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重大的接管

文 . 麦特 . 泰比

导语：全球经济危机并不是关于金钱的——而是关于权力。华尔街的业内人士是如何运用紧急援助来上演一场革命的呢？

都结束了——我们被官方堂而皇之地愚弄了。由于不久前在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操纵一切的家伙们干得实在太过分，帝国就此成了永恒的笑柄。事情是这样的，当财政部长蒂姆西·盖特纳被迫同意再次将纳税人数以亿计的血汗钱投入到垂死的保险巨头AIG时，这个行动本身就是我国衰落的深远象征——这家公司在国家的鼎盛时期，靠为美国的支柱产业提供保险而发迹，如今却因为在华尔街的牌桌上追逐财富的幻影而毁灭了自己，这就如同一个堕落的贵族在英帝国行将衰落的日子里赌输了家产一般。

当AIG同意将其在美国公司史上最大的季度亏损——约617亿美元公诸于众的时候，最新一次的紧急援助便来了。在去年的最后三个月里，该公司每小时亏损2700多万美元，即每分钟亏损465000美元，相当于每6秒钟损失掉美国一个中产家庭一年的收入，约合每秒钟损失7750美元。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们连续8年对恐怖主义威胁穷追猛打，却一无所获之后。8年来，我们在所有机场拦住每一个公民，搜遍他们的钱包、手袋、裆部和手提箱，以找出可能被伪装为果汁盒和牙膏管儿的炸弹。但最终，对于那些把持着与我们社会生死攸关的权力的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的政府却没有任何机制来监督；对于与利比亚大小相当（利比亚去年全年的GDP总额还不及AIG在2008年的亏损额）的国家经济漏洞，我们的政府竟无力察觉。

因此是时候承认：我们成了那种贪婪和愚蠢联姻的恶俗喜剧的主人公。最糟糕的是我们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点——我们仍然认为这是某种不幸的意外，而不是华尔街上一群“专业”人士制造出的事端。正是这帮家伙在糟蹋美国梦。当盖特纳宣称再提供3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时，国会两党都认为可怜的AIG只不过是一大堆厄运的牺牲品——经济上的坏年份，加上金融危机等等等等。爱德华.里迪，该公司的CEO，事实上将他们的窘境比作得了感冒：“现在的市场空间还是蛮大的，”他说，“但是当整个世界都染上肺炎，我们也在所难免。”他甚至声称AIG正在被同样的问题所消耗着，正是这些问题导致房价下跌、退休金账户里的钱缩水，以及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缩水。

里迪让AIG听起来像一个排队等待政府救济品的穷人——别人造成的金融气候的受害者。他却从未提及AIG 10多年来以系统周密的计划逃避美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监督。换句话说，AIG染上肺炎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用自己本不拥有的5000亿美元全球资金参与到毒性极大、完全不受监管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赌博之中。

也没有人提及，当AIG最终从华尔街的赌场离席而去，在晨曦的微光里输得精光时，它还欠着所有人的钱。在这个特殊紧急援助中，纳税人的大笔美金还将用来支付牌桌上其他的狂赌者。又或者这是所有赌博当中极其特殊的一种，由中产阶级的纳税人来为亿万富翁支付赌资。

人们被这次金融危机和这次紧急援助激怒了，但是他们还愤怒得不够。事实上，全球经济的垮台与紧随其后的紧急援助合在一起是一种革命、一场政变。它们加固并将一种几十年来如滚雪球一样不断趋强的政治倾向正式化了：一小群紧密相连的业内人士逐渐接管政府，他们用金钱控制选举，购买影响力，并全面削弱金融管制。

这次危机是致命一击：由于基本上是完全自由地操控经济，这些业内人士先毁了金融世界，随后就狡猾地给他们自己授予几乎不受限制的紧急处置权，来收拾他们自己的残局。因此，像AIG这类沉迷于赌博的公司的领导人，最终既没有分文不名，也没有锒铛入狱，而是像扼住财政部和联储咽喉的局外人一般——在最近一次的紧急援助之后，里迪用一种近乎惊人的随意和自然的口吻提到“我们在政府中的伙伴”。

大部分人在审视这次经济危机时所犯的错误，是从金钱的角度去认识它。这种思考习惯可能会使你将这个乱糟糟的大摊子看成是大幅削减华尔街阶层奖金的缓冲。但是，如果从纯粹马基雅维利式的角度来看，你所看到的就是一只巨大的权力之手正威胁着将联邦政府变成一个巨型的安然公司——一个巨大的、无法穿透的黑盒子。其中充斥着假公济私的业内人士，他们的计划就是牺牲掉大批先前是纳税人、而后是毫不知情的股东的钱，以确保个人利益。

一、零号病人

理解这次金融危机的最好方式就是理解AIG的垮台。一个多世纪以来，AIG靠的是押注在有风险意识的投保人身上才积累了巨大财富。这些投保人行事谨慎，投资稳健，随后却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拱手交给一个喜欢用别人的钱下大赌注而只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和贪欲的家伙。一两年之内这个家伙搞砸了这一切。

这个家伙——全球经济崩溃的零号病人——就是约瑟夫.卡萨诺，一个区区400人的AIG金融产品公司（AIGFP）的总裁。卡萨诺，矮胖、秃顶、念珠眼、前额特别突出，毕业于布鲁克林学院。上世纪80年代初学乍练，为现代华尔街债务“点金术”的鼻祖麦克.米尔肯工作。米尔肯凭借救世主般的天赋和所有业内人士的诡计，在造成金融灾害的同时成功地逃避审查，从而开了创造性使用垃圾债券之先河。由于华盛顿对华尔街赌场放松了管制，卡萨诺以选择性核算的方式明目张胆地耍起花招。“这一切都是管制环境的问题，”一个参与AIG紧急援助的政府消息人士说，“这些家伙就是在钻体系的空子，努力找到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做生意的机会。只要是没被管制的，他什么都可以干。”

