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在《出彩中国人》节目演唱《我爱你中国》。视频来源：央视新闻 视频编辑 张同泽(05:03)

《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杨娴听哭过两次。

第一次是去瑞士出差。在日内瓦的外国餐厅，一位中国女雕塑家唱起这首，她跟着唱，唱着唱着就哭了，望着窗外的日内瓦湖，突然很想回中国。

第二次是在6月11日的电视节目《出彩中国人》录制现场。她作为导演，站在冰冷的监视器后面，注视着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演唱这首歌。

“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评委问。

“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太多的过去，大家都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有的人在偏远的地方度过了自己的一生，默默无闻，但是无怨无悔。”73岁的主唱黄雅岚说。

听到这，杨娴“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刷的一下就出来了。显示屏上，五六十位平均年龄72.3岁的老人也已眼眶湿润。

杨娴到现代设计学院拜访校友会艺术团。受访者供图

“能不能先公后私”

杨娴找到刘西拉的时候，本来想做他和夫人陈陈的爱情故事。两人同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五十多年前，清华大学首席小提琴手刘西拉和钢琴专业十级的陈陈在校庆活动和各类演出中琴瑟和鸣，被传为佳话。

刘西拉在电话那头笑了：“你只看到我们的小家，没有看到我们还有一个大家”。

那个周六，杨娴来到清华大学校友会艺术团活动的现代设计学院会议厅。“这是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程不时老先生”、“这是在东北搞了一辈子电力事业的曹玉英老师”……当刘西拉一一为她介绍的时候，她才震惊地意识到，在这简陋的排练厅里，聚集着近六十位新中国人第一代科学家和建设者。

“小杨导，我来给你唱首歌吧。”一位盲人奶奶热情地上前自荐——这首歌就是《我爱你中国》。杨娴望着黄雅岚的眼睛，她的眼神很空，但是在唱起这首歌时竟有一种热情的光芒。

那一刻，她心里已经敲定这个节目，并很快得到了导演组肯定的回复。

在家里，刘西拉和陈陈经常合奏，琴声悠扬，绕梁不去。 东方IC  图

2008年清华大学校庆活动后，前文工团副团长任立翰等五六人自发组织了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老年人希望常聚在一起的愿望比年轻人强烈得多。”刘西拉说。2008年11月6日，第一批成员确定。

黄雅岚就是在那一年加入的合唱团。人数不够，她就把在校期间加入的体育代表队的通讯录拿出来，篮球队的、中长跑队的、短跑队的，一个个电话打过去。

2009年，黄雅岚腿摔骨折了，团里的联欢活动都是打着石膏拄着拐杖去的，丈夫李自茂成了接送的专职司机，在她的动员下也加入了合唱团。就这样，相互介绍再带上亲属，注册成员超过了一百人。

黄雅岚说，刘西拉在艺术团里“像个小孩一样自来疯”。成立初期，像打游击一样到处张罗着场地，场地解决后又张罗着声乐老师。

黄雅岚不知道的是，刘西拉不止为着“自家事”着急。在路上看到有人扔瓜皮，他也急。

他曾在交大校园里拦下一辆轿车，因为看到车内人随手扔出去了一个空水瓶。他冲上去，喊着另一个教授从另一侧把车拦住。

车停下后发现里面坐的是一个学科带头人，一脸尴尬地道歉说是自己不小心。刘西拉依旧严肃，“这不是不小心的事情，捡起来。”然后愤愤评价一句，“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刘西拉最喜欢这首曹进、张月谭写给大山深处导弹部队的歌曲《祖国不会忘记》，在《出彩中国人》的初赛现场没机会唱，他自己又朗诵了一遍。他还曾在《给毕业生的五封信》中引用这段来谈论那一辈青年人的价值观。

他知道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在想我的学生，也许大公无私做不到，能不能做到先公后私？”

1965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硕士刘西拉和电机系硕士陈陈夫妇站在毕业分配的十字路口。“其实我们也可以填上海为第一分配志向，但是谁都不好意思填，觉得落笔要是填上海、北京，太重了。一定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想法。”

毕业后，刘西拉被分配去了四川成都西南建筑研究所，考虑到陈陈身体不好，他几经与领导商量，才把陈陈从东北调配到德阳电机厂。

成都与德阳，71公里的距离，刘西拉还记得那时候周六要骑三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到德阳去看陈陈。

那时正处在“文革”的风口浪尖，刘西拉在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而陈陈却在德阳电机厂的车间消耗时间。所学无所用，刘西拉替陈陈觉得惋惜。“既然你的专业被抛弃了，不如发挥特长去弹钢琴吧”，在刘西拉的鼓励下，陈陈考上了峨眉制片厂交响乐团。

