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3期

美刊《每月评论》2006年12月号发表了约翰·B．福斯特题为《垄断金融资本》的文章，认为垄断资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陷入危机后，转向依靠金融化进行积累：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极度膨胀，这反过来又对此前由大公司主导的实体经济的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对经济的控制权力开始从制造业大公司手中转到金融市场，制造货币逐渐代替制造货物。作者还认为，金融爆炸加深了垄断资本的停滞趋势，使美国国内工人状况恶化，在国际上导致新帝国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正在结束的2006年是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经典著作《垄断资本》出版40周年。《垄断资本》力图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提供一个简略的论述。

　　今天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变化了吗?其演进是在他们所描述的垄断阶段内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已超越了垄断阶段呢?当然，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最明显的事实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变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很明显，资本主义体制还未找到一种解决其推动力即资本积累问题的前进方式。《垄断资本》中所描述的资本停滞现象更趋恶化：新的腐蚀性的症状形成了，而那些潜在的弊病还在蔓延和深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找到了复制自身的新方式，并且资本在这种停滞中通过金融资本的爆炸式增长或斯威齐所称的“金融资本的胜利”(《每月评论》杂志1994年6月号)获得了反常的兴盛。我暂且称这种体制的新混合阶段为“垄断金融资本”。

　　一、《垄断资本》的主要观点

　　《垄断资本》的论点可以概要归结如下：在即将进入20世纪之际，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型，其标志是巨型公司的崛起。接下来的几十年被世界战争和资本主义大转型所带来的经济萧条所笼罩。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得到了全面巩固，尤其是在美国出现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少数巨型公司操纵了大多数产业。这对19世纪的自由竞争体制是一个巨大的偏离，自由竞争时期的经济主要由小型的、家庭为基础的公司所组成。这些公司对价格、产量及投资水平——这些因素都被较大的市场力量所决定——很少有控制能力。

　　在新的垄断资本主义秩序中，公司不再是作为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自由竞争企业而活动，而是像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所称的“集中垄断”公司，或理性的、利润最大化的寡头。其中每一个公司在制定价格、尝试增加其边际利益和市场份额时都要考虑其主要的竞争对手的利益。这些垄断公司相互间抛弃了破坏性的价格竞争(“价格战”)，取而代之的是，它们主要在削减成本和销售领域进行竞争。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巴兰和斯威齐所称的存在于整个经济领域，尤其是那些大公司所代表的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剩余增长趋势”。

　　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为吸收这些巨大的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剩余寻找出路。与早期先驱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约瑟夫·斯坦德尔的著作一样，巴兰和斯威齐论证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停滞趋势：一是剩余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途径；二是其他吸收剩余的方式(如促销和政府开支)最终未能阻止经济停滞趋势。由此而导致的持续生产过剩使得资本积累受到抑制，因为预期收益降低，进而使投资积极性也受挫。

　　由于缺乏一个新的像蒸汽机、铁路和汽车工业那样的划时代的创新来重新点燃资本积累进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或许仍然要无限期地陷入停滞泥潭。正如卡莱茨基在其《经济动力理论》(1965)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天然具有长期发展的本性。因此，这就要求有特定的‘发展因素’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

　　《垄断资本》的核心主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与投资之外为剩余资本找到另外的出路，这些出路将使资本主义经济避免陷入长期停滞。事实上，当巴兰和斯威齐写作《垄断资本》时，资本主义正经历一个“黄金时期”——一个和资本主义的年轻时代最美好时光类似的繁荣时期。因此，他们的多数工作指向找出那些与体制停滞趋势相反的种种力量。《垄断资本》的第5至7章考察了政府支出、军事／帝国主义花费及销售努力如何作为消费和投资的补充来吸收剩余。然而，政府民用开支的增长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这在实际上将侵入私人积累领域；军费开支需要诸如外部威胁之类的理由，因此也不会长久；销售努力仅仅在公司能将其转化为新增销售和增加市场份额时才是可行的。总之，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在经济停滞和停滞阻止因素之间缺乏对等性。经济停滞趋势是根深蒂固、强力持久的，但抵消停滞的因素却是更为表面、更为脆弱且自我限制的。

　　二、经济金融化与《垄断资本》理论的发展

　　四分之一世纪后，当斯威齐在其《25年之后的垄断资本》(《每月评论》1991年12月号)这篇文章中回过头来看他的上述观点时，他评论道：“根据这个多事的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和变化的一切来判断，总体上来看，我认为这些观点仍然很好地经受住了检验。”几乎就在他们的书出版之时，二战后头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已开始渐显颓势，并且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开始出现停滞情形——和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类似但没有那样严重——从此以后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一直伴随着这种现象。《垄断资本》在二战后繁荣时期的中期就大胆断言“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就是停滞”，随后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论断。

