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怎样密切联系实际读书的？

徐中远

密切联系实际读书，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毛泽东坚持一生的一种最重要、最基本、最有效的读书方法。

密切联系实际读书，就是在读书过程中，将所读书上的内容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与党的建设的实际，与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实际，自然科学实际等等，与读书人自己的工作实际、思想实际、理想信念实际、情感实际等等紧密地联系起来。把读书时读书人自己头脑里所想、所思、所动等等都写下来，记下来，表达出来。这种所思、所想、所写、所记、所表达的，仿佛是读书人在与书的作者或书上的人物等面对面的交谈、交流、讨论。对作者的话、书上人物的话及其政治主张和思想、认识、观点、过去的事、书上的记载等全部文字，都入心用脑，用心思考，有感即发，有想就批，有话即写。对书上的话赞成就表示赞成，不赞成就表示不赞成，有疑问就提出疑问，有反对就提出反对。总之，随读随想，随想随记，实想实记，怎么想就怎么批注、怎么圈画。这样的读书方法，笔者称之为密切联系实际读书方法。

下面，笔者联系毛泽东一生的读书实际，从以下六个方面向读者介绍毛泽东用联系实际方法读书的一些情况。

一、长沙求学时代密切联系实际读《伦理学原理》

说到毛泽东联系实际读书，笔者在这里先向读者简要介绍毛泽东早在1917至1918年，在湖南求学时联系实际读《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蔡元培译，商务印书馆1913年10月出版)一书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一书的过程中，边读边用心思考，一边读一边想，随思、随想随批。全书原文共约10万字，毛泽东边读、边想、边用近似7号铅字大小的蝇头行楷写下的批注文字共达1.2万余字。是毛泽东早年写有批注文字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批注文字最多的一本密切联系实际的读书批注。

这本书历经几十年，几经辗转，于1950年9月下旬才又回到毛主席跟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搬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办公。菊香书屋是个不大的旧式四合院，毛泽东日常办公、休息都在这里。新情况、新实际、新工作、新需要，毛主席身边存放的图书就越来越多，毛主席在读的、读批过的图书也越来越多，全国新闻出版部门赠送、赠阅的图书、报刊等读物也越来越多。这样，毛主席住地原存放图书的地方就越来越紧张了。到了60年代中期，根据毛主席实际藏书的需要，当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将中南海怀仁堂南边的三个院中的增福堂作为毛主席书库，除住地放有一小部分常读的、在读的、毛主席特别喜爱的图书外，其他大部分毛主席的图书都搬放在增福堂。增福堂南边一个院子是永福堂，毛主席秘书田家英曾在这院里办公，北边一个院子是来福堂，当时，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就在这个院子里办公。三个院子，增福堂最大最好房间最多。相当一段时间，毛主席大部分图书、报刊资料都存放在这个院子里。因为几次搬动全靠警卫部队战士们帮忙，人多，搬动又很匆忙。所以有一些图书原存放的顺序就搬乱了，这就需要重新归类整理。我就是在1972年一次整理主席图书过程中偶然看到了这本《伦理学原理》。因为当年，笔者看到的毛泽东早年的读书批注文字比较少，对毛主席早年的墨迹不很熟悉，这本书纸张全发黄了、本子又很破旧，它又是与毛泽东其他一些没有批注的图书放在一起的，很不引人注意。所以，我当时并没有认为它是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书，也没有认为它有多么重要。翻阅之后，当看到杨韶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同学)在这本书扉页上写下的一段话：“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一九五0年九月十五日杨韶华识”时，才知道这本书是毛泽东早年读过的，书上的批注文字全是毛主席写的。“周敦元”就是“周世钊”，毛主席的老同乡、老同学。据史料记载，周世钊是1950年9月下旬，应毛泽东之邀请来北京之前，杨韶华就将自己20年代初在长沙清水塘借阅的这本《伦理学原理》托周归还毛泽东。毛泽东从周世钊手中收到这本书时，非常高兴地翻阅了他自己写在书中的批语，微笑着对周说：“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翻着翻着，接着又非常认真地对周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转引自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载1958《新苗》第10期)全书从头至尾，毛主席批注、圈画得密密麻麻的。自从我发现了这本书之后，本书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又回到了毛泽东批注过的重点保护的图书位置，并增加了防虫、防湿等保护新技术处理。一直到现在，这本书还与其他毛泽东生前阅读批注、批画过的多种书刊一直放在一起，有关部门、有关同志在妥善地保存着。据我所知，毛泽东晚年没再看过这本书。

