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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益民：如何将美、日模式中国化？

作者：白益民来源：红色文化网日期：2013-05-02 点击：

文章来源:【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http://www.baiyimin.com/　　出处：《环球财经》杂志 2010年6月

作者：白益民，作者系著名产业经济学家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著有《三井帝国在行动》、瞄准日本财团》等　　

    中国要做什么？是要做一个“美国”吗？不是；是要做一个“日本”吗？也不行。中国一定是一个“一国两制”，既包含日本模式，又包含美国模式的这么一个体制，即以日本的产业模式为主体，以金融模式为辅助的这样一种模式

    中国南北文化大致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属于北方文化，长江以南属于南方文化。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指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等。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民族血统、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

    回归“世界的南北划分”，对探讨经济学问题(特别是经济模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美国和日本成为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有着本质的差异，却又同时并立，且互相依存和竞争。综合空间和时间，并考虑文化和思想因素，将现代世界经济分为两大明显差异的经济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这两种模式当中，日本以产业为主体，美国以金融为主体，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都包含着游牧和农耕这两种模式，就是看以哪个为主体，哪个为辅体的问题。


    东亚国家的产业秉性

    在日本模式里是以农耕为主，即以产业为主体；而在美国的模式里主要是以金融、以游牧为主体，产业是辅体，它们曾经有很多相同点。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两种模式越来越走向两个方向：一个表现出农耕文化的特色，而另一个表现出游牧文化的特色，这与它的历史、人文很密切的关系。

   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关系？首先日本的文化就来自于农耕文化，日本是传统的农业国，其很多文化是来自于中国江浙一带的农业文明，其习性、习惯就是要种植，自古以来，他们生存的方式就是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它一个发展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发现，所谓农耕，就是我们要播下种子、插秧、施肥，还要除草，而且你要耕作的话，还要有各种工具，这些工具要制造，都是配套的；另外在种庄稼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雨水过多而造成内涝或者因为缺少雨水而造成干旱，要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为此还要建水库、引渠、灌溉，做这些工作。这样一来，你就需要配套的有人专门做种子的事情；有人做工具的事情；有人负责水库，有各种产业围绕着这个主业形成产业链，而且是形成一个系统，大家都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吃饭，都要生存，这样形成了一套体系。

    这种庄稼的农耕方式，与做产业是同样的道理。这个产业里面能解决很多就业问题、生存问题，它具有可持续性，可以不断提高单产来养活更多的人，可以抗灾，因为它有很多系统来维护整体的稳定性。


    侵略式的美国游牧模式

    再去看美国的游牧模式，它是以金融为主体的一种模式。它更像一个草原，有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这块就有肥水，草场就长得茂盛，就可以把牛羊放牧过去，这个草不用很多人工进行维护，只要有几个牧羊人、牧马人、或者有几头猎犬看守，把羊群、牛群往那边一赶，(这片草)吃光了，牛羊肥了，你拉回来一宰杀，这就算收获了，你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因为你有那个资源，可以让牛羊去吃，如果在农耕的地方没有这么多草场能够让你这样放牧，牛羊吃一遍的话，人就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一定是在有资源的情况下，有这种肥水草场可以去吃的情况下，就会形成这种游牧的生存方式。

    但是这种游牧的生存方式是不稳定的，如果牧场不够大，这块草地吃完了，有可能随着羊群、牛群数量的不断增加，人口可能也要增加，都增加了以后，草不够吃了，你的牧场也不够大，那怎么办？你发展不下去了，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无法提高更多牛羊的数量。回过头来再看，容易受到天灾的影响，这就如同金融风暴来临一样，我们知道金融危机就如同风暴一样，风暴一来，这些产业没有任何其他系统的保护来使草场能够稳定地提供草源，那么牛羊就会死去。

    游牧模式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不但可以吃自家的东西，如果它有足够的武力保护的话，可以把自家的牛羊赶到别家的草场去吃草，吃完了之后再宰杀。这样我们就看到美国的金融模式，实际上就是到各个发展中国家“放牧”，把那边吃光了以后再宰杀，它需要的就是流动性，而流动性正是金融的重要特性。但是产业需要的是稳定性，不需要大起大落的流动性，频繁的大起大落的流动实际上是对产业的一种破坏。