当乐团通过省委组织部来德阳调人时，陈陈获得了转去设计科的机会，她果断放弃了峨影乐团。“我们把自己的专业看得很重，要是去搞音乐在清华（的专业）不都白学了吗？”刘西拉说。

他们常常出差，刘西拉奔走于四川的建设工地，陈陈则一个接一个地搞援阿工程、丹江电站等等。白天，刘西拉带着一帮工人蹲在工地，晚上，工人让刘西拉住宾馆，刘西拉不住，要和工人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想法。

多年后两人回想起那段日子，反而觉得，在四川那13年学到了好多东西，就算在车间劳动，也能接触到一线工人。刘西拉又想到自己的学生，遗憾他们而今天天待在学校，没什么机会像自己当年一样下基层历练了。

1980年，人到中年的陈陈终于停下了天南海北奔波的脚步，获得了公派赴美国普渡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次年，刘西拉也进入普渡大学。临走时，清华大学的校长说了句，“你们夫妻俩试试看，我们中国人拿美国顶尖学校的博士难不难？”

“不难！”刘西拉说，“我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是告诉校长，一点都不难。”夫妇两人已经四十岁出头，要修16门课，每门都要考试。每天早上吃完面包顺便带个三明治当作午饭，晚上学到午夜1点再睡觉。朋友来拜访，看到他们的“夫妻公寓”里书和资料都堆在地上、电视机摞在书上……

不到四年时间，两人相继攻下硕士和博士学位。1985年，陈陈在一次演出中独奏《青年钢琴协奏曲》，这是在美国首次演奏新中国的钢琴协奏曲，尚不了解中国的观众全场起立鼓掌，刘西拉还记得旁人感慨，“共产党也懂莫扎特、贝多芬”。

夫妻俩在小城闻名后，等公交时也会有人指指点点，“这就是那对中国夫妇”。还有人给他们建议：“你们再生一个，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封封美国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聘任邀请。

这些聘任书最后都被刘西拉夫妇打包带回国了，除了这些，夫妇俩还把两大麻袋书拖上了飞机。接他们回国的北京领导说，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派留美、并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的第一对夫妻。

谈到美国的高薪厚职，刘西拉摆摆手，“拿到学位证书立刻回国，就是要向校长汇报，我们一流大学的教育并不比美国名校差！”

刘西拉在清华大学当了两届系主任。为了严格考核教师水平，避免行政干预教学，刘西拉成立了“正教授委员会”，负责教师选拔、职称评定、学科改造等工作，院系党委书记王鲁生是副教授职位，最终也没让他加入委员会。

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至今，77岁的刘西拉依然站在交大的三尺讲台上，三个小时不停歇地讲完全程。《出彩中国人》那期播出时，一位女研究生在评论下留言，“刘老师的课虽然作业多、考试多、打分严，但是还是想选。”

“不是我要求严，是其他人太松了。当老师的不能为了让学生给自己评分高，而放低对学生的要求，这是不负责任的，要做国内的一流学生，就得按我制定的严格标准来。”

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刘西拉当着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的面，指出高校评估的不足。“政协委员的责任要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发展鼓与呼，而不是顾及某一个单位的利益。”

刘西拉在上海交通大学讲课。 王迪 图

“我要为中国设计飞机”

刘西拉记得，去年11月，校友会艺术团一起去云南师范大学参观西南联大旧址。几十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看着墙上挂的知名校友照片，突然情绪激动地指着喊，“这个我认识！是我的大学老师！”

讲解员觉得讶异，细问才知道这些西南联大校友都是老人们昔日的大学老师。在抗战中的炮火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为保存知识火种而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为各个高校输送了大量教育人才。

讲解员像往常一样给游客们唱起来《西南联大校歌》，刚起个头，老人们纷纷精神振奋地跟唱。“没想到把讲解员唱哭了，说做了那么多年讲解员，还从来没有带过这样一个团。”刘西拉说。

艺术团最终将这首人人会唱的“老校歌”搬上半决赛的舞台，并加上《闪光的日子》这首歌诠释，“你会记得，永远地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我们不仅要传承先辈们深沉的爱国情怀，也要传承他们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奉献给祖国。”站在舞台上，程不时用颤抖而有力的声音讲出这句感言。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

