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侦察与反侦察以及无线电密码破译与反破译，是现代战争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其成效对于战争成败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当事人和见证者的回忆和见证的梳理，再现任弼时同志在战争年代亲自抓无线电台工作等方面的史实，以缅怀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自己一切的杰出革命家和政治家。

“无线电侦察小分队”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6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3军取得联系。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于8月7日率领红6军团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与红3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两支部队会师后进行整编，红3军恢复红2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2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红2军团、红6军团会师后，在任弼时、贺龙等人的领导下，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等地挺进。11月7日，占领湘西永顺县城，随之在永顺县城以北的龙家寨打垮湘西军阀陈渠珍三个旅，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其中包括当时极其珍贵的电台。

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副部长的萧荣昌，于1933年5月被组织上调去“学习无线电报务、通讯技术”，“毕业后就在电台工作”，“始终跟随任弼时政委在他直接领导的侦察分队工作，一直到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弼时带我们分队移交中央军委二局合并为止”。据萧荣昌回忆，当年，任弼时高度重视无线电侦察工作，“把电台当宝贝”。1934年10月，红6军团、红2军团两军会合后不久，打了第一个胜仗——龙家寨战斗，缴获了第一部电台，这促使任弼时决心组建无线电侦察小分队。1935年1月，侦察分队成立。“从无线电大队挑选了一位经过考验、觉悟高、技术全面的张有年同志为队长，并选送四位精干的报务员，正式组成这支侦察小分队”，萧荣昌就是小分队报务员之一，“分队直接由任弼时政委领导，与机要科是一个行政编制，并任命机要科长龙舒林同志兼分队政委，行军宿营都紧随任弼时政委”。

任弼时

任弼时对于无线电侦察小分队的人员和器材采取严格的保障措施。“挑负机器的运输员，是从部队挑选身强力壮的战士担任。同时专配一个武装监护班保卫侦察分队安全”。由于电台工作的特殊性及其工作人员劳动强度大，所以任弼时尽可能从生活上给予他们当时力所能及的关照。“为了保证和鼓励同志们努力工作，除给侦察分队专配马匹、选配能力强的司务长管理生活外，任弼时还敢于打破常规，给无线电技术人员规定特殊津贴。当时在生活待遇上红军的口号是‘官兵一律平等’，可是任弼时规定单独发给我们每个报务员七元至九元不等的光洋津贴。那在当时就很了不起了，一般红军战士都是没有钱的。另外，还给我们夜餐费。”萧荣昌回忆道。

任弼时非常重视争取敌军电台工作人员弃暗投明以及被俘的敌军技术人员为我所用。有一次，在忠堡歼灭战打响之前，经任弼时批准同意，红军向被包围的敌41师电台发送了一份明码电报，明确告知对方如果保存好电台，可以受到红军的优待处理。战斗结束后，红军缴获了两部完整电台，而且备用零件一件都不少，而敌电台工作人员在经过教育和争取之后全部参加了红军。这些人当中，除了在长征中牺牲的之外，多数成为我军的通信业务骨干，其中一位在解放后还担任了国家邮电部副部长。

在任弼时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下，红军的无线电台及其工作人员队伍日渐壮大。“红2、6军团会师时，只有6军团有两部电台，会师后调给2军团一部。到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时，红二方面军的电台已发展到八部，这主要应归功于弼时同志”。

亲自给予技术指导

1933年5月，中央决定任弼时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从事无线电业务的江文奉命带一部电台随任弼时到湘赣军区工作。在任弼时抵达湘赣军区之前，湘赣军区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中革军委的通报和当地党政机关侦察员的报告，不仅速度慢，而且有时候还会误传。任弼时抵达湘赣军区之后，决定开展无线电侦察工作，并亲自给予技术指导。他要求先把“围剿”湘赣苏区的敌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和进攻湘赣的主力第1纵队刘建绪及其所属六个师的电台联络情况搞清楚，对第2纵队三个师也要注意，把他们的往来电报收下来，还必须搞清楚电报是谁发给谁的。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将收到的电报送到任弼时那里，大家一起研究破密问题。在将敌人电台的主从关系搞清楚之后，任弼时指示：敌人上下级之间发报，一般有固定的格式，掌握了它，对破密有利，比如刘建绪给何键的电报开头可能是“西路军何总司令鉴”，最后可能是“职刘建绪”和日期、时间。我们可用先破两头后取中间的办法试试看。明码电报本上的常用字你们要熟记三至四千个，为破密打好基础。在任弼时的直接参与和具体指导下，大家很快就破译了敌人的一种密本，掌握了大量情报。