统观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所写的批注，绝大部分都是毛泽东联系中国当时的社会、中国历史及其本人的思想认识等方方面面的实际，非常坦诚地、非常鲜明地表明他的主张、观点、看法和想法的。笔者在这里只举以下两条批注，进一步加以说明。

第一条批注。原著中有一段文字写道：“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彼列格路何尝不以生活为鹄，惟其所鹄者，非形质界之生活而精神界之生活耳。其效力国家，无论和战，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以为非使罗马民族品位崇高，名誉发扬，则己之职分固有所未尽焉，此其所以与罗马民族之名俱不朽于千载者也。”毛泽东读了这段话之后，密切联系他个人当时的思想认识实际和国家的历史实际写下了一条长达361个字的批注：“此语甚精。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存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存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及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批注的字里行间隐现着毛泽东注重个人价值的思想观点，那时就提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三纲”是指封建社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笔者注)“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可见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己经萌生了反帝反封建思想，批注的文字也鲜明地表明了毛泽东对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制度的憎恶观念。

第二条批注。书上原文是：“……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若构造，若权利，与时俱增。于是传说足以阻革新之气，……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当是时也，各人又安有能力，用以生殖传衍，本旧文明之元素，以构新历史之实质耶?人类全体亦然。虽非历史所能证明，而以此卜论推之，知其不免于绝灭。征之物理学、恒星及太阳系统，皆当历生长老死之阶级。其生也，自他星体而分离，由是发展焉，成熟焉，经无量数之生活，而乃老衰焉，萎缩焉。若地球，若人类，亦莫不然。”读了这段简短的文字后，毛泽东又联系了国家、民族、社会、人民、人类、宇宙及他本人的思想实际写下了470字的批注。毛泽东在批注的开头就写道：“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看到书上的内容，就联系到当时的“中华民国”。紧接着，毛泽东又写道：“吾于此处之解释，亦如上文。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从上述等大量的批注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青年时代毛泽东读书的一大特点是紧密联系实际。24岁的毛泽东在读书求学时就心系祖国，心系中华民族，胸怀全球全人类，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明确提出了“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他认为：“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并主张“时时涤旧，染而新之”。年青毛泽东的宏伟抱负，人生追求跃然在读书批注的字里行间。

《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是一本纯修身理论读物。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棱讲授修身课时，曾将此书作为教材。毛泽东在听课和阅读该书的过程中，非常认真、非常下功夫，书上的天头、地脚等空白处几乎都写满了批注文字。先后批注了一万二千多字。绝绝大部分批注都是密切联系当时国家、社会、民族实际及他本人思想认识实际阐述他本人的人生观、伦理观、历史观、宇宙观等种种思想观点、见解和主张。它是毛泽东早年联系实际读书的一本难得的说明资料。

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已有专著介绍。笔者这里就择其两条来说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是怎样密切联系实际的情形。其他就不再赘述了。

二、延安岁月密切联系实际苦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

1920年，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加注意深入实际，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

1926年、1927年毛泽东在深入实际、深入到农民家中广泛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文章，就是他这一时期理论联系实际读书的产物。这些文章，密切结合中国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为开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后的几十年里，毛泽东一直坚持着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的有效方法。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

