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牺牲,不仅让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之中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更给颓丧萎靡已久的中国注入精神力量,让渴望摆脱屈辱的中华民族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礼。

这是2017年9月26日航拍的江西省井冈山市“红军万岁”组雕。摄影：新华社记者万象

关山远

在井冈山星罗棋布的革命遗址参观,墙上一张张肖像照下是简单的生平介绍,看得越多,心愈发一揪一揪地疼:他们生卒的“卒”,大多是1928、1929、1930、1931……这些在20多岁、30出头就牺牲的烈士,永远凝固在一张张清晰度并不高的黑白照片中,有些人,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他们是一群有着浓重悲剧意味的英雄:他们播种,却不问收获。他们为了胜利而奋斗,却没有等到胜利的时候。他们在无尽的黑暗中高举火把,却在日出东方的前夕,永远闭上了双眼。

死亡,始终是人类的终极恐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常说“好死不如赖活”,“蝼蚁尚且贪生,为人何不惜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80多年前,聚集在井冈山的这群年轻人,是什么让他们不畏惧死亡?又是什么,让他们的生命价值,超越了死亡?

烈士肖像和生平介绍（来源：网络）

一

 

1930年5月,井冈山莽莽苍苍的山林中,红军著名将领张子清溘然长逝,年仅28岁。

古希腊悲剧中,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的故事:无敌的英雄阿喀琉斯,浑身唯一一处“死穴”是他的脚跟,结果被帕里斯一箭射中此处而死去。张子清的致命伤,也在脚跟。1928年3月,毛泽东率部下井冈山迎接朱德。4月18日,在草铺湾追击逃敌时,张子清左脚踝骨中弹负伤。10天后,朱毛会师。因为缺医少药,张子清脚踝骨中的子弹一直未能取出,伤口感染,他坚持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但因为伤势太重,这位参加过秋收起义、辅佐毛泽东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年轻将领,长眠在这片大山之中。

张子清是湖南桃江人,名门之后,他的父亲张建良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和湖南新军,当上了江道区少将司令。张子清文武双全,他本来可以凭借父亲故旧的关系,到美国留学,却走上了井冈山。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初期,张子清率部作战大小上百次,多次挽救红军于危难之中,堪称毛泽东的“左丞右相”。张子清在红军中的地位如何?毛泽东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两个团)师长时,张子清任参谋长兼一团团长；朱毛会师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告成立,下辖三个师,张子清任11师师长兼31团团长,此时,林彪还是一个营长。

熟悉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的人如今说起张子清,都会叹息:假如,当时有一针青霉素就好了；假如,张子清不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必是元帅……

张子清烈士塑像（来源：网络）

但是,历史,哪有那么多“假如”?

假如卢德铭没有牺牲?

卢德铭,四川自贡人,由孙中山亲自推荐入黄埔二期,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后又升任团参谋长。秋收起义时,他是总指挥。在起义部队遭到挫折时,他坚持支持毛泽东改变攻打长沙、转向山岭中进行武装割据的主张,支持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为掩护部队前进,卢德铭被敌军一颗子弹击中右胸后牺牲,年仅22岁。毛泽东痛惜不已,叹道:“还我卢德铭!给我3个师也不换。”

假如王尔琢没有牺牲?

王尔琢,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一期生,1927年,他参加北伐,时任团长,蒋介石派人游说他:只要加入国民党,就擢升军长。他拒绝了,参加南昌起义,上了井冈山,屡立奇功。1928年8月25日,王尔琢追赶被叛徒袁崇全裹挟的两个连,将他们劝回了红军队伍,但自己却遭袁崇全开枪射击,英勇牺牲,年仅25岁,时任红四军参谋长。

假如王良没有牺牲?

王良,重庆綦江人,黄埔五期生,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他作为连长取得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毛泽东挥笔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后来他作为师长,全歼敌军第18师,活捉敌军师长张辉瓒。毛泽东又写下“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1932年,他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时被冷枪击中牺牲,年仅27岁,时任红四军军长。

假如他们没有牺牲:黄公略、伍中豪、刘畴西、王展程、宛希先、何挺颖、寻淮洲、刘作述、刘辉霄,还有年仅24岁便成为我军第一位总参谋长的朱云卿?