无线电侦察工作卓有成效，对于红军打胜仗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江文的回忆，沙市之战红6军团取得歼敌15师之43旅，毙敌六百余人、俘敌一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并俘虏敌旅长侯鹏飞的重大战果，“就是因为我们战前侦破了敌人电报，掌握了该旅经过沙市的时间，预先选择有利地形设伏和打援取得的”。后来“在湘鄂川黔无线电侦察工作有了新的发展，龙家寨、陈家河、桃子溪和忠堡歼灭战等，也都是在无线电侦察中获得情报，打了胜仗”。1935年8月，红军主力出击到津市地区，“总指挥部驻在大堰挡。傍晚我们破译了敌机次日凌晨要轰炸大堰挡的电报，弼时同志立即向贺龙、关向应首长建议总指挥部机关转移，当晚我们向西转移了几十里。第二天早晨敌机围着大堰挡狂轰滥炸。如果没有侦截敌人电报，后果不堪设想”。

“从这里表现了弼时同志对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计划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中央与红6军团、红2军团联络的电台和密本都随朱德总司令跟左路军行动。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对中央红军随左路军行动的电台和密本严加控制，因此，红2军团、红6军团一度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络。对此，任弼时非常焦急。

1935年8月，任弼时与红2、6军团领导人在湖南澧县合影。站立者右起：任弼时、关向应、李达、贺龙;前坐者为王震。

根据任弼时的要求和指示，电台工作人员日夜呼叫并寻找中央的电台。多年之后，江文对这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1935年9月29日，我们呼到一个电台，音调和报务员的手法都很像中央原与2、6军团联络的电台，我们误认为与中央恢复了联络。该台告诉我们有报可发来，我们就将弼时同志致周恩来同志的一份电报发过去了。第二天对方就以朱(德)张(国焘)署名来了回电。弼时同志看后问我：你联络的确实是中央的电台吗?我说：在通报过程中没有发生可疑情况。他说：是呀，密本也对呀，可是我给恩来同志的电报为何由朱、张来答复呢?向中央报为湘鄂川黔省委组成名单为何也由朱、张来批复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情况变化很大呀。你们继续保持与朱、张电台的联络，要注意观察，这事只能由你自己掌握。弼时同志警惕性很高，他对此是有疑虑的。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电台是在张国焘的控制下与我们联络的。”

一直到1936年1月，红2、6军团才跟中央电台恢复了联络。此时，任弼时、贺龙等人才知悉中央已到陕北，朱总司令及红一方面军的一部留在红四方面军，与红2、6军团联络用的密本留在了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挟持朱老总、另立中央搞分裂活动并坚持错误等情况。在消除了疑虑的同时，任弼时、贺龙等红2、6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提高了警惕。因此，当张国焘来电询问红2、6军团是否与陕北有联系时，任弼时等人很策略地回电：“与陕北台尚未叫通。”出于对密码可能被泄露、不利于红军团结等因素的考虑，陕北中央电台暂停与红2、6军团的直接联系，此后双方的电报均经红四方面军转发。1936年7月2日，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任弼时立即指示电台工作人员去红四方面军索取与中央联络的呼号波长，他本人则亲自找朱老总要密本。当天晚上，红2、6军团就与中央再次恢复了直接联络。随后，红2、6军团收到了中央连续发来的三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其一是中央决定成立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除辖红2、6军团外，红32军(原红9军团)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其二是中央给任弼时的一份亲译电报，内容主要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持斗争，又要讲团结，推动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其三是8月30日电令红二方面军向甘南进发，开辟甘南根据地，以紧密联合东北军，逼蒋抗日。

此时，张国焘虽然已经取消另立的“中央”，但是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在送给红二方面军一些慰问品的同时，又送来了一批反对党中央和分裂红军的小册子。任弼时出于对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坚强信心，出于对党的铁的纪律的一贯忠诚遵守，当即下令烧掉了这些小册子，并且忠诚地履行了中央给他的“亲译电报”中赋予他的“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持斗争，又要讲团结，推动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使命和任务。

任弼时

任弼时到红军总司令部，与大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长谈、深谈。为了帮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了解事实真相，任弼时再一次发挥了无线电台和无线电报的作用，傅钟回忆说：“这天晚上，弼时同志没有再说什么，只要我明天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红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有不少重要事情，但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

任弼时耐心细致而诚恳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一大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了解了事实真相，受到了教育，并积极主动地在部队中进行了团结一致和维护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正因为如此，所以195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其纪念任弼时的文章《我们要这样来学习任弼时同志》中高度评价他：“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严重的斗争和考验，从这里表现了弼时同志对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表现了他的伟大共产主义者的崇高品质和坚定立场。”

“在解放战争中敌人始终没有破译出我核心密码”

解放战争初期，无论是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还是后备资源亦或外来援助方面，国民党都明显地超过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的对比为3.4∶1。国民党军队接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装备，又得到了美国政府庞大的军事援助，而人民解放军主要是缴获日、伪军的武器。双方在无线电领域也悬殊很大，国民党方面收罗了大批专家和研究人员，包括日本侵略军的专家、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美国专家。他们在南京和各个战略地区都部署了专门针对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侦测机构和密码破译机构，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其中有日式的、美式的，甚至还有一些苏式的无线电侦测仪器。因此，无论在党内外还是国内外，不少人对于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能否打败国民党持怀疑态度。