卡萨诺制造的混乱根源于一股投资热。这股投资热之所以兴起，部分原因是因为一种相对较新的金融工具：债务抵押债券（CDO）。它就像一个装满块状资产的盒子。它们可以是任何东西：抵押借款、企业贷款债权、航空业贷款、信用卡贷款，甚至其他债务抵押义务。因此，当抵押人X，公司债务人Y和信用卡债务人Z都付了各自的账单时，钱就流入了这个盒子。

CDO背后的核心理念就是总会有一些钱在这只盒子里，不管盒子里面的单个资产有多么不确定。无论怎样，当你看到一个单身、有犯罪前科、而现在又失业的家伙在为有6个卧室的房子付账时，你总感觉他好像是在做糟糕的投资。但是，如果把他的贷款用自动借款、信用卡债务、公司债券等等这么一种自助大餐的方式丢在一个盒子里，那你就有理由确信，这人将会偿清费用。假如每月放进盒子里100美元，即使到了世界末日，可能还有90美元的账目被拖欠，但是你仍然可以得到10美元。CDO的发明者就把这个盒子分成许多投资者群，然后把那10美元放进它自身的那个层级或者“部分”。这些人接着就劝说如穆迪和标准普尔那样的评级机构，给予最高层级最高的AAA级别——意思是它的信贷风险接近于零。

多亏了这个金融认证标准，银行便突然有办法把他们那些劣等抵押债款和其他金融废物转变成具有投资级别的证券，然后将它们卖给金融机构的投资者，如养老金公司和保险公司。政府要求这些公司必须尽可能保证他们的投资组合安全稳固。由于CDO可以提供比国库券这类真正安全的产品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这是一个双赢：银行通过出售CDO获得财富，而大的投资机构因为持有它们而获得更多的收益。

问题是，所有这些都并非基于现实。“银行知道他们在出售废物”，紧急援助公司的一位伦敦交易员说。要得到AAA评级，CDO不仅要依靠其真正的基础资产，还要依靠银行为了使该投资看上去比实际情况更为安全而编造出的数学公式。“在他们的某些密室里，一群印度人花费了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时间，别的什么都不干，就只计算某种模型，证明这种或那种债务人的组合每1万年才会出现拖欠，”一名曾为一个主要的投资银行销售CDO的年轻交易员说，“真是疯了！”

现在连最劣质的抵押贷款都可以卖给保守的投资方了。因此，CDO激发了一场不负责任的掠夺性借贷大迸发。事实上，人们争先恐后地认购CDO，以至于曾一度很难找到充足的次级贷款机会——报道说：很多失业者愿意在无需交付本金的条件下购买百万美元的房产——这种情况比比皆是。随着各类银行和投资方越来越多地接受CDO和类似的工具，他们就需要某种方式来保护他们下的大赌注——就是需要某种保险政策，以防房产泡沫的破灭，同时防止债务的恶化。这种情况特别适用于投资银行，很多投资银行都因持有或者贮存有CDO而深陷其中，当时他们签下了比他们能够卖出的额度更大的单子。而就在这个时候，卡萨诺出现了。

卡萨诺以大胆和傲慢著称，他从2001年开始担任AIGFP总裁。他是AIG的CEO莫里斯.汉克.格林伯格最欣赏的人。格林伯格喜欢这个年轻人强硬的行事作风，尽管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继任者都没能充分理解卡萨诺究竟做了什么。根据一个熟知AIG内部操作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卡萨诺曾告诉资深的管理人员，“你们懂保险，我懂投资，因此你们做你们该做的，我做我该做的——你们别管我。”由于在公司中毫无掣肘，卡萨诺从他在伦敦的办公室开始，向那些持有大量CDO的投资方卖出看似获利丰厚的“保险”。他选择的工具是另一个新的金融工具，即信用违约互换（CDS）。

CDS是由摩根大通普及推广的，由一群年轻而有创造力的银行经理推出，这些人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摩根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金融业界担任要职。1994年，在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一个度假地，摩根的这群年轻人合计出了一种促进银行收益的办法。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找到一种多贷出资金的办法，而这要尽快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使得他们能保持一定量的现金储备以支撑这些借贷。他们最终推出的是信用违约互换的雏形版。

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述，CDS就是一种压在未来结果上的赌注。比如说，A银行给罗马教皇开出了一笔百万美金的抵押贷款购买西村的一套连排住宅。A银行想回避借贷风险以防止教皇不能每月还款，因此就从B银行购买了CDS作为保护，并同意连续5年每月付给B银行1000美元的佣金。作为回报，B银行同意，如果教皇拖欠还款，那么它就会付给A银行教皇全部抵押贷款百万美金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即使教皇丢了工作，A银行的损失也会有人埋单。

当摩根大通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向监管机构推广他们的信贷互换计划时，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为自己的投资组合购买了充分的CDS保护，那么他们就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因此，应该允许他们在不必保留更多现金储备的前提下，借贷出更多的钱。整个监管机构——从联储到财政部金融局——接受了这种说法，允许摩根大通贷出更多的资金。

卡萨诺所做的就是将摩根大通推广的信贷互换转化成全世界对于房地产热的最大赌注。从理论上说，购买CDS为自己的投资做保险是没有什么错误的。投资机构给AIGFP支付佣金，作为回报，该公司承诺如果抵押贷款支撑下的CDO破产，那它会承担因此产生的费用。但是当卡萨诺纵情进行销售的时候，他做的交易在几个重要方面同传统的保险业有所不同。首先，销售CDS保护的一方不需要先期支付任何资金。例如，当面值100美元的公司债券出售时，某人必须要交出实际的100美元。但是当你售出100美元的CDS保护的时候，你不需要出示哪怕是一毛钱。因此，卡萨诺可以卖给投资银行数十亿美元的担保，却不必有任何资金支持。

