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六用“空城计”，一次比一次神！

一用空城计：驱散溃兵安人心

 

　　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苦不堪言。湖南是一个军事要冲，饱受战乱之苦。湖南一师是外国殖民者留在长沙的一个两层楼的院落，它处于交通要塞，后院临湘江和粤汉铁路，因此，常有军阀在这里进驻重兵，仅毛泽东在校的五年内，就经历过多次北洋军阀的蹂躏。

　　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后，满怀革新社会、改造中国的伟大理想，努力学习、掌握各门知识和各种本领。

　　当时，学校课程中有一门兵式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为了增强学生对军事的兴趣，学校增加了一些军事训练课目;为了适应警卫的需要，学校又在课外组织了学生志愿军。

　　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的人很多，差不多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学校把志愿军编为一个营，由兵式操教员担任营长，营以下的连长、排长、班长均由学生担任。毛泽东是最先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的学生之一，被同学们选为连长。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我们青年要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眼下最要紧的是认真学习军事。”同学们在他的鼓动下，学习军事的热情很高。毛泽东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曾被选为学友会的总务。他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分夜梭巡，警卫非常”。但当时的所谓“志愿军”的武器，不过是一些上操用的木棍。

　　1917年11月，湖南督军傅良佐的军队被桂系军阀打垮了。傅良佐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逃出了长沙，向湖北方向逃窜。而当时其他军阀部队还在衡山、湘乡一带，不能即刻赶到长沙，长沙一时成了一座空城。战局动荡不定，第一师范的师生们和长沙市民一样，终日惶恐不安。

　　11月中旬，战事逼近长沙，轰隆隆的炮声不时地传入人们的耳际，一队队丢盔卸甲的败兵和敞怀露胸的散兵随处可见。长沙城中有关战事的谣言四起，闹得人心惶惶，情势十分紧张。

　　学校为了躲避兵祸，通知全校师生到礼堂听学监方维夏作报告：“南郊有作战危险，全校师生需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避，速做准备，听号令出发。”但过了很久，不闻出发号令。后来才知道，是学友会总务毛泽东力言留校。

　　毛泽东得到学校动员全体师生到长沙城东暂避的消息后，匆匆赶到校长室，他恳切地对校长说：“外面战事混乱，外出暂避恐怕凶多吉少。莫不如利用学校墙高宅深的优势，加上学生的护卫，方可使全校师生免遭侵犯。”校方权衡再三，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很有道理，最后决定不出去避难。

　　毛泽东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立即投入紧张的护校行动。他一边率领学生采取湖南农民护院的老办法，将嫩竹削成十分锐利的锋尖插在校园墙头上，一边布置同学在校门口和校内主要通道上持枪站岗放哨。

　　一些零星溃兵路过一师校门口，见学生布岗，刀枪林立，不敢贸然闯入校园。当然，他们不知道学生手中的武器，只是一些操练用的木头枪。

　　17日中午过后，支援傅良佐的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由株洲、湘潭一线，沿粤汉铁路溃败下来，已经到了离学校十余里的猴子石。这些溃军官兵只知道傅良佐已经逃走，不知长沙城内的虚实，害怕在长沙遭到袭击，不敢贸然前进，因此停留在那里徘徊。若他们一旦探知长沙此刻只是一座空城，就会大胆闯入城内，烧杀抢掠，为所欲为，长沙城和一师校园就会遭受一场浩劫。眼见几十万人民的生死安危系于旦夕，毛泽东下定决心，即便冒天大的危险，也要设法赶走溃兵败将。

　　霎时，得到消息的全校师生陷入紧张的状态中。可是，把长沙人民和全校师生安危放在第一位的毛泽东，却显得非常镇静。他冒着随时可能与溃军官兵遭遇的危险，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明情况。他想，这些既惊慌又疲惫不堪的溃兵不知道桂军尚未进城，好似惊弓之鸟，我们完全可以设法将他们赶走。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于是，他立即向学校提出采取紧急措施的建议：组织部分学生志愿军去截击溃兵，缴他们的械。这是个大胆而又冒险的设想!