唱起这首歌时，程不时会想起贴着红膏药的飞机丢下的炸弹，和躲在沟渠里的自己被炸碎的童年。

程不时在家中演奏小提琴。 王迪 图

小时候，程不时住在武汉汉阳机场的端头，常常仰着头，盯着旅客机穿过蓝天白云来来去去。那时候，他在想这样神奇的飞行机器哪怕摸一摸也是福气。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7岁的他开始了童年的噩梦。和颠沛流离的学校一样，飞机一路追，母亲带着他一路躲，从山东到河南，从湘西到武汉。

武汉轰炸那一天，他和母亲正好逃难至武汉，车站外的人力车接送着嘈杂的难民，车夫因疲劳过度仰倒在地，把他和母亲摔了下去。“那时候日本飞机飞得很低很低，就在我们头顶上盘旋，这个时候飞机在我心目中从天使变成魔鬼了。”

初中时，他们逃难迁居到广西桂林七星岩下，放学回家最常看到的是画着鲨鱼牙齿的美国“飞虎队”战斗机飞过。“那时候我觉得我也要奋起反抗了。”程不时说，有天，他在练习簿中画出飞机图样，并向同学们宣布：我要为中国设计飞机。

报考清华大学那年，程不时满腔热血，因为看到清华大学的一张照片：草坪上放着一架飞机。没料想，如愿考上以后，系主任在介绍本系情况时却说，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势头很弱，建议航空工程系的学生转到别的系科去。

第二个学期，不少同学转了专业。有人告诉他，有个航空系毕业的学长还在街边修表呢；还有人带程不时到绘画室，劝他学建筑。程不时不走，“那是我在血与火中树立起来的豪情壮志，哪怕只剩几个人，我还是要去设计飞机。”

1956年，程不时从北京航空工业部调往沈阳，终于作为总体设计组组长，设计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歼教1”。程不时每天在各个设计组中穿梭，拿着一个大本子，解决完一个问题就用红铅笔划掉，回头细数，“一天能解决十个问题”。

转眼60年过去，程不时还清晰地记得1958年“歼教1”试飞那天的场景：所有设计人员坐到滑行道上的水泥地上，飞行员开顺手之后“头脑发热”，飞得很低，以至于司令员吓得大叫着“告诉塔台让他飞高一点！”程不时止不住地哈哈大笑，“也不想想这么严肃的场合，你不要制造惊险。”

“他很苦的！”程不时滔滔不绝地讲着在沈阳十九年设计飞机的经历时，妻子贺亚兮突然带着哭腔喊了一句。程不时顿了一下，低下头，黯黯说了句，“她更苦。”

沈阳的这些年，我国自主设计的飞机型号在不断累积，程不时却仍然蜷居在六人间宿舍里。在北京从事航空工业的妻子，早上上班前只能把幼小的女儿锁在两人居住的小单间里，回来一看到女儿趴在床上睡着，心疼地直掉眼泪。

1970年8月，40岁的程不时作为副总设计师调到上海，参与到大型民用运输机“运十”的研制中。贺亚兮也从北京调来投入“运十”项目，程不时见到妻子、女儿和小儿子，感慨“到了四十岁，我第一次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一家人迁往上海，居住在11平米的小房间里，墙上生出了绿色的霉，屋里堆着程不时从沈阳带来的几大木箱的书。白天，程不时和技术人员们在工厂食堂里绘图，晚上，就伏在家里木箱上写计算机程序。

那时候的计算机容量还很小，设计组只能把飞机分成很多步再得到整体解。上海嘉定有一台大型计算机，不过设计组的使用时间排到了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程不时和同事就晚上跑过去算一整个通宵再赶回来。

1980年9月，程不时和同事穿过整个上海来到大场机场，见证了“运十”的成功试飞。他还记得，当时有老工程师大手术后打着吊瓶来看试飞——他拒绝了术后修养的安排，一定要亲眼看着飞机上天。“那时候胸中充盈的是一种使命感。能亲自将依靠本国力量创造出的中国最大的飞机飞上天空，真是一种难忘的体验”。

由于各种原因，“运十”项目后续中止。此后的20余年，程不时一直在呼吁中国继续坚持大型民用客机的自主研制。有人说中国可以用开发洗衣机的方法来开发飞机，毕竟当时中国生产洗衣机就是借一条外国生产线，逐步把中间的一个个段落用国产化代替，飞机也可以这样做。

但程不时一直强调，飞机是一个高科技。讲了三十年，他在不同的场合写了很多文章，投到很多报纸、杂志、网站，参加了很多讨论会。

程不时和妻子贺亚兮在等待排练。受访者供图

讲得多了，别人就问，你怎么那么爱科普，有人请他讲课他就去。《十万个为什么》找他写词条他就写。“当然他们可以找少年宫的老师做这些事，我为什么要天天去科普，因为要一遍遍把错误的思想纠正过来。”