　　然而，在《垄断资本》问世25周年之际，斯威齐意识到他在如下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他未能预见到始于20世纪70年代进而在80年代获得加速发展的金融大发展。他指出，“在《垄断资本》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在理论和实际的历史发展之间)，对此它毫无暗示更不用说解释。这就是恰好萌芽于这25年里的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的极度膨胀和日益复杂。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在很多重要方面对公司主导的‘实体’经济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了影响。”接下来，他继续描述了这种经济金融化的三个特征，这些特征修正或瓦解了《垄断资本》中的某些重要论点。

　　首先，关于巨型公司的一章设想公司资本主义的公司结构或多或少很稳定。然而，20世纪80年代由垃圾证券支持的并购狂热改变了这一切，并说明，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会遭到金融企业的外部吞并。由那些垃圾证券大亨所领导的金融利益团体，一旦对大公司完成吞并就依靠大量现金储备买空股权，并使之大量负债从而掠夺既得公司。虽然只有相对极少数的巨型公司受到这种敌意吞并，但其对全部公司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迫使公司大量负债以减少其对金融资本的吸引力。先前的公司世界的稳定性受到动摇，而公司整体上便被“投机金融大大改变了”。斯威齐指出，这“就动摇了公司本位——巴兰和我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说，对经济的控制权力已经从公司会议室转向金融市场。公司逐渐被当作资产的集合体，越容易变卖越好。

　　其次，在《垄断资本》中，斯威齐的观察未能预见20世纪70、80年代发生的将对垄断资本的运行规律产生深远影响的金融爆炸。斯威齐指出，这有“几个维度的表现：涉及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工具]的数量和多样性……；这些金融市场活动的急剧膨胀；金融企业中从业人数的绝对和相对增长；以及GNP中金融份额的增加。随着上述各方面的发展，金融部门的相对规模已经在过去的20年中得到大幅度的增长”。

　　金融业的虚假繁荣以建筑业、办公设备等领域新投资的形式为GDP部门中的金融、保险及房地产业的剩余创造了新的出路。然而，投入到金融的巨额货币资本被用来投机到有价证券、房地产和商品市场而不是资本品(指机器设备等)上。因此，这不能够为GDP的增长注入活力。

　　最后，斯威齐意识到，《垄断资本》没有预见到投资领域的整体方向将要发生的转变。根据他和哈里·马格多夫在《1983—1984年神奇的复苏》(《每月评论》1986年10月号)中的分析，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周期的恢复阶段在制造业、运输业及公共事业的工厂和装备上大量投资。但现在只是在那些诸如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相关的办公设备领域的投资有增长，而上述领域的投资现在即使在商业周期的恢复阶段也很少增长。

　斯威齐问道，“为什么《垄断资本》未能预见到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和功能在过去25年已经发生的变化?我认为，答案主要就在于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理解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

　　按照既定的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我们把资本积累在本质上看作是增加资本品的量。但在现实上，这仅仅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一方面。积累同时也是增加金融资产的量。当然这两方面是关联的，但传统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譬如购买股票和证券(两种较简单的金融资产形式)仅仅被当作是一种间接的购买实体的资本品的方式。但这从来都不是事实，并且或许完全是在误导。

　　回顾斯威齐在15年前对《垄断资本》所做的重新评价，我认为他对自己和巴兰的书的批评过于苛刻。《垄断资本》并不是没有对金融的作用给出“提示”，它在“销售努力”这章的结尾以独立的一部分来论述金融作为吸收剩余的一种方式的作用，并论证说“它的作用等同于销售努力”。巴兰和斯威齐都强调国家账目中有“大量的”剩余被转化进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他们论证说，这不过是代表“一个巨大的投机、诈骗和欺诈体制”，它随着剩余的增长而向上攀升并逐渐加剧体制的非理性。

　　若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与巴兰和斯威齐写作《垄断资本》时的立场最接近的话，那么他就是哈里·马格多夫，他参与了使《垄断资本》得以问世的那些讨论，并且他在1969年加入斯威齐的编辑部成为《每月评论》的另一主编。在1965年的《社会主义记录》这一年鉴类杂志上，马格多夫强调了美国经济中的贷款、债务上升问题，这篇文章几乎同《垄断资本》同时出现。此外，马格多夫在1967年对《垄断资本》进行的评论的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与巴兰和斯威齐论题的发展和验证相关的其他领域如下：在剩余增长和减少中信贷与投机活动的作用，作为世界银行家的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支付平衡困难与美国经济的国际本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垄断资本》出版后不久，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就准备探讨上述所有的问题，尤其关注在吸收剩余中信贷和投机的关键作用。