就是在这次演说中，毛泽东还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毛泽东是这样要求全党同志的，实际上他自己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时，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1935年，毛泽东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历史教训，更好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尤其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各种中外哲学著作的钻研更加勤奋刻苦。他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延安的艰难岁月中，毛泽东的日常工作异常繁忙，但他还是挤时间，下苦功，学习钻研马列主义著作。我们仅从保存下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过的并写有批注文字的马恩列斯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斯大林选集》等等。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密切联系实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对毛泽东在延安苦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的情况，斯诺在他撰写的《西行漫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我们从保存下来的图书中看到，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联系实际阅读批注、圈画过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主要有：《社会学大纲》(李达著，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初版)、《哲学选辑》(艾思奇著，1937年5月延安解放社第1版)、《思想方法论》(艾思奇著，1937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再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丁等著，沈志远译，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1936年1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1935年6月第3版，1936年12月第4版。)、《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乌里亚诺夫著，傅子东译，神州国光社1935年9月再版。)、《哲学与生活》(艾思奇著，1937年9月毛泽东摘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博古译，中国出版社1938年12月第1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上肇著，李达等译，昆仑书店1930年11月再版)等等。

在延安的岁月里，毛泽东是怎样密切联系实际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的呢?笔者在这里只以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为例向读者作一简略的介绍。《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有第三版、第四版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毛泽东都读过多遍。毛泽东曾说过，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他读过10遍。这两种版本，毛泽东不知读过多少遍。从毛泽东在这两种版本书上的批注文字、墨迹、笔迹颜色来看，读这两本书所下的工夫比读《社会学大纲》还要多得多，批注文字大多是七号行书毛笔书写，最长的一段批注文字有一千二百字左右。除极少数提要、概括、发挥及对原文观点的凝问等文字之外，绝大部分批注文字都是密切联系当时中国、俄国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等实际写下的表明他的思想认识、观点、想法和看法。笔者在这里只举读第三版一例来加以说明。原书第三版有一段文字：“资本主义体系和苏维埃体系之间的矛盾，当然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发生影响。经济的财政的封锁，信用贷款的拒绝，对于苏联‘倾销’的斗争，直接的反动攻击，干涉的准备等等—这一切，虽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反映出来，然是通过苏联社会主义之内的规律性，曲折的反映出来。国际资本阻害社会主义发展的程度，依存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强化的程度。……”针对这一段的文字，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物必先腐之，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是内的原因。西路军亦然。‘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九一八之不能抵御，原于一九二七年之失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与巩固，不决定于日本。国民党之不能照旧之变的存在，原于其政策与组成之弱点。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原于其内在的矛盾。阶级与政党之灭亡，原于其自身的条件。人之健病、生死，原于其自身条件。机械力推动物体运动，通过物体自身的可动性。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就这样，一段一段地读，一段一段地写批注文字。读完全书，全书空白处几乎写满了批注的文字。从上述这段批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人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由书上的内容联系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联系到红军和中央苏区、鄂豫皖的斗争，联系敌对势力和国民党，联系到九一八国难，联系到抗日统一战线，联系到干部政策和外交政策，联系到阶级和政党，联系到人的生老病死，联系到物体的机械运动，等等，联系的面、联系的范围很广。读书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就是总结的过程，就是再认识的过程。这样密切联系实际读书，就会事半功倍，收获很大。