……

真的是巨大的牺牲:井冈山斗争时期,48000多名烈士长眠于此,只有15744人留下姓名。苏区时期,兴国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有9.3万余人(正式参加红军的5万多人),牺牲的烈士共5万多名,有姓名可考的23179名,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12038人,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官兵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党员人数400多万,牺牲的党员烈士也近400万……

今天,在宁冈茅坪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5月)旧址,墙上悬挂着当年43名出席代表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名单上只有7个人还活着。

二

 

在战争年代,生存,还是死亡,偶然性很大。读井冈山那段历史时,不时会想起“命运”二字。冲锋时,撤退时,或者,就是在行军的时候,敌人一排枪打过来,有的人中枪了,年轻的生命就此凋谢；有的人没有中枪,此后成了开国将军。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当年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群体,可谓将星璀璨:十大元帅中有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林彪5位,十位大将中有粟裕、谭政、黄克诚3位,还有14位上将、20位中将、众多少将……这些还不包括一大批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在新中国成立后调离军队到党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谭震林、滕代远、何长工等人。

但就在这一次授军衔前,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提到段德昌这个名字时,毛泽东顿时两眼泪花,汇报不得不改日进行。段德昌是湖南益阳南县人,1921年就与毛泽东结下真挚友谊,他与贺龙、周逸群一起创建了湘鄂西苏区,他还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和革命引路人,26岁就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军长,被誉为“常胜将军”,遇难时年仅29岁。

毛泽东本人,在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也多次遇险:1927年9月,在前往指挥秋收起义的路上,毛泽东被地主武装团防队抓住了,准备押往民团总部处死。若干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讲述了自己脱险的经历:“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米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追兵过来搜索,差点就发现躲藏在草丛中的毛泽东,直到天黑才放弃。毛泽东光着脚连夜翻山越岭,才脱离险境。

在江西瑞金叶坪,毛泽东居室外有一棵大树,敌人飞机扔下的一颗炸弹,居然悬在树上没有爆炸,今天,当地人把一颗炸弹模型挂在树上,来纪念那个有惊无险的瞬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率军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时,遭遇空袭,敌机扔下的炸弹这次炸了,警卫员胡昌保将毛泽东推开,自己牺牲了,轻易不流泪的毛泽东,此刻泪流满面。

长征途中，突遇敌机轰炸，警卫班班长胡昌宝为保护毛主席壮烈牺牲。图为胡昌宝牺牲时的情景。（来源：网络）

中国工农红军早期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1929年2月2日凌晨,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差点集体遭遇不幸。

当时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一路转战至赣南的寻乌县,在圳下村宿营。2日凌晨,敌军突然冲了进来。枪声响起来时,毛泽东刚醒,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粟裕后来回忆说:“凌晨,我们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

毛泽东反应迅速,听闻枪声后,趁拂晓昏暗,敌人不注意,立刻带领前委机关和手枪班越过居所旁边的小溪,撤往村东南的山上。陈毅、江华、谭震林等从前门冲了出去,战斗中,陈毅险些被俘虏,一个敌人揪住了陈毅的大衣,陈毅顺势把大衣脱下盖住敌兵的整个头部,飞快地跑走了。

朱德被敌人包围,激战后只带着一个警卫突围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为了掩护朱德,手握双枪,边打边退,不幸腿部受伤被捕。她后来遭受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2月12日,被敌杀害于赣州卫府里,时年26岁,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伍若兰是湖南耒阳人,牺牲时还带着身孕。残忍的敌人把她的头颅挂在了城墙上,后来放在一个竹筏上顺赣江而下“沿江示众”,并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朱德一直怀念伍若兰,粟裕回忆说:“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

伍若兰烈士塑像（来源：网络）

圳下战斗,惊险无比,差点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感慨道:“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儿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过一次次生死考验的胜利者,其实也是幸存者。巾帼英雄曾志晚年在病榻上以回忆录的形式写成的一部自传,名字就叫作《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她也参加过圳下战斗。1998年,曾志逝世后,骨灰安葬在井冈山小井一处小山坡上,不远处,就是当年她工作战斗过的红军医院,以及惨遭敌人杀害的130多名战友的集体墓穴。

