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和活动

埃德加·斯诺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篇关于他个人生活的问题表，要求他答复，我自己抱歉着，因为我所提出的问题太琐细了，正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吏一样地不讲礼貌。但他竟不觉得。关于我所提出来的对于各种不同的事情的五六类的问题，毛氏谈了十几个晚上，却很少提到他自己和他对于这些事情的作用。我开始想，指望他给我一些关于他自己的细情，是不可能的了一很明显地，他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像我所遇见的一些别的红党一样，他只乐于谈委员会、团体、军队、议决案、战斗、战术、办法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验。

　　很有一个时期，我以为这种不高兴谈到主观的或个人的事情，是由于礼貌客气，或者是由于对我的怀疑和恐慌，或者是由于这些人们在头上悬有赏金的原因。后来我才发现了情形不是如此的。事实是因为他们许多人实在都不记得这些私人的细情。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共产党员能够说出一切在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红军一接触之后，他就把他自己丢开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你不会听见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的。你所听到的只是一堆关于红军的故事，苏维埃的故事，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无限制地谈论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形，以及几百几千个曾经来往过，而从未听见说过的地方;但这些事情好像只集体地对他们有意义。不是因为当做个人的他们，在那里做成了历史，而只是因为他们的红军到过了那里。在这红军后面，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的有机的力量，而为着这种意识形态，他们是在斗争着。这是一个有兴趣的发现，但因此使我的报告更加困难了。

　　有一天晚上，当一切别的问题都有了满足答复以后，毛氏翻到我这张标题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总是怀疑着供给一个自传的必要。但我和他抗辩着，说从某一个方面说来，这是比别的事情的报道更为重要。我说：“当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他们愿意知道你是如何的一种人。而且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关于你的谣言。”……他很和蔼地惊奇着，人们竟用了这许多的时间来幻想他，但他同意了这些传说是应该纠正的。于是他又看了一下我所写下来的那张问题表。

　　……毛氏是从记忆中来述说一切，我是照他所说的用英文记下来的。以后这个笔记又被重译出来改正了。下面就是这个谈话，我并没有打算写做很好的文艺作品，只是都经过耐心的吴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会失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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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是很受限制的，它的规则是很值得反对的。在读了《御批通鉴》以后，我达到了一个结论，如果我单独自己读书和研究，或许对我自己还要好些。六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学校，自己安排了一个自我教育课程，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里读书。对于这件事我是很规矩很认真的，而在这样的方法中所消耗的半年，我认为对我是极端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当图书馆开门的时候我就进去。在正午的时候，我仅仅休息片刻，去买两个糕饼吃。这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停留在图书馆直到他关门的时候。

　　在这个自我教育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读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了并且很有兴趣地研究了一张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种的起源》，和一本约翰密尔的《伦理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诺莎的《逻辑》，和一本孟德斯鸠写的关于法律的书。诗、小说、古希腊的故事，和关于俄、美、英、法以及别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研究，被我混到一起了。

　　这时我冒充湘乡县人住在会馆里。许多的兵也在这里，都是从县里退伍的或被解散的兵士。他们没有事做，而且都是很穷的。在会馆里学生和兵士总是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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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没有钱，我的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入学校。因为我不能够再在会馆里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所。同时我正在认真地思索我的前程，并且将要决定我最好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一则很动人的布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带着兴趣读着它的好处：不需要学费，廉份的膳费，廉价的宿费等等。我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试验论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我的家庭，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允许。我替我的两位朋友写了论文，也替我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考取了——所以，实际上我被考取了三次。那时候我不以为我代替我的朋友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只是一件友谊的事情。

　　我在师范学校做了五年的学生，努力反抗着一切后来的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确实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一—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是很多的，而在这个时期中，我的政治观念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学习了在社会行动中的最后的经验。

