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

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名敬第，人尊称其为“叔老”，1876年8月7日出生于浙江杭州。1903年他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1904年，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1906年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

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并担任了《北京日报》经理。袁世凯复帝时，叔老参加了由梁启超、蔡锷等的反袁斗争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1915年8月，应张菊生（张元济）之邀，离京南下，进商务印书馆工作。

蔡锷在云南讨袁起义时，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大都持观望态度。当时的江苏督办冯国璋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瑷与叔老交谊很深。叔老通过胡的关系借得冯的“华密”电报本，通电西南各省发动反袁。各省要人得到“华密”电报都以为冯国璋已作内应，故先后响应，宣告独立，护国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但三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在他的建议下，在三所之上成立一个总务处，并出任处长。作为馆内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他在任职期内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以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

后来，陈叔通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该行驻行常务董事；他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邀请均予拒绝，把把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

陈叔通和马叙伦

抗战期间他闭门谢客，不顾敌伪的多次威逼，坚决拒绝担任伪职；抗战胜利后，由于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独裁统治深恶痛绝，而拒绝出来作官：“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

后经长期的观察和思索，陈叔通逐渐认识和信任了中共，在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的时刻，他终于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响应中共的号召，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

1947年5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大批参与反内战示威的学生，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共同具名，分函吴国桢（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此即为名动一时的“十老上书”。

这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强迫各校解聘了进步教授三十多人；陈叔通遂商请张菊生援助，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的名义，拨出一笔经费，资助这些教授。

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发布所谓“勘乱总动员令”；10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在上海的一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赴港。陈叔通则留在上海，面对白色恐怖，处之泰然。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托人转告他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他一笑置之，请人转告陈布雷：“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

1948年夏，面对经济崩溃、军事失利的局面，为赢得喘息之机，国民党发动和谈攻势，鼓动一些御用文人政客，策划“千人通电”。有人要陈叔通在“千人通电”上签名，他严辞拒绝，和各方面民主力量的一起抵制、使“千人通电”运动破产。

陈叔通（右一）在开国大典

陈叔通和毛主席

1949年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出席了开国大典，古稀之年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

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接下来。又在中共领导下，以和平方式胜利地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陈叔通躬与此事，殚精竭虑。

毛主席对陈叔通非常尊敬，两个人见面前，主席提前去大门口等待；告别时，毛主席将他送上车，为他开关车门、目送离开。而陈叔通对主席的评价则是：“毛主席是史上最受亿万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

这里要着重说一下的是，钱学森也是在叔老的帮助下回国的。1954年，钱学森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和毛主席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叔通。叔老是钱学森父亲的好友，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于是他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陈叔通收到信后，立即转交给了总理，促成钱学森的回国。

叔老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坚信不移。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了“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的名联，鼓励大家不要因眼前的暂时困难而丧失信心，曾一度广为传诵。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先生在北京去世。值其忌日，如去特著此小文以致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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