂志发文章说﹕“我们只能眼睁睁迎接十年通胀”。对中国体制内外众多学者来说﹐通胀已经不是预期有无问题﹐而是分析其原因和如何控制的问题。

[2] 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指出“通货膨胀就是一种印刷机现象”。

[3] 胡星斗在博客中说﹕“据报道﹐目前中国的货币流通总量高达80万亿以上……也就是说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货币量是其正常值的3.6倍”﹐而根据2009年统计公报和2010年货币发行数字﹐应该在70万亿左右﹐但也确实很高了。

[4] 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

[5] 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第104页。

[6] 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第108页。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人民生活﹕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8] 按照国家统计局有按五等分农民家庭收入口径后的数字看﹐从2003年开始﹐20％最高收入群体与20％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就达到733比100﹐比城市差距还大。

[9] 王小鲁﹕〈高低阶层居民收入差距达55倍﹐灰色收入是主因〉﹐《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2月1日。

[10]〈北方港口玉米收购价格混乱〉﹐中国玉米市场网2010年12月27日（http://www.ex-starch.com/web/news/news_detail.jsp?parentid=47&classid=70&infoid=95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