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例研究，乃是军语，指对战争、战役、战斗实例进行分析和探讨的活动。作为军事大家，毛泽东非常重视战例研究，或从中汲取经验战法，或以之说明理论原则。1963年11月上旬，解放军总参谋部召集编写战役教材准备会议，叶剑英元帅精辟指出：

毛主席向来是重视用战例来教育干部的。他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中指出：“现在我军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平时，他们赞成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但到临战，则往往不能应用这一原则。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必须详举战例，反复说明这种作战方法的好处，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毛主席的著作，是运用战史、战例说明理论原则的典范。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为了说明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道理，详举了春秋时的齐鲁长勺之战，还列举了七个闻名的古代战例；为了说明慎重初战的原则，详举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一至五次反“围剿”的详细情况和经过。毛主席不仅重视中国古今战史、战例的研究，而且还重视对外国战例的研究。（见《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3月版）

叶帅此言不虚！毛泽东重视对外国战例的研究，尤其重视对拿破仑战争的研究。

一、“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

清末民初，大西洋两岸有两个历史人物在中国政坛、学界享有隆誉：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一个是法国的拿破仑。时人译介拿破仑时，字里行间尽是推崇。1903年，上海益新译社、文明书局分别发行两种题为《拿破仑》的传记，前者“译序”盛赞：“古今之英雄，孰不推拿破仑为第一？稍知学问者，无不震之于拿破仑之名。”文中溢美：“至若开十九世纪文明之时代，而为地球第一人，……以其骇绝之天才，骇绝之勇气，骇绝之精励，遂登万乘之皇位，而握全欧之霸权，以穷人生之光荣者，非拿破仑第一其谁欤？”后者的“传序”寄望于中国出拿破仑：“中国人心之不振久矣，医国者无术以唤之起，不得不借助于人。拿破仑其扁鹊乎？”

正是在举国推崇拿破仑、寄望中国出拿破仑式人物之时，毛泽东渐渐接触拿破仑事迹。至1910年秋，他相继在韶山附近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这期间，读到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叫《盛世危言》的书，作者是郑观应，书里讲社会要改良，毛泽东非常喜欢。”（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对于拿破仑行事，《盛世危言》有过评述：“征诸西史，罗马之提挈群豪，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或数传覆袭，或及身俘虏。” “嬴秦之暴，罗马之强，拿破仑之悍鸷，其残民求逞，倏忽败亡，亦固其所。”书中还写到一个细节，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后，要求普鲁士赔偿巨资，普方哀求减少一点，拿破仑不但峻拒，还出言嘲弄：“汝德人何敢与我战乎？”因此，毛泽东一方面感觉拿破仑是个厉害人物（“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一方面又有不足（“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

1910年秋，毛泽东进入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读书。期间，他从同学萧子暲（即萧三）手中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对彼得大帝、华盛顿、拿破仑、俾斯麦等人事迹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佩服之情油然而生，还书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勉做拿破仑式人物，走拿破仑式道路以实现国家振兴，一度是少年毛泽东的内心“小秘密”。

随着个人革命征程步入坦途，随着中国革命胜利影响全球，毛泽东开始公开分享自己曾经的“小秘密”：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讲话，感慨万端：“我们那时候长得很大了，还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和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谈话，不无自嘲：“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

1968年11月28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爱·弗·希尔，直抒胸臆：“小时候信孔夫子的封建主义，后来进了学校就信资本主义，觉得华盛顿、拿破仑了不起。”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畅谈，意味深长：“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

虽然对拿破仑非常崇拜，但毛泽东也能一分为二。1913年11月15日，毛泽东时为湖南第四师范预科学生，修身课上郑重记录老师杨昌济观点：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拿翁者，拿破仑也！此时，毛泽东已经对拿破仑有个总体评价：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

对于拿破仑“及身俘虏”“倏忽败亡”，毛泽东认为可为后世鉴！1916年7月25日，他致信好友萧子升，感慨袁世凯及怂恿袁氏称帝的杨度等8人不能以历史为鉴，身败名裂：

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1917年秋，毛泽东阅读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鲍尔生所作《伦理学原理》一书，信笔批注：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对于外国历史，毛泽东最关注法国大革命史，其间“事态百变，人才辈出”，而最杰出的人才，当然是拿破仑！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当面告诉法国朋友：“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史，主角当然是拿破仑。

二、“拿破仑躏蹂德意志，分裂他的国，占据他的地，解散他的兵”