　　学校接受了他的建议，毛泽东便迅速行动起来。他首先从学生志愿军中挑选出一百多名胆子大的同学做好出发准备，而后又持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局请求增援。

　　晚饭后，毛泽东率领持木枪和棍棒的学生志愿军和部分持真枪的警察离开学校。那些胆子小的学生和教员都躲在寝室里，吓得不敢走动。

　　在苍茫的暮色中，毛泽东率队匆匆赶到了猴子石附近地势险要的金盘岭。他把学生志愿军和部分警察分成两队，绕道分布在溃兵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

　　这时，天色已晚，毛泽东让持真枪的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学生志愿军点燃爆竹，并向溃败的官兵齐声呐喊：“傅良佐已经逃走了!桂军进城了!你们被包围了!只要你们缴枪，就放你们回去!”

　　溃军官兵被这漫山遍野突如其来的枪声、炮声、呐喊声吓得乱作一团，他们不明虚实，哪里顾得上抵抗，纷纷表示愿意缴枪。毛泽东派人命令溃兵放下武器，后退几十步。不大一会儿，这支三千余人的溃军就全部缴枪投降。

　　当晚，溃军官兵露宿学校前坪。学生志愿军和全校师生把缴获的武器扛的扛、抬的抬，全部运到学校，堆了半个礼堂。第二天，湖南省商会筹集了一笔款子，分发给被缴了枪的官兵，每人五至七元大洋，把他们送上开往武汉的火车。

　　毛泽东巧摆空城计，智退北洋兵，缴枪三千余。不仅保护了“一师”未受骚扰，而且使长沙居民也免遭祸害。人们兴奋异常，议论纷纷，交口赞誉毛泽东有勇有谋，通身是胆。以后，毛泽东担任警备队队长，守卫学校。在湘东战事紧张时，一师因学生警备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仍照常上课，且“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见《一师校志》)毛泽东领导大家直接同军阀进行“军事”斗争，成为当时同学们最为敬佩的事情。

　　

二用空城计：智退敌兵保政权

 

　　1927年11月中旬，湖南军阀何键以两个师的兵力从省城出发，驻扎在古城、茶陵一带，准备进攻茅坪，攻打红军，想将新生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想把共产党的“要犯”毛泽东缉拿归案，这就是何键一箭双雕的出兵之策。

　　这时，红军的主力部队都去攻打酃县、茶陵去了，茅坪只剩下很少的红军，而且大部分是伤病员。剩下的战士配备的都是梭镖和鸟铳，步枪也只有二十多条。军情万分危急。

　　面对这万分危险的敌情，毛泽东认为必须巧设疑兵，让敌人觉得红军主力到了，把敌人吓走才能转危为安。为此，毛泽东从容地做了相应的布置：他先派出几个赤卫队员化装成商人混进古城，和城里的地下党员相配合，在城里各个繁华地段张贴革命标语“欢迎红军进城!”“红军万岁!”等等，从政治上动摇敌人的军心;同时，又派一些红军战士，带领赤卫队和群众一百多人，背上梭镖和鸟铳，并带上仅有的那二十多条步枪，连夜赶到古城西南的倚路石一带去拦截敌军。毛泽东指示他们多带一些指挥打仗用的红旗。毛泽东对他们说：“这一仗，大家都是指挥官，不是战斗员，要和敌人斗智，而不能斗力。”

　　倚路石一带，是古城周围最高的山，可以俯视县城。一百多人分成四五个人一组，每组一支步枪，把守一个山头。布下了一条三四里长的防线。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敌人的大部队缓缓地进入了防线，各个山头的赤卫队员、红军战士和部分群众开始行动了。他们有的开枪射击，有的摇旗呐喊：“白军士兵快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弄得敌人一时搞不清周围究竟有多少红军。

　　后半夜，伸手不见五指，山头的呐喊声更大了。赤卫队员和战士们将仅有的二十多支步枪，忽而分散射击，忽而集中使用，一时间，枪声大作，喊杀声不断，吓得敌人乱作一团，互相联络不上，都以为自己被红军包围了，纷纷向城里的敌军师部求救。

　　敌军指挥官看到城里到处都贴满了标语，又听到城外激烈的枪声和不断传来的电话求救声，十分害怕红军主力打进城来，只好下令撤退，连夜从古城逃走了。毛泽东和新生红色政权连同茅坪这座空城才化险为夷。

　　

三用空城计：粉碎敌人大偷袭

 

　　江西永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红军和白军必争之地。它南靠井冈山，东连泰和，西接莲花，北通安福、吉安，这里群众革命基础深厚，物产丰富，进可逼吉安、萍乡，与罗霄山脉北段衔接，构成广阔的红色区域;退可守井冈山，使敌人无奈我何。由于它在井冈山斗争中，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占有重要位置，所以，毛泽东亲自制定了“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部署长期斗争”的政策。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妄图把永新作为他们消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楔子。因此，仅在1928年五六月间，就发生了二占永新的战斗。

