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谁而鸣？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正在席卷欧美的债务危机，就像教堂敲响的丧钟，搅得世界心烦意乱、惴惴不安。惶恐的人们满腹疑惑：“资本主义又怎么了？”然而，从这不祥的钟声里，中国的精英们居然听出了别样的福音，那就是福利社会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破产，其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连文质彬彬的福利社会都不可持续，那么激进好斗的共产主义就更是扯谈了。　　

丧钟到底为谁而鸣？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一、别把危机不当危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东波”以来，“马克思主义死了，资本主义万岁”，几乎成为“改革潮流”的共识。就如同法国电影《佐罗》里面的韦尔塔上校，眼见佐罗从城堡上摔下去，他兴奋地高呼：“佐罗死了！强盗死了！”　　

韦尔塔上校的幸福感仅仅维持了几分钟就破灭了，资本主义的幸福感还能维持多久呢？尽管这种幸福感主宰了我们这个高碳世界已经20多年，可是2008年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似乎又在动摇这种幸福感。人们开始追问危机的根源，反思资本主义到底怎么了。　　

反思的结果实在是不怎么滴。在作出了“缺乏监管”的诊断之后，资本主义自信还能“吼得住”，于是又继续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了。到了2009年以后，一个名词开始走红：“后危机时代”。所谓“后”，不是危机进入“后一个发展阶段”，而是“危机之后”的意思。这颇有一点“你不看，月亮就不存在”的滑稽，其目的，无非是想表达“眼不见心不烦”的淡定。　　

但是，资本主义很不争气。美国还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失业率始终在10%徘徊），从2009年12月开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出来添乱了。接踵而至的，是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闹剧。到了2011年9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纸醉金迷的闹市区开始频频上演“现在就革命”的社会动荡。　　

前几天看见几个媒体经济学家乘着达沃斯论坛的西风，在电视上讨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否会转化为社会危机”。尽管这几个自以为是的改革潮人一致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会转化为社会危机”，但他们如此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我忍不住笑了。　　

同样是这些人，同样是这些电视台，过去一直在反复教训他们的中国同胞：“社会危机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中国要想摆脱危机，就必须以美国为学习样板”。今天怎么啦，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然也有“社会危机”？　　

想起了小品《主角》，陈佩斯对朱时茂说：“朱时茂啊，朱时茂，我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会当叛徒。没想到，你这样浓眉大眼的家伙也会叛变革命！”那是1990年《春晚》的压轴节目，记得当时我笑得人仰马翻。　　

东北银有句老话：“别把豆包不当干粮”。这句话用在“后危机时代”特别合适：别把危机不当危机。　　

二、是福利社会的失败，还是资本主义的失败？　　

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很多经济学教授读出了福利社会的失败，读出了马克思的低能。上周我在北京开会，有个教授告诉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雄辩地证明，北欧的福利社会模式根本行不通，只能养懒汉。这再次验证了‘经济人假设’的伟大，也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的低能”。　　

在主流认识中，这个教授的看法很有“普世性”。不过，这个“普世性”的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且不说把福利社会与马克思划等号是否公允，记得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群学者造访北欧，期间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问：“你们北欧有这么好的社会福利，你们就不怕养懒汉吗？”答：“我们宁愿养10个懒汉，也不养一个罪犯！”　　

与中国改革以来盛行的“末位淘汰”相比，这样的回答的确很另类。　　

表面上看，福利社会养了懒汉，导致入不敷出，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元凶。但是，这个所谓的“元凶”只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其然”，还不是 “其所以然”。为什么欧洲要搞福利社会呢？这才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你可以把福利社会归结于人权的道德诉求，也可以把福利社会归结于经济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把福利社会归咎于马克思的忽悠。然而，无论你强调的原因是怎样“普世”，你都不能否认：欧洲之所以要搞福利社会，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换言之，如果你不搞福利社会，人民就会起来造反，马克思的承诺就要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　　