第二，卡萨诺销售的是所谓的无任何资金支撑的“赤裸裸的”CDS协议。在具有这种“赤裸”性质的CDS中，任何一方实际上都不持有基础借款。换句话说，B银行不仅为了教皇的抵押贷款业务而销售CDS保护给A银行——他们还反过来，将该保护以同样的抵押贷款额卖给了C银行。这种行为可以不断持续下去：你可以从D银行一直到Z银行地卖下去，而赌注都是下在A银行的抵押贷款上。与传统的保险不同，卡萨诺是在向投资方提供一种机会：即可以将赌本倾注在一个随时可能烧了自己房子的人身上，或者是支取一个潦倒于街头的绝症患者的定期人寿保险。这同赌博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在华尔街的翻版罢了。

在短短7年里，卡萨诺卖出相当于5000亿美元的CDS保护，其中至少有640亿美金是与次级贷款市场挂钩的。AIG根本没有一点儿现金来冲抵赌资，但它也不觉得它需要任何资金储备。只要基础信贷的拖欠情况还没出现，那么AIG就可以通过卖出保险，稳定不断地聚敛巨额资金。而这些保险的对象则是他们认为永不会出现的灾难。

至少在开始，获益是非常巨大的：AIGFP的收益从1999年的7.37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32亿美元。在过去的7年中，该公司的400名员工的工资总额就达到了35亿美元。卡萨诺自己得到的薪水就有2.8亿美元。每个人都赚到了钱——而接着一切都结束了。

二、监管机构

参议员菲尔·格拉姆来自德克萨斯，是个笑容可掬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如果不是他完成了美国金融业界最大的一次撤销管制的系统工程，那么卡萨诺的赌博也不会成为可能，因为那样他就不可能有幸在菲尔在任时接管AIGFP。很多年来，华盛顿一直在密切注视着美国的各个银行。自从大萧条之后，商业银行——那些主要为个人和企业保存储蓄的银行——没有被允许像通过发行和出售有价证券而集资的投资银行那样成倍地增长。在大萧条时期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银行介入保险业。

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卡萨诺接管AIGFP之前的几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民主党人已经厌倦了在筹款竞技场上惨遭共和党屠戮，因此决定抛开他们原来对工会和利益集团的依赖，同企业界保持更友善的关系。华尔街的反应就是向华盛顿倾注巨资，在两党中收买盟友。从1998年开始的10年里，金融公司花费了17亿美元用于联邦大选献金，而另外34亿用在游说议员上。他们的付出很快就得到了回报。1999年，格拉姆联合发起了一项议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一些主要条款，为如花旗银行这样的巨型金融公司的创建扫清了道路。这种做法将小型银行能够负担的嵌入式保护措施也一并除去了。以前，本地银行经理都清楚那些从他那里贷款的人，这些人的名字都在他的资产负债单上——他不会把百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发放给一个无家可归者，因为他得把这笔贷款记在账上。但是一个巨型并购银行可能也记下了这笔贷款，而且接着就把它转手卖给了在中国的某个人。

就在第二年，格拉姆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他推出了一个十分笼统的新法令《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其出台使得对信贷互换进行规范，定性为赌博或者有价证券的可能性成为零。商业银行——由于格拉姆的原因，现在可以直接同投资银行竞争客户了——开始购买信贷掉期以放松银根追逐高额收益。“通过规定信贷违约互换既不是赌博，也不是有价证券，我们为市场的发展扫清了道路，”纽约州保险局局长埃里克·迪纳罗如是说。

这样一揽子的豁免意味着，卡萨诺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卖出CDS合同，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营造一个高不可攀的职位，而政府却无权过问。“你要记住，投资银行就不应该直接参与到这种牵涉巨资的赌博之中，”一位处理AIG紧急援助的政府消息人士这样说。当投资银行承揽CDS业务时，他们还规避风险。但是保险公司不必规避风险，而AIG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就是长期地在房地产市场压下大注，”这名消息人士说，“几十亿几十亿的赌注。”

最可笑的是，对卡萨诺的一意孤行进行监管的机构是储蓄机构监理局（OTS），一个对卡萨诺的操作毫不关心的地方。像AIG这样的庞然大物，居然由一个毫不知名、相对较小的OTS来监管的事实说明，这又是一次撤销监管理念的胜利。根据1999年通过的另一项法令，某些控股公司是可以选择OTS作为其监管机构的，只要他们拥有一项或更多项的储蓄（更多时候被称作储蓄存款或借款）。由于同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相比，OTS看起来更为依顺，因此各个公司纷至沓来，重新将他们自己扮成储户。1999年，AIG在德拉维尔购买了一项储蓄，之后便成功从OTS那里获得了让其监管AIG整个经营的机会。

更为滑稽的是，AIGFP——本来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驻伦敦的子公司——本应该由欧洲一家更为严格的监管机构，如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来进行监管。但是，OTS成功劝说欧洲人相信它有对这些大型公司进行监管的能力。结果到2007年，欧盟批准OTS对三家巨型公司——通用电气公司（GE）、美国国际集团（AIG）、阿默普莱斯金融投资公司(Ameriprise)进行合法监管。

同年，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审计总署批评OTS，指出“该机构的规模与它所监管的不同机构之间的极大悬殊性”。此外，审计总署的报告还指出，在整个OTS公司的全体职员中，只有一名保险方面的专家——尽管如此，这家公司居然是世界上最大保险机构最主要的监管者。