1919年4月，商务印书馆推出《拿坡仑》（即拿破仑）一书，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该书为学生课外必读书。一时之间，中国大地上好似出现了“拿破仑”造神热潮。毛泽东耳濡目染，对于拿破仑更加神往。

对于拿破仑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毛泽东有过精辟总结。1968年5月24日，他会见几内亚、马里联合友好访华代表团，如此点评：

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开始了。但这个革命失败了。后来，就是帝制，拿破仑上台。以后又有几次曲折，时而共和，时而帝制；有革命，有复辟的，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的第二共和国。

对于拿破仑战争，毛泽东早年就很注意“执因果而看历史”。1919年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第2号发表时事短评《高兴和沉痛》，高屋建瓴地指出：

一千八百年至一千八百一十五年，拿破仑躏蹂德意志，分裂他的国，占据他的地，解散他的兵。普王屈服，称藩纳聘。拿破仑何等高兴。……虽然，拿破仑不第高兴，又含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千七百九十年，德奥为巨擘的神圣同盟军，深恶法国的民权自由，几度蹂法境，围巴黎。结果遂崛起拿破仑，而有躏蹂德国，令德人头痛的事。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联系，不可分开。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拿破仑》。

毛泽东认为，1789至1790年间，德（实为普）奥为主（“巨擘”）的反法同盟（“神圣同盟军”）干涉法国大革命，“几度蹂法境，围巴黎”，才会导致1800年至1815年间“拿破仑躏蹂德意志（笔者注：含普鲁士、奥地利），分裂他的国，占据他的地，解散他的兵”，迫使“普王屈服，称藩纳聘”。就是说，拿破仑对德意志（含普鲁士、奥地利）战争，不能算是非正义战争，而是对德意志侵犯法国的反击。

三、“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这样好一点啊”

1938年3、4月间，为了研究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精读了普鲁士军事大家卡尔·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每天读了多少页，他都有过记录。此后，他又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集体阅读这本书，还请懂德文的何思敬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讨论一章。

克劳塞维茨参加过欧洲反法同盟对拿破仑战事，他是在研究了1566年至1815年间所发生的130多个战例，尤其是拿破仑战争经验教训，才写成大作《战争论》。在精读《战争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拿破仑战争全程更加烂熟于胸，对其军事指挥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根据参加过《战争论》读书小组的莫文骅回忆，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说过：“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

至于拿破仑战争成败利钝，毛泽东多有点评。

关于拿破仑军队所向披靡，毛泽东认为原因有四：

一则拿破仑能得人心。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由衷称道：

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的支持。

二则拿破仑重视新式装备。1964年2月9日，他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克托·威尔科克斯夫妇，侃侃而谈：

能打八百公尺的步枪，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拿破仑的军队就是使用这种步枪的。恩格斯说，因为有了步枪这种武器，法国军队的组织就改变了，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拿破仑之所以能横行欧洲，在军器上的原因，就是这个。

三则拿破仑重视军纪。1968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感慨系之：

拿破仑领导军队时，不许打人骂人。

四则拿破仑主观指导能力超强。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阐述过：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关于拿破仑战争转折点，毛泽东一针见血：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10月12日）

拿破仑之所以失败于莫斯科，毛泽东认为首先错在劳师袭远。1970年10月14日，他会见法国前总理莫里斯·德姆维尔，不无感慨：

冬天不能度过俄国的严寒啊，也没有粮食，主要没有群众拥护，俄国人民不合作。

此外，毛泽东认为拿破仑还败在两线作战。1968年6月21日，他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条分缕析：

他吃亏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同他作战。法国当时的人口是2800万，这是讲法国本土。当时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都被他占领了。后来他还占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以前还占领过埃及和叙利亚。他占领得太多了,树敌太多。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总结了上述判断：

他（拿破仑）犯了两个错误，攻打西班牙和葡萄牙吃了亏，西班牙家家户户打游击，然后是打俄国。他和英国是死对头，也不讲一点妥协……得罪的人太多了。拿破仑后来的政策是不好的。

同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莫里斯·德姆维尔，重申上述观点：

（拿破仑）这个时候力量就不足了。他的失策是不应当进攻俄国和西班牙。西班牙用游击战争牵制了法国二十万还是四十万军队。

1972年7月10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一度认为拿破仑其错有三：

后头拿破仑占领了差不多整个欧洲。此人后头犯了错误，政策也是不大对了。第一是不该去占那个西班牙，第二是不该去打俄国。又是冬天，你不能过冬。入冬为什么不可以呢？俄国人烧房子，就没房子住。打莫斯科不打彼得堡，一下子把沙皇抓住……拿破仑还犯了一个错误，他的海军比英国弱，跟英国打了一仗，就被消灭了。