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还是暴力颠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对于资本家来说，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如果资本主义不想现在就灭亡的话，那么，所谓福利社会就是必然选择——哪怕是借高利贷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资本的宿命，而不是什么马克思忽悠穷光蛋的结果。　　

　2009年12月11日　，希腊政府自揭老底，宣布国家负债已经高达3000亿欧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据称，如果由1130万希腊公民为这笔巨额债务买单，那么希腊人均负债就高达2.67万欧元。　　

借债还钱，天经地义。难道借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今天的后果吗？明明国库里已经入不敷出了，为什么还要一个劲地借债呢？其实，之所以要“一个劲地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政府喜欢扮演杨白劳，而是必须维持高福利。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只有维持高福利，才能掩盖越来越尖锐的两极分化，1%的人才能“吼得住”99%的人。　　

问题不是要不要借债，而是为什么要借债？如果搞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债务危机的本质就隐藏在“两极分化-高福利-债务-危机”的逻辑链条中。　　

三、两个女博士，一个不如一个　　

可笑的是，面对希腊人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历史学女博士叶檀，居然还在贩卖她学过的半吊子市场经济入门教科书，喋喋不休地聒噪：“第一实现它的企业的私有化，然后实行市场经济。第二改变希腊目前福利体制的情况下，提高希腊的生产效率”，末了她仍忘不了再踹上国有经济一脚：“第三是出售它的国有资产”（据《中国广播网》　2011年9月23日　）。　　

明明是资本主义生的病，右派却要社会主义吃药。在自由主义卫道士的眼里，一切都是国有经济和福利政策惹的祸。其实，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给市场经济擦屁股，如果不是福利政策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西方国家的“99%”早就起来占领华尔街了，资本主义早就玩完了！哪还有你叶檀在这里秀私有化的机会？　　

中国盛产的这类“特色学者”虽然言必称美国，但打小生长在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资本暴发户的“初级阶段”，哪见过“99%”怒吼发威的阵仗？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中国秀秀私有化也就罢了，要真跑到美国去秀，估计叶女士只有失业。　　

其实，即使跑到发达国家和地区去厮混两天，这类女士也很难有什么长进，所以还有比叶女士更雷人的女士。昨天我的研究生告诉我，她的论文选题《国有企业是两极分化的根源吗？》（针对吴敬琏“国企垄断是两极分化根源”的高论），被一个讲《文献检索与开题报告》课的女老师给坚决否定了，说是绝不允许论文标题中出现“原因”或者“根源”这类词汇。理由是：“根源”和“原因”不属于“科学”范畴，而是属于“政府工作报告”的专用名词。　　

换言之，在这位女老师看来，探索“为什么”不是“实证分析”，而是“价值判断”，所以不科学；只有探索“是什么”，才是“实证分析”，才是科学的本分。　　

我差点没晕过去：搞清“为什么”居然成了伪科学？胡说八道！所谓“为什么”，就是对原因的追问，这种追问是一切科学的题中应有之意，科学的性质就是要体现在追问“为什么”上。总之，任何自诩做科学研究的人，都必须认可以下基本常识：　　

（1）实证分析不仅要搞清“是什么”，而且还必须追问“为什么”；　　

（2）科学不仅要知道“是什么”，更要知道“为什么”；　　

（3）不探索“为什么”，科学还有意义么？ 　　

所以，我告诉我的研究生：“那个女老师连什么是科学的ABC都没搞懂，就敢给你们开《文献检索和开题报告》课程？真是‘无知者无畏’，你可以给她讲一点科普嘛”。学生回答：“我不敢，这个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博士，很牛的”。　　

    大家瞧瞧，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女博士的水平。都说“屁股决定脑袋”，我说这脑袋已经跟屁股无关，而是脑子坏了。就这等水平，要在海外混口饭吃，恐怕成问题。也难怪，越来越多的博士冒充“人才”，窜回内地来忽悠纯洁的少男少女。　　

四、你要哪种阶级斗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高福利本来是想把两极分化掩盖起来，从而缓和一下阶级矛盾。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这个目的暂时达到了。没想到的是，高福利虽然缓和了两极分化，可是又催生出了主权债务危机。　　