　　垄断资本的金融化代表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period)——20世纪60年代的人对此毫无察觉，而且，仅仅依据现存的经济学说(包括主流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直到今天仍不可能被解释清楚。在20世纪70—80年代，当债务大规模增加初现端倪时，正是马格多夫和斯威齐首先观察到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且他们都强调停滞及金融爆炸这种双重现实的重大意义。

　　正如弗雷德·马格多夫最近在《债务和投机的爆炸》(《每月评论》2006年11月号)这篇文章中指出的：“在20世纪70年代[当他们首次指出这种现象时]债务大约是国家年GDP的1．5倍。”到1985年，当他们更加关注这一主题时，债务已经变成了GDP的两倍。到2005年，美国的全部债务几乎是美国GDP的3．5倍，已经与整个世界44万亿美元的GDP相差无几了。

　　依据斯威齐在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观点，资本积累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增加现有资本品(机器设备等)，而必须也被视为增加金融财富。而且，后者不能像经济学理论惯例那样仅仅被当作是前者的虚拟反映而被一笔勾销。人们很早就区分了经济的实体层面和金融层面，结果是，关于金融对经济的影响，除了价格水平外，人们往往把货币当作主要是“中性”的

　　在19世纪后期直至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工业有价证券市场的兴起(譬如，股票市场的引入)并驾齐驱的。就传统意义而言，股票、证券和其他金融工具的积累被看作是为投资生产而聚集储蓄(或剩余)的一种形式。然而，这很少变成现实，因为储蓄很少能够通过股票交换和其他金融市场而导向投资产业领域。与公司金融和银行业相联系的、以股票市场(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已把它视为是信用市场急剧膨胀的基础)为中心的庞大先进的金融体制的发展，是投资者想限制与生产领域内投资相关而持有的纸币的风险的结果。纸币财富容易转换，因此它与公司持有的实物资产是分离的。“只要个人对其财富既可以进行储蓄也可以贷出”，凯恩斯在《宏观经济学》中写道，“那么，购买实物资产的选择就不能够有充分的吸引力……除非通过组织金融市场——在其中这些资产能够容易地兑换成货币。”

　　但由此带给积累的矛盾是深远的。正如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在《产品和金融》(《每月评论》1983年5月号)中解释的那样，“公司有价证券获得了其实物资产根本不会具有的流动性——瞬间可转换为现金。而一旦达到这个阶段，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扩张被证明是没有限制的”。凯恩斯集中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矛盾，在1931年他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财富的实际拥有者[如公司]声称拥有的不是实物资产而是货币……在实物资产和财富所有者之间有货币之幕插入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二重性的积累体制注定导致投机上升，导致多层次的金融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用一种常常被引用的表述评论道，存在这种危险：就是“企业成为投机旋涡上的一个脆弱的泡沫”。

　　三、金融爆炸与停滞并存

　　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垄断资本》写完时，工业资本仍牢牢控制着局势：它利用自己的内部资金融资，因此人们通常会见到这个体系的基础即巨型公司相对稳定。但是伴随着停滞的重新出现而发生的变化改变了一切。紧接着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期的是灰暗时代：它似乎永无结束之日，毫无完全复苏的迹象。斯威齐在《金融资本的胜利》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渴求一种新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因素”，“虽然没有被预见到，但它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现有趋势的逻辑结果”。公司／资本家们由于不能在生产性经济领域内为其投资找到有利可图的出路，它(他)们试图通过金融投机扩大其货币资本。金融体系对它们的“产品”需求上升趋势的反应是引入一系列令人迷惑的新的金融工具——包括股票期货、期权、衍生物、对冲基金等。结果就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金融上层建筑崛起并逐渐获得了自己的生命。

　　无疑，这种脱离生产限制的金融自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金融乐观症——其中投机金融似乎已摆脱其生产基础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导致广为人知的“新经济”概念的产生，这植根于这样的错误的幻想：重力规则已失去了作用。最后，金融泡沫不可避免地破灭了，正如1987年和2000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一样。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依据凯恩斯的著作所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设”仍是不可辩驳的真理：根据这一理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日益走向更加脆弱的没有积累过程支持的金融结构，因此将必然产生金融危机。讽刺性的是，最近出版的华尔街金融投资者和分析家的对话集却题为《飙升》。

　　然而，回顾自1987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以来的最近20年，最令人惊奇的是，这段时期大的金融崩溃对阻止债务占美国GDP比例的长期增长作用很小，债务只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短暂停止增长，接着又一路飙升。虽然股票市场在2000年3月和2002年10月之间损失了近一半的市值(以标准普尔500指数形式计算)，但它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又重新恢复了其损失的一半。同时债务继续在无情地增长。房价债务泡沫的膨胀抑制了由股票市场泡沫破灭所引起的经济波动。无疑，其他泡沫将形成并最后破裂。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是否认：一个较大的金融动荡和债务型通货紧缩的后果极其严重，它将产生一种严峻的停滞形式，并改变游戏规则。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期爆发的一次重大金融危机导致了所谓的“大停滞”，从那时起日本经济就一直深陷其中。