在和莫里斯·舒曼讨论拿破仑失败教训时，联系到苏联正对中国蠢蠢欲动，他认为即使和沙俄难免一战，也应该诱敌深入：

你让人家来，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现在我是事后诸葛亮。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又没有当他（拿破仑）的参谋长。我是打过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几年仗。

不过，他最终认为拿破仑主要错误还是两个。1973年6月22日，他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重申：

拿破仑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个不该占领西班牙，引起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反对他。二不该去打俄国。不晓得为什么，不论拿破仑也好，希特勒也好，到了俄国就不行了。

在这次谈话中，他还诚恳又谦虚地表示：

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这样好一点啊，那个人相当聪明。

四、“不晓得有多少拿破仑的传记，有法国人的，有俄国人的，有英国人的”

拿破仑曾经不可一世，仍然惨败于坚持后发制人的沙俄，这自然给毛泽东思考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以极大启示。

1938年5月，为论证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不应轻易寻求战略决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大声疾呼：

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1970年10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莫里斯·德姆维尔。

这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纵情发挥：

历史上的战争有一个阶段就完结的，例如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只有日军进攻，俄军败退，就结束了。又如意阿战争，也只有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失败，就告结束。中国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情形，这是由于一方面双方强弱不同，又一方面双方指导能力优劣不敌而造成的，这是第一类战争。第二类战争，以两个阶段宣告完结。例如法俄战争，拿破仑从进攻到退却，俄国从退却到反攻，双方都有两个阶段。中国古代有名的吴魏赤壁之役，秦晋淝水之役，也是这样。虽则两军强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他优良条件，给以正确指导，故于退却之后，接着反攻，战胜敌人。但是还有第三类战争，例如外国的七年战争，八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乃至二十年前四年的欧洲大战（特别表现于西战场），都有三个阶段。甲方进攻，乙方退却，为第一阶段。双方相持不决，为时甚长，为第二阶段。乙方反攻，甲方退却，为第三阶段。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类的战争。这类战争的特点，在于有一个较长的或很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战争指导集团的特性而造成的。

对于法俄战争（拿破仑征俄），毛泽东认为沙俄战略指导有过人之处：作为弱势一方，“善于利用其他优良条件，给以正确指导，故于退却之后，接着反攻，战胜敌人。”自然，对于中日战争，中国应该借鉴沙俄战略经验。1938年7月，延安印行了一本署名“毛泽东等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在这本书中，专门用俄军打败拿破仑的战例，阐述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

1812年9月，法国拿破仑以气吞全欧之势，率领十万步骑炮的大军侵入俄国。当时在俄国弱而无备的正规军实行集中之前，主要的是用坚壁清野与哥萨克骑兵及一部分农民自卫的游击队，节节妨碍法军的前进。在鲍诺丁之役，俄军战无结果之后，断然放弃莫斯科，重整兵力，而以各五百人的九个游击支队，加上广大的农民自卫游击队，不断扰乱，疲惫与打击法军，使其再不能进展。10月，法军因冻饿受困不得不实行退兵之时，沿途的游击队大大地起来，配合正规军的战略反攻，截击和追击敌人，打败法军，使雄绝一时的拿破仑大军几于全军覆灭。游击队俘获不少的官兵，缴来不少的枪炮。俄军的这一全胜战，虽然有它当时制胜的各种条件，主要的还是依靠俄国的正规军，然而游击战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

总而言之，从拿破仑战争中，毛泽东学到了战略指导，也领悟了统帅之道。

毛泽东极其重视拿破仑军政生涯的经验教训，读过不同版本的《拿破仑传》。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对法国前总理莫里斯·德姆维尔“抱怨”：“不晓得有多少拿破仑的传记，有法国人的，有俄国人的，有英国人的，就是没有中国人写的。”既然没有中国人写的，一旦有关于拿破仑的新书出来，他立即叫人翻译出来欣赏。作家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

毛主席晚年想看一本《拿破仑论》的书，此书无中译本，争着找人从英文翻译。有关部门便找到了萧乾，把他从干校调回北京，几个人夜以继日地赶译，大致一周的时间就出了大字本，送给毛主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