为了摆脱危机，　2011年9月19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旨在未来十年削减总额约3万亿美元赤字的一揽子计划，其中约半数将通过对富人和大公司增税来实现。在奥巴马看来，要解决美国的巨额赤字问题，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富人和大公司，都应该为政府开支承担“公平份额”。用奥巴马的话说：　　

“巴菲特的秘书不应该支付比巴菲特更高的税率，这毫无道理”；“年收入5万美元的教师、护士或建筑工人缴纳比年收入5千万的人更高的税率，这是错误的”。（《中国新闻网》　2011年09月20日　）　　

奥巴马不是共产党员，绝无打土豪分田地的野心。可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改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共和党人也坚决反对，并炮轰奥巴马的这项增税计划是在搞“阶级斗争”。奥巴马很委屈，说这并不是在搞“阶级斗争”，而不过是一道“数学题”。　　

其实，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向富人增税是不是在搞“阶级斗争”，而是在于：如果你不搞增税这种“阶级斗争”，那么，“占领华尔街”的那些穷光蛋就会“现在就革命”，就会搞出“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可怜的奥巴马先生只能在这两种阶级斗争中做选择。　　

为了实现2012年之前削减300亿欧元预算的目标，　2011年9月21日　，希腊宣布了更加严苛的福利削减计划：每月养老金在1200欧元以上的，金额将削减20%。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由年收入8000欧元，下调至5000欧元。对此，希腊财政部长艾文格拉斯·维尼泽罗斯很有些担心：“这些措施必然引起人们的反抗，我们不能在没有喂饱的牛身上挤牛奶。”　　

面对危机，现代经济学开出的药方是“开源节流”、“增税减薪”。这个药方有点用，但治不了本。问题是，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开源节流”的结果只能进一步制造更大的产能过剩；而“增税减薪”的结果也只能使两极分化水落石出，最终必然重新激化阶级矛盾。　　

五、没有高福利，死得更难看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的2009年，我曾经做过如下预言（见《“好的市场经济”咋也被轮奸了？》，《乌有之乡》　2009-2-24　）：　　

——“现代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是在‘过剩’与‘透支’的周期性轮奸中痛苦挣扎，‘过剩’与‘透支’此消彼涨，不断折腾，直至与市场经济同归于尽。”　　

——“‘不透支，吾必死’；‘透支了，吾亦死’。换言之，‘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这就是‘好的市场经济’内生的悲剧之所在。” 　　

今天，我把我的预言再做一个发挥：“借债是死，不借债也是死；高福利是死，没有高福利死得更快”。这就是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的真实逻辑。这个逻辑可以展示如下：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美国政府不得不让穷人负债过“好日子”，结果搞出了一个次贷危机。　　

——为了掩盖两极分化，欧洲政府不得不向国外借债让穷人过“好日子”，结果搞出了一个主权债务危机。　　

——现在怎么办？只好“增税减薪”、“削减福利”，勒紧裤腰带，结果又把“99%”的人逼上了街头。　　

看起来都是福利社会惹的祸，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高福利”也好，“自由竟争”也罢，1%的人要想把99%的人“吼得住”，越来越难呐!　　

问题不在于社会福利不该搞，社会福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要从“没福利”向“有福利”进化，从“低福利”向“高福利”提升，从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向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扩展。关键是社会福利由谁来搞？在什么基础上搞？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容另文讨论吧。　　

　 　

l        补白：　　

宋鸿兵说：“欧债危机的症结不在于经济，也不在金融，而是在于政治。如果欧盟能将各国财政权统一起来，就可以消除危机”。此言差矣。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统一财政也仅仅是用空间来换取时间，虽然可以推迟危机的爆发，但导致危机的基因并未消除。可以预料，如果欧盟真的能统一财政，那么今后的债务危机将不再以国家为单位爆发，而是以联盟为单位爆发。总之，只要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任何药方都消除不了资本主义的癌细胞，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　2011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