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忠诚和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宾同志！

巩献田

同志们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追思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马宾同志。

我与他接触和交往多年，我认为他不仅是一位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家，是冶金专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一位与我国著名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一起站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而又立下大功的综合集成科学家。但是，他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是新中国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和捍卫者，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先谈几件小事，以小可以见大。

我第一次登门看望他，是提着两瓶酒，进门后，他看到后就说：“我不喝酒”。第二次我就带着茶叶去，他说他不喝茶。我说不喝酒我理解，为什么您不喝茶呢？他说，当年在鞍钢成天在基层，与工人在一起，哪里有功夫喝茶？由此可以，被毛主席亲自命名的《鞍钢宪法》绝对不是坐在办公室靠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是从其他国家文献中抄来的，而是深入群众，贯彻群众路线，与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在一切，通过实践的检验、通过辛勤的劳动换来的。

改开后，有的干部是“拍脑袋出主意，拍胸脯下决心，拍上级马屁夸政绩，有问题后，拍桌子训斥下级，失败之后，拍屁股走人”。有的干部是“上午车轮子转，中午吃饭盘子转，晚上围着石榴裙子转”；与人民群众，与工人、与农民疏远了，把本来是鱼水关系的干群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敌我关系；以至于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有的地方的领导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竟然使用国家暴力来镇压群众。

第二件小事，我准备在北大讲养生问题，曾经走访几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当我问到马老的养生经验时，他马上开口说：“《两论》”我说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吗？他说：“是。”这里可见，马老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终生努力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是毛泽东思想的勇敢捍卫者。马老的回答充分体现了他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同时他的话也是实事求是的之论。

众所周知，“两论”是毛主席的主要哲学著作。年龄大一些的同志都知道，《两论》在五六十年代是全国人民熟知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毛主席著作，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和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时代，一谈学习毛主席著作，无不提到这《两论》。可是，改开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不但马恩列斯的著作，竟然连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得最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著作，也被人们淡忘和边缘化。有的领导人所谓讲学习，根本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少的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忘记初心，理想丧失，不信马列，信鬼神，更有甚者，有的省的主要领导人大年初一竟然开车赶着到寺庙烧第一注香！在这种极为不正常的形势下，我国宗教教徒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执政党党员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封建迷信泛滥成灾，每逢节假日，寺庙道观人满为患，老幼男女信神拜鬼习以为常，人们见惯不怪。

再谈两件大事。

第一件，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主流传媒和官方文件，一直在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应该抛弃，应该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我始终不理解，我本来出生在农村，大学毕业后，最初两年，是在北大荒军队农场锻炼、然后随部队到吉林农村支农，后来八年，是在山东农村做基层工作，其中做了四年公社党委秘书，直到1978年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才又离开农村。那个时候，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知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因为这是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忘记了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而在每年的不同季节，不同时候，农村都有自己不同的中心工作，例如，夏收、夏种、夏征，秋收、求种、秋征，抗旱，排涝，防凌，除虫……。“纲”与“中心”说的明明不是一件事情，这个道理是最普通不过了。可是，为什么中央文件这么写，甚至人们都这样讲呢？

记得一次，是在北京昌平阳坊开会，我看到马老的一个A4纸钉的本子，是他写的一篇长文，标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矛盾”。我多年的想法得到了共鸣，我第一次遇到这样公开写的同志，又是作为高级干部的马老，感到非常高兴。

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而“随风倒”则是无原则和软骨头的表现。马老的反潮流精神，我非常佩服！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所谓放弃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实践的结果又是如何呢？我们经济建设的成绩很大，尤其是建筑的物质设施俱在，这是任何人不能、也否定不了的；但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却发生了翻天地覆的、质的变化。所谓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麻痹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助长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斗争，纵容和激励了一切新中国早就消灭了的、只有私有制社会才能生存和活跃的丑恶现象，出现了地痞、流氓、无赖和恶霸。今天的犯罪，虽然绝大多数是一般公民，无业游民，失业者；犯罪分子往往是刑满释放之后又进去，监狱与社会往返多次。问题在于他们出狱后不少人的无业，生活无着落，又去偷、去抢。可以说，他们是改开以来私有化、市场化的牺牲品。“人世间的一切黑暗都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狄更斯：《圣诞故事集》）此话是对的。这是原来公有制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同时，他们也无不受到剥削阶级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旧传统的影响和污染。这些这不能说不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不能不说是讳言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能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放弃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恶果。

