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格录取毛泽东的校长，临终留下副对联，毛主席连读几遍

 

李元甫

    1955年初夏，毛泽东在中南海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来自湖南湘潭市湘乡县的谭世瑛。谭世瑛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毛泽东最要好的小学同学，另一个身份是毛泽东恩师谭咏春的儿子。

    与老同学见面，终究和接待外国政要不同，毛泽东的话比平时多了不少。谈起上学时的岁月，许多昔日的老同学、老教师的名字，毛泽东都已经记不清了，毕竟已经是45年前的事了。但当谭世瑛提到老堂长李元甫的名字时，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说了这样一番话：

是的！那一年，我是“土学生”进了洋学堂，对康有为、梁启超，可以说是崇拜得很哟！那时候懂什么？连孙中山都没听说过呢？人的思想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就跟小孩子一样，都有一个学习走路的阶段……李元甫堂长，还有你父亲谭老先生，是他们教我学起步的啊！

    在这番话里，毛泽东用孩子学走路的比喻，形容自己的求学生涯。他把李元甫和谭咏春当成了教自己学习走路的人，这样的定位不可谓不高。

    谭世瑛看到主席这么激动，连连替已过世的父亲谢过对方，随后他说出了毛泽东想说的话：“老堂长，是我们这批学生忘不了的人啊！”听完这句话，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毛泽东第一次和李元甫见面，是在1910年秋天，地点是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那一年，他17岁，挑着一担行李、带着母亲文七妹的万千嘱托，从韶山上屋场，赶了50多里路，来到了这个著名的“洋学堂”。

    站在学堂门口，少年毛泽东就发现这所学校跟他在村里上的私塾完全不一样。高高的围墙、黑漆的大门、黑底红字的“湘乡公立东山高等小学堂”11个大字，是那么显眼。而进进出出的学生们，一个个穿的都是缎面的衣服，看上去洋气得很。他们身后都跟着一个低眉顺眼的同龄人，这些人都是富家少爷们的伴读书童。

    带着一丝敬畏，毛泽东走上前去。但还没跨进校门，他就被看门人给拦下了。拦他的理由有两个：

    一来，看门人一听毛泽东说话，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而这所学校的资助人都是湘乡本地的地主豪绅们，他一个湘潭来的外乡人怎么能来“沾光”呢？二来，考试的时间已经过了，报名也已经截止了，就算他是湘乡本地人也没有机会了。

    当然除了表面的这两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看门人没说：这个穿着旧长衫的年轻人，看上去根本不像什么富家子弟，倒像是给公子哥们挑行李的书童，怎配在这么高级的学校读书？

    对于这样的拒绝理由，一身“虎气”的毛泽东自然是不放在眼里的。为了能来这个远近闻名的学堂读书，毛泽东拜托了堂兄、舅舅等人，专门去求了父亲很久，他才勉强答应。临行前，他还在父亲的账簿里写了一首这样的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写得何等少年豪情。如果这样回去了，他接下来的人生或许就只能和上屋场的同学们一样，一辈子走不出韶山。他，不能回去。

    带着这样的坚定，毛泽东和看门人大声理论了起来。一时间，校门口就聚集了不少学生，大伙儿指指点点地看热闹。直到学堂里走出一位40来岁的先生，同学们才安静了下来，他就是李元甫。

    中等身材、浓黑的八字胡、一身长衫，这是李元甫给毛泽东最初的印象。学生们和看门人看见堂长出来了，一个个毕恭毕敬，低着头叫“监督”。监督，是旧时书院学生对院长的尊称。李元甫上下打量了毛泽东一番后，对他说：“考期虽已过，但若你有真才实学，也可一试”。

    说完，李元甫让看门人拿来了一张纸、一支笔，在纸上写下了“言志”二字，他要求毛泽东以“言志”为题写一篇作文。随后，毛泽东被带到门房里，看门人给了他一盏油灯，他要在一晚上的时间里完成这个命题作文。