“有一种观念，就是，监管机构拿AIG没有任何办法，”一个处理紧急援助的政府官员说，“这是胡说。你要知道，这些监管机构拥有最终的裁判权。他们可以给你发函说‘你不再存在了’，那结果就是那样了。他们甚至连正常的程序都不需要走。OTS本可以说‘我们要收回你的经营许可证；我们要吊销你的执照；我们要起诉你’。而如果被你最主要的监管机构起诉，简直就是得到了死亡之吻。”

AIG最终东窗事发，OTS公开负责监管这个保险巨头的监管人——一个名叫C.K.李的人——承认这是他的责任。李说，他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所有这些在卡萨诺投资组合中的信贷互换都是“相对良性的产品”。为什么呢? 因为这家公司是这么跟他说的。“这家公司作出的判断是，该产品没有什么大的信贷风险”,他解释说。李现在为OTS中西部地区的负责人；该机构拒绝让他接受任何采访。

3月初，在对AIG进行最近一次的紧急援助之后，财政部长蒂姆西.盖特纳开始将矛头指向OTS，尽管窗户纸并没完全捅破。他称AIG是一个“与很复杂的投资银行或对冲基金关系紧密的庞大而复杂的全球性保险公司。而这些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居然在没有任何成熟监管的情况下被允许建立起来”。但是，即使没有“成熟的监管”，要不是因为缺乏一整套内部管理手段，AIG不见得能如此的兴风作浪。据业内人士称，在它垮掉前的6个月里，该公司一直在寻找一名全职的首席财务官和一名首席风险评估官员，但最终一个也没有找到。这意味着，这家世界第18大规模的公司居然没有人来校验以确保其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同时也没有人来跟踪记录该公司手上到底有多少现金和财产。情况如此糟糕，以至于在紧急援助前从外部召集咨询人员介入，那些高级主管居然连有关他们公司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回答——比如该公司在住宅按揭市场的投资比率怎样。

三、破产

讽刺的是，现实最终让卡萨诺低头并非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破败，而是因为AIG自身的问题。2005年前，该公司的债务评级是三个A, 这意味着它不需要拿出太多的现金就可以出售CDS保护：坚实的资信优势使得AIG的名字本身就是充分的担保。但是，该公司低劣的财务记录最终导致了其信用评级的下降，这就使得CDS合同的条款增加，迫使卡萨诺不得不进一步提供大量的附属担保品，以便支撑他的交易。

2007年秋末，AIGFP的投资组合已经明显出现中毒迹象，但是卡萨诺还是图谋使他的“疯狂赌博”避开公众的视线。那年8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对投资方说:“说实话，没有任何冒犯之意，从前景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对我们的生意失去信心，因为我们不可能损失一分一毫。”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CDS投资组合已经损失了3.52亿美元。信贷危机的不断增长促使AIG的高管们开始重新审视它的债务，公司里一个名叫约瑟夫·圣.丹尼斯的会计开始“极为担忧”CDS的交易以及它们导致巨大毁灭的潜在可能性。卡萨诺的回应是解雇约瑟夫，并告诉他说他被“有意排除”在金融监察之外，因为担心他会“腐蚀金融监察的过程”。

接下来的2月份，AIG将年亏损额115亿美元公诸于众，也宣布卡萨诺辞去AIGFP总裁的职务，并声称一名审计人员发现了在CDS投资组合当中的“重大问题”。令人吃惊的是，AIG不仅允许卡萨诺保有3400万美元的红利，同时还以每月100万美元的薪资水平雇佣他做公司的顾问。事实上，卡萨诺一直在拿AIG的工资，每月百万美元的薪水直到2008年9月底才停止，那居然是在纳税人不得不被迫交给AIG 850亿美元以弥补它那些巨额亏空的时候。10月份，当被问到为什么公司仍然以每月100万美元的薪水留用卡萨诺，而其实他很可能就是西方文明陷落的推波助澜者时，首席执行官马丁.沙利文扳着面孔对国会说，AIG想“保有卡萨诺先生20多年的经验”。卡萨诺，显然隐遁在他伦敦哈罗德附近的豪华住宅里。我们无法追踪获得他对此的评论。

使AIG最终垮掉的另一个原因是信贷评级的下滑。当去年9月公司面临另一次信贷评级下滑——从AA变成A时，卡萨诺已经签出很多CDS交易单，而这时需要AIG提供数十亿的附属担保品——这不仅需要拥有比其资产负债单上的现金更多的资产，同时还需要它拥有比其即使卖掉每一份流动资产后能聚集的金钱还要多的资金。即使如此，公司的管理层踯躅了数天，还是不相信公司已经陷入严重危机。AIG已经成了一个干瘪的西梅脯，其真正价值早已被侵蚀殆尽，但是，它的高管们居然一无所知。

9月13日，周末，AIG的高管们被召集到纽约联储办公室。迪纳罗保险办公室的监管人员也在那里，盖特纳也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财政部部长汉克.保尔森整个周末都在为雷曼兄弟的倒闭而忧心如焚，这一刻则是进进出出。同时在座的还有劳埃德·布兰克费恩，高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之所以出现我们后面再解释。唯一一个本该一直在场却没有人代表的相关政府部门就是OTS。

“我们同保尔森、盖特纳还有迪纳罗坐在一起，”一个磋商时在座的人说，“但我一次也没见到OTS的人。”

9月14日，据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个人说，财政部官员向布兰克费恩以及其他在座的银行家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财政部让他们花一天时间去检查一下看能否自己集资弄出一笔钱来。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这本身就使得答案一目了然。一天过后，银行家们回来告诉政府官员，我们看了，但是我们无法筹集到那么多钱。于是紧急援助便提上日程。

很短时间后，传出消息，AIG计划以延期支付的方式付给前任高管9000万美元，同时还要加快速度支付给其他人2.77亿美元的红利——该公司坚持这一做法，原因是这对于“留住主要员工”是非常有必要的。国会极力反对，AIG才取消了这9000万美元的付款。