　　1928年6月，红军攻占永新后，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一个连来到永新县的塘边村。

　　塘边村是江西省永新县新四乡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由大屋、塘边等四个自然村落组成，有一百多户人家，五百多口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这里曾是最早进行土改和组织人民政府的地方。毛泽东到塘边村的主要任务是就土改、工商业政策及经济发展等情况做社会调查。在塘边村，毛泽东遇上了正在这里带领工作队开展工作的贺子珍。

　　说起来，毛泽东和贺子珍已是老相识了。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茅坪，与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会师。袁文才曾在步云山备了两桌酒席为毛泽东接风洗尘，并请来了宁冈、永新的一些头面人物龙超清、肖子冬、刘真、贺敏学等作陪。袁文才介绍贺子珍时，毛泽东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姑娘，而且颇有一股巾帼豪气!这对毛泽东来说，印象无疑是相当深刻的。

　　在以后的工作接触中，毛泽东逐渐知道贺子珍原名贺桂圆，1909年桂子飘香的时节降生在永新禾川镇一个叫“海天春”的小茶馆里。贺子珍懂事后，不喜欢“桂圆”这个名字，她要自强、自立，自我珍重，遂改名“自珍”，又称“子珍”。

　　贺子珍这时已是井冈山地区闻名遐迩的人物了。可这么一位年轻秀丽的姑娘怎么会变成“山大王”的呢?原来，在大革命时期，贺子珍就已崭露头角，曾是永新首任团支部书记、县党部妇女部长。1927年3月，中共永新县委批准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委任她为县委妇委书记。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银圆)都是永新县委委员。贺子珍联络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暴动成功不久，遇到湘赣反动势力的联合进剿。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县城南门，打退了敌人一个特务营的进攻，并缴获了百十支枪。打这次战斗以后，贺子珍的勇敢和枪法几乎被传为神话。这些，毛泽东也多少有些耳闻。后来，永新县守不住了，贺子珍随袁文才上了井冈山。

　　这次，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因工作而相遇，两人心中都由衷地喜悦。因为毛泽东到塘边村后一时难以找到更合适的住处，工作队也把毛泽东安排到了贺子珍她们住的固春姬孤老婆婆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毛泽东一住下来，就立刻听取了贺子珍和工作队同志们的汇报。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分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她们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出来，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贫协主席怎么说等等。由于没能很好地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贺子珍感到很羞愧，白皙的脸胀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没有丝毫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说：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我们就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做调查，我们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贺子珍睁大眼睛听着、领悟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接着，毛泽东提出要召开几个调查会，请工作队帮助组织、安排一下。贺子珍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项任务。她心里暗暗地想：这可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呀!

　　毛泽东不仅在塘边村做了深入的调查，还到附近的村庄去做调查。他了解的内容，有农村土地分配情况及不同层次的人对土地分配政策的态度，有工商业分布、生产、销售的情况及对有关政策的态度等等。之后，毛泽东在宁冈，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后来他十分惋惜、被丢失了的《永新调查》。这期间，毛泽东经常在屋里一坐就是一天，分析和研究调查材料。有时脑子太累了，就帮助固春姬老婆婆挑水、种菜、挑谷子等放松一下。对毛泽东早有爱慕之情的贺子珍看到毛泽东工作如此繁重，便主动默默地担负起照料毛泽东生活的工作。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对毛泽东的爱慕之情就越深。

　　这时，在塘边村，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有一天晌午刚过，毛泽东和贺子珍正在堂屋里一起分析关于土地问题的调查材料。

　　突然，村东方向传来“砰!砰!砰!”几声枪响。不大一会儿，一个手持梭镖，跑得满头大汗的暴动队员闯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一支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地主保安队正向村里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领赏，现在离村子只有两里多路了!

　　原来，塘边村地处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的交界。虽然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塘边村附近几个县仍是敌人的天下。从塘边村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地方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正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悬赏捉拿毛泽东呢!保安队这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村发起突然袭击。

　　贺子珍听完报告，不由大吃一惊。因为警卫班和跟随毛泽东来的一连红军，都到别处分散做群众工作去了，眼下只剩下几个队员，而且他们的武器只有大刀和梭镖，显然跟敌人硬拼是不行的。贺子珍一时没了主意，她用焦急的眼神望着毛泽东，似乎在问：怎么办?

