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山中一苍柏

——深切悼念刘力贞大姐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忽培元

    惊闻著名西北革命先烈刘志丹之女、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大姐不幸去世，倍感哀痛。为了撰写《拜谒陕甘边》一文，去年还专程去西安拜访过她。她同鹤发童颜的张光大哥一样，仍然是那样的热情，精神矍铄。“培元，你写的《喜读新发现的刘志丹三篇散文》发表在《陕西日报》，我们都读了，真有感情呀，我看得流了眼泪。特别是评论我父亲同我奶奶告别的那段，字句催人泪下。”力贞大姐一见面就高兴地说。她身体虽还是那样消瘦，但仍然硬朗，言谈举止依旧敏捷，思维根本不像是一个八十三岁老人。那年纪念刘志丹百年诞辰在人民大会堂相聚后，为撰写《刘志丹将军之女》，前两年还专程到西安采访过她。几年不见，没看出她有多少衰老的迹象，怎么突然就走了！

     力贞大姐呀，我还有不少西北党史问题要向您请教，还有一些写作的计划需要您的支持鼓励，怎么您说走就走了！不是说好了，等我退休后要一同为研究和宣传西北党史做更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怎么您说走就走了！呜呼，您这棵植根南梁苏区山中的常青柏树呀，见证了艰苦卓绝，也经受了风雨磨难，至今仍然坚定耸立在人们心中。你是不会倒下，你是不会倒下的！

     依然是西安朱雀路干休所那间朴素的客厅，正面墙上还是悬挂着刘志丹烈士的戎装遗像。英姿勃发的志丹将军，穿着黄埔军校时期的军服。这是力贞大姐最喜欢的一张老照片。我们照例站在照片前瞻仰、合影留念。也就是这一次，力贞大姐神秘地告诉我，这张照片，由于年代久远原本已经模糊不清，那年编篡画册时，是经过一位著名画家精心修饰的，但却丝毫看不出修饰的痕迹。力贞大姐很感激那位已经过世的陕西老画家。她说着还兴致勃勃地把原照取出来让我对照着看。果然作了较大处理，但确实是巧夺天工。“你看，我爸爸那时候多年轻，多英俊威武！”言谈之中，力贞大姐流露出对父亲充满了深深的敬爱，那是远远超越了子女对于父辈的一种升华了的感情。“我爸爸那时候……”，这几乎成了她交谈中的口头禅。在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好女儿，即使到了八十岁的年龄，她对于父亲的敬爱，也像童年时一样的纯真而忘情。况且他的父亲，又是那样一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伟大的革命先烈。

    父亲刘志丹牺牲前后，力贞大姐她还仅仅六七岁，但是聪慧机灵的她却记得许多重要的人事和历史细节。“1935年冬季，我父亲那时候在瓦窑堡刚刚见过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回到家见到我和母亲，就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中央来了，咱西北有救了！”“那时候，我父亲的灵柩从前线运回来，到了瓦窑堡，临时安放在玉家湾山下一个石庵中，人们纷纷去悼念。我母亲带我去看父亲，路上她告诉我说，贞娃，你要坚强，去了不能哭。可是还没等走到跟前，我妈人家自己倒哭得走不动了。”每次同她交谈，这些无意之间的点点滴滴回忆，都像是历史本身发出的回响，多是鲜为人知，令我总有新的惊叹和收获。

    去年那次见面，力贞大姐，她还像从前一样地健谈。照例坐在那只普通的方凳上，同坐在沙发上的客人面对面拉话。拉到兴奋时，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由凳子上跳下来满地转圈圈走动，行动十分灵便。她表情丰富，率真无瑕，没有丝毫的官气、骄气，喜怒哀乐都是自然本真，原汁原味地保持了陕北人质朴憨厚本色。每次面对力贞大姐，很自然就想到了南梁山中那成片的常青柏树。那是陕甘山中的一景，当年掩护了革命。当我走在那茂密的林中，就感到精神振奋、格外亲切。就想着每个红军战士，就是其中的一棵树，而力贞大姐当年也就在这里穿上了小小的红军服，成为陕甘苏区最年轻的小红军。她也是那林中的一棵小柏树，如今长成一株苍翠的大树，根深叶茂已是国家栋梁。但是无论长得多高，她还是深深植根于南梁那红色的热土中。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不相信力贞大姐会倒下。只要南梁山中的柏树常青，她是不会倒下的！

      今年，几个月前得知她给我介绍的小老乡画家韩三之去西安，我还特意捎话向她问好。三之回来说力贞大姐也问候我好，说她身体很健康，还为他写了一幅字。我捧着那遒劲有力的墨迹，心中甚是欣慰。那字写得元气饱满，根本不像是体弱有病的老年人所写。可才过了不到半年，您竟然说走就走了。看到张光大哥在追悼会上与大姐告别的恓惶场面，令人忍不住潸然泪下。一个三四岁就随同父母走上革命道路的女中豪杰，难道就这样说走就走了？不会的，只要南梁山中的柏树常青，力贞大姐是不会倒下的。