前几年中国社科院王伟光同志发表了一篇仅仅是解释我国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第一条第一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有网文说要“审判”他，“绞死”他！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更奇怪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官方媒体的任何反应。“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是十八大后中央“四个全面”部署的重要内容，作为掌管意识形态的部门的有关领导同志究竟是如何考虑的？难道你们这就是在“与中央保持一致”吗？

列宁曾经写道：“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最根本最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23P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92页，第26卷第60页，第23卷第48页，第29卷第140页，第23卷第2页。）

共产党人忘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失去了无产阶级阶级立场，还是共产党吗？

所谓“讲诚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讲诚信，而一切剥削阶级最不讲诚信，靠谣言和撒谎过日子是一切剥削阶级没落时期的特征，不然他们就混不下去。我们社会的今天，由于诚信的缺失，就把曾经形成和延续了近三、四十年的一个平等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好端端的、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逐渐演变为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尔虞我诈以至于雇凶杀人的可悲地步，即西方Plautus titus maccius（公元前254—184年）讲的，也就是我国有人一直鼓吹的所谓“丛林法则”，即Homo  homini  lupus.“人对人是狼对狼的关系。”成为某些人的信条。昨天的《今日说法》报道北京杜姓一家兄弟姐妹五人，竟然为51米房产纠纷长达十年之久，终于通过调解方法解决了。但是，仅仅靠个案来“修复”社会关系，无法解决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不恢复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基础，不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最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任何其他措施都解决不了这个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很简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是聚集了全世界的天才、精英和智囊，他们绞尽脑汁、苦思冥想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独有的顽疾，除非通过社会革命，它是永远也不能、无法解决的矛盾。难道这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倒退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吗？

讲诚信，有的媒体是欺骗全国和全世界的。例如小岗村的所谓18个人的手印。请看九峰老人著：《庶民之忧——中国三农问题扫描》一书，其中写道：1、早年在小岗村搞大包干时候，原滁县所属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后提升为滁县地委书记、最后从安徽人大副主任位子上退下来的陆子修，对小岗村搞包产到户的全过程“了如指掌”，被万里称为积极支持全国按照小岗村模式包产到户的一位“突出的领导干部”，他说：“小岗村按手印是假的，这我能不知道吗？”——参见：陈桂棣、春 桃著：《中国农民调查》。2、小岗村的庇护者、从地委书记升为安徽省长后为党中央农村政策室副主任、所谓党的高层里面“最熟悉农村的人”王郁昭，他对小岗村“知之最多”，他说：“小岗村那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饭碗瓷边都缺一块。……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要立下字据，更有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既然当地党的领导正式承认这合同是真的，我也没有理由否定它。”——见：凌志军的《历史不再徘徊》第9页。

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假的所谓“生死合同”，竟然在我们党的喉舌——中央电视台中播放是的记录片中出现了多次，甚至被有的博物馆以“重要历史文物”来珍藏，不过，多年以后，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级别的重要造假物品让人们来参观，也不是一件坏事。

再一件事，是1998年秋在韶山开会，主要研讨毛主席《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有一次马老对我们坐下要讨论的同志们说：“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新奇的声音。开会的大多数是学术界的同志，是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学者、专家、教授。

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改开“既得利益者”呢？

仔细想来，是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十五、六多年前，我在去香港的飞机上，看到体育界的郑晓波的文章，其大意是改革开放以后，生活都这么好，为什么还有人不满意？她的生活无疑好的。但是，不能代表都好。不久媒体就报道夺得世界冠军、为祖国赢得荣誉的一位登坛子的女杂技演员因病而遇到的艰难困境。