接着，2009年1月，AIG卷土重来。这么多年来用公众的钱财不断支付巨额红利，已经成为习惯。经过这些年卡萨诺的翻云覆雨，AIG依然决定支付另外4.5亿美元的奖金。给谁呢？给那400个在卡萨诺老班底AIGFP工作的员工，而AIGFP已经肯定行将垮台了。就这样，用纳税人的钱平均每人110万美元支付给那群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不停地给我们的世界捅出窟窿的人。

“我们需要把这些‘高度专业’的人士留下来”。AIG发言人克里斯蒂.普莱托在2月初对我说。

“但是，不就是这些‘高度专业’的人士才是主要毁掉你们公司的人吗？”我问。

普莱托反对我的说法，认为这样说是不公平的。她说，AIGFP的员工已经被减薪。如果不能够留住他们，就会进一步降低公司的价值，公司就很难有序运作。

奖金红利是紧急援助时代更令人愤怒的侧面中一抹最刺眼的讽刺。事实是，即使我们的星球已经烈焰熊熊，华尔街阶层的一些人还是无法适应不得不搭普通舱的悲剧。“这些人需要的是去巴哈度假，需要水疗，需要消遣，”一个参与AIG紧急援助的官员表情严肃地说，显然没有甚至是半点儿开玩笑的意思，“他们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干不了工作。”

四、攫取权力

因此，这是华尔街权力攫取的第一步：制造出像信贷违约互换和债务抵押证券这些对于美国失语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极其复杂而又难于理解的金融产品——对于联邦的监管机构，甚至像AIG这样的大公司的CEO也是一样——人们忌惮于其复杂性而根本不愿意尝试去理解。这，再同巧妙的政治投资相结合，就使得这个国家首屈一指的银行家们得以成功躲避金融业内对他们的有效监管。1997年和1998年，是一直导向菲尔.格拉姆的灾难性法案通过的年月，也正是这个法案破坏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结果，银行业、经纪业和保险业花费3.5亿美元用于政治献金和游说。格拉姆本人——那时担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在短短5年内就敛财260万美金。该法案以90票对8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其中获得了38名民主党人的支持，这其中的一些人名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乔.拜登、约翰.凯利、汤姆·达施勒、迪克.德宾，甚至还有约翰.爱德华兹。

这项法案帮助建立了大不可衰的金融巨兽，如花旗集团、AIG 和美国银行——而且紧接着还帮助这些公司一点点挤垮了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这就使得这些主要的华尔街公司有了更多的金钱和权力来进一步对放松监管的措施进行游说。“我们正在向寡头垄断市场的状态靠近，”美国独立银行家协会高管肯尼斯·古安瑟在格拉姆举措通过之后不无悲哀地说。

2004年，形势开始朝着放松监管的方向急剧发展，以至于放松监管与否已经无需投票表决。那时，欧盟正威胁要对美国大型投资银行的海外经营进行更严格地监管，除非美国加强对自身银行的监督。因此，当年4月28日，5大投资银行聚在一起——在高盛公司总裁、未来的财长汉克·保尔森的协助之下——向当时乔治.布什的证券委员会主席威廉.多纳德森游说。威廉原来也是一名投资银行家。这些银行很大方地主动同意遵循一些新规则，限制他们过度的风险投资。作为交换，他们要求在借贷方面取消对他们的限制措施。有关新规则的讨论只持续了55分钟，而当时没有一个主要新闻媒体的代表在那里记录和报道这一灾难性的决定。

威廉同意了这个建议，而新的规则也足以让欧盟不再威胁对这5大银行进行监管。唯一的问题是，无论是威廉还是他的继任者克里斯托夫.考克斯，实际上都没有在银行监管方面做任何事情。他们任命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督这5家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的公司。但是在考克斯任期的最后一年半里，这个委员会既没有主席，也没有完成任何一次审查。这对银行来说再好不过了，因为这些银行最初还在抱怨既要被欧洲监督，也要被证券委员会盯着，结果最后却没有任何机构监管他们。

一旦资产要求不复存在，这5家顶级银行便成了脱缰的野马，一个猛子首先扎进了那时汹涌澎湃的房地产泡沫中。其中之一的贝尔斯登利用这份自由将自己淹死在抵押贷款的坏账之中。在2004年的变化和贝尔斯登垮掉的这一小段时间里，该公司的负债和产权比率从12比1疯狂飙升至33比1。另一个就是高盛公司，那个时候高盛还比较幸运，因为它的首席执行官汉克·保尔森升任财政部长（由于他加入美国政府而获得了大约2亿美元的延期缴税额）。

没有了资金要求的限制，同时又将它的人送入了财政部，高盛也如同华尔街上的其他公司一样，一头扎入房地产狂飙之中。尽管2007年它旗下的公司聪明地卖空房地产市场的债券，结果意外地成功赚取110亿美金，但是这次成功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事实上，在灾难性的2008年夏天，高盛的市场投资比率极大——仅仅次于卡萨诺。

高盛公司以在卡萨诺的CDS业务中200亿美元的市场投资比率，成了卡萨诺的最大客户。这就是为什么高盛总裁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9月13号的那个周末同前高盛人汉克.保尔森坐在同一间屋子的原因。当时也正是联邦政府有可能对AIG进行紧急援助的时候。

当被问到为什么布兰克费恩会在那里时，一名当时参会的政府官员耸了耸肩。“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高盛在AIGFP的投资组合中占有如此大的投入率，”他说，“你永远也无法求证，但人们可以猜测。”

