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远不只是为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难那么简单

——从毛主席安排毛岸英同志做“第一名知青”讲起

陈德勇

一、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的是培养亿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话，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为此，毛主席认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并且，毛主席身体力行，让自己的儿子成为走这一道路的带头践行者。

1946年，为了让从小在苏联长大的爱子毛岸英适应中国革命的环境，毛主席把刚刚回国的毛岸英送到农村，拜当时最有名的延安劳动模范吴满有为老师，去当农民。主席对毛岸英说：“虽然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去农村拜农民为老师，在这所农村大学里，你能学到之前课本之中学不到的很多知识，你看好不好？”毛岸英深知父亲的良苦用心，服从了父亲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茧，才从“农业大学”毕业。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指导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二、知青通过在农村的刻苦锻炼，确实能够成为健康的、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从50年代底开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志愿报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2009年9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以及2019年9月再次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邢燕子，就是1958年回到了农村家乡，成为一名光荣的知青；同样于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的天津宝坻县知青侯隽，是1962年插的队。在这些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广大城市青年纷纷报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4年，中央书记处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进一步明确提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首次以中央的名义专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出的文件，也是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培养“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联系起来。此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并从60年代初开始，逐渐在全国达到一个新高潮。

知青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而对一件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同的人总会站在不同的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现在，一些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产物，显然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是毫无历史事实和依据的！

之所以有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视为“文革”的产物，主要根据就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在全国掀起高潮。这一阶段从人数上来讲，确实是比较多的。如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这一阶段之所以成为上山下乡的高潮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所决定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内环境稳定、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改善等原因，使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现井喷式增长。而在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普及，受教育人数急剧增长。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这部分人大多开始步入青年。在当时情况下，客观上我国国内城市工业基础还相当薄弱，客观上难以安排这么多的青年在城市就业。因此，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就成为必然选择。但如前所属，这绝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让城市青年走进农民群众，了解国家的困难，建立群众立场和感情。

然而在“文革”开始后，1966至1967两年，国家并没有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致使中央《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万知青的任务，被集中到1968年后安排。而一些抱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无视这些历史条件和事实，把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产物，是毫无道理的，更是别有用心的！

三、革命事业接班人需要逐代过渡传承，更是需要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其真正的价值

一项伟大的战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其历史价值，且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晰。接班人问题，需要逐代过渡传承，更是需要在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其真正的价值。党的十八大后，当年的知青逐渐进入高层政治舞台。据官方统计，十八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一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有过知青经历，占比28%；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则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层中知青占比也相当高。这种比例，是任何一个群体所没有的。正因为有如此多的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参与高层决策，才有了“两个三十年不能分割”的正确判断，才有了“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回归，才有了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的全面胜利，也才有了毛泽东思想及其灵魂逐步得以恢复和巩固的氛围。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人类的一项千秋伟业，不仅需要一大批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和实干精神的带头人和社会精英，更需要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普通人的价值认同和行动支持。而全国1700多万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无疑是当今这一队伍中的强大生力军。回想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后，不仅在毛泽东时代苦干、实干、加巧干，迅速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而且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面对下岗失业的困境，仍然识大体、顾大局，没有气馁、没有躺平，他们用插队时期培养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品德，默默地背起行囊，开始了自己重新创业，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

四、上山下乡的生活培养出了知青百折不挠的精神品格，给了知青无穷的精神财富

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场，由于有着和群众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为基础，继续心系百姓，成为老百姓称赞的“清官”、“好官”。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偶然，而是与知青特殊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其他群体的最明显区别，就是从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维和城市意识，使他们比之纯粹在农村长大的人眼界更为开阔；而对最底层老百姓艰难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养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长大的人所不及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对这部分人的成长过程影响是巨大的。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的那样，“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苦难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多数知青都是在二十岁以前就开始插队的，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刻。他们通过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不仅体会到基层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与老百姓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这极大地影响到以后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正像一位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干部所讲的那样：“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会走得太远”。农村生活，使他们学会了面对实际，也学会了克服困难，培养出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在未来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的那样：“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

由于大多数知青与高层领导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和情节，使这部分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诚心的价值认同者和最坚定的拥护者。同时这部分人亲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全过程，几十年的生活磨炼，使他们在是非判断过程中，少了年轻时的冲动而多了成熟者的理性。这也是这部分人成为“毛泽东热”的积极推动者的重要原因。

五、毛主席考虑的只有人民立场和革命需要，没有个人利益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除去为民族、为人民艰苦奋斗外，别无他求。尽管在这种奋斗过程中，有过曲折和失误，但对于毛主席来说，他考虑的只有人民立场和革命需要，没有任何个人利益。正是因为如此，就像恩格斯悼念马克思时说得那样，毛主席一生没有一个私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不少曾经不理解毛主席的老同志，看到了毛主席的伟大及自己的短浅。因此才有了王震将军“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50年”的感慨，才有了罗瑞卿将军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天安门前对着毛主席像虔诚地敬礼，才有了许多高级领导人晚年因自己对毛主席误解而万般忏悔、痛哭流涕。

对于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远见和实践道路，在当时自然也会有人持有异议。特别是毛主席逝世后，一些抱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迎合某种政治潮流，对此进行了无情诋毁和恶毒攻击。然而今天，当我们看到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陆续推出正风肃纪、高压反腐、扫黑除恶等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举措后，才能更加深刻体会到，社会实践和历史才是真理标准的最好检验器，才能进一步看清毛主席当年战略部署的无比英明！

因此，知识青年昂首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党、我们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因而毛主席离开我们越久，我们知青越是思念毛主席，感恩毛主席，歌颂毛主席，永远铭记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作者陈德勇，男，1956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1976年下乡昭乌达盟知青。1988年毕业于大连大学会计学专业，高级会计师；先后担任大连第五建筑公司财务处长、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以及大连第四建筑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建工局大连麦克轻钢彩板公司总经理等职。2017年担任大连知青联络总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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