当时我们与会的同志，都有一定的职务、职称，工资有保障，有的还比较高，吃穿用都不用愁。而下岗失业的工人呢？失地的农民呢？毕业即失业的青年学生呢？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一般群众呢？

联系到那个1981年那个否定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其中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说到毛主席的错误是：“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呢地泛滥去开来。”还说毛主席“随着威望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是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遭到削弱和破坏。”

究竟是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呢？

究竟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源头在哪里呢？

请同志们读一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和十八大以后出版的有关资料，通过改开以来的数十年的实践检验，凡是抱着客观公正的、真正实事求是的、而不是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态度的人，答案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了吗？

前些年，不是有人说（后来有人写文章说是没说）某位领导人讲毛主席是“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吗？

北京大学冯友兰不是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三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吗？（见冯友兰著：《中国现代哲学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162页。）

毛主席1958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候，评论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讲了他过去怎么样适应国民党的需要，采用一些什么哲学来骗人。……他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第48页。）

那么，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难道不是为改开后有人否定前三十年的政治服务的吗？

我们党有一个规矩“有错必改”，哪怕是天王老子有错，也要纠正，这是一个郑重的政党应有的正确态度。如果有错不改，讳疾忌医，那就说明这个党没有希望了。那么，通过35年的实践检验，我们应该对1981年的那个决议重新审视和研判，正确的坚持，错误的纠正。

现在确实是到了中央号召基层党组织和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注意：应该由中央政治局来规定书目，并参照毛主席建国前后为高级干部开的读书书目）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重新反思文革和反思改革的时候了！

最后，关于马老的大功劳。

1997年夏天，钱学森对钱学敏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的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多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包括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等——本文作者注。），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钱学敏著：《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2版，第255页）

关于马老，《钱学森书信选》中有两封信：

1、1996年5月19日致于景元的信：

“……马宾老和您为社会经济问题创立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确实是了不起的！后来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完全是从这儿来的！您二位比圣菲研究所的那帮人高明多了！功不可没！这在历史上一定要讲清楚！在您们6位的书中必须做到！”（《钱学森书信选》下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145页。）

2、1998年1月2日致戴汝为的信：

“最后我还是补充一句，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源于马宾同志，他的功劳不可忘记！”——（同上，第1212页。）

由此可见，马老的思想绝对不是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是“守旧、僵化和保守”的，正好相反，是非常解放的。只不过，他与某些人不同的是，马老的思想解放是沿着唯物辩证法的路线前进的，所以作为人民科学家的钱学森说不要忘记他的功劳；而那些污蔑他的人是沿着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路线倒退的，是经不住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的。

追思马老是为了向他学习，那么，我们如何做？

我们一定要响应习近平同志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号召，坚信唯物史观，坚信事物发展的规律，历史规律、经济规律不可抗拒，我们只能适应和利用；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不可忽视领袖人物的作用；坚信唯物辩证法，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发展变化的，更是复杂的，是一分为二的，人、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具备的时候，是会变化的。

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国史研究学习资料），2000年，第58、59页。）

毛主席还说：“我们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才取得全国的胜利，我们曾经耐心地等待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勒斯、蒋介石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11月9—10日）（同上，第32页）

我们的时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兴起，是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有利于资本主义。

但是，我们要树立长期、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

我们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只靠几个人、少数人、某个行业或地区的人是不能使社会主义复兴的，只有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努力奋斗才能恢复科学社会主义。

右倾悲观为难情绪，实质是认识不到自己力量，更是低估人民群众力量。而左倾急躁情绪和盲动，实质是过高估计少数人的力量，是对复杂形势的误判，是把革命简单化、轻易化，在基本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去鼓吹什么“暴力革命”无疑等于自杀。

让我们学习马宾同志继续革命精神，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一系列论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决批判和抵制霸权主义，坚决批判和抵制打着各种时髦旗号的修正主义思潮，坚决批判和抵制逆历史潮流而动、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和政策，坚决批判和抵制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倾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历史主动性，用革命的两手打败反革命的两手，为恢复和重建科学社会主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马宾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2017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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