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很多人对毛泽东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觉得毛泽东的办法多，点子妙，而且他的点子、办法的确能够解决问题。其实，毛泽东的妙点子、好办法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是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我的经验来历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为说明这一点，他举例子说：“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始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一军团打正面，那时还有四军、三军，可以打正面、打两路。如果不去看呢？就整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所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27年3月，毛泽东为了驳斥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特地到湖南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在这之后，毛泽东又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如《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使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的农村状况了如指掌，为他制定农村政策，乃至后来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制定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政策，都起了重要作用。

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陕甘支队第一大队在通滑附近的青石嘴消灭了敌军一个骑兵团。毛泽东高兴地对一大队参谋长耿飚说：“听说西北有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今后要注意这些‘六条腿’（马的四条腿加人的两条腿）了。你这个参谋长要发动参谋到战士中去调查一下他们打骑兵的体会，还要向当地的老乡了解敌人骑兵的特点，进行研究，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耿飚报告说：“敌人骑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毛泽东笑着说：“这叫‘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所以你们以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耿飚按毛泽东的指示，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用于实战，效果很好。

在中国革命史上，曾出现了一些只啃马列主义书本而不屑于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往往以“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发议论，下指示。毛泽东对这种人最厌恶，把他们比作“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抗战期间，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用意就是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整风期间，毛泽东曾向他身边的同志讲过两个小故事，说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

一个故事发生在遵义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纠正“左”倾军事路线时，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布尔什维克”、团中央书记凯丰当即顶撞说：“你懂什么？你顶多是读了本《孙子兵法》。”毛泽东沉着地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啊？”问得凯丰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他没读过《孙子兵法》，当然没有发言权。

另一个故事是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一位干部来到陕北洛川，他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对边区的经济政策也不了解，就下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就把他找去，问他：“一切苛捐杂税你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问得那位同志答不上话来。不做认真的调查，当然也没有发言权。

建国以后，毛泽东仍十分注重调查研究，要求高级干部不要高高在上，而要向群众寻求真理。一次他对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说：“第一书记要自己下去钻一钻，真正的知识不在机关里，而在下边，在工厂、农村、学校里。没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来。”调查研究，“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好的学校”。

毛泽东不仅重视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

1958年，他在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谈话中说：要做好新闻工作，“头脑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在同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四个渠道：一是从群众来信中了解情况；二是交敢于讲真话、实话的知心朋友；三是亲自到基层搞调查，不仅看好的，还要看差的；四是派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下去搞调查，也可以利用他们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情况，首先了解他自己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然后了解自己庄子里的生产生活情况。

对于下基层调查，毛泽东也有丰富的经验。有一次，他派秘书田家英和《人民日报》的吴冷西下农村调查，并对他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注意了这些经验和方法还不够，毛泽东认为要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非常赞赏明人杨继盛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上世纪50年代，他在庐山对人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着去做。这几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虚怀’这两个字，即有时是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如果我们对毛泽东如此重视和善于调查研究有所了解，对于他的点子妙、办法多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同样，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学一学他，那么我们的点子和办法想必也会多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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