　　毛泽东遇险不惊，非常沉着、冷静，他仍然稳稳地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抽他的烟，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事实上，毛泽东正在分析眼前的局势。贺子珍想到的，他都想到了。如果硬拼，不仅会陷入被动危险的境地，而且还会危及塘边村群众的安全。于是，他用力扔掉手中的烟头，果断地说：“通知乡亲们，马上撤出村子，到山上躲一躲。”

　　塘边村处于群山环抱之中，走出村落就是山。山高林密，隐蔽性极好。毛泽东随同贺子珍、房东老大娘以及村里群众，一起撤上了山，隐蔽在密林深处。

　　敌人进村后，见空村无人，知道已有了准备。他们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久留，打了一阵乱枪后，便悻悻地撤走了。事后，贺子珍问毛泽东：“敌人怎么不上山搜查?”毛泽东笑了笑说：“敌人也怕呀!当时如果我们还手，敌人从枪声里就可判断出我们的力量。我们一弹不发，空村无人，他们不知深浅，岂敢贸然上山?三国时诸葛亮唱空城计，也是如此呀!”

　　在这次意外的事件中，毛泽东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深深地震撼了贺子珍的心灵。

　　

四用空城计：赤手空拳镇顽敌

 

　　1947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全国战略反攻和各大区协同作战。

　　会议刚结束，刘戡率七旅之众由瓦窑堡北上，经大理河向小河扑来，企图封锁绥德、米脂，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包围在无定河以西。为此，昆仑纵队必须抢先过绥德。

　　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就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

　　周恩来首先介绍了敌情：“南边是敌占区，东边是董钊部，北边是刘戡的二十九军，西边是钟松的二十六师。我们是四面临敌，真是四面楚歌呵!”

　　毛泽东打趣地说：“可没有风声鹤唳!”紧接着他面带严肃，一边吸烟，一边思考。片刻之后，他手指地图说：“按原计划，顺大理河而下，向东边榆林方向走。也就是说，迎着敌人西进的快速部队方向行进。”

　　周恩来立即提醒道：“这可是敌人力量最集中的方向，也是很危险的。”

　　任弼时加重语气说：“这条路充满了刀光剑影。”

　　毛泽东以鲁迅的诗句补充道：“怒向刀丛觅小诗嘛!”

　　经过研究，确定了东进的行军路线。

　　8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向榆林方向转移，向西北野战军驻地靠拢。

　　这次行军，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改常态，将夜行军改为白天“明目张胆”地转移。胡宗南捕捉到消息后，一面派飞机轰炸袭击，一面令刘戡拼命追击。

　　8月6日，彭德怀发起了榆林战役。守城的邓宝珊连连向胡宗南告急求援，并惊动了蒋介石。8月7日，蒋介石飞抵延安督战。

　　蒋介石对于毛泽东的行动琢磨不透：彭德怀攻击榆林，毛泽东也往榆林走。但他的如意算盘是：集中十个旅的兵力，先解榆林之围，再将西北野战军主力歼灭于葭县、米脂、榆林三角地带，并寻机将中共高层机关一网打尽。

　　8月13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被刘戡、董钊和钟松两路敌人逼到了黄河以西、无定以东的狭小地区。

　　8月17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在乌龙铺住了一夜，又率队东进，来到了黄河岸边。刘戡率七旅之众紧紧逼近，情况万分紧急。

　　朱德得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处在前有黄河、后有数万追兵的险境之中，万分焦急，打电报建议中央立即过黄河。彭德怀派人送信，也建议迅速过黄河。

　　此时，毛泽东在曹庄的一个窑洞里正召集会议，研究行军路线。

　　“敌人已经从北路、南路、西路包围过来……”任弼时不无焦虑地说，停了一会又说，“德胜同志，看来只有向东走了。”“我有话在先，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现在，屁股后面有七个旅的追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过黄河呢?”毛泽东的话很坚定。

　　周恩来连忙说：“主席，我们要过前边的葭芦河，不是过黄河。葭芦河只是黄河的一个分汊。我们过了葭芦河，回旋的余地就大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解释，依然没有做出反应。

　　这时，侦察员飞马来报：刘戡冒雨从乌龙铺出动了。

　　毛泽东说：“既然敌人这么积极，我们动身吧!”并让任弼时传话：“继续顺河东上。”

　　茫茫的雨夜里，中共中央机关好不容易摸到了葭芦河边。几天来连降暴雨，葭芦河水骤然猛涨，像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几里地外就听到了轰鸣声，令人望而生畏。