2007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大型客机项目筹备组，程不时担任C919大飞机项目专家组成员。

在程不时的生命里，该来的航班总有太多次延误。前半生在争分夺秒，后半生在慢慢等待。等待的时间逼近整个生命的跨度，他却比任何人都有继续等待的耐心。

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在美国奥什可什的“飞行大会”上，72岁的他登上了27岁时设计的飞机，那架叫“初教6”的飞机从最初绘图板上的图案，变成了美国当时销售最多的中国飞机。

“运十”停滞了近三十年，C919项目启动的时候就有人质疑，中国还能不能再设计出大飞机。程不时说，“没问题，我们设计‘运十’的时候，中国已经五千年没有设计过飞机了。”

2017年5月5日，C919在上海浦东机场试飞成功。此时，距离程不时一腔热血地来到上海设计大飞机已经过去了47年。

程不时去看了试飞，“晚40年就晚40年，这种反复在中国是必然的，是我们认识转变的必然过程。”

程不时说，他立下志向的时候，正值抗日期间，“中国半壁江山已经没有了，看到国家是那样的状态，就觉得自己要有担当。这是我们这代人对国家共同的感情。”

“祖国不会忘记”

黄雅岚双眼几乎失明，丈夫李自茂给她读收到的微信，“你的手机是祖国山河一片红”。节目播出后，海内外的朋友和歌友都纷纷向黄雅岚祝贺，说她火了，火到国外去了。

她有一点愧疚，觉得不是自己火了，而是这首歌把大家爱国的情感激发了，因为大家心里有国家，所以才会那么感动。

她又有点担心，被称为“学霸合唱团”，总觉得好像他们是在“卖清华香肠”，“千万别强调我们是清华学霸，我们只是那一代科技工作者的代表，那时候像我们一样投入国家建设的是来自各个高校的学生，还有全国各地的工人。”

黄雅岚在丈夫李自茂的帮助下录制歌曲。王迪 图

与刘西拉夫妇和程不时夫妇不同，“文革”期间分配工作的黄雅岚李自茂曾参与四川大三线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辗转来到上海成为宝钢的工程师，九十年代又随着中国大地上涌现的“下海”浪潮投身实业，开办了国内第一家钢格板专业生产企业。
2011年，旅美华人艺术家乐歌想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创作音乐，便请求黄雅岚帮她寻找还在世的团员。

黄雅岚小时候听母亲唱抗战歌曲，受影响很深，每首歌讲的什么故事都牢记在心。想起母亲当年是战地宣传队的，她马上应承下来，想找回那个时代的故事。

黄雅岚一头埋进战地服务团的资料搜寻中，一找就是四五年，还和几个还在世的成员成了忘年之交。其间奔波组织了四场音乐会，有为促进中美文化民间交流的音乐会，也有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音乐会。

这种音乐的偏好潜移默化地顺承到下一代。黄雅岚读初中的小孙女一苇从小跟着奶奶学唱《我爱你中国》《卢沟问答》，奶奶告诉她歌里讲的是哪段历史。

一苇练就了一副好嗓子，最喜欢跟着奶奶学唱歌，以后还想做音乐老师。有一天，一苇对奶奶说，同学们觉得她奇怪，为什么会喜欢这些抗战歌曲，这个年纪不该唱些流行歌吗。黄雅岚把自己录的歌上传到网络上，歌友们也说“雅岚大姐是抗战教育家”。

黄雅岚原以为，年轻人也许不会有他们那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次节目的热度让她感动，“没想到也引起了年轻一辈的共鸣，我们希望这个接力棒传递下去。”

2004年6月，在核电站干了30多年，立了秦山一期二等功和秦山三期一等功的合唱团团员周志宏收到女儿的一封信。

“爸爸，我昨天正好看了中央电视台10套播放核电站安全的科普片，主要拍了秦山核电站。我看的时候，觉得挺自豪的，毕竟那就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同时，我更加为了你们，我的父母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核电站的元老感到十分骄傲。”

站在监视器后，杨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泪，但是知道台上的他们为什么流泪。

刘西拉说，他最喜欢那首《祖国不会忘记》，歌词里的一字一句都代表着他们的心情。“还有一批人没有得到过什么大奖，但是他们辛辛苦苦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也需要得到祖国和人民的认可。因为他们不需要多少钱，他们的一生也到达了最后的季节，唯一的渴望就是‘祖国不会忘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