　　在这个新学校里有许多的规矩，而我只赞成这些规矩中的很少数。为着一件事，我反对自然科学的必修课程。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特别不感兴趣，我不愿意读这些，所以在许多这些课程里，我得到很低的分数。我所最恨的是静物写生的必修课程，以为这是极端愚蠢的。我往往只想些能够画的是最简单的物品，很快的画完就离开课室。我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一个半圆，代表李太白诗“半壁见海日”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说这就是蛋，自己认为满足了。图画这门课程我得了四十分，不及格。所幸我的社会科学课程都是很好的，这样平衡了我在别的课程里的低级分数。

　　这里的一个中文教员，学生们替他起浑名叫做袁大胡子。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文人。可是梁氏曾经是我的模范榜样。我只好被强迫改变我的文章作风。我就阅读韩愈的文章，学习了旧的古文辞藻。所以，敬谢袁大胡子，今天我仍然能够写出一篇可观的古文，假如是需要的话。

　　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个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影响之下，我读了一本关于伦理的书。这书是蔡元培翻译的。我读完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心智的能力》。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我的论文被杨昌济老师大大称赞着。他给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从他的唯心观点来看的。

　　一个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我用高度的兴趣来读它。从这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看见了一份《民报》。上面登载着两个中国学生，旅行走遍中国一直到了西藏边境打箭炉的故事。这件事非常地鼓动着我。我想要摹仿他们的样子，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我应当先办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第二年夏天我步行游历湖南省，走过了五县，一个名叫肖瑜的学生陪伴着我。我们走经了这五县，没有用过一文钱。农民们给我们吃，给我们地方睡觉;我们到任何地方都被很好地招待着欢迎着。……

　　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慢慢地在我的周围建立了一群学生，这群学生后来成立了新民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对于中国的事情和命运，有着广大的势力。它是一小群头脑认真的人们，对于小事情是没有时间去讨论的。他们所做的和所说的每一件事，必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来说爱情和“浪漫史”，而且认为时局是太危急了，学问的需要是太通切了，完全没有时间去讨论女人或私人事情。……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一一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烈的体育锻炼者。在冬季假期里，我们在田地上走着，上山下山，围绕城墙，渡河过江。假如遇见下雨，我们就脱下衣服，说这就叫“雨浴”。当太阳很热的时候，我们也去掉衣服，说这就是“日光浴”。在春风里我们大声叫着，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游戏。已经下霜了的日子，我们还在露天中睡觉，甚而至于十一月里，我们还在冷水里游泳。一切这些都是在“身体锻炼”这一名词之下进行的。或者这件事对于锻炼我的体格，帮助不少，而这一种体格，后来我在华南许多次的进退行军里，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里，是这样迫切地需要它的。

　　我和许多别的市镇城池里的学生和朋友们，建立了一种很广大的通信关系。慢慢地我开始认为需要一种更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别的朋友，帮助发起新民学会。这学会有七十到八十名会员。而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都变成中国共产主义里和中国革命史里的有名的人物。曾经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有名的共产党员有：罗迈——现党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第二方面军里面;何叔衡—一中央苏区中最高法院高等推事，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枪杀[何叔衡牺牲应为1934年冬或1945年春];郭亮一一有名的工人组织者，一九三〇年被何键枪杀;肖子璋——作家，现住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枪杀[蔡和森牺牲在1931年夏。];时立云(译音)——中央委员，后来叛变投降国民党，变成资本家工会组织者;肖铮(译音)—一党的著名领袖，党成立时最初纲领的六个签字者之一，不久以前因病亡故。新民学会会员的大多数，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枪杀了。

　　大约在同时另一个团体被组织成了，这是湖北的“社会福利社”(译名)，是类似新良学会的。它的许多会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其中有：温得应(译名)[即恽代英]—该社社长，在反革命中被蒋介石枪杀。……在北乎也有一个会社。叫做“互社”(译音)，有些会员后来也变成共产党。在中国别的地方，主要地在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青年战士，组织些急进的团体，开始在中国政治上确立了一种势力。[这样的团体在天津的是“觉悟社”，吸引了一些急进的青年到组织里来。周思来是创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颗超女士—现在的周恩来夫人;马骏1927年在北平被枪杀。一斯诺注。]