　　“过不去了!大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大家纷纷议论着。

　　侦察员又报：“敌人已到曹庄，继续向我们逼近。”

　　子弹在耳边呼呼地响，几个战士应声倒下。敌人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了附近的山头。担任阻击任务的警卫部队只有两个连，是二百人对付几万敌人。

　　刻不容缓，任弼时派人找来了几只羊皮筏子。于是，在灰蒙蒙的天色下，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在一片助威声中登上羊皮筏子，在波涛中拼命地划。可一下子，连筏子带人全被卷进了激流，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向东的路走不通了。

　　敌人就在眼前。

　　“烟!给我拿烟来!”毛泽东伸出手轻声地说。

　　“烟，你有烟吗?”大家互相问着。

　　毛泽东这些天戒烟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准备烟。况且，连日来大雨不停地下着，人们都成了落汤鸡，哪里去找烟呢?

　　“德胜同志，我……我这里还有烟，有火柴……”

　　马夫侯登科终于小心翼翼地找出了那个小油布包，在别人的帮助下为毛泽东点燃。

　　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

　　大家的心也跟着烟头一闪一闪地跳着。

　　忽然，毛泽东把烟头一扔，掷地有声地说：“决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

　　他扫了一眼山头上的敌人，迈开大步，顺着河堤，向北迎着敌人几万支枪口走去。

　　大家惊呆了。

　　空气凝固了。

　　警卫员猛然醒悟，跑上前去保护，可被毛泽东喝退了。

　　毛泽东就这样泰然自若地向前走着。

　　队伍也紧随其后，排成两队走着。

　　这时，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敌人几万追兵呆若木鸡地看着毛泽东，几万支枪哑了。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大摇大摆地在几万敌人的目光下走过去，二百米，三百米……直到消失在远方，才听到激烈的枪声，但没有人追来。

　　这是毛泽东转战陕北最惊险的一幕。

　　几十年后，李银桥仍记忆犹新地说：“那简直是令人不敢相信的!当时胡宗南的追兵四五次追上我们，都是这样……”

　　毛泽东率队顺利地来到了一座大山脚下，他仰望云雾缭绕的山峰，对大家说：“上山吧!”毛泽东走在队伍的前面。

　　任弼时大声告诉队伍后的王参谋，把上山的痕迹抹掉，以免敌人摸到我们的行动路线。

　　毛泽东听后转过身子说：“没关系，你们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那些蠢货也毫无办法。”.

　　王参谋摇摇头说：“不行，敌人离我们这么近，说到就到，太危险了。”

　　其他人打趣道：“刚才是刘戡在睡觉，我们在他眼皮底下过来了。现在醒了，肯定要追的……”

　　毛泽东将手中的棍子往地上一戳：“给我竖，我叫他追，就怕他没这个胆子!”

　　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用意，对他们说：“你们照德胜同志的意见办吧!”

　　毛泽东走到山顶，听到山下传来的枪声，立足道：“是敌人来了吗?”他边说边找了块石头坐下，轻松地说：“好吧!我等着，我要看看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

　　过一会儿，侦察员气喘吁吁地上来报告：是对岸的民兵在打枪。

　　毛泽东站起身来说：“没有事，我们再走!”

　　这时，侦察员又报：敌人追到山底下，看到了“牌子”，怕中埋伏，没有上山来。

　　上山后远眺，葭芦河宛如一条银色的飘带，穿越在崇山峻岭之间。一阵凉风轻轻吹过，大家感到格外清新惬意。此情此景，让大家不约而同地哼起了《黄河颂》：“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在白龙庙住了一夜。第二天，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顺利地渡过了葭芦河。

　　这时，刘戡率七个旅的追兵赶到河边，他们正想方设法要过河之际，河水突然猛涨，冲走了不少敌兵。大水挡道，刘戡只好望河兴叹。

　　天黑下来的时候，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杨家园宿营。

　　当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研究在沙家店地区歼灭钟松部的作战方案。

　　8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迅速向沙家店地区行进。

　　8月17日，彭德怀打响了沙家店战役，死死围住了曾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骄狂至极的钟松。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我军全歼钟松的36师6000余人。

　　8月2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和各大军区首长，讲了西北战场的大好形势，西北野战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8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葭县的朱官寨，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11月，来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的“十二月会议”，制定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