市场分析师埃里克.萨尔兹曼更直率。“如果AIG垮了，”他说，“很可能高盛没有能力收拾残局。”对AIG的紧急援助，实际上就是高盛在援助高盛自己。

最终，保尔森走了更远的一步，提拔另一个原来的高盛人爱德华·里迪来运营AIG——AIG成了一个马上就能获得紧急援助的公司，它的援助部分来自于新创立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而这项计划由另一名高盛银行家尼尔·卡什卡里来管理。

五、回购人

近几年来，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当他们的住房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或者他们因为透支了信用卡债务不得不宣告破产时，政府中没有任何人来救助他们。但是当高盛公司——一家在经济萧条之中，一般员工在去年还能赚35万多美金的公司——突然之间因为疯狂地对房地产市场下注而掉入不被监管的保险交易陷阱从而有可能亏损的时候，政府居然立刻就前来弥补窟窿。这就是紧急援助的实质：富有的银行家紧急援助富有的银行家，用的却是纳税人的信用卡。

那些长期隐居华尔街的人，可没有什么时间跟大部分社会底层的人们分享信息。因为所有这些都复杂透顶，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是什么，“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怎么运作的，怎样在一个句子当中使用“零息债券”这个词才恰当——使用这些特殊语言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来向我们解释的，相反，他们只会白我们一眼，然后让我们信任他们。

翻白眼是保尔森主义金融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情况就是现在不仅是要取消监管机构的监管，提供减税优惠，或者将一些合同集中给一些相关公司；这实际上是在直接干预经济，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保全巨型公司的影响力。从实质上说，保尔森利用紧急援助将政府转化成一个容忍特权存在的巨大的官僚机构，这个机构可以将“毒性”风险社会化，但同时又将受援公司的营利和管理保留在私人的手里。而且，整个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隔离了几乎所有经济上可能的受损者。

紧急援助某些方面的秘密，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事实上，只要仔细看几条联储每周的公共信息披露，你就会真正明白你的一大笔钱已经永远消失了。H4报告（即“储备平衡影响因素”）概括了联储每周的活动。你可以在网上找到，而且那也是联储唯一告诉世界他们做着的事情。2月18日的那一周，在表格中“回购协议”那一栏下面的数字是零。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

为什么呢？在危机发生前的日子里，联储曾经通过“回购协议”在公开市场定期购买或出售有价证券，以便控制资金供给。联储一般会每周斥资大约250亿美元的现金投入市场，购买国库券、美国的有价证券，甚至是从高盛和摩根大通等机构购买抵押贷款支持下的有价证券。而这些机构则通常会在1到7天内这样较短的时间里回购这些证券。这就是联储控制利率的最主要机制：购买有价证券，为银行提供更多借贷资金，这会使得利率下降。将有价债券卖回给银行则是减少银行贷出资金的能力，这就会使得利率上升。

如果看一看2007年夏天每周的H4报告，你就会注意到令人警觉的情况。在信贷危机发生之初，大约是在当年的8月左右，联储比平时购买了更多的“回购“——大约是330亿美元。到了11月底，当私人银行的储备已经缩减到令人警觉的低点时，联储甚至开始比平时更大量地向经济注资：480亿美元。到了12月下旬，这个数字上升到58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3月，就在营救贝尔斯登的时候，回购的数字已经上升到770亿美元。在2008年5月1日那一周，这个数字是1150亿美元——“现在失控了”，用一位国会助理的话来说。在2008年的其他月份，这些数字保持着相同的水平，联储注入了大约1250亿美元的短期借款——直到今年年初，突然之间，这个数字下降到一分钱也没有：零。

这个数字下降到零，是因为联储只是突然停止使用像“回购协议”这种相对透明的手段来向私人公司注资了。到2009年年初，一整套全新的政府操作手段出台，将现金注入到美国经济中，这其中的大部分资金是完全秘密的，而且其名字也是你原来从没有听说过的。其中有“定期拍卖工具”“定期证券借贷工具”“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商业票据融资工具”，还有一种“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资工具”。另外的措施，还有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工具，以及三个被称作梅顿.雷恩I、II、III的工具，这些是用来帮助紧急援助接受方贝尔斯登和AIG的。

当全美其他人和国会中的大部分议员正在为TARP项目拨出的7000亿美元而烦扰的时候，所有这些在联储里新被创造出来的操作手段都在悄悄地将数以万亿计而非数以十亿计的额度注入到私人公司的手里（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万亿是以借贷的形式支出，同时还有5.7万多亿是以私人投资担保的形式支出）。虽然从技术层面上来说，这些钱并不是纳税人的，但是它仍然直接影响到了纳税人，因为联储的行动影响着整个经济。联储的这种新的秘密行动由于其对经济的影响而使得TARP计划蒙上了阴影。

没有人知道谁得到了这些钱，或者说到底有多少钱消失在美国信贷评级外壳的新漏洞中。而且，没有人能真的确定这些新机构是否仅仅是暂时性的，或者他们是否是国家给华尔街打造的永久性拐杖，目的就在于从不负责任的贷款机构的分类账中将那些不良投资全面抽离出来。

“他们应该是临时性的，”众议员荣.保罗的助理保罗-马丁.福斯说，“但我们每6个月左右就会得到通告说他们正在更新。他们只是在悄悄地宣布这一切。”

再没有比参议员泰德.史蒂文森更可怜的了。他认为，如果国会不喜欢联储在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下将数以万亿计的美金交给银行，那么国会很显然有权撤销联储——或者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但是当史蒂文森向总审计署询问国会对联储的监督权威在哪里时，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一个人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模糊不清的法令：1950年的《会计审计法案》。它的相关部分规定，国会对联储的审计不可以包括“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审议、决定和行动”。像福斯提到的那样，这种豁免“基本上包括了一切”。根据这项法令，换句话说，联储就是不可能被国会监管的，或者在这方面，不能被任何人监管。