在延安的岁月，是毛泽东联系实际读马列著作、读哲学著作收效最佳的时期之一。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全面透彻地分析中国革命斗争的现状，正确估计敌我双方的力量。以至做到对战争的领导，对战役的设计和组织，对战略和战术的制定，总是科学适当，用兵如神，出敌意外，使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败倒在中国人民的脚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这是毛泽东联系实际读马列、学哲学的显著成果，生动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不朽的著作，凝聚着毛泽东联系实际读书无限智慧和心血。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除了自己率先垂范带头联系实际学马列，读哲学，还组织相关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他首先把中央秘书处的秘书和干事们组织起来学习，每星期开一次讨论会，他亲自主持，参加者畅所欲言，谈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知识，并联系实际探讨工作和生活中的哲学问题。讨论会每次都开得生动活泼，大家都感到很有收获。这个活动，后来被一些高级领导同志知道了，他们也自愿地参加座谈讨论。人数逐渐增加，影响越来越大，有效激起人们学习钻研马列主义、钻研哲学的兴趣。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还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广泛地传播和普及，迅速地解决了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什么如此发愤攻读马列著作和中外哲学著作呢?郭化若同志在《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一文中说道：“在红军由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初期，有一位王明路线的积极拥护者一进江西，就在反‘围剿’问题上和毛主席争论。第二次反‘围剿’横扫七百里的辉煌胜利，本已证明他是错了的，然而他不但不认错，还给毛主席送上一顶‘狭隘经验论’的大帽子。毛主席后来偶然提到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应该把学习哲学作为把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的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毛泽东的言传身教，对延安时期推动广大干部学习和钻研马克主义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新中国成立，我国进入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这时候，毛泽东的读书重点也随之转移到经济学经典著作上来了。据我们的统计，这段时间毛泽东先后阅读过的马列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有：《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我们知道，这一时期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多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这两部著作。这里，笔者着重介绍毛泽东联系实际读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有关情况。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编写的。

这里，我们先向读者介绍1960年初，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过的一段很重要的话：“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作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0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0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7-1048页。)

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足以表明毛泽东读马列著作，学习研究马列著作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后，又在1965年12月重新提出写序问题。他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当时毛泽东特别提醒，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间是集中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在这一时期，他不仅自己读，而且还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读。他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这一时期他身边几种不同版本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用心读过，从种种批注的笔迹和批划的情形来看，许多篇章他至少读过五遍以上。这段时期，毛泽东联系实际读书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自己一个人读，随读随想;二是与其他的几个人一起读，边读边议，甚至展开讨论;三是在会议上与与会人员一起读，边读边想边讲。总之，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下了很多功夫的。为什么这样下功夫读这本书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便更好地指导当时国家的经济工作。无论对毛泽东个人来说，还是对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工作中，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实际问题，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怎么办?怎样统一大家的思想?当时，毛泽东的想法：就是读马列的书，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通过读马列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统一大家思想，来纠正思想认识上的一些模糊观念。

从1958年11月至1960年1月，毛泽东曾经多次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至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给与会人员。他在会议的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

在1958年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党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

1959年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开幕式上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都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

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所以，在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同时，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自己带头读书，还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与他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阅读和讨论，在读书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先后发表许多谈话。

毛泽东与陈伯达等人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参加当时一起读书的邓力群写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回忆：

“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4时左右起到9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2时、5时、6时开始读，到7时、7时半、10时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9时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苏州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为了不误读书，我们又乘夜车于星期一早晨赶回来。

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应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笔者注)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从下午6时读至10时，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朱德、邓小平同志所在的组。我问：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记录详详细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旁边，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泽东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主席读书的谈话记录和我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我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邓力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写的后记。《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037-1039页。)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毛泽东读这本教科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独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说这次读书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读教科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这次读书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观点。但又因为有了“大跃进”之后纠“左”的一段经历，因而同发动“大跃进”时又有所不同。

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始终贯穿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之中。他说：“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批评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说明量变中就有部分质变的道理。部分质变论，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但他重新提起并加以发挥，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不仅有哲学意义，还有实践意义。就像他所说的：“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关于如何认识事物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批评这本教科书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研究和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

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是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在于，在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指导社会实践的时候，不能以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如果这样理解，这样去做，就会出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要根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人们接受的程度。归根到底，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特别感兴趣、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不奇怪。从“大跃进”以来，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认为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长期并存，否则“就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他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这些观点，仍然反映了毛泽东急于过度的心态。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当时那种急于过度的情况，作过一些纠正。庐山会议反右以后，又有明显的反复。他是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是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为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另一个是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认为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小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毛泽东在谈话中，以喜悦的心情，说到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从社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应当说，毛泽东在称道一些“过渡”典型时，不是一点担心也没有。什么担心呢?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的深刻教训，他是深记在心里的。他既希望早一点过渡，又怕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他说：“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他反复叮嘱：“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人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侯，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尽管有这些话，但毛泽东对这种“过渡”的称道一传达，事实上就助长了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