    第二天，一篇洋洋洒洒数百字的作文，交到了李元甫手上。遗憾的是因为年代久远，这篇作文的完整版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从李元甫的表现来看，我们不难判断出此文的水平。他看过这篇作文后，当场下定决心要破格录取毛泽东。

    虽然李元甫确定毛泽东是个可塑之才，但要录取他也并非易事。“非湘乡学子”这个身份，让毛泽东成为了众多老师和校董都不能接受的外乡人。录与不录，学校老师连夜开了个会。

    在会上，面对一众老师的反对，李元甫说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学生可以到外国去留学，湘潭学子却不能来湘乡求学，这是海内奇谈！

    说完这话，李元甫表示如果不录取毛泽东，他将辞去堂长之职，谁爱干谁干！这一举动、这一番话，让校董们都动摇了。李元甫是他们好容易请出山的能人，为了一个外乡学生损失他，显然是划不来的。

    就这样，第二天下午，一直在门房外焦急等待的毛泽东收到了录取通知，他被编在了五班，和谭世瑛成了同学。

    此后的一天里，一向不苟言笑的李元甫先生，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一直乐呵呵的。老师们问他为什么，他说：“昨天取了个建国材”。

    能从一篇作文里看出一个孩子是否会有出息，在现在看来确实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教过毛泽东的很多老师似乎都有这样的“超能力”。7年后，给毛泽东的作文《心之力》打出105分（5分为附加分）的杨昌济老师，也是如此。半辈子教书育人的经验，让他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在学校的日子，并没有毛泽东想得那么轻松，富家子弟的不友好让他成了一个被“边缘化”的学子。这种体验，毛泽东当初在上屋场老家的私塾念书时是没有过的。

    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在堂兄毛宇居的私塾读过书，在那里他就是个孩子王。当别的孩子都为背书苦恼时，早就背完书的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后山去摘毛栗子。毛宇居为了惩罚他，让他当场写一首咏井的诗，结果毛泽东随口就作了这样一首诗：

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宇居一听，立马不和他计较了，而同学们也都对他佩服不已。像这样的趣事，毛泽东在老家上学时是经常发生的。可以说，他那时是被“团宠”着的。

    “待遇”上的落差，并没有让毛泽东打退堂鼓，他很快就发现了这所学校的好处。这座学堂有明亮的大教堂，而且学校还专门花了2000两银子，买了大量的化学和物理设备。更让毛泽东欣喜的是，这里有一座藏书楼，里面的各类书籍，都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读到过的。

    在这里，毛泽东经历了求学生涯的很多“第一次”。

    上历史课时，他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地图。当历史老师在黑板上挂出大清国的版图时，毛泽东一下子被震撼到了。老先生用手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圈，告诉他们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中国的面积比法国、英国、德国加起来还要大，但却打不过他们。

    然后老师在大圈里画出一些小圈，告诉孩子们这些疆土是受到列强们宰割的。同学们义愤填膺时，老师又在地图旁，认真地画了一个弹丸小国，他说：“这是日本”。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却在甲午战争中让大清受到重创。这幅地图、这堂课，在少年毛泽东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子任”。这个笔名也是受到梁启超的号“任公”的启发，在那时他下定决心以救国为己任。

    上地理课时，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天地仪；上英语课时，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英文单词……这么多的第一次，让毛泽东觉得很新鲜，也让他对堂长李元甫心生敬佩，他知道这所有的新式课程都是李堂长精心安排的。也就是到这时，他才明白为何毛宇居会在他出发前告诉他：“一定要在湘乡学堂待下去，李堂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堂长”。

    在学校的日子里，只要一有时间，毛泽东就把自己关在学校的藏书楼里，如饥如渴地学习。那些歧视，他虽不放在心上，但李堂长却看在眼里。最后，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一日晨训上，他对着全学堂学子们这样说：

东山学堂是我三湘子弟求学问、长知识之园地。凡我学堂之学子，没有富贵贫贱之别，唯有才智人品高下之分……毛生泽东，虽来自湘潭，出身农家，然吾观其诗文，言为心声，实用我校一奇才！诚望列位同学，敬人以自敬，好人为师……