六、胜利者和失败者

史蒂文森并不是国会中唯一一个被联储羞辱的议员。1月，佛罗里达的众议员阿兰·格雷森问联储副主席多纳德.科恩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那时候只有1.2万亿美元消失了——科恩对着格雷森翻了个典型的白眼，说他“特别犹豫”，不愿说出那些名字，因为否则就会使银行不愿意接受那些钱。

“真发生了这种事情吗？”格雷森问道，“真有人说，‘我们将不拿你们那1000亿美元，因为人们会知道这个事实’吗？”

“我们说了我们不会公开借款机构的名字，所以我们没做过这个测验”，科恩回答，对于格雷森的干涉显然很不高兴。

格雷森步步紧逼，要求了解联储是基于什么条款将资金借出去的。据推测整个过程就是涉及购买资产和贷出款额，但是没有人了解，那些资产是如何被估价的——换句话说，没有人知道这笔代表纳税人的生意是如何成交的。因此，当格雷森问被购买的资产是否是按照市价标价时——这是一种基于交易日市场汇率将具体价值与资产挂钩的计算方法——科恩神秘地回答：“有市场价值的资产就按市价标价。”这暗示我们，联储购买的信贷互换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进行客观估价的——他们是在花实实在在的钱来支付无法估价的东西。

“那么，它们中的哪些是没有市场价值的？”格雷森问，“哪些是毫无价值的？”

“没有毫无价值的”，科恩厉声说。

“那么为什么你不按市场价值给它们标价？”格雷森诘问。

“嗯，”科恩叹了口气，“我们只能给那些有市场价值的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实质上，联储是在告诉国会别再插手，而是让那些专家处理这些事情。“这就像是在二手车市场买一辆车却没有打开汽车发动机罩，然后说‘我觉得这辆车不错’，”鲁米斯塞莱斯投资公司的分析师丹.福斯说，“销售人员说，‘不用担心，相信我。’或许这辆车能把我们载出车行，但能走多远呢？我们谁也不知道。”

想想国会中相对全面的制约与平衡体系，特别是想想在正常拨款程序中对于预算中每一美元的审核，再想想现在发生在联储的一切，那简直是一种革命性的颠覆——它就像一个拥有比正常联邦支出高出不知道多少倍预算的影子政府一样，而它只有一个人大权独揽，那就是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为了1000万美元的修正案，我们花无数小时的时间在参议院不停地争论着，而在那里对于谁正在获得这3万亿美元却没有经过任何的讨论，”参议员伯尼.桑德尔说，“这实在令人费解。”

有人认为华尔街公司不必非得被排除在公共基金接受者行列之外，因为一旦信息公开就会导致投资人的恐慌，从而抛售手中持有的这些公司的债券。但桑德尔不这样认为。“我猜想如果我们将他们的名字公诸于众，他们会罢工或采取什么其他行动”，他沉思并自语道。

而联储不是唯一一个参与紧急援助同时又对外保密的机构。财政部也同样在实施TARP计划时保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秘密程度，而这项计划是在国会的委托之下进行的。直到今天，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财政部是以怎样的标准确定哪些银行可以获得紧急援助基金，而哪些又不能得到——特别是在布什指派汉克·保尔森发放第一笔35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首笔TARP计划支付的情况就特别荒谬，以至于当国会监督小组被指定对紧急援助资金进行监督时向保尔森提出质询：他怎么决定把钱给谁。财长的回应是——这不是笑话——让该小组参考TARP计划网上申请表的纸质版。国会监督小组组长伊丽莎白·沃伦被这个回应搞得哑口无言。

“你相信吗？”她难以置信地说，“我们真的是一点也没想到会这样。”

另一个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国会议员提出了他自己对TARP计划过程的理解。“我认为实际上，你只要认识汉克·保尔森，你就能得到钱。”他说。

然而，这种惬意的安排再次为大银行创造了以牺牲小的区域性银行的方式侵吞主要市场份额的机会。所有那些在花旗、高盛和美国银行的要人，只要能同保尔森快速搭话，就能立刻得到紧急援助——还记得TARP最初之所以被通过，是因为资金必须立刻，在那一天、那一分钟，被借出去以便规避紧急情况带来的风险，而很多小银行仍然在等待帮助。现在TARP计划已经实施5个月了，但是有些银行不仅没有得到基金，他们甚至连一个有关他们申请的回复电话都没有接到。

“在银行业界有一种切实的感觉，那就是上面的人根本不在意小银行能不能得到援助。”亚利桑那州银行协会主席谭雅·维勒斯说。

事实上，应该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况，因为小的地区性银行对这种令经济崩溃的掠夺性借贷根本不负有什么责任。“他们没有发放次级贷款或者放松信贷，”维勒斯说，“从社区的层面来讲，他们更是一种维持基本生计的银行。”

然而，紧急援助资金的大头都已进入更大的、所谓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财政部好像在挑选胜利者和失败者”，国家银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这本身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政治发展。从本质上说，紧急援助加速了地区内社区银行的衰落，同时促成了庞大的国家竞争对手之政治权力的膨胀。

而当你思考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非常荒谬：把我们带向崩溃边缘的首先是想创建巨型公司的残酷本能，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放松监管的方式，逐渐将海中的小鱼喂养在不断缩小的池塘中的一条条大鱼。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本应该慢慢清算这些大不可衰的公司，将他们拆成一个个更容易管理的小公司。可是，联邦监管机构取消了评级，并采用一种完全秘密的紧急援助程序，双倍下注于“合并即快乐”的错误想法。正是这种思维让我们走到现在这步田地：创造出一堆在政府控制下的巨型公司，结果它们甚至比政府更大、更难驾驭，全身充满了风险。