　　1948年3月10日，周恩来在杨家沟的一个小操场上，向中央直属机关的全体干部郑重宣布：一年来，敌我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共同完成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1948年3月23日，一个永远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这一天，是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最后一天，也是陕北人民欢送毛泽东等东渡黄河的一天。

　　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同来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这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五用空城计：老蒋损兵又折将

 

　　蒋介石终于占领延安了，国民党的宣传媒介大肆宣扬国军的“辉煌胜利”。

　　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大照片，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在他的嫡系胡宗南的陪同下，得意地站在延安的窑洞前，手持手杖，一身威武的戎装。

　　蒋介石这时是得意的。他的高徒——他最信任的黄埔学生胡宗南也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在得到蒋总裁的“河图勋章”并晋升为“陆军上将”后，又在西安和叶霞弟宣布结婚，可谓“双喜”临门。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发表《现阶段的战局总检讨》一文，对此就发表评论说：“胡宗南这个神秘的不娶将军，居然因为延安攻下，夙志得偿而结婚了。他该是如何兴奋，以为从此西北可以稍安了，十年戎守自此可以稍松一口气。哪晓得当时就有晋南富饶之区的易手，山西人讽刺他是以一只肥牛换来了几条鸡肋。中共中央始终没离开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还在那里呼喊。”

　　蒋介石派他的得意门生、黄埔一期的胡宗南进攻延安。是他在挑起全国内战后，动用了他全部兵力的80%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后进行的。在战争刚开始，他曾狂妄地声称，只须三个月到六个月，他就可以取得胜利。然而，局势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尽管他在军队数量、装备和战争资源等方面全部明显地超过人民解放军。他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几乎全部近代工业和比较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接受了侵华日军和伪军的装备，又得到美国政府巨大的军事、经济“援助”，但全国进攻却失败了。尽管国军在内战初期，攻城占地，迅速推进，但从l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经过8个月的较量，却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其正规军66个旅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人，共71万余人。

　　在这期间，蒋介石的国军占领解放区的城市l05座。蒋介石开始为此还较得意。

　　毛泽东则胸中有数，他在蒋介石挑起内战一开始，就确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即以歼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原则。

　　实际情况也如此，蒋介石已经丧失了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本钱，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计划已经破产。

　　但是，从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对比看来，蒋介石在军事力量、战争资源以及国际影响方面，仍占据主动。

　　1947年3月10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要在莫斯科开会。蒋介石已获取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为了在国际上捞取政治资本，蒋介石在无力进行全面进攻的情况下，集中了94个旅，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

　　蒋介石命令他的亲信胡宗南，在3月10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开会这一天，向延安发起进攻。后来，由于胡宗南在集结部队时，遭到解放军的攻击，还因延安美军观察组没有撤出来，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推迟了3天。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决定，主动撤离延安。

　　延安当时是世界闻名的红色首都，中共中央在此已10年多。主动撤离，当时有很多人想不通。

　　毛泽东是怎样想的呢?

　　他曾对他的部下说：“不应该阻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是，实际上他只要一占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就会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

　　毛泽东接着说：“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蒋介石不会想到：毛泽东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蒋介石不来进攻。

　　只此一招，蒋介石又失算了。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结34个旅共25万人的兵力，从洛川、宜川，分两路向延安进犯;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12个师，榆林第二十二军2个师为策应，相继由西、北两面出动;蒋介石又从统帅部抽调100架左右的飞机，对延安及其附近大肆轰炸。他企图摧毁人民革命力量的“心脏”，“三日之内占领延安。”

　　从3月13日起，陕北解放军一部在延安以南节节抗击胡宗南部，经过六天的激战，在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后，于19日主动撤出延安。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延安成为一座空城。

　　胡宗南的那个“天下第一”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随着别的部队抢占延安后，马上喜形于色，给蒋介石发电报报功。胡宗南在给中央社的电讯中吹嘘：18日，下午进抵距延安十公里处，经一席激烈战事后，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

　　“……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10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辑流亡中。”

　　蒋介石接到战报后，当即给胡宗南打下了一个贺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蒋介石的高兴还表现在他的日记中：“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复，亦云幸矣!”

　　为了欺骗舆论，胡宗南伪造了所谓战果。为此，后来陈诚和白崇禧曾攻击过胡宗南。

　　正在蒋介石和胡宗南高兴之际。3月16日，毛泽东命令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领陕北仅有的2万多部队，同胡宗南指挥的20多万部队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陕北解放军主力决战。西北解放军在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在彭德怀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采取神奇莫测的运动战，以一小部分兵力佯装主力边战边退，把蒋军主力诱向延安西北安塞方向，而将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以南设伏。3月25日，蒋军担任侧翼掩护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2900余人进入伏击圈内，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即被全部歼灭。对此，不知蒋介石是何感想?