    这番话，一字一句就是冲着那些富家子弟去的。站在人群里的毛泽东，首次体会到了“尊重”二字的意义。在那样的年代里，这份尊重对一个少年来说，显然是无比珍贵的。

    因为这番话，毛泽东在学校里终于交上了几个要好的朋友，比如谭世瑛和萧三等人，他的自信心也很快提升了起来。他和同学们约好，在学校的一个石桥旁议事，并把这种谈话叫“三谈”：一谈读书心得，二谈社会问题，三谈国家大事。

    一个夏日，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如期地进行“三谈”，阵阵蛙叫传来，大家提议以青蛙为题赋诗一首。轮到毛泽东时，他思考了一会儿后念出了这样一首七绝《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能把一只普通的青蛙，写得如此活灵活现，确实是少见的。

    多年后我们再来看这首七绝诗，会发现那时的毛泽东是真的很敢写。对比在老家私塾写的那首咏井诗，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成长了许多。这种成长不只体现在文字的使用中，也体现在他舍我取谁的气度中。同学们一听这首诗，都拍手叫绝，谭世瑛甚至表示：“润之兄的王霸之气，非汉高祖黄巢之流所能望背”。

    这首诗传到学校的老师耳朵里，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的老师认为，能写出这样的诗，这小子将来前途无量。但也有老师认为，小小年纪如此嚣张，此子不知天高地厚。其中有一位姓张的经学老师，一看到这篇诗文就气不打一处来。

    这位张老师是一个守旧文人，当初李元甫坚持要录取毛泽东时，他就不同意。后来毛泽东的很多言行，更让他接受不了：

    首先，他接受不了毛泽东的“偏科”。从小上私塾的毛泽东，国文、历史、地理成绩都是很好的，偏偏生物、算术、图画等科目，成绩不太理想。

    其次，毛泽东不太懂得拍教员马屁，别的学生们经常从家里拿些贵重的礼物来孝敬老师，但毛泽东却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这让张老师觉得这是一个恃才傲物，不懂得尊重老师的学生。

    再次，受到新思想影响的毛泽东，经常看一些“过激”书刊，所以写的作文也经常是关于民主、抨击封建的内容。这让一向主张学生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张老师，完全不能接受。

    因为这些不满，张先生每次批改毛泽东的经学文章时，统统都送上一个大大的“20分”。这样的分数，对毛泽东来说显然是不小的打击。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打不起精神来。

    这件事传到了李堂长耳朵里，他打心底就不相信自己特招的学生，作文会拿20分。他把毛泽东的作文一篇篇都找过来仔细地看过后，气不打一处来。他当即把张先生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了一顿：

    毛生润之的文章我都看过了，是写得很好的，给八九十分都不过分……

    因为李元甫的保护，再也没有老师敢以各种理由为难毛泽东了。此后，李元甫给毛泽东开放了一些“特权”，他允许毛泽东随时可进学校的藏书楼，他允许毛泽东看一些当时学堂的“禁书”。他知道毛泽东是农家孩子，但凡自己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他都要叫上毛泽东。以致后来不少师生，都以为毛泽东是堂长的远房亲戚。

    一个学期的课程很快就结束了，就在毛泽东在为第二学期140个铜钱的学费忧心时，李元甫找到同事谭咏春、贺岚岗商量毛泽东的去处。贺、谭两位老师，平时都很爱护毛泽东。

    李元甫认为，小学堂已经容不下毛泽东了，这孩子应该去更广阔的地方长见识。谭咏春和贺岚岗听到堂长的话，也都给出了一致的意见，谭咏春还开玩笑说：“走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我肚子里已经没多少墨水可以教润之的了”。

    可能很多读者读到这儿会觉得很奇怪，以咱们现代的观点来看，去哪里求学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是学生及家长们该考虑的事吗？但在那时，像李元甫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却会为一个无亲无故的学生规划他的学业。这份责任感，是令人钦佩的。