 

三

 

1929年5月3日下午,井冈山脚下的莲花县,35岁的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在刑场不断怒斥敌人、发动群众,敌人暴跳如雷,用匕首割掉刘仁堪的舌头。他浑身是血,无法言语,却用脚趾头沾上鲜血,在站立的方桌上,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几个大字。

中共党史军史上有许多类似这种壮烈的瞬间,用自己的死,来接近奋斗的目标。

坚信革命能够成功,坚信自己的奋斗有价值,坚信自己的死亡将成为走向胜利的铺路石——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蔑视死亡、超越死亡的原因。

“我这样做,为的是革命,你以后会明白的。我走的是正路,虽然这条路我走不到头,但最后一定有人走到头!”——这段话,是肖国华在狱中对妹妹所说。肖国华是江西省吉水县人,中共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井冈山党组织创始人龙超清的入党介绍人。她家境优越,父亲在江西教育界有超卓地位。她被捕入狱后,家人各方奔走,监狱答应:只要她在自首书签字,就能保释。但她拒绝了,她认为信仰比生命更重要。她被残忍杀害时,年仅30岁,孩子还不到3岁。

像肖国华这样的出身,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她3岁就由伯父作主定下亲事,6岁被迫穿耳缠足,在南昌读师范期间,却被逼着辍学提前与半痴呆的富家子弟结婚……她在黑暗中无法呼吸,渴望打破这个旧世界。她信仰共产主义,宁肯死,也不放弃信仰。

当年,汇聚井冈山的,有赤贫的工人农民,也有留学生、大学生、富家儿、官宦子弟……明明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无比危险、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道路,但他们毅然走下去,因为这是一条信仰之路。

1936年春,28岁的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在突围中身负重伤,不愿被俘,拼死搏斗,被敌人割断了脖子。

蔡会文是湖南攸县人,蔡家堪称当地首富,但他成了“叛逆”,革命从自家开始,开仓分谷,由此带动了攸县的农民运动。参加秋收起义后,来到井冈山,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红军将领。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坚持战斗,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他与战士谈心,拿自己举例:我是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搞革命,完全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家里搞家业,享清福,可为什么偏偏要钻进深山吃苦?就是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我要为它的实现奋斗终生。现在革命并没有失败,只是处于低潮,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不能悲观失望,更不能动摇叛变……蔡会文牺牲后,他的忠骨至今都未能找到。

红军将领胡少海也出身于湖南宜章的首富之家,是县城人人羡慕的胡家“五少爷”,却因从小目睹社会不公平、穷人命运悲惨而发誓要改变中国。1928年1月,他利用自己“五少爷”的身份,与朱德里应外合,打下了宜章城。他的首富父亲暴怒,登报以五百大洋缉拿“孽子”。胡少海并非不孝顺父亲,但人的出身和时代都不能选择,他告诉前来劝说的弟弟:我只能离开自己的家,投身革命的家,跟着共产党去扫清天下的不公。1930年8月6日,红二十一军军长胡少海在前线中弹牺牲,时年32岁。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一个“价值观集团”:有着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观。正因为如此,那么多人,在生与死的关头,在苟且偷生与坚守信仰的抉择中,甘愿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放弃宝贵的生命,甘愿成为共产主义的殉道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在《走读井冈山》一书中写道:“在井冈山,毛泽东硬是用信仰,组建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愿意革命的留下,为革命吃不了苦的,为养家糊口的,不愿意革命的,你都可以回去,发路费给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追求?自觉自愿。你不认同信仰,不强迫你,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认同了,那就留下来,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来实现这个信仰。”

1934年冬天,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的江善忠,在江西兴国县长冈乡一座山崖被敌人团团围住,他打光子弹,拒绝诱降,纵身跳下山崖前,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

信仰为什么会有力量?人生短暂,但信仰能够让人的生命价值,超越死亡化为永恒。

这种力量一旦凝聚,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火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陈毅安和李志强的合影（来源：网络）

 

四

 