　　毛泽东则于3月26日给彭德怀拍发如下电报：(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导员传令嘉奖。(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

　　不出毛泽东所料，青化砭战斗后，国民党军发现西北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就由安塞转向延安东北追击。蒋介石的数万大军在延川、清涧、瓦窑堡(即子长)一带兜圈子，处处扑空。4月中旬，蒋军以8个旅由蟠龙、青化砭向西移动，以驻瓦窑堡的第一三五旅南下，企图歼灭西北解放军主力于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西北解放军以一部向西吸引其主力，大部在瓦窑堡以南设伏。4月l4日，南下的蒋军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进至羊马河地区，经八小时激战，全部被消灭。

　　战后，彭德怀马上致电毛泽东。毛泽东于4月15日给各战略区发电说：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

　　毛泽东又分析了敌我的作战方针，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3月31日到清涧立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

　　“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毛泽东将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军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西北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方针，又在安定、瓦窑堡、清涧、永坪之间与国民党军继续周旋。

　　4月下旬，连遭败绩的蒋介石实在坐不住了，亲自出马，他错误地判断中共中央及西北解放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阳)榆(林)公路北进，第二十二军由榆林南下，企图夹击歼灭西北解放军于葭(佳)县、吴堡地区，或逼迫其东渡黄河。西北野战军以一部佯装主力，诱敌主力北上，而集中4个旅秘密南下，袭击其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5月2日，对蟠龙镇守军发起攻击，经两天三夜激战，全歼敌军6700余人，缴获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当胡宗南主力掉头回援时，解放军已转到安塞地区休整。

　　从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起，到一年以后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转入进攻为止，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转战在陕北，运筹帷幄，从容地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作战。蒋军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毛泽东有时相距只有十余华里。但毛泽东等人镇定地带领着仅有四个连的中央纵队，巧妙地同敌人周旋，避开敌军的锋芒，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们坚持不离开陕北。毛泽东这一大智大勇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过边区军民的团结奋斗，在延安、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榆林、沙家店七次战役后，共歼灭蒋军3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蒋军十几万部队在陕北被“肥的拖瘦、瘦的拖垮”，还常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没办法，l948年4月21日，胡宗南带着残部撤出延安。

　　延安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六用空城计：一纸吓退十万敌

 

　　1948年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城南庄迁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同在这里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从此，西柏坡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此时，长江以北的大片国土相继解放。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到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原的几个战略要地。毛泽东纵观全局，抓住战机，决定与蒋介石进行最后的决战。

　　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内一个军起义)，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10月下旬，辽沈战役已经取得关键性的重大胜利，占领了锦州、长春等地，20余万敌军被歼，解放东北全境指日可待。

　　就在丢失长春的当天，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辕召集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徐州剿总司令杜聿明开会，策划夺回锦州。

　　会后，蒋介石单独召见傅作义，并让他马上组织一个精锐兵团。傅作义不知蒋的用意何在，因为华北援锦配合辽西会战已作安排。

　　面对傅作义的疑惑不解，蒋介石直截了当地说：“共军东北主力集中辽西，企图与我辽西兵团决战。其华北主力为阻止我华北援锦兵团，倾巢而出，共军后方兵力空虚，此乃歼灭共党总部的千载难逢之机。”

　　“意思是利用此机会，组织一个精锐兵团，直捣石家庄和西柏坡，端掉共党的老窝……”

　　蒋介石得意地笑了。

　　然后，两个人进行了密谋，制定了整个行动计划：以三个军、十个师、一个旅，共十万余人的兵力，分为偷袭和策应两个梯队，以骑兵为先导，由沧县等地出发，集结保定，然后分别南下向西柏坡和石家庄发动进攻，中心攻击目标是西柏坡。

　　10月23日，华北“剿总”司令部门前，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早上7点，一辆辆轿车、美式吉普车接踵而至，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匆匆下车，鱼贯而入。