1946年，任弼时在延安。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解放战争初期还是解放战争进行之中，鼓舞、激励我军民士气、坚定我军民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必胜信心就非常重要。而此时任弼时不仅参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战略策划、决策指挥西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而且在转战陕北中兼任中央支队司令员，主管整个直属队的工作，同时协助周恩来主管电讯联络和密码通讯工作，因而鼓舞我军民士气、坚定其必胜信心乃是任弼时等人当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曾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兼政委、中央军委总情报部副部长等职务的戴镜元在其《缅怀敬爱的任弼时同志》一文中回忆了相关情况：“弼时同志和周副主席对二局工作和二局同志非常关心……他们对二局工作还有一个极形象的比喻说明科学技术加无产阶级的政治就会有无限发展前途。他们说，敌人的技术有发展，愈是在战场上失败，愈会在技术上图改进，以图延长挣扎，但他们政治是腐败的，政治制度是没落的，妨碍他的科技发展。如果说敌人的技术正五十分的话，他们的政治是负五十分，正负相加等于零。而我们的技术可以发展，再抓住敌人技术上的漏洞，我们是正五十分;我们又是无产阶级政治，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先进的，有无限生命力的，加上同志们自觉革命，为人民工作，这样，也是正五十分，两项相加是一百分。所以说，我们必胜，敌人必败。”

当军委二局工作出色、取得优异成绩时，任弼时总会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1947年1月12日，任弼时又一次和朱德来到距离延安六十里路的安塞——军委二局所在地慰问，“那时没有汽车代步，他们不顾山路崎岖难行，策马前来，从延安出发，两三个小时才到……我们的办公室分散在山沟里，每个办公室相距几里地，羊肠小路，连马都不能骑，只得步行。他和朱总司令走遍了每一个办公室，亲切地看望了所有的同志，听取了工作汇报，直忙到晚上六点多”。任弼时热情洋溢地称赞大家：“你们住在安塞，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与你们的工作是天天见面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在前线打仗的同志也常常夸奖你们，这是你们的光荣”，“去年你们的成绩和进步特别显著，今天总司令和我特来慰问你们”。他们的慰问和表扬对二局同志及其工作以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针对军委二局部分工作人员身体病弱、难以长期持续工作，1947年11月14日任弼时专门致函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建议对这些人员实行休息制度、发给健康补助费。信函中说：二局一部身体病弱人员，“须实行一种休息制度以利长期工作，除每年能给以一定时间(如一个月分两次)之休息外，对少数基干体弱者决由中央及军委给以特别健康补助费，受补助者确以身体最弱，确须特加照顾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的同志。并不机械以职位为标准，打破二局传统的平均主义。经与戴同志初步商定在三交约有四十五名左右(河西除外)，拟每月每人补助三斤小秤的猪肉，从本年十二月份起每月上旬按市价由特会科付款……”多年后，戴镜元对这段经历仍铭记于心：“……建立休息制度与给予特殊补助的办法，这些都是弼时同志自己的想法。他对同志们对别人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这不是形容词，而是我的切身感受。”

任弼时

更为重要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亲自抓无线电业务工作并且卓有成效。针对解放战争初期个别电讯机要人员违犯工作纪律，致使我部队密码一度被国民党方面侦破等情况，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研究了在战时情况下无线电通讯保障和密码保密问题，并亲自审定了各种应急方案，严令各级军政首长亲自掌管，确保万无一失。曾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务的罗青长在其《解放战争中隐蔽战线的领导者——记任弼时同志转战陕北大事一件》一文中回忆说：“获悉蒋介石每天靠空中侦测的情报来判断我军的动向，制定他的作战计划时，弼时同志协助恩来同志曾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和九月，先后在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葭县(今佳县)的神泉堡两次召集机要业务会议，研究对策。这两次会议，根据我对敌空中电讯密码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弼时同志协助恩来同志亲自动手，日夜辛劳，反复研究验证操作并同有关机要工作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正确的密码方针和通讯联络方案以及严格的保密制度”，“这两次极为重要的机要业务会议的精神，由中央前委通令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正因为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亲自指挥、忘我工作、无私奉献，所以在敌我双方无线电侦察和密码斗争中，国民党一如其在地面战场上也打了一个大败仗。罗青长曾回忆说：“1949年4月，我军解放南京后，在接收伪总统府对我党我军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的档案中证实，在解放战争中敌人始终没有破译出我核心密码，这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成功的范例，在现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任弼时同志在战争年代亲自领导并无私奉献于无线电台工作的点点滴滴及其承载的伟大功勋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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