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他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他的一个思想特点，并且用于指导实践。读教科书时，又反复讲这个问题。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是：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他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和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

价值规律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进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价值规律和计划需要割裂和对立了起来。他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的合理性，是不能说服人的，也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大跃进”之所以受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反了价值规律。

关于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是教科书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意教科书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他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说:“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是也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人民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种主要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对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个人利益有所忽略。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教科书的批评，并不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这是一个科学的创见，也可以被认为是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受到的启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长时间，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党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便提出这个论断。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提出来的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最早见之于周恩来一九五四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法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决议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一个优点，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仅对发展生产力，而且对发展文化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可归入工业，因而可不单独列出。)这次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科技现代化”，一直沿用了下来。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也谈了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来。”“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看法。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本书赞同性意见主要有两条：

第一，关于十月革命普遍规律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怎样的”，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这段话甚合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贯思想，无疑受到他的赞赏。他说：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由“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便“产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个观点同样深为毛泽东所赞赏。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革命手段”。这个提法好，不能不这样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既然是客观必然性，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不管你决议里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不过，毛泽东也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提出了他的疑问：“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重要问题是人的改造。”即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

那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又如何体现呢?可见，毛泽东虽然提出了这个极有意义的问题，也看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但是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结论都是值得讨论的。相反，毛泽东这时认为列宁“不正确的”观点倒是正确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引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惟其如列宁所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性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后国家才需要有一个相当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又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毛泽东认为，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的改造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不仅重申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认为即使共产主义建成后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性质也还没有变。与此相关联，他认为教科书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也“不确切”。因为“民主只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

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验，以他哲人的智慧，不时闪出思想的火花，发表富有创造性的意见。例如向共产主义过度及共产主义的阶段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多阶段说。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

毛泽东读教科书不仅提出政治经济学要接触生产力的重要观点，而且重申他在延安的思想。强调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1944年3月12日，他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谈话中说;“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什么?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1945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欢迎英国朋友林可边时又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他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还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但是新中国初期，重点却并未放在生产力上，所以，他在读教科书时谈话说：“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干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再如，针对教科书所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明确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竞争、强国剥削和奴役弱国等。”毛泽东旁批道：“事实上有。”而在教科书所述“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助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他又批道：“事实上也没有做到。”教科书写到中国情况则有不同。书中是这样写的：“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料，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毛泽东读到这里批道：“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体系，这既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体现，又是毛泽东世事洞明的远见，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说：“欧洲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另一方面，他又对“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保持着警惕，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包括工业和农业。特别是农业更要搞好，“吃饭靠国外，危险得很。”正是在他的富有独创和远见的领导下，中国建立起了自己的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其下册“社会主义部分”的评价为：“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方面，“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变动”。所说增加了苏共二十大“不少坏东西”、“有严重错误”是他认为书中的若干观点;所说架子“不太高明”是他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并且“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据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574页。)他的这些批评意见在观点上显然反映了当时中苏开始交恶的意识形态分歧，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出了“修正主义”。惟其观点不同，写法上也不能不出问题。其实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从概念入手即不先下定义，又涉及上层建筑特别他所举的“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那也是不好写的。

同时，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特别是，“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页。)毛泽东的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不经过一定的社会实践和反复的理性思考，是很难写出比较成熟的理论著作的。(以上有关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内容均引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一部分。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谈话既有对原著的具体赞同，也有对原著的具体批评，尤其是他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发表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意见。其中有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对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建设中的错误等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不仅当时，而且对现在的经济工作等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这次会议集中讨论的是计划问题和国际问题，还议了一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是1月4日晚上从杭州乘专列于次日凌晨到达上海的。17日闭会那天，他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上海会议结束后，1月18日，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27日到广州，在这里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这次与其他几个人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59年12月10日开始，到1960年2月9日结束，时间整整两个月。

