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并且有可持续性，必须要奠定坚实的基础，即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国防。新中国接收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起步艰难，但在27年的时间里，仍然在初步建成完整工业体系和强大国防的同时，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水平。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的更快速度提高共同富裕水平建造好了起飞的平台。因此，到1976年，中国取得的成就被世界公认为一个奇迹，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建设事业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取得，无疑是与毛主席倡导的共同富裕分不开的。1953年，毛主席首倡共同富裕。他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在毛主席看来，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东西，（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一《决议》是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起草的，毛主席直接主持、参与了起草，并对《决议》草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决议》指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共同富裕”四个字浅显易懂，让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有了朴素的理解并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使他们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令国人振奋的是，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很快触动了广大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社会阶层，成为了他们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推力。

1955年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会议告全国工商界书》写道：“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天一天在蓬勃发展，我们的祖国一天一天在繁荣富强，我们国家的事业是无限宽广的，工作是做不完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

1956年3月1日，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在致毛主席的保证书中更是真诚地说：“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教导下，才懂得了资本主义腐朽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选择了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毛主席首倡的共同富裕，为党内和广大群众普遍接受，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或许由于人们的积极性过高，而各级党组织执行有偏差，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却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所有制基础。

在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共同富裕艰苦努力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平均主义。毛主席坚定地认为平均主义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1-6卷中记载，毛主席对平均主义思想进行过十多次批评，有的批评得相当严厉。

1958年10月2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汇报。毛主席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1959年2月26日，毛主席在郑州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人谈话。在谈到平均主义时强调指出：不要砍富的补穷的，而是把穷的提高到富的水平，否则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农民站岗是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如果我们的政策搞得稳，今明两年生产就可以大发展起来，否则，不稳，虽然是好心，就发展不起来。

1959年2月27日，毛主席同吴芝圃、史向生和新乡、洛阳、许昌、信阳的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座谈。毛主席说：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总而言之，我现在支持保守主义，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当天下午，毛主席在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时再次强调：现在是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和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

1961年2月11日下午，毛主席在停靠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关于湖南农村整风整社情况的汇报时强调指出：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2月25日在广州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和田家英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时说：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

1961年3月13日，为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毛主席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各同志。全文如下：“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这天下午，毛主席在主持三南会议时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值得一提的是，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于3月27日和29日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和书记处召开的报告会上作了传达。他说：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两个平均主义，这是政策问题；二是调查研究，这是工作方法问题。“十二条”解决了公社、大队的平调问题，但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不解决，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很好地调动起来。

1961年4月9日，毛主席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张平化谈话，了解湖南群众对“（农业）六十条”的反映及整风整社的情况。毛主席在谈到供给制问题时说：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是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从前我们总认为郑州会议解决了问题，搞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一套。而到现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供给部分还占百分之三十，这太多了，这就违反了价值法则。

毛主席不但对国内各级干部反复强调反对平均主义的重要性，在外事场合也提到这个问题，1961年6月1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外宾时说，在农民问题上，他们（指国内有些干部）表现为侵犯农民的利益，就是叫做平均主义。他们虽然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价值法则，但是具体做起来就不赞成了。这跟我们缺乏一套具体的政策也有关系。革命只有总口号、总路线，而没有具体的政策，那是不行的，无论哪一个国家的革命也是这样。没有具体的政策，他们就搞他们的，搞平均主义。所以我们现在搞出一套具体政策来，这就可以教育干部。干部是要重新教育的，因为这一场革命是新的革命，不重新教育是不行的。

毛主席始终认为平均主义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也是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一种严重破坏。他坚持不懈地反对平均主义，多次耐心教育各级干部要尊重科学，不要搞平均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快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

毛主席把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在实质上视为是一个东西，实现共同富裕和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毛主席把鼓励农村合作化，改造私有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为迅速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从此，人民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就有了根本的制度性保障。

之后，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在不断探索中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成就。2021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成为了社会主义中国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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