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记住这段历史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昨日就《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接受记者采访，这位负责人表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深化改革的重点。那么究竟打算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呢？发改委特别强调了要“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　　

　 　

其实，国务院关于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36条出台后，一场从2009年初开始的战役就已经结束了，这场战役的最后成果就是国发36条的出台。发改委的意见无非是循着这个思路来解决一切问题罢了。　　

　 　

国发36条是一次彻底围剿国有经济的最后战役。国企目前在工业竞争性行业中，石油还有62%、黑色还占46%、有色还占35%、汽车等还占44%、饮料还占24%、化工还有24%、印刷还有21%、医药还有18%、化纤还有17%、仪表等还有11%。如果这些行业以及份额不足10%行业中退出，国企在工业行业中将再减少75%。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将从现在的34%下降到8.5%。　　

　 　

同时，本来国企在房地产行业中只占10%，早在36条公布前就已被压制。服务业早已非公有化了。这次“攻坚”后，国企龟缩在邮电、铁路、金融、电力、烟草等所谓“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改委语）。除了行政事业单位，在经营性产业中，国有经济将不足经济的15%。　　

　 　

国发36条吹响了围剿国企战役最后的冲锋号。这次战役究竟是怎样发动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2009年春节，高尚全在“2009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论坛”开始给大家转变观念。高说：“我们一个传统的观念，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化，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两者之间划等号了，实际上并不是。”高尚全通过证明“有两条腿的不一定是鸡子”（国有化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就否定了“鸡子都有两条腿”（社会主义必定是国有化）。贫道当时只是指出高尚全的逻辑和事实错误，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是一次信号。　　

　 　

接着，中央党校著名教授周天勇发表讲话，说：“在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国内，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省区，如贵州、甘肃等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越是创业活跃和个体民营经济比重大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数越低”。周天勇其实是重复张维迎早年的一个谎言，因为数据根本不支持他们的说法。贫道曾专门揭露过他们的谎话。　　

　 　

很快，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活跃精英们先后就此问题发表意见了。　　

　 　

吴敬琏在议论经济危机的言论中，将他过去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重新解释为“国有企业在战略行业中的垄断”。并且将目前存在贫富差距的原因解释为“国有垄断企业工资福利过高”。这个说法得到众多精英的赞同，大量文章和发言出现在主流媒体上。　　

厉以宁列出“他关心的四大问题”中第一位是“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业垄断”；　　

张维迎声称“推动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国有垄断行业不断拉大与其他行业的差距”。　　

胡星斗说“过度的国企垄断破坏了社会和谐”；　　

任志强声称“国企垄断土地份额已占60%”。　　

茅于轼也认为“重点应加大国有企业私有化力度、改革垄断部门和行业”。　　

一时间，几乎全部主流精英都将“深化改革”的指标定在让国有企业从最后的阵地上退出上。　　

　 　

同时，各个媒体都充分报道了主流们的意见，一些右翼媒体也参加了战斗。　　

　11月27日　的中国青年报以《看几大垄断国企如何自我辩护》为题说国有大公司对它们垄断的辩护“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对于国企职工工资福利高于私企和外企打工者，中青报指责说：“奖金或福利过高，比如过高的住房公积金等，这难道也是‘国家规定’吗？”　　

《新京报》12月则抓住一则传闻发表社论，题目是《现气荒　垄断性国企不能忘记公共责任》。呼吁“政府相关部门都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打破天然气行业及其他能源行业的垄断格局”。　　

《南方周末》　8月15日　登载笑蜀文章说“垄断国企的利益并不自然和自动等同为国家利益，垄断国企都有追逐其特殊利益”。接着在　10月1日　以《重思国企改革》为题目提出“公与私只是财产归属的差别。所有制功能不同,必须超越公优私劣、褒公贬私的狭隘思维框架,进入公私并存、功能互补新境界。”批评国资委在9大行业中保持国有经济比重“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结构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直接参加了论证国企从经济中退出的逻辑。　　

