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处于“新奴隶社会”之中——论金融帝国主义和金融奴隶社会（一）　　

　 　

                                                 郭海强                           

                                        引   言　　

　 　

提起21世纪，在专家的文章里以及媒体的版面上，充斥着诸如“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或者是“太平洋世纪”、“中国世纪”等亮丽名词，但事实上，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时代标签却被主流阶层刻意遮蔽，而又被广大民众无意忽略，这是一个人们曾经熟悉却又已经陌生的社会形态：奴隶社会。　　

　 　

二战结束后，人们确实看到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发展壮大，几乎占据了人类世界的“半壁江山”，一时颇有“战胜资本主义”之势。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了，中国“特色”（其实就是变色）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响起了“历史终结”的欢呼声。当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站在航母甲板上志得意满地宣布“任务完成”之时，人们似乎已可认定资本主义最终打败了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有关理论自然亦随之破产。然而，一转眼之间，自07次贷危机爆发至今，一连串的金融危机致使西方各国相继陷入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困境之中，就连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及“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因债务上限危机历史性地首次被降低信用评级，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再度成为西方学者及国际舆论的热点话题。　　

　 　

今天的世界究竟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理想”，那么为何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循序渐进地可持续发展、反而遭遇历史性溃败以及发生根本性变质？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那么为何人类社会并未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变得更加富裕和谐、反而贫富悬殊及社会动荡日益加剧？如果说美国已经成功实施其地缘政治战略并有效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而成为“新罗马帝国”，那么为何今天的美国不仅经济衰退、债台高筑还要放任金融危机的爆发以“自我折腾”？今天的世界，究竟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全盛的新帝国主义阶段”、还是即将迎来社会主义“历史的回归与复兴”？　　

　 　

根据马恩列斯的经典论述（尤其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人类社会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五大形态，而且在历史发展时轴上，这五大社会形态按照线性逻辑前后连接、次第进化。然而，历史发展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亦不可能被任何既定理论所规范。笔者认为，当前人类世界已经进入了一种既属“返祖”、又算“创新”的“新奴隶社会”——金融奴隶社会。这个新型奴隶社会同样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高踞塔尖的是极少数的金融寡头集团，他们通过当代形态的货币霸权、金融网络、经贸联系、军事力量及国际传媒对全世界实施间接的、隐形的控制及奴役。有别于古典奴隶制的是，“金融奴隶主”通过宣传机器有意识地诱导人们追求无限物欲，将“人身奴役”进化为“精神奴役”。在这个业已覆盖全球的金融帝国主义体系之内，各国政府与广大民众均沦为不同形式、不同等级的“金融奴隶”或“物欲奴隶”，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期奴隶社会。　　

　 　

                   金融奴隶社会的现行结构　　

　 　

提起奴隶社会，人们大多会联想到“罗马斗兽场”和“斯巴达克起义”，学者们自然还知道，被奉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更是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但若说今天这个“文明进步、科技发达、社会富裕、往来自由”的人类世界竟然是一个“奴隶社会”，肯定会被讥笑为信口雌黄、危言耸听。为免浪费时间或无谓争拗，笔者首先简述这个“金融奴隶社会”的现行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然后再来分析其历史渊源和推演其未来发展。　　

　 　

根据霍布森、列宁所提出的“帝国主义学说”，以及沃勒斯坦、霍普金斯的“世界体系理论”，再结合近年美国旅德学者恩道尔《霸权背后》系列著作和旅美华人学者宋鸿兵《货币战争》系列著作，综合分析07次贷危机至今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演变，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这样的一幅当代世界图景：　　

　 　

（一）按照社会阶层，可划分为五个等级。　　

　 　

第一等级：一批相继发迹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国际银行家族集团，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在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俄国和美国率先从事银行金融业这个资本主义的高端产业，继而以世代接力的形式孜孜以求地争夺西方各国的货币发行权，以追求金融垄断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此外，还有一批出身于白人贵族、富豪及各类西方社会精英的欧美共济会长老，这些真实身份从不为公众所知的神秘人物同样掌握着极大的国际政治经济能量，并以最终消灭国家、建立“世界新秩序”为终极奋斗目标。金融寡头的代表人物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米腊博家族（瑞士）、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等，已知的共济会长老有“美国国父”华盛顿和美国前总统杜鲁门。　　

　 　