从本质上说，保尔森和他的密友将联邦政府变成了一个庞大而半透明的控股公司，其资产负债表上包括世界上大到令人恐怖、同时又充满风险的对冲基金；它拥有决定保险巨头生死的股份；它还持有对这些遥遥欲坠的巨型银行的巨额投资；它还在各种汽车-金融公司、学生贷款、其他一些濒临倒闭企业身上拥有股份。和AIG一样，这个联邦控股公司根本没有自我审计的机制，并由一些对其子公司日常经营几乎根本不了解的领导人经营着。

换句话说，正是AIG大声吆喝的劣质商业模式才几乎难以置信地蒙骗了大多数人——用盖特纳的话来说，它就是一个与复杂的投资银行或对冲基金关系紧密的庞大而复杂的全球性公司。而这些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居然在没有任何成熟监管的情况下被允许建立起来。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这些垃圾到底占去了多少比重，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租金到底什么时候到期，什么时候那些钱会被花光？有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线性谱上，我们到底在什么位置？字典上有没有一个名词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我们仍沉浸在噩梦中迟迟无法醒来。

七、你不明白

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奥巴马政府能否将金融体系恢复到理性的程度，并且让一般大众能够对此有发言权，或者说新的金融官僚体系是否还是那么模糊、隐秘和令人绝望的复杂。前景可能不会太妙，因为奥巴马的财政部长盖特纳就是保尔森紧急援助计划的设计师之一；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盖特纳帮助精心策划了对高盛有利的AIG紧急援助和秘密的梅登·雷恩计划，该计划用于将援助基金集中给濒临倒闭公司。更不妙的是，盖特纳本人就是高盛原同僚约翰.泰恩的党羽。作为美林集团的总裁，泰恩在国家斥资上亿美元救助他的公司时，居然支付同样上亿美元奖金，用来挑选前高盛说客马克·帕特森做他的高级助理。

实际上，盖特纳早期的大部分动作都散发着浓烈的保尔森主义味道。他不断谈及与私人投资方合作创建所谓的“坏账银行”以全面消除私人借贷方的坏账——这种大规模的、不透明的、半私人化的官僚政治行为正是保尔森的专长。盖特纳甚至再次提出了保尔森的一个提议：使用TALF, 这是联储的新工具之一，目的是向对冲基金借出少量的钱，让他们投资给问题银行，同时保证他们实际获得高额利润。

几乎没人知道这对纳税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对冲基金的经理们肯定喜欢这个主意。“这正是金融体系所需要的，”摩根党成员、现任蓝山资本CEO的安德鲁.菲尔德斯坦如是说。而很多不经营对冲基金的人就没有对盖特纳的主意表现出什么热情。

虽然金融活动相对复杂，但政治的脉搏就没有那么难于把握。通过制造一次紧急危机，而这一危机只有那些精通这套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复杂语言的人才能解决，华尔街这帮人已经将大多数美国人变成了未来国家政治的局外人。过去在南部邦联州教奴隶识字就是犯罪，原因在于：知识就是力量。在CDS和CDO的时代，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是金融文盲。通过使本来已经很复杂的经济更加复杂，华尔街利用这次危机对我们的政治体制实现了历史性、革命性的改变——把民主制变成了一个双层的国家，上一层与金融官僚相接，而底下是毫不知情的消费者。

这次金融危机最令人愤懑的是，有如此多的华尔街人真的认为他们不仅应该得到巨额奖金，享受奢侈的生活，而且他们还应拥有因其错误而获得的可怕的政治权力。当被质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诉说他们“艰辛”的生活：每周90小时的工作时长、巨大的压力、失败的婚姻、糟糕的健康状况。

“但稍等一下，”你对他们说，“没人让你们每周一连8天熬夜，就为了卖空美国汽车业的剩余股或是为了卖出6000亿根本无法清偿的抵押贷款给没了工作的人或连锁快餐店的店员，自己好大赚脏钱。真该好好想想，我们为什么非要把纳税人的钱给你们？我们为什么不把你们投入监狱？”

但是在你还没有说完之前，他们就开始翻白眼了，抱怨你根本没有弄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这些人为了多赚钱，除了把钱变成钱再也不擅长任何事情；从价值角度讲，他们同吸毒者没有区别。然而，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未来就是掌握在这些人手上。 
 
 

《滚石》杂志2009年4月号   作者系MATT TAIBBI  麦特·泰比 ，译者徐莹

点金：

全球经济崩溃的零号病人，就是约瑟夫.卡萨诺，

       一个区区400人的AIG金融产品公司（AIGFP）的总裁。

 由于华盛顿对华尔街赌场放松了管制，他以选择性核算的方式明目张胆地耍起花招

像AIG这样的庞然大物，居然由一个毫不知名、相对较小的储蓄机构监理局来监管。  

    更可笑的是，在整个OTS公司，只有一名保险方面的专家

           ——这家公司居然是世界上最大保险机构最主要的监管者

AIGFP公司里一个名叫约瑟夫·圣·丹尼斯的会计，

       开始“极为担忧”CDS的交易以及它们导致巨大毁灭的潜在可能性。

                        卡萨诺的回应是，把这个可怜的家伙踢出公司

制造出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说极复杂而又难理解的金融产品，

            是华尔街权力攫取的第一步。这，再同巧妙的政治投资相结合，

                     就使得这个国家首屈一指的银行家们得以成功躲避有效监管

紧急援助的实质，就是富有的银行家紧急援助富有的银行家，

    用的却是纳税人的信用卡。保尔森借机将政府转化成容忍特权混蛋们的官僚机构

——将“毒性”风险社会化，将受援公司的营利和管理保留在私人手里

在CDS和CDO时代，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是金融文盲。

           华尔街利用这次危机把我们的民主制变成一个双层的国家

                      上一层与金融官僚相接，而底下是毫不知情的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