     因长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西北党史，从事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出于对革命先烈刘志丹的无比崇敬，几十年间经常的请教、采访、探望大姐，同力贞大姐和张光大哥时有接触，建立了深厚友谊。每过一段时间，如果不能见面，彼此就会通电话交谈。每次见面，大姐与张光大哥都是牵手相迎，深谈不舍。话题多以西北党的历史和南梁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主。从中深深地体会到了力贞大姐的平易近人、高洁与纯真。

    是的，就像我们陕甘南梁山中耐寒抗旱、四季常青的柏树，力贞大姐虽然体格瘦小，但是风骨刚强，嫉恶如仇，眼睛里揉不得半粒沙子，对人民却又怀有无限的深情。她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他对于革命前辈，对于父亲的老战友怀有深厚情谊。提起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王世泰等这些当年同父亲刘志丹一同在南梁山区战斗过的老革命，她都亲切地称为叔叔。言谈之中充满了感情。她深情地回忆说，当年国民党反动民团抄了她们芦子沟老家，是习仲勋叔叔精心安排把我们母子安全接到南梁苏区。她还幸福地回忆起母亲同桂荣在豹子川的窑洞里给习仲勋、马文瑞等做剁荞面吃的有趣往事。那天真幸福的神情令人深受感动。

     最后一次见面，她还深情地回忆起父亲牺牲后，她和母亲同桂荣得到组织和西北老革命及其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怀。延安时期，物质生活困难。她和母亲同桂荣住在城南的白家坪山坡上。当时住在对面花石砭的习仲勋夫人齐心和马文瑞夫人孙铭不光经常来看望她们母女，而且几乎每个周末和逢年过节都要请她们到家里吃饭。她们知道贞娃爱吃羊肉臊子剁荞面，就把这些好吃的专意留着给她吃。力贞大姐每每回忆起这些，就自豪地说，“我是在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中长大的。我并没有感到失去父亲的孤独，父亲的老战友，西北的叔叔阿姨给了我太多的关爱。”每每讲到这些，老人家的眼睛里，就聚满了泪水。“特别是习仲勋叔叔和马文瑞叔叔，每次到西安，都要来家看望我们。我妈在世时经常逗他们说，你们想吃剁荞面，贞娃可不会做，得我亲自动手。可惜，我没有给二老做过剁荞面吃，他们的记忆中，还是当年南梁苏区的印象。”力贞大姐说着风趣地笑了。她笑起来，很像他的父亲，高高的鼻梁，眉宇之间透着和蔼与英气。

      力贞大姐对于工作，永远都是认真负责。组织分配干什么就安心干好什么。她原本是学西医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毛主席号召中西医结合，需要中医人才。组织派她去学，她就跟随一位老中医悉心钻研中医，成为了一名很不错的中医大夫。以后组织安排她到陕西省人大担任领导工作，她又从头学起，深入调查研究，努力学习做群众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履行职责，舍身处地替群众排难解忧。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一次到朱雀路去看望力贞大姐，她听说我是搞政策研究的，就建议我到贫困山区永寿县调查，说那里地方病严重，需要重视解决。她当时担任省人大副主任，分管文教卫生。我下去调查时，才得知她十年之内，坚持蹲点到该县帮助工作，提出了“吃杂改水讲卫生”的综合治理方针，已经大见成效，使得这个地方病十分严重的县，变为了全国体育先进县。她要我进一步调研，是恐怕当地工作出现松懈，造成病情反复。我调查后，写出《绿洲加明珠——贫困山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模式》的调查报告，还向她作了专题汇报，她才放心。在延安工作期间，每次去看她，都要询问延安的扶贫工作和老红军待遇问题。问起一些地方，比如黄龙县的地方病防治更是详细。她还多次亲自下去调研，向省委省政府写报告，请求解决相关问题。她了解到全国一些地方干部作风等问题，就激动地坐不住，由凳子上跳下来满地转圈圈，嘴里一个劲儿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呀！那种如坐针毡般地焦虑，至今历历在目。我想，当她看到新一届党中央动真反腐倡廉，一定是喜从衷来。力贞大姐离休之后，大量的精力放在了调查研究西北党史，宣传刘志丹将军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她和张光大哥一同，不顾年迈多病，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文章，实事求是地填补了不少研究空白，也努力着想澄清一些历史的争议问题。

    如今，力贞大姐去了，到她日夜思念的父亲那边去了，回归浸润了烈士鲜血的南梁山区那片茁壮无比的常青林中去了。她的确没有倒下，而是融入了父辈的精神丰碑而得以常青，继续努力装点着人民的红色江山。

2014年11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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