从这一次几个人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60年代中后期，直到70年代，马、恩、列、斯有关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毛泽东还一次又一次地阅读。我们知道，1974年4月1日，苏联列昴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新排的大字本印出后，毛泽东还在一次又一次地翻看。后来国家有关方面还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这本工具书，70年代毛泽东也多次翻看过。

毛泽东一生注重读马列、学马列、运用马列、发展马列的丰富笃厚的实践，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的思想和实践、精神和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现实工作和建设事业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学是为了用，学了就要用，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用，用理论指导实践，用思想指导行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留给我们最基本的经验和最重要的启示。

毛主席床前的部分书籍

四、联系实际读《三国演义》

毛泽东用联系实际的方法读马列著作、读哲学著作，毛泽东还用联系实际方法读《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为这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古田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的思想，毛泽东不是泛泛讲许多的大道理，而是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启发和教育大家。毛泽东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星火燎原》选编之一，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在讲话，谈话和做报告中，常结合《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来说明当时的实际问题，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到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在谈到审干问题时，他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很高度的原则，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60年代，毛泽东还常引用《三国演义》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用他那独特的思维方法和独到的语言艺术，把自己置于听的人当中，平等相待，融为一体，因此，每次都能把深刻的道理用平常的言谈表达出来，收到新的效果。

1953年6月3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讲话中，在谈到必须重视青年干部的培训和选拔时，毛泽东向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三国演义》中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一段通俗的故事，把要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扶持选拔干部不能搞论资排辈，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的重要道理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人物，其中诸葛亮是毛泽东非常推崇的，也是毛泽东在著作和讲话中常常提到的历史人物之一。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我们的干部不要怕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三国演义》里，作者笔下的诸葛亮能够呼风唤雨，料事如神，成了智慧的化身，对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毛泽东的看法是：也不是“全人”，“总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说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谈话、讲话中联系实际引用《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的事，当时任毛泽东国际问题的秘书林克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57年春季，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书写了宋人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毛泽东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毛泽东说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毛泽东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毛泽东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秘书工作》1993年第11期第26页。)上面说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的这句名言，毛泽东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李锐也回忆说：“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啊!’引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会议后期批彭德怀，他又用彭德怀比张飞：‘有张飞之粗而无其细’。可见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熟悉，时常信手拈来，皆成文章。”(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辽宁画报出版社2007版，第27页。)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重联系实际问题，从中寻求启示。他常常“以既定的思想水平和历史观点来评价作品所描绘的内容，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这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一个特点。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说过：“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毛泽东用“唯物史观”这个锄头，去挖掘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中国历史小说，从而独辟蹊径，探寻出新的思想，得出新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不是说明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也没有”。(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132页。)

在延安时，毛泽东经常在文章、书信、谈话、讲话和报告中谈及《三国演义》，用《三国演义》中的话或故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1936年9月8日，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他引用《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句名言，来说明“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全国抗日运动推动下，在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但予以拒绝，反而更加倒行逆施的情况下，在西安软禁了蒋介石，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了当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人主张无限期地监禁，有人主张公开审判，更有人主张把蒋介石杀掉。而中国共产党从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宽大处理，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了说服当时党内外的同志，毛泽东就引用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他说：“杀掉蒋介石很容易，有一把刀一下子就杀了，可是脑壳只有一个，杀了就安不上了。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的，病死的，战场上打死的;有站着死的，坐着死的，躺着死了……蒋介石也是要死的。但是中央主张现在不叫他脑袋搬家，因为杀了他就没有戏唱了，这是对抗日不利的。何况杀了他，还会有蒋介石第二、蒋介石第三……中央也不主张把他关起来，而是主张把他放了。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七擒七纵，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董志英：《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3页)1937年7月，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实践论》中，他又用《三国演义》中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动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1956年3月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所作的指示中，又一次引用《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说明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要妥善解决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关系。修理和服务行业过于集中，群众不满意，就需要适当地分散和多设一些点，以方便群众。