   兼容的日美模式

    从全球的角度来讲，上述两种模式其实是互相促进，互相依存的模式，并不存在谁比谁优越的问题，但却存在是否适合各自条件的问题。如果让美国做农耕模式，不适合，因为它没有那个文化根基，美国人民本身就是世界各地移民汇集而来，国家历史也不悠久，非得让它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做事，这种文化积淀、习惯都难以形成，而且其国土自身自然条件非常好：人少地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做农耕模式，既没有文化传承，也没有现实压力。其所做的事情已经形成了一种游牧模式，这个游牧模式适合美国。

    但是，如果把游牧模式作为一个主体放到中国经济的这块土壤上来是否适合，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这片地少人多的土地上，要想让这么多的中国人吃饭、就业、生活稳定下来，不引起社会的混乱，必须走“农耕模式”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主体一定是产业模式，而不适宜以搞金融为主体。中国这种情况与日韩有近似之处。尤其以日本的模式更适合中国参考和借鉴。

    日本经济本身是以农耕模式为主体，亦不排斥游牧模式。我们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向美国学习了很多，包括接受西方股份制的方式。股份制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金融化的，更多地是游牧文化，它接受了西方一些公司治理的模式以后，从很多地方在表面上看又是跟金融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很多大公司也都是上市公司。再看它的内部发展到现在，也借鉴了美国很多金融创新的东西，包括野村证券。野村证券相当于投行，类似于高盛、摩根这样的金融投行，它也存在这样的体制，但是它的主体还是财团，并不是像美国那样搞得都是基金，也就是说日本的主体是财团，而不是基金。

    美国游牧模式的优点之一在于它的基金，它的流动性又可以在一旦出现新的产业或者新的技术，可以集中力量，通过基金的方式把它发展起来，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聚集财富效应，把某个产业发展起来。但是基金在这个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利润摊薄的时候，又会撤走，寻找新的目标。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日本的“农耕模式”在产业后续的发展当中会发挥更优势的作用，它在新的发明上可能速度缓慢，或者在新产业开始的培育阶段速度缓慢，但是它在新发明的应用过程和发明形成产品的这种持续、稳定的改进、改良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一种农耕文化。做农耕的人很难发现一个新品种的，为什么？他就在这块自留地上，想着怎么样把它做精，他不会想着要跑出去找新的品种，他也不到处游逛。

    但是一个牧人可能会从外地带来一个新的品种，这个牧人可能把这个新品种试种了一下，或者在某一块田地上洒下种子了，比如发现了玉米(1972,8.00,0.41%)，玉米能够产生很多粮食，但是牧人不会长期在这儿待下去，他又会去游走，而农夫会把这些种子留下来进行不断推广，面积可能会越来越大，而且他能够不断在此基础上培育新的品种，一代一代持续下去，获得收获。

    “美”过尽的中国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经济实际上正在实施“一国两制”的方式，什么叫“一国两制”？我们现在在谈“中美国”这个概念，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存在了一个“日美国”。“日美国”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个“一国两制”：日本是以产业为主体，美国是以金融为主体，他们做了很好的分工。美国通过金融，通过宏观经济统治世界；日本通过微观经济，通过产业统治世界。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日美经济的统一体，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日美国”，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或者是一个共同的需要。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里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来统治世界的经济，这也是一种“一国两制”。

    回到中国上来。中国要做什么？是要做一个“美国”吗？不是；是要做一个“日本”吗？也不行。中国一定是一个“一国两制”，即以日本的产业模式为主体，以金融模式为辅助这样一种模式。中国不仅继续要“东亚共同体”这样一个机制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产业实体，同时也需要“中美国”这样一个概念来促使自身金融机构的发达。但是一定要注意，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首先要把“东亚共同体”这样一个在产业方面更深层次的联合体制做扎实了，在有这样一个主体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形成“中美国”这样一个金融体制，反过来形成对“中美国”这个金融体制进行制约。

    如果我们单一用“中美国”这样的概念来发展中国的金融模式，或者单一用“东亚共同体”的模式发展，这都不存在互相制约的过程。如果我们所用的体制、模式与我们的条件和文化相违背，则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灾难。

    再有，我们现在大学课本中的经济学教育，都是按照美国经济学的思路来设计的，这就造成了我们的人才、我们的思维全都是一边倒的“美国式”模式，这个方向应该得到修正。大学课程设计方面，我们一定要有研究日本、韩国、东亚经济历史和发展的专业课程，应该设置这些方面的专业课程和研究生制度。中国很多古代的商业思想，与日本、韩国是贯通的，只有建立中国自己独立的经济学体系，被称为“东方经济学”的一套体系，我们才能慢慢地将中国的经济模式确立起来。

   以产业为主、金融为辅这样的“一国两制”模式，实际上应该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一个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