    3位老师一合计，决定让毛泽东去湘乡驻省中学念书，这所中学座落在长沙，也是湘乡人办的，是一所各方面都极优的中学。最重要的是，他们3人都在这所中学说得上话。

    于是李元甫就把毛泽东叫到堂长办公室，当着两位老师的面问他：“润之同学，你的国文、地理、历史等科目已经到了中学程度了，比别的同学都优秀，为何不到长沙去读书呢？” 其实这个念头毛泽东不是没有过，他只是不敢去。他有两个顾虑：

    一来，他是真的没钱交学费。当初能上湘乡读小学，都是亲友们帮他向父亲求情，父亲以为他能在学校里学点经商的本事，回家好跟着他做点小买卖。现在他经商的本事没学到，倒是学了各种新思想，他觉得父亲肯定是不愿意再给他交学费的。

    二来，长沙那样一个大地方 ，湘乡驻省中学又是那样一个名校，毛泽东觉得像他这样没背景的农家孩子，就算有钱，人家也不一定会录取他。

    听完毛泽东说他心里的顾虑，李元甫和两位老师都笑着说：“那还不简单，我们给你写推荐信就行了！”于是，李元甫当场就起草了一份介绍信，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师都签了名，最后还盖上了李元甫的堂长印。

    就这样，1911年春节刚过，18岁的毛泽东就带着推荐信、挑着一担行李，前往长沙。自此，毛泽东便走出了韶山市，奔向了更大的历史舞台。建国后毛泽东在接见湖南一师的同学周世钊等人时，曾这样感慨：

    我虽然是湘潭人，但受的湘乡人的教育。

    这句话，就是毛泽东对这段求学经历的总结。

    梳理了毛泽东和李元甫交往的点滴，我们自然能明白为何他在此次接见小学同学谭世瑛时，会一听到老堂长的名字，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对这个老堂长，他内心是无比尊重的。他细细地问谭世瑛，老堂长在他离校后，都有哪些经历，是哪一年过世的。过世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谭世瑛告诉他，老堂长是1941年病逝的，走得很安详。在去世前，他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作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为国育才，应有一木支三厦齐家教子，不及三葛在南阳

    毛泽东听完这副对联，更加不淡定了。他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走了几遍，嘴里深情地吟诵着这22个字，一遍又一遍……

    隋朝思想家王通在他的《文中子·事君》一书中，曾写道：“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此后，“一木难支大厦”，成为了一个民间俗语，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李元甫先生，却在临终前仍相信，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当有“一木支三厦”的气度和能力。李元甫是这样说的，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从东山高等小学堂培养出的诸多人才中就能发现。

    陈赓大将，该校第9班学生；

    谭政大将，该校第16班学生；

    毛泽覃烈士（毛泽东的弟弟），该校第10班学生；

    易礼容，著名社会活动家，该校庚班学生；

    萧子璋（即前文说的萧三），现代国际诗人，该校乙班学生；

    黄国璋，顶级地理学家，该校戊班学生。

    这些学生里，虽然有些并非李元甫任教时亲自带出来的，但在校风的传承上，他确实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他说“一木支三厦”，但他支出的岂止“三厦”?

    一遍一遍地吟诵着老堂长留下的对联，想起东山学校对自己的影响，毛泽东对谭世瑛说：

    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李元甫先生是最早预见到毛泽东会是一个“建国材”的人，正如主席说的，如果没有他，自己可能走不出韶山冲。虽然老爷子至死都没有看到毛泽东当上主席的那一天，但从他留下的这副对联来看，他此生已无憾了。毕竟，不管是当初破格录取毛泽东，还是后来数次在学校保护他、推荐他去省中上学，他都从来没想过这个学生有一天会报答他什么。帮他、助他，皆自本心而已。

    “为国育才，应有一木支三厦”，这样的老先生，值得毛泽东惦记他几十年。一副对联，一段老先生和伟人的师生情，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及李元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