《三国演义》第49回有“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保?”一句话。1958年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来说明人的忧患与生俱来。

人民公社这一社会组织形式，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一种尝试。为了纠正已经出现和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减少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之前，向全党连续发了四封《党内通信》，反对当时全国各地盛行的浮夸风等“左”的倾向。在上海会议上，与会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着重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大家看看《三国演义》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策谋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攻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意思是希望各级领导作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不少干部认真阅读了郭嘉传，从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头脑发热、脱离实际等错误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在今天，对于我们指导各方面的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说到毛泽东爱用《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故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还有这样一件事：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在四届人大将要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为了说服中央委员能够同意他的建议，不要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再提设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用三国时代的历史故事启发大家。毛泽东说：“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要把他放在火上烤。”接着，毛泽东又说：“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皇帝，你们也不要做孙权。”(龚坤祥著：《毛泽东，信步危难》，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毛泽东生前阅读过的《三国演义》，现在也都还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随着《三国演义》在我国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流传，毛泽东联系实际读《三国演义》的种种佳话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毛主席平时读书所坐的沙发以及他读过的书籍

五、联系实际读《三国志集解.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集解》是毛泽东生前很爱读的一部古籍线装装书。这部书，毛泽东读的多、批注的多、评论的多。笔者这里只向读者介绍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魏书·张鲁传》时联系实际写下的两段长长的批注情况。

说到毛泽东运用联系实际方法读历史，这里再向读者介绍毛泽东1958年12月8日和10日在湖北武昌读《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第42——45页写下的两条长长的批注。

据史书记载，张鲁是东汉末年天师道首领，沛国丰人(今江苏丰县人)。祖父张陵(一名张道陵)，是东汉末五斗米道创始人。凡入道的人必须出五斗米，故又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其子张衡行其道。张衡死后，其子张鲁复行其道。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张鲁任益州牧刘焉的督义司马，率众攻取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他以教中“祭酒”管理地方政治，并在各地设立“义舍”，又置“义米”、“义肉”，过路者能吃多少就拿多少。犯法者，原宥三次，然后用刑。有小过者则修治道路百步。所建政权继续约三十年，并被东汉政府任为镇夷中郎将、汉宁太守。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汉中，他退避入巴中(今为四川)，不久投降，又被任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毛泽东在读《张鲁传》时密切联系实际先后写了两条比较长的批注。

第一条批注是1958年12月7日在武昌写的，批注的全文是：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中下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清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第二条批注是在第一条批注之后的第三天，即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写下的，批注的全文是：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毛泽东在第一条批注中说到的摩尼教是指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宗教，该教是以光明与黑暗为善与恶的本原。公元七世纪末传入中国。1120年的方腊起义，即信奉摩尼教;杨么是南宋初年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首领。名太，龙阳(今湖南汉寿)人。他继承钟相起义，有众二十万人。后为岳飞击败，牺牲;钟相是杨么前的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领袖，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他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有众数十万人。后被孔彦舟袭败，牺牲;明教是由摩尼教发展而成的宗教，崇拜日月，认为光明必战胜黑暗。该教组织多次农民起义;红军，也称“红巾”。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等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以红巾为号，称红军。韩山童牺牲后，刘福通拥立山童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兵败后归朱元璋，病死;徐鸿儒是农民起义领袖，明山东钜野人。明天启二年(1622)，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起义失败身亡;唐赛儿是明初农民起义女领袖，山东蒲台人。永乐十八年(1420)发动起义，失败后不知所终;白莲教是混合佛教明教等内容的宗教，崇尚光明，起源于宋代。清代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1805),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十八年十九年(1813-1814)冀、豫、鲁有林清、李文成的起义。

毛泽东第一条批注一共是892个字，第二条批注是528个字。这是毛泽东读历史书籍过程中写下的最长的两条批注。不仅批注的文字最长，而且联系实际的人和事物最多，涉及的人物有古代的，近代的，时间跨越近两千年。