他们完成这场战役的另一个手段是煞有介事地声称现在是“国进民退”。围绕山西省取消小煤炭工作，几乎所有主流精英都发表了意见，并由此惊呼有“国退民进”现象并进行批判。　　

天则研究所的张曙光声称现在中国在搞“国进民退”，还煞有介事地列出国进民退的“五大风险”。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和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国进民退“不是好现象”。　　

张维迎还比较有信心，说这“只是暂时现象”， 建议大家将目光放长远，“未来20—3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在GDP当中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精英们的意见，一些媒体和机构还提供了舞台。　　

　11月12日　《中关村》杂志与新浪网共同主办“民营经济生存现状与前瞻”论坛，会上大批主流精英控诉国进民退。第八届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国进民退正在演变成主旋律”，说“要警惕‘国进民退’演变成一场改革危机”。 　　

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也成为变成这场戏的舞台，全联主席胡德平在上说：“国进民退的案例、倾向、趋势都是不言而喻，十分明显的。”批判国进民退是“封建继承制”思想作怪。　　

由于全部主流精英一起上阵，一些右翼媒体和机构积极配合，一时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导向。去年　6月30日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还为国企垄断做辩解，遭到主流和媒体一片责骂。于是到年底就软了，　12月11日　解释说“不存在国进民退”，一副可怜相地说“想不通为什么国企好不好我都要挨骂”。　　

　 　

从去年年初到年底，媒体上舆论一致的是：现在出现了国进民退，是反改革的逆流。国企职工工资福利高，是造成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　　

　 　

于是，　12月7日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有了这样的结论：“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该内容采纳了主流精英和右翼媒体的基本判断：存在垄断性行业中国企垄断问题，要进行战略调整，要让非公有制经济参加进来。　　

　 　

　12月24日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强向主流们汇报了中国有经济占经济比重实际在倒退的“伟大成绩”，告诉他们仅仅3年国有企业数量就减少了一半多，职工总数比重下降32%，占工业产值比重下降15%，利润比重下降32%，资本比重下降9%，成绩赫然。照这个速度，根本不用张维迎说的20-30年，10年内任务就完成了。最后表示国进民退的“讨论是有积极的警醒意义”，保证政府今后 “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的调整和重组，进一步推动民营企业、非公有企业的改革发展”。　　

　 　

今年两会期间，代表们意见一致得认为国企垄断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据说调查代表们最关注的问题终，房价问题还排在国企垄断问题之后。　　

　 　

下有“民意代表”赞同，中有精英集团推进，上有“权贵集团”呼应，36条自然就可以出台了。　　

　 　

有人会奇怪，现在央企里很多高干子女，如果国退民进了，他们能占什么便宜？当个国企领导，无非工资拿高点，便宜占多点。一改制，哪怕自己占5%的股份，也是以亿元为基数获取财富的，而且名正言顺，合理合法，惠及子孙。这本来就是这些年私进国退的基本路子。　　

　 　

让贫道感到悲哀的是，精英们关于这场战役的宣传稿完全是逻辑不通，事实不符，违反宪法，逆杵十七大报告精神。稍微动点脑筋就知道是谎言和阴谋，但就这么水到渠成地实现了。让贫道搞不清究竟是精英们集体推动，上面一糊涂就信了。还是上面先授意，下面接着呼应，上面再“纳谏”。这场战役怎么就这么顺呢？比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还顺，简直有渡江后横扫千军的气势。　　

　 　

且不说新宪法第七条白纸黑字：“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精英们主张削弱主导力量是违宪，政府不尽力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是失职。就根据当前基本形势来讲，这样做也是明显要带来灾难的。　　

　 　

“改革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发改委昨天四条之一），不就是压低国企职工工资福利水平吗？一个号称“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改革，竟然将压低部分收入较高劳动者报酬作为手段，还大言不惭地说出来，写到文件上！压低部分居民收入，能够提高整体居民收入比重？完全指鹿为马嘛！　　

　 　