　　这些会社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康、梁二人我早已抛弃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观念的一种奇怪混合物。关于“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等，我有一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我一九一二年考入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母亲死了。这样我更加失掉回家的兴趣了。我决定那年夏天到北平——那时候是北京一一去。湖南有许多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用“工读”的方法去读书。法国在欧战中用这种方法招募中国的青年为它做工。在离开中国以前，这些学生们打算在北平学习法文。我帮助组织这一种运动。在这一群出洋的人们中间，有许多是从湖南师范学校去的学生，他们大部分后来都变成有名的急进分子。徐特立也被这一运动影响了，当时他已经是四十多岁了，他放弃在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员位置，跑到法国去。到一九二七年他才成了共产党员。

　　我陪伴着一些湖南学生来到北京。可是，虽然我帮助了这种运动的组织，而且还有新民学会的补助，但我不愿意到欧洲去。我觉得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知道的并不够，而我可以更有利的在中国花费我的时间。那些决议要去法国的学生，从李石曾——现在中法大学的校长—一学习法文，可是我没有。我有别的计划。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

　　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致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们，都不把我当作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觉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失望。我参加了哲学会、新闻学会，为着能够旁听大学里的功课。在新闻学会里我遇见了同样的旁听生，像陈公博，他现在是南京的一个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变成了共产党，再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份子;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氏，帮助我很多的。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烈理想和良好性格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枪决了。

　　当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也遇见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一九三八年被共产党开除];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弗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一斯诺);还有段锡朋一一现在是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在这里我也遇见了而恋爱上了杨开慧女士。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氏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最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我的头脑越来越急进。我已经告诉你了这种情形的背景。可是在这时候，我还是很糊涂，用我们所常说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一条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了影响。我常常和一个北大的学生，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以算是一种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七个人。晚上我们七个人都紧紧地挤在一个炕上，连气都透不过来。当我要翻身的时候，我常常必须警告睡在我两旁的人们。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前面的广场上，我见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上面正结着坚冰的时候，白梅盛开着，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上悬挂着水晶冰柱子，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天珠玉树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唤起了我的好奇和赞叹。

　　一九一九年开头，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到了上海。我只有到天津去的车票，到了天津以后，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再向前走一步。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的，有一个同学从北平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给我十块钱，使我能够买一张车票直到浦口。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谒孔子的坟墓。我到孔子的弟子洗脚的那条小溪边，到了圣人幼年时所住的小镇。相传曲阜大成殿旁边有一棵古树，是孔子亲手裁种的，靠近替他所立的历史上有名的庙旁边，我居然看见这棵树了。我也在孔子有名的一个弟子——颜渊所曾经住过的河边停留过，并且也看见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泰山——山东的神圣的山。

　　可是当我到了浦口，我又没有一个铜元，也没有车票。没有人有钱可以借给我;我不知道如何能离开浦口。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车上一个贼又把我仅有的一双鞋偷去了。哎呀!我怎么办呢?但是，又是“天不留出门人”，我又遇着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好朋友，这样他成了我的“救命皇菩萨”。他借给我钱买了一双鞋后，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行一—同时留神着我的新鞋。到上海我知道了已经有人募集一批大款子送学生到法国去，还预备了一笔钱送我回湖南。我送我的朋友们到轮船上，以后我就向长沙出发。

　　尽我所能记忆的，我第一次到北方旅行中所值得纪念的，是这些个经历：我在北海湾滑过冰。我围绕洞庭湖走过了。在保定的城墙上我曾环绕着走过一圈。在三国里有名的徐州的城墙，在历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环绕着走过一次。最后我登过泰山，拜谒过孔子的墓。这些事情，在那时候，对于我，好像除了遍游湖南以外的最大的成就。