　　傅作义按照与蒋介石商定的计谋，在这里召开了紧急秘密军事会议，布置偷袭的具体行动方案。

　　傅作义首先下达了偷袭石家庄、西柏坡和部队编成的作战命令。任命国民党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由他的九十四军、刘春芳的骑兵师、鄂友三的整编骑兵十二旅和新二军暂二十二师等组成快速机动部队。具体作战方案是：刘春芳的骑兵师和鄂友三的骑兵旅佯称打通保平线，在保定集结后进袭西柏坡;郑挺锋率主力部队向石家庄进攻，以掩护骑兵部队偷袭西柏坡;以傅系王牌主力郭景云部和蒋系袁朴部由张家口南下保定，准备策应。各部在10月26日全部集结保定，28日拂晓发动偷袭。敌人的异常军事活动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注意。

　　鄂友三散会后刚进家门，就听到卫兵进门报告，说有位姓刘的先生前来拜访。鄂友三迎出门去，见是自己多日不见的密友刘时平。

　　刘时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益世报》的采访部主任。由于特殊的职业，便有了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交往的条件。刘时平与鄂友三既是同乡又是中学同学，交往甚密。这天上午，刘时平接到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的指示，让他尽快搞清傅作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的内容。就这样，他肩负着特殊任务来到鄂友三家。

　　同学相聚，免不了开怀畅饮。席间，刘时平借鄂友三醉意绵绵，进行婉转的试探。此时的鄂友三早已把傅作义训示的保密纪律抛到九霄云外了，一字一句地吐露着：“老头子来命令老傅趁共军后方空虚之时，端他们的老窝。这不，老傅又开会布置任务……”

　　刘时平一听，暗自一惊。趁鄂友三昏睡之际，告别了杜长城、刘建龙二人，离开鄂友三的公寓。

　　刘时平迅即将这一事关重大的情报告知了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通过设在市内的地下电台，急速报告设在河北沧县泊镇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城工部长刘仁又报告了华北军区司令部，华北军区司令部十万火急地通过电波报告了西柏坡。

　　10月25日上午10点左右，西柏坡中央军委机要局收到急电后，机要参谋一看，立即紧张起来，译好电文马上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

　　当时，华北军区留守在西柏坡的兵力只有一个团，一千人左右，而进犯的敌军多达十万。而且，从北平到石家庄只有600华里。其中，保定以北的铁路还控制在敌人手里，从保定到石家庄才300华里。这样，敌人只需要两三天就可到达石家庄。石家庄和西柏坡危在旦夕!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

　　毛泽东等中央军委领导立即来到作战室，聚集要华北地图前，一边比划一边交谈着，表情十分严肃。

　　很快，中央军委作出了迎击敌人的部署：西柏坡的警卫部队立即进人临战状态，掩护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转移。中央机关也做好了转移的准备工作。华北军区直属第七纵队主力快速行军，赶到保定以南迎击敌人。杨得志兵团所部第三纵队四日内赶到望都，阻止向石家庄进犯之敌。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威胁北平，迫使敌军一部回头。太原一兵团徐向前部，严密监视阎锡山部，不使其东犯石家庄。地方部队及民兵全部动员起来，部署在铁路公路两侧，迟滞敌人行进。

　　中央军委时刻注视着回援部队行动的同时，也监视着敌人的行动。

　　虽已为迎击敌军的进犯做好了准备，但距敌人28日拂晓发动总攻的时间毕竟只有三天。而我回援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少则三天，多则五天，情况仍然十分危急。

　　毛泽东急中生智，对周恩来说：“我们不妨也来个‘空城计’。就是通过新华社把蒋介石、傅作义的阴谋公开揭露，并把我华北军民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公布出去。还要指出：你傅作义倾巢出动，还要不要北平了?这样，他们就会丧失进犯的信心，甚至不敢来犯。”

　　“这一计太好了!”周恩来赞同地说。

　　于是，10月26日，毛泽东为了对付从保定偷袭石家庄的傅作义军，将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公开播出：

　　“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二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悉，该敌准备于27日集中保定，28日开始由保定南进。”“此间首长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蒋介石和傅作义听到广播后，十分惊慌，不知道军事机密是如何泄漏的，更不知道是否该按计划行动。

　　敌先头部队刚出保定，就遭到我地方部队的阻击，行动迟缓。其他各部由于种种心理，有的龟缩不前，有的退回原地。敌人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阴谋，很快就破灭了。而毛泽东和党中央依然在西柏坡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

　　“空城计”取自《三国演义》，具有一定文学色彩，乃妇孺皆知的计谋、家喻户晓的故事。没想到，艰苦的战争年代里，这个鲜活于文学作品的空城计现实中再现!战争年代，毛主席将空城计这个古老计谋用一次还不够，还出神入化用了六次，其胆略与智慧可谓旷绝今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