行走在井冈山,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知道自己的同志随时可能牺牲也甘愿牺牲,为什么自己偏偏还冲锋在前?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看到了陈毅安的信,这位红军骁将,写得一手好字,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最可笑的就是我去学炮科,你恐怕我去打仗而死了,没有什么价值；你又说你毕业后出来当教员,把一些青年子弟要教成爱国化,来为国家流血。你不愿你的爱人流血,而要别人去流血,这真是笑话了。你的学生将来他没有爱人吗?父母吗?兄弟吗?他不是中国人吗?他就应该去血战吗?假若他的爱人死死地不要他去流血,那中国就无可救药了……你说不要糊糊涂涂地死了,这也不错。但是为了革命而死,为民众谋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呢?假若是的,那中国一定没有烈士,革命也永远不能成功。”

这是陈毅安写给自己的恋人李志强的一封信,这位革命者的逻辑非常清晰:自己不流血,只希望别人去流血,那么,革命永远不可能成功。

肖像中的陈毅安,俊朗清秀,戴着眼镜,像个秀才。他是湖南湘阴人,黄埔四期生,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骁勇善战。李志强在长沙城里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就读,两人属于一见钟情。对于年轻人来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美好的爱情,让他们幸福不已。但在陈毅安心中,比爱情更重要的,是革命。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唉!情魔,情魔!你把我们的革命性消磨了。我们是有阶级觉悟性的青年,担负了世界革命的重大使命,我们难道恋恋于儿女的深情吗?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吗?我们绝对不是这样……”

他还写道:“最亲爱的妹妹,你不要畏难吧!十八层地狱底下的中国,今日也得见青天白日了。眼见得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快要到坟墓里面去。一钱不值的我们,也要做起天下的主人了。努力!努力!前进!前进!我们的目的地终会到达啊!”

1930年7月,因伤从井冈山回乡养伤并结婚的陈毅安,告别了新婚9个月的妻子,担任攻打长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7月28日清晨,红军占领长沙全城,此役消灭湘敌八千余人,俘虏团长以下官兵近三千人,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下的唯一省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敌军疯狂反扑,8月4日,在撤退中,25岁的陈毅安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彭德怀闻讯跑过来时,陈毅安已经停止了呼吸。

1931年3月,陈毅安牺牲8个多月后,李志强又接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是陈毅安的手书,她欣喜万分,抽出信纸——竟然是空白的。她失声恸哭。丈夫曾与她相约:“如果我哪天不在人世了,我就会托人给你寄一封不写任何字的信去,你见了这封信,就不要再等我了。”

陈毅安给李志强一共写了54封家书,李志强悉数精心保留,终身未改嫁。他们的故事,在残酷岁月绽放人性光辉,更显悲怆。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如是感叹。他说:“有一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持这些说法的人应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历程。”

没有人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革命者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他们的爱和怕,但他们往往别无选择。

毛泽建,毛泽东的堂妹,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写信总在落款处画一柄利剑。1928年6月,在一次突围中,她和丈夫陈芬同时被捕,丈夫的头被割下来装在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三天。毛泽建被同志救出,但敌人很快反扑,她即将临产,只好藏匿在当地一位农妇家里,生下了儿子。她给他取名“艰生”,以纪念这艰苦岁月。由于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民团,毛泽建又一次被逮捕。

敌人抓到了毛泽东的堂妹,如获至宝,但如何威逼利诱,一无所获。敌人开始动用酷刑,仍然撬不开毛泽建的嘴巴。临刑前,毛泽建对前来探监的陈芬姐姐说:想见见儿子艰生。她不知道:因为没有奶吃,艰生早已夭折。陈芬的姐姐只能从老乡家借了一个婴儿送给她看。毛泽建抱着婴儿亲个没完,陈芬的姐姐不忍心告诉她真相,只能放声痛哭。毛泽建就义的时候,只有24岁。

胜利,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用看似时髦的“史上最牛创业团队”话语来诠释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路,是何等肤浅!

 

五

王尔琢烈士塑像（来源：网络）

王尔琢牺牲后,红军在宁冈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笔拟就、陈毅手书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这幅挽联,写出了如何告慰牺牲者:得到胜利!

那些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烈士,没有活到胜利的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但他们从此湮没于历史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牺牲,不仅让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之中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更给颓丧萎靡已久的中国注入精神力量,让渴望摆脱屈辱的中华民族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礼。

用毛泽东的诗性语言,那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