目前，中国私营、外企职工劳动者报酬惊人的低，如果真正按照每周45小时计算工资，中国私企和外企职工工资福利不到国企职工的一半。提高劳动者报酬，只能是私企外企向国企靠拢，减低资本收益，提高职工工资福利水平。如果将国企比重再降低，同时降低国企职工工资福利，那么全社会劳动者报酬总量必然继续降低。难道还有别的可能吗？而且即使私企和外企被迫提高工资福利，由于国企职工福利已经降低，参照标准也低了下去。这怎么能属于“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措施呢？　　

　 　

经济结构是政治结构的基础，当资本家成为经济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执政党还号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有些古怪。马列主义本土化就搞不清楚在说什么。　　

80年代到90年代初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叫“搞活国有企业”，这句口号完全符合宪法，而且挑不出什么毛病。这个口号逐步改成“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到九十年代中期再退到“搞活大型国有企业”，一步步把地方国营和小国营企业给甩掉了。　　

90年代中后期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叫“国企改制”。改制这个词很含糊，并没说是否改变国企性质，比如上市也叫改制，只要政府控股就不能说别的。但实际上这是打马虎眼，真正的改制是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企业。做法虽无耻，但面上还没敢怎么样。　　

这次就不同了，体制内体制外对国有经济的所谓“深化改革”，明明白白地说成“国退民进”。私营经济要进，国有经济要退，明摆着就是要国有经济比重越来越低。降低直至取消国有经济，最终消灭全民所有制这种经济制度，在这次所谓改革中已经成为不加掩饰的口号。而这个明明白白违反宪法的口号，竟然政府也喊，而且还要作为操作目标。　　

　 　

难道国有经济真的就是万恶不赦的吗？到2008年年底，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的最大股东已经是政府。美国第一大制造业通用公司股份中60%是联邦政府拥有。政府影响经济的能力越来越强。《伦敦时报》最近做了一项调查，发现英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态﹐足以改变国号﹐由大不列颠王国变为不列颠苏维埃（Soviet Britain）。因为英国政府开支高达GDP的49％﹔换言之﹐英国经济有一半由政府控制﹐……在英格兰东北部﹐地方政府开支占当地GDP的66.4％﹔威尔士是71.6％﹔北爱尔兰甚至达到77.6％！假如2011年西方继续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这个趋势还会加强。　　

　 　

当然，国有化并不都是社会主义。比如1946年蒋介石接受日本在华资产后，近现代经济的80%是政府控制，名义上都是国有经济。但由于四大家族利用权力将这些经济收益全部用来为他们私利服务，因之被称之为“官僚资本”经济。今天中国国有经济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就有些模糊了。　　

　 　

国有化不见得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必须国有化和集体化。因为只有国有化和集体化，生产资料能不具备私有性质，才能最方便地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经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究竟是将现在国有企业恢复全民性质的难度大，还是将现在所有私有经济转变为国有甚至集体经济的难度大。肯定是前者。如果2012年中国国有经济比重真的降到15%以下，无论谁执政，想恢复中国社会主义性质都难得多，甚至比共产党在1956年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都要难得多。因为1956年国有经济已经在工商业中占75%以上比例。私人资本无论上游还是下游产业都是国企控制着，想不改造都难。但中国实现了张维迎的目标后，想和平方式退回社会主义，基本就没希望了。　　

　 　

精英们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即使在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国进私退”的大背景下，开始了一场私进国退并决定性的消灭国有经济的战役。而且还轻松取胜！　　

　 　

所有私企老板都清楚究竟是谁在压制他们的发展空间。国企早就主要龟缩在几个竞争性不强的行业，竞争性强的行业中私企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外企。中国绝大部分私企老板竞争的对手都有很明确的外企对象。中国的精英们恐怕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指鹿为马，把私企对手说成国企。难道政府真的不知道吗？恐怕也是知道的。　　

　 　

希望以后中国人记住2009-2010年这场围剿国企战役的过程和主角们的表现。这是眼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