在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共济会（及其外围组织）与金融寡头集团关系密切、相互配合（个别人干脆就拥有‘二而一’的双重身份），形成了高效、绵密的金融关系网及利益人脉网，在西方工业革命及历次国际战争中攫取了天文数字般的巨量财富，逐渐打倒了西方传统的社会统治集团并取而代之，掌控了涵括第一、二、三产业的、几乎覆盖全球的垄断集团或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资本与信用的流通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国际金融游戏规则，更进而渗透到西方的思想、宗教、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操控了西方各国政府的政治导向、权力布局及军事机器，并通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海牙国际法庭等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机构，操纵着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金融帝国主义体系”，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现当代的世界历史进程。　　

　 　

第二等级：自此一等级以下，均为不同形式的“金融奴隶阶层”。第二等级则包括西方各国、中东产油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上层政治集团，各类国际组织领导人、国际对冲基金或世界慈善基金负责人、以及跨国公司和传媒集团老板。这些人物大多是“金融奴隶主”的各种代理人，与第一等级最为接近而且关系密切，专门从事非法的或“合法的”权钱交易和官商勾结行为。他们拥有较大的社会权力和优裕的物质享受，但也是受第一等级通过各种利害关系实施直接奴役的“家奴”，基本缺乏独立自主的政治意志，成为执行第一等级指令、压迫其下各级民众的政治经济工具。当然，此一等级之内还存在着若干次生级别，如发达国家首脑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之间、以及大国首脑与小国领导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等级差别，但这些都属于传统社会权力地位或富裕水平的差异，其“金融奴隶”的本质并无二致。另外，在第三等级的中产阶级和第四等级的工农阶层之间，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差别，本文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作简要说明，而不再一一细分。　　

　 　

第三等级：这一等级就是指西方各国（包括美国）、新兴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里的所谓“中产阶级”，即包括中下层官员、民营企业家、国企老总、银行经理、投资顾问、酒店老板、农场主、律师、会计师、学校校长、IT主管、作家、医生、教授讲师、演艺明星、体育明星等等各类型“成功人士”。第一等级通过第二等级采取“精神奴役法（或称意志奴役法）”而对这一等级实施间接奴役。第三等级深受西方“丛林法则（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市场经济”及“民主自由”的熏陶（亦即‘洗脑’），自信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深信凭借个人努力就能实现“自我价值”并争取“民主权利”，实质上却是现代形态的“物欲奴隶”（从追捧‘国际名牌’即可见一斑），不自觉地沦为金融奴隶社会里较高级别的“经济奴隶”。当然，“成功人士”可以拥有较为优越的生活水平，但仅有一定的经济权利而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他们手里的选票往往“被诱导”投向特定的政治候选人，而屡屡选出仅向第一等级负责的政治领导人（中国不在此例）。　　

　 　

第四等级：这一等级相对简单，就是指西方各国（包括美国）、新兴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里的工农阶层和个体工商户。自苏联解体后，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历史低潮的时代背景下，除西方各国的工人拥有工会支持、农民获得政府补贴外，其它国家的工农群众基本处于政治孤立无援、经济饱受剥削的双重困境之中，其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倒退（以中俄两国最为典型）。在当今这个金融奴隶社会里，第四等级人数最多而受剥削压迫最重，这无疑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俄罗斯属于准民族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则可判定为半殖民资本主义国家）。目前，这一等级有如一座休眠火山，仍然处于“沉默的大多数”状态，静待着能够发出工农“自己的声音”的历史时机。　　

　 　

第五等级：这一等级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人群、动荡国家的贫困群体以及战乱地区的难民群体。表面看来，第一等级与这个等级之间并不存在奴役关系，因为这些群体根本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可供第一等级榨取，相反还需要联合国以及西方各国政府时常向其提供“人道援助”。但从深层来看，正是由于第一等级联同第二等级经常针对发展中国家刮起“金融风暴”以掠夺别国财富，因而在这些国家制造了大量的失业人群；同时又在全球各个地缘战略热点地区挑起冲突或发动战争，破坏了当地的安全秩序或经济生活，自然在这些地区制造了大量的难民群体或贫困群体。换言之，这一等级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金融奴隶主阶层追逐利益的必然产物，同样是金融奴隶社会里不容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般而言，人类都有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又有吃喝玩乐的物欲追求，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人性本能；但在另一方面，人类却又存在着贪图享乐、崇拜权力的人性弱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正是建立在追求无限物欲和垄断权力的基础上，而金融寡头集团即利用资本主义体系，并通过催化物欲恶性膨胀的阴险手段逐步构筑起一个金融奴隶社会。在今天，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几乎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致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于这一张铺天盖地的金融奴役网之中。同时，各社会阶层或各利益群体之间又基于金融奴役而衍生出各种形态的奴役方式（例如中国的黑砖窑奴工和血汗工厂的包身工）。　　