　　当我回到长沙的时候，我比前时更直接参加了政治工作。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的时间，专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办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一—一种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而且特别是新民学会，猛烈地反对那时候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很坏的人。新民学会领导了一个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革去他的职。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鼓动反对他。因为那时候孙中山在西南已经很活动了。于是张敬尧就用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这以后我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了一种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又把反张敬尧的斗争，扩大为普遍的反军阀的煽动。当时我担任一个通讯社社长，推动这个工作。这个运动在湖南得到了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阁推倒了，长沙建立起一种新的局面。正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了两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坚主着一种远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

　　一九一九年[应为1920年]我第二次到了上海。在那里我又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北大。或者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更大。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希望他能赞助湖南学生运动。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组织“湖南改造联盟”的计划。以后我回到湖南就开始组织起来。在那里我得到一个教员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政纲是争取湖南“独立”—一意思是真正的自主。对于北方政府非常厌恶。并且相信如果能够和北京脱离关系，湖南会更快地现代化的。所以我们的组织鼓动和北京政府“分离”……

　　谭延闿又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了。赵恒惕利用“湖南自治”运动图谋他自己的利益。他假意拥护自治，主张中国成为“联省自治国家”。可是当他一得到了政权之后，他用极大的力量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要求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总而言之，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纲。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地鼓吹这些改革。有一天我们领导着去捣毁湖南省议会，因为在那里，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所指派的地主豪绅们。这一次捣毁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所张挂的胡说八道和吹牛的对联匾额，都除下了。

　　捣毁省议会这件事被看做湖南的一件大案子，统治者们都惊慌了。可是，当赵恒惕夺得政权以后，他背叛了一切他以前所支持着的主张。特别是猛力禁止一切民主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学会把斗争的目标转向了他。我记得一九二〇年的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这示威被军警镇压下去了。有些示威者曾经企图在这一次会上，举起红旗，可是军警禁止没有能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那时候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组织言论的自由，但是军警并不听从。军警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的讲堂的，而是来执行赵省长的命令的。从这次以后，我慢慢地信服了只有经由群众的行动而得到的群众政治力量，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在一九二〇年，我第一次于工人政治组织，在这方面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是由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地也在行动上一—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从这以后，我自己也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年我和杨开慧女士结了婚。

　　.......

　　毛泽东这时候是一个马克愿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这是因为在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像共产党的那一种组织。到一九一九年，陈独秀才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马麟—一第三国际的一个很有力的长于煽动的代表——来到上海，布置和中国党的联系。以后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差不多在同时候，一群中国学生，也在巴黎开会，建议在那里设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

　　我们想起了中国共产党到目前还不过是十六岁的青年，那么它的成绩实在不能算少了。因为除了苏联以外，它是全世界共产党中最强有力的。而且除了苏联以外，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夸赞着有它自己的强大的武装队伍。

　　这是又一个晚上，毛氏继续他的故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间占主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我在北大当着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我对于这方面的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是很有帮助的。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和陈独秀讨论着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我生活中，这一个转变的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在上海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别的人是：张国焘(1938年春季，张国森从陕甘宁边区逃定，叛变革命，投降到民党反动派，随即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包惠僧和周佛海(周不久即脱党，成为国民党官僚，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本，是大汉奸)。我们总共是十二个。那一年的十月，共产党第一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在别的省份和城市里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会有陈独秀、张国焘、杨民哉(译音)、谭平山、陈公博(现任国民党官吏)、刘燕青(译音)、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枪决)、李达、李森(译音)等。在湖北的党员有项英、恽代英、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学校主席)、许白昊、施洋。在山西的党员有高崇武(译音)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一些别的人。在广州是林伯案(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枪杀)、王精美(译音)和邓恩明(译音)是山东省委的发起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的工人学生们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和在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开始的。那里的党的发起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蔡和森的妻子，在发起人中唯一的中国女子)。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发起人。过了一些时候，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和一些别的人。而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那时是书记一—已经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包括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等。那年冬天开始了猛烈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而在农民中做的很少。大的矿厂大部分工人被组织起来了，而学生几乎全数被组织了。……

　　(本文摘自埃德加·斯诺1937年所写的《西行漫记》第四章，标题是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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