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58年6月14日下午，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社长崔希彦，应邀在中央军委礼堂作报告。陪同他的是时任内务部长的谢觉哉。听众则是北京部队团以上干部。

崔希彦讲得轻松自然，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妙趣横生。大礼堂内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时，主持会议的贺龙元帅来到崔希彦身边，悄声问：“崔社长，你的报告，大约还要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崔希彦说。

“能不能压缩一下？”

“那就一个小时。”

“还太长。”贺龙说。“能不能15分钟结束？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要接见你，要你马上去。”崔希彦惊呆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崔希彦这次进京，并非专程来做报告，他是来参加第四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的。但消息传出，北京许多单位纷纷邀他去作报告。演讲中，崔希彦口若悬河，出语不俗，三言两语就能把人们的热情点燃起来。听众鼓掌、欢呼、写条子，说“崔希彦的报告使我们看到了新人的成长，看到了劳动农民的智慧和光芒”。在北京大学，数以万计的听众冒雨聆听崔希彦的演讲直到凌晨一点。当崔希彦离开时，人们潮水般地围上去，争相一睹这个来自河南充满智慧的农民的风采。

报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崔希彦始料未及的。他文化水平不高，只上过三年私塾。后因生活所迫，到开封相国寺学说书。他天资聪颖，现炒热卖，结果却技高一筹，语惊四座。

 

解放后，崔希彦从开封回到家乡。先当贫协主席、高级社长，后来当应举合作社社长。就在合作社成立的当年，应举和全国一样遭遇百年不遇的涝灾。面对自然灾害，崔希彦没有退缩，他们采用红薯打粉、大豆加工、酿酒、编织、运输、制烟、以工代赈等多种方法进行生产自救，最终度过了灾荒。之后，他们又提出：“苦战三五年，豫北变江南”口号，大搞水利建设，企图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

 

崔希彦的创造性劳动，惊动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毛泽东在长沙飞往广州途中，看到了《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文章中，封丘县应举社救灾度荒、壮大集体经济的经验，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启示和鼓舞。遂写下《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文章。该文于1958年6月1日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作为毛泽东推荐的应举农业合作社社长，崔希彦骤然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原定陪同崔希彦参见毛泽东的有三个人：内务部长谢觉哉、河南省民政厅长施德生、封丘县长张剑南。但内务部救济司司长熊天荆缠着谢觉哉要去，谢觉哉只好把机会让给了她。行前谢觉哉特意交待大家：在主席那里不要久留，国内客人见主席一般15分钟，外宾半小时。尽量不要突破半小时。然后又交待崔希彦：主席问什么答什么，不要把话题扯得太远。时间到了，要主动告辞，不要等主席提出来。

载着崔希彦一行的车队，从西华门进入中南海。

在古色古香花木扶疏的中南海，崔希彦一行首遇朱德。朱德正在散步，见崔希彦过来，首先搭话：“你们是主席请来的客人吧？快去吧，主席正等着呢。”在一座油漆剥落的大门前，毛泽东的秘书，一个衣着朴素的年轻人已经在此恭候多时。

“你们是河南应举的吧？快去吧，主席已等你们一会儿了。”秘书说。

进得大门，绕过一池碧水，只见一白帆布篷坐落园中，篷下有人在埋头看书。崔希彦一瞧那张熟悉的面孔，就禁不住喊了一声：“毛主席！”

一声亲切的农民式呼唤，惊醒了毛泽东。毛泽东随即站起来，微笑着同大家一一握手，并询问各位的名字。

“你在政协那个报告我看了，作得好啊。”毛泽东边给大家沏茶边对崔希彦说。“你用你们应举社的实际，给那些大知识分子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毛泽东刚游过泳，头发乌黑，面色红润，精神饱满。

政协礼堂的那场报告，是崔希彦在京报告中最精彩的一次。之前，谢觉哉曾提示他，下边坐的都是中国的大知识分子，说话要注意分寸。果然会间有人提问：“崔社长，红薯打粉也好，黄豆打油也好，既然你们的‘一变二，二变四，产品价值成倍翻番’的做法那么灵验，那么推而广之，中国是不是就不需要大规模地投资搞建设，扩大再生产啦？”这话未免有点钻牛角尖。