　 　

当然，不同国家或不同族群里的各个社会阶层，其社会关系错综复杂而并非只有“金融奴役”一种，其社会面貌自然也是千差万别。但在今天这个金融奴隶社会里，“金融奴役”已经成为一种虽是隐形的、却又是主导性的社会统治模式，世界各国及各民族的社会形态、经济生活和道德规范亦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苏联解体和中国“入世”后至今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此一巨大变迁。或许，只有如印度的苦行僧侣和亚马逊森林的原始部落这一类边缘群体，才能暂时避开金融奴役之网。但如果人类社会在今后仍然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继续实行金融奴役统治，则地球资源必然加速枯竭，地球生态必然加速崩溃。届时，全人类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于这个毁灭性的全球大灾难。　　

　 　

（二）按照国家状况，亦可划分为五个等级。　　

　 　

第一等级：凭借着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军事等多方面的强大综合国力，尤其是把持着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霸权和占据着作为世界金融心脏的华尔街，美国“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等级里的唯一国家。但你若仍然以为美国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独立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1913年12月美联储成立，美元发行权从美国政府手里被转移至华尔街金融寡头集团手上。自此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丧失金融核心权力的美国政府及其国家机器已经背离了开国元勋们写进《独立宣言》及“美国宪法”里的立国原则，日渐沦为金融寡头集团称霸世界、奴役人类的政治工具，美国总统、美国国会及联邦法院都不过是共济会及金融寡头的政治代理人，而并非美国全体选民的利益代表（美国广大民众同样沦为身受第一等级奴役的金融奴隶）。质言之，金权已经成为凌驾于美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度之上、却又是隐身于黑幕背后的最高权力，从而导致美国从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金融帝国主义国家。正如恩道尔所指出的，“（金融寡头集团）通过规模巨大、难以想象的社会改造，（促使）美国完成了国内社会转型，从根本上把美国变成一个处于永恒战争状态的斯巴达国家”（见恩道尔《霸权背后》前言）。事实上，近年来美国的国家行为已难以采用现有的政治学、经济学及战略学理论来作出合理解释，原因正在于美国的国家性质已被篡改，国民所托付的公权力已被篡夺，导致美国沦为金融帝国主义的寄生体，成为一个完全体现金融奴隶主意志的极权国家。　　

　 　

第二等级：这一等级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余四个常任理事国，即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再加上被称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这五个国家拥有相当雄厚而又次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综合国力，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他们之中既有对美国惟命是从的铁杆盟友（英国），也有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的准盟国（法德），亦有美国的地缘战略竞争对手（中俄）。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自苏联解体和中国变色（此一重大历史事件应合称为‘中苏裂变’）后，美国势力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才得以推进至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正是在掠夺和占有中苏（俄）两国的丰富资源、广大市场及巨量财富的物质基础上，金融寡头集团才得以完成向金融帝国主义的转型过程，并逐步构筑起一个覆盖全球的金融奴隶社会。换言之，正是由于中俄两国通过“与西方接轨”主动地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才得以全面推进，从而催生出这个全球性的金融奴隶社会，这就是中俄两国会被列入这一等级内的根本原因。此外，以法德两国为代表的欧洲老牌寡头集团与美英两国的新兴寡头集团之间一直存在着半明半暗的利益冲突，英国拒绝加入欧元区、以及美国多次通过地区战争打击欧元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第一等级对于这五个国家既有打压、又要拉拢，通过控制其政治经济走向以维持整个金融奴隶社会统治基础的总体稳定。　　

　 　

第三等级：这一等级是指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挪威、日本、新加坡、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中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等新兴国家，还有中东地区的欧佩克产油国（两伊除外）。这些国家得益于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及千禧年前后的“经济全球化”，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相对高端位置，相继成为地区性的大国或富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他们既接受美英法德这些老牌金融大国的输入资本（亦即接受其金融奴役），同时又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等级的国家输出资本（亦即传递金融奴役利益链条），在金融奴隶社会的层级结构里成为“利益二传手”及“资本中转站”的中游角色。此外，当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这一等级里的西方各国则必须充当“出钱出人”的扈从国及雇佣军，成为金融帝国主义的帮凶与打手。　　