从毛泽东的批注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毛泽东读史、谈史、评史、论史，始终坚持贯穿一条主线，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人物，看待历史事件。正如毛泽东在批注中所写的：“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从这两条长长的批注，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读历史是怎样把历史与现实社会、把“昨天”与“今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毛泽东联系实际读书方法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毛主席视察黄河

六、一生心系读母亲河——黄河这部“无字之书”

是受郦道元、徐霞客游历实践和精神的启示呢，还是读“无字之书”心情的激励呢，毛泽东一直有考察长江和黄河的念头。长江和黄河多年来一直在毛泽东宽阔似大海的胸间和心里流淌，他曾朝思暮想依恋着长江、眷念着黄河。据有关的记载，毛泽东63岁时首次横渡长江，73岁时又渡长江。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先后在长江里畅游过17次之多。他喜欢滔滔长江水，喜欢长江水深激流，喜欢躺在辽阔的江面上极目数天舒。他从心里赞美长江，赞美只争朝夕滾滚不息东流的长江水!

毛泽东读祖国的母亲河——黄河这部“无字之书”更是情有独钟。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毛泽东对黄河为什么这样情深意长呢?为什么一直心系黄河呢?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心中，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与他与中国人民是同种同宗的患难兄弟。他们在一起吃苦，一起抗日，一起打国民党蒋介石。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黄河的事，直到70年初，在这十几年当中，他老人家一次又一次一共有近十次谈起黄河的事。1959年12月26日，这一天正好是毛泽东的生日。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中谈到转战陕北的事，很自然说到了黄河。毛泽东说：“延安我是一定要回来的，也一定要打败胡宗南，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当时刘戡的部队一直追我们追到了黄河边，可惜呀，我只老远看了一眼黄河。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拯救过中华民族的危急。我们是结下了美满姻缘的。”

“47年10月，我在黄河边搞农村调查，住在佳县的神泉堡，这个县城在高高的山顶上。我有时上山从那里看黄河。黄河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壮观的很哩，汹涌澎湃，从我脚下流过。”“有时我沿山间小路走，一直下到河边。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因为我没治好它身上的千疮百孔啊。我还没驯服黄河，让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黄河的情喽。”

“48年3月宜川大捷，我们打败了胡宗南。我们行军到川口，要从这里过黄河。水流急得很，还有冰块哩。我这次没能到激流中去试一试水。面对咆哮的黄河，我是坐渡船过去的，不是游过去的，可惜呀”

196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写字，一边写一边念：“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反复写，反复念，仿佛从中读出点什么似的。

“我怎么能忘了黄河呢?”“52年我去视察了黄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

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的时候，已年过古稀的毛泽东一天下午游泳回来，吃完了晚饭，他说：“我想去黄河”，“我想搞点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埌、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大家都骑马去。”“我们要沿着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他在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到了8月初，国际形势突然发生变化，8月5日美国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走上了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道路。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这个声明稿时写下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349页。)

直到1972年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还说：“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以上参见吴旭君：《毛主席的心事》一文，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51—659页。)

毛泽东苦恋了大半辈子的是黄河，一生未了的情缘是黄河，终身没有读完的一本无字的大书也是黄河。是的，黄河这本无字的大书，毛泽东一生欲读而没有读完。但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还那样地无所畏惧，不顾重病在身，还那样执著地追求一个他日夜思念的要为中国人民造福的美好目标;还那样执著地追求实际知识、在广阔天地里读“无字之书”浓烈愿望，人虽老了，却雄心犹在，这是令人景仰的!

生命不息，日以继夜读“有字之书”不止;耄耋之年，重病缠身，读天下万事万物、读长江、读黄河“无字之书”雄心犹在。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读不倦的“有字之书”，没读完的“无字之书”，这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作者系毛主席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本文节选自作者撰著的《毛泽东读书十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2023年9月第7次印刷，第24—71页、第387—389页。这里刊发，作者对全文中的个别明显不严谨、不妥当的文字作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