“切不可这样，”崔希彦说。“我们那点雕虫小技，只是大难当头没办法的办法，是穷办法，苦办法，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限真理，更没有否定其它一切扩大再生产的手段的意思。再说，就是将来全国都富裕了，这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的作法也未必不可取。”

看崔希彦机智过人，马寅初问：“崔社长，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崔希彦诙谐地回答：“牛屋大学。”“……请问，牛屋在哪个国家？”李广皂接话说：“牛屋就是指农村呀。”“噢，是这么回事儿。”马寅初明白了。但他仍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农民怎么这样会讲话？”

1958年，中国刚有电视。毛泽东正是通过这最现代化的宣传工具，看到这精彩一幕的。

“其实，我没读过几年书。”崔希彦说：“论学问，那天下边坐的，都是我的老师。”

“不。”毛泽东道：“你很有智慧。你的话，讲得很好么。”

沏了茶，毛泽东又给大家递烟。毛泽东问封丘县长张剑南：“应举社那篇报告是谁写的？”

张剑南知道毛泽东指的是《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忙回答说：“是我们县委第一书记韩洪绪同志写的。”

“那篇报告写得很好。”毛泽东问：“韩洪绪同志读了多少书？”

“战前高小毕业。”

“不容易，不容易。”毛泽东连连赞叹，“高小程度能写出这样好的报告，真不容易。”

写《介绍一个合作社》时，毛泽东就对应举这个名字颇感兴趣，猜想一定有什么典故。

“你们合作社，为什么叫应举社？”毛泽东问崔希彦。

“我们村里过去出了一名文举人，这个举人同一般的举人不一样，他不剥削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我们的合作社也是依靠自力更生度荒的，所以就叫应举社。”

毛泽东听后笑起来：“很有意思。你们推举的是你们村里过去的那个文举人，我推举的是你们应举社。应举，应举，顾名思议，咱们都在举荐一种应该举荐的精神，崔社长，你说对不对呀？”

“对，对。”

“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哇？”毛泽东很关心他推荐的这个合作社的生产情况。

“估产每亩150斤。”崔希彦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有问必答。

毛泽东掐指算了一下，道：“你们计划亩产800斤，而小麦只能收150斤，还有六百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800斤的计划呀？”

“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崔希彦满怀信心地说。

“都有哪些保证增产的条件？”毛泽东不会轻易相信空头许诺。

“第一，我们合作社已经实现了水利化……第二，今年每亩施肥4万斤。第三，改种高产作物水稻、红薯等。”

提起红薯，毛泽东来了兴致：“红薯是个宝哇。”

崔希彦说：“红薯很好吃。”

毛泽东说：“我很爱吃，最好以后在每人粮食中配给一部分红薯。”

“第四，”崔希彦接着道：“我们每个人干劲都很大。因为我们认识到，要改变穷困面貌，只有加油干。还有第五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主席不久前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我们社，今天，主席又亲自接见我们，给了我们宝贵的指示，我回去一传达，您的指示就会变成我们增产的力量。全体社员的干劲就会更大，亩产就会再提高。”

毛泽东站了起来对崔希彦说：“好哇，你们这五个条件很对呀。”

这时，张剑南插话说：“现在应举已把亩产指标提高到保证1000斤，争取1200斤了。”

毛泽东笑着说：“就是800斤，也翻了几番了。”

毛泽东坐回他的位置，习惯地将一支烟折为两段，燃了，对崔希彦说：“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崔希彦表示，一定要牢记主席的话。

“你们合作社的交通方便不方便？”毛泽东又问。

“应举在新乡正东50公里，交通很方便。在新乡下火车后，有汽车直通我们合作社，周围的公路也四通八达。”崔希彦回答。

“好。”毛泽东道：“再过些日子，有时间的话，我会到你们社去看看。”