　 　

第四等级：这一等级之内的国家数量最多，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前华约组织的东南欧国家和独联体的中亚国家，占世界近两百个国家地区里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同时因其总体人口规模，又是西方工商产品的倾销市场，故无可避免地成为第一、二、三等级国家的主要剥削及奴役对象。中国因其“特殊国情”，在相当程度上也属于这一等级之列（诚所谓‘撕裂的中国’）。二战结束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相继走上了推翻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道路，才形成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形态的亚非拉主权国家，并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但在西方新殖民势力的分化打击下，尤其是在“中苏裂变效应”的严重影响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主权及法理地位不断受到金融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冲击，以致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经常打着“民族自决”和“民主人权”的旗号随意肢解或肆意侵略。此一现状不仅大大加深了这一等级的金融奴役程度，还导致一些国家从本来的第四等级坠落至第五等级，如伊拉克、利比亚，甚至下一个就是叙利亚以及更多的中东国家。　　

　 　

第五等级：这一等级基本与“社会阶层”的第五等级相对应，也就是那些长期陷入动荡及战乱的国家和地区，如巴勒斯坦、乌干达、索马里、布基纳法索、海地、阿富汗、伊拉克，还有刚刚“合法分裂”的苏丹以及最新加入的利比亚，这些直接遭受金融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的国家和地区处于金融奴隶社会的最底层。当然，这一等级的名单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在铁托逝世及苏联解体后，首当其冲地遭到西方势力的肢解，被分裂成数个“民族国家”，甚至连塞尔维亚毫无主权争议的科索沃地区，也被北约以“种族灭绝”的借口硬生生地分割出去。在经历一段血腥的战乱后，因其位处欧洲的地理优势和相对发达的国家基础，这些前南国家现已陆续稳定下来，社会秩序及经济生活得到基本恢复，便又重新上升至第四等级。　　

　 　

此外，还有一批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袖珍国家”，如列支敦士登、不丹、马尔代夫以及南太平洋诸岛国，因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既人口稀少又缺乏战略资源，同时基本保持“中立国”立场而极少与国际社会发生政治联系，因此得以“幸免”金融帝国主义的奴役。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国际旅游业的兴起，这些小国大多因其美丽的自然风光或独特的人文景观而成为国际旅游胜地，社会生活相对宁静优裕。为了给全人类保留一个“世外桃源”式的遐想与安慰，笔者不愿将这些遗世独立的“人间乐土”列入金融奴隶社会的层级结构之内，就让它们成为一个美好的“例外”。如此处理，大概也符合“凡事都有例外”的客观规律。　　

　 　

综上所述，笔者以国家层级为“经”，以社会层级为“纬”，粗略地勾勒出金融奴隶社会的等级结构及权力框架，希望藉以较为贴近现实地分析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世界格局的演变趋势。从现实层面看来，那些人数极少的金融寡头及共济会长老已经成为占据“金融奴隶社会”顶层位置的“金融奴隶主”（宋鸿兵则称之为‘金权专政阶层’），他们为了牟取垄断资本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终极政治目标，在国际间“合法地”制造危机、输出动乱乃至发动战争，成为凌驾于所有法律之上的阴谋家、诈骗犯、谋杀犯和战争罪犯，是世界金融市场上最大的“内幕交易者”，是吸食世界人民血汗的寄生虫，是操纵基因武器实施种族清洗的反人类罪犯。　　

　 　

从理论层面而言，金融寡头集团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通过垄断货币权力及控制金融网络，逐步窃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并掌控其国家机器，在金融交易及权力运作方面占据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地位，进而采取当代形态的经济掠夺、军事镇压及思想欺骗等手段构筑起一个新型全球统治模式——对世界各国及其民众实施间接的、隐形的“金融奴役”，将古典帝国主义发展至金融帝国主义（即近年在英美两国所兴起的‘新帝国主义’），致使人类社会陷于“金融奴隶社会”之中。当前，这个由金融奴隶主阶层所主导的“大奴隶社会”仍处于中期阶段，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由犹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的“白人精英阶层”所统治的、拥有单一国际货币及单一世界政府的“全球化帝国”，这就是共济会和金融寡头所极力追求的“世界新秩序”。由此看来，这些大奴隶主、种族主义者及帝国主义者才是资本主义与民主自由的“掘墓人”。　　

　 　

（待续）　　

　 　

                                                 2011、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