　　情况并不仅仅由美国的状况所左右，而且取决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世界产出整体上增长缓慢，生产过剩扩大，两极分化加大，穷困中的最赤贫者(尤其是在非洲)身陷于可怕的悲惨境地，人均寿命急剧下降。同时，美国巨大的金融赤字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这意味着全球美元过多。仅中国就有不少于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日趋脆弱的情形下，不难想像可能出现金融崩溃。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显示了金融危机是如何能迅速蔓延的。

　　当前一种确定的可能性是全球债务彻底崩溃和债务型通货紧缩，另一个问题就是停滞和金融爆炸性扩大并存的矛盾情形将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除非该体制遭受外部巨大打击。一旦有任何重要的金融混乱的迹象出现，美联储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准备向这个体系注入流动性，以充当最后的出贷人。它们这种做法可能会使整个动摇的结构支撑一段时间，这种可能性应引起重视。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过去30年来的长期持续的金融爆炸性扩大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可能后果呢?历史经验表明，虽然金融扩张有助于吸收剩余，但它未能支撑经济生产摆脱停滞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所以停滞和金融爆炸性扩大两种现实共存。正如《商业周刊》曾发表社论(1985年9月16)说，“缓慢增长和当今的猖狂投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共生的”。制造货币逐渐代替制造货物(和服务)，结果是后者在比例上渐趋缩小。

　　的确，当今越来越多的债务注入经济对刺激GDP的既定增长似乎是必需的。如弗雷德·马格多夫在《债务和投机的爆发》中指出的，“在20世纪70年代，每增长1美元债务导致GDP增长60美分，到了21世纪初期，每新增1美元债务只导致GDP增长20美分”。

　　四、垄断金融资本的破坏性

　　在金融日益脆弱的环境下，与投机相适应的体制需要持续的新的资金注入——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对工人阶级提高剥削获取的。对大多数美国工人而言，垄断金融资本的经济困境导致了一种好似停止签证的情形：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已经停滞了一代或几代；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上升；失业／不充分就业在攀升；劳动力参与在下降(反映了较弱的工作机会及由此而造成的挫折感)；人们的医疗保健福利、养老金及政府服务(包括教育)都在减少；工人所支付的税收份额也在扩大。从上述所有的情形可以看出：在垄断金融资本条件下，“与财富的积累相对应”，“工人阶级的悲惨的积累”是前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需要迫切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垄断金融资本新阶段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特定关系。当前的十年中，新赤裸裸帝国主义出现了——其标志是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美国军事基地的全球扩张以及美国军费的大幅度增长。华盛顿的野心首先是重新获取美国失去的对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但在帝国主义野心膨胀的背后，是美国高层对经济停滞、控制全球石油供应和其他战略资源以及金融统治和金融稳定性的基础(包括美元霸权)的深切关注。

　　而且，这种新赤裸裸帝国主义是已经存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的趋势的延伸：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对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停滞蔓延的反应，并且利用了爆发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它带着一种特殊的恶毒的外表。毫无疑问，为了从外围榨取更多的剩余，垄断金融资本需要侵入贫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第三世界国家已遭受了长时间的巨大的净剩余输出——以给位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外国投资者和贷款者净支出的形式。已困挠不发达国家的上述及其他的服务性支出给它们当前的国际收支平衡带来了负面影响，并且往往把它们拉入赤字状态。在这些国家，撤除任何外围经济对国际资本的有限控制和任何为其人民建立的有限支持，代表全球垄断金融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构，使整个状况只能更糟。新自由主义重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三架马车和中心国家的政府和公司牵头推行，但最终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所支持，尤其是美国宪兵——它的破坏力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帝国主义力量的总和。如果历史是向导的话，那么现今整个边缘世界出现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将会遭遇到由美国所领导的帝国主义中心国家越来越多的干预。

　　在《垄断资本》出版四十年之后，该书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矛盾在总体上已经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没有任何现存的经济理论能够充分地解释垄断金融资本阶段(phase)，但是，对由巴兰和斯威齐在其书的最后所提出的(他们把其献给他们朋友——切·格瓦拉)关于“不合理体制”的具体答案现在比以往显得更加中肯：“在美国，我们需要的是历史的视角、面对事实的勇气以及对人类及其未来的忠诚。有了这些以后，我们就能够认识到我们的道德义务是献身于与罪恶的、破坏性的体制抗争，这种体制已使生活于其中的人颓废、受压迫和蒙羞，并给全球无数人带来了毁灭和死亡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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