“我们应举社的全体社员都盼着这一天呢。”崔希彦激动地说。

“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毛泽东又说：“照这样下去，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崔希彦告诉毛主席，这都是党中央毛主席正确领导取得的。

“不，不。”毛泽东摇摇手：“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共同努力才取得的。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6亿人民的努力。”

接着，毛泽东为在座的各位描绘出一幅幸福的生活图景：“如果能有应举社这样的速度和干劲，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其中人吃600斤，其它留作储备粮，种子和喂猪；100斤猪肉；20斤油；20斤棉花。再过一个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粮食。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了。”

在座的都表示，这个目标能够达到。

这时，崔希彦突然想起来之前谢觉哉的交待，遂告辞说：“主席，你累了，我们该回去了。”

“不、不。”毛泽东毫无倦意，兴致盎然：“坐会儿，再坐会儿嘛，再说，一直咱俩谈话，我也不能让熊天荆她们晾着呀！”

一会儿，秘书走过来提醒主席：会议开饭时间到了，如果再晚的话，客人回去就赶不上吃饭了。

“不回去了。”毛泽东说：“今天就在这儿吃，我请他们就是来吃饭的。”

能在毛主席家吃饭，能被毛主席留下吃饭，这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

餐桌上，饭菜已经摆好。毛泽东进屋就给家人介绍：“这就是我在《红旗》杂志上介绍的那个合作社——应举社的社长崔希彦同志。”

话音刚落，早有准备的李敏、李讷一下子把崔希彦抬起来。二人力量不够，站在一旁的毛远新也来帮忙。这饭前独特的欢迎仪式，着实把崔希彦吓了一跳。

这时，江青走过来说：“行了，快把崔社长放下。”然后对崔希彦说：“崔社长，你该感到荣幸，这是我们家来客时的最高礼节。”

“荣幸，荣幸。”礼节的独特与隆重，使得崔希彦除了“荣幸”，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儿。

接着，毛泽东将自己的家人一一介绍给大家。毛泽东指着李敏、李讷说：“这是我的两个女儿，她们都在读书。”介绍毛远新时，毛泽东说：“这是我的侄子，是我弟弟毛泽民的孩子。我们弟兄三个，有两个被国民党杀害了。”最后是江青，毛泽东笑着说：“她就是我的爱人。”这时的江青，衣着素朴，完全是一个家庭主妇。

餐桌是圆的，毛泽东一进屋就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上，不再挪动。留下中间迎着门口的位置，但谁也不去坐。大家推来让去，最后毛泽东发话，让保姆坐在了那里。

桌上的膳食并不复杂，一盆清炖鸡，一碗红烧肉，一盘炒苦瓜，还有炒鸡蛋和炒青椒等。

江青破例，亲自掌厨，以表示她对农民的尊敬和爱心。江青原先将毛泽东爱吃的苦瓜，摆放在毛泽东习惯坐的面对门口的正位上。然而，今天毛泽东没坐正位，于是，江青不得不将摆放好的盘子重新调整。

席间，毛泽东不断为大家夹菜。毛泽东将一块红烧肉夹进身边崔希彦的碗里，说：“农民爱吃肉，要多吃肉。”而毛泽东吃的最多的是比青豆角还小的辣椒和一盘苦瓜。他拿苦瓜让崔希彦吃，崔希彦不敢问津。胆子大的张剑南尝了，立即把脸拉成真正的苦瓜，但又不好当众人的面吐掉。毛泽东问：“味道怎么样？”张剑南不好扫大家的兴，说：“还可以，还可以。”一句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拘谨已经打破。江青不断地为大家添菜加汤，李敏、李讷则向崔希彦问这问那，气氛渐趋热烈。毛泽东对江青说：“你应该向农民学习。”毛泽东还告诉崔希彦，他打算把李敏、李讷放到应举去劳动锻炼。

饭毕，毛泽东让保姆端出一盘苹果。崔希彦没舍得吃，而是带回一个作纪念。这苹果曾经挂在应举社的屋子里，被人们观瞻了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