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评论员

　　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除了具有高超的理论水平，还一贯重视把总结经验作为重要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就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来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始，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复杂、尖锐的政策、策略课题，曾经在党内引起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是毛泽东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经历了土地革命的失利、工农红军被迫长征之后，如毛泽东后来说的那样，“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同样是领导中国革命，为什么陈独秀、王明等人总是葬送中国革命，而毛泽东就能挽救中国革命呢?是毛泽东先知先觉、生而知之吗?毛泽东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那么，毛泽东又是靠了什么才使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呢?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时，突然向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发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一时茫然不知所对。毛泽东接着意味深长地说：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完全符合他本人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实际情况。他有一段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他还说：

　　“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相对立的就是纸上谈兵，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理论不联系实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其根源就是理论脱离实际。毛泽东曾借用明代学士解缙的名句“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来讽刺那些不注重调查研究、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教条主义者。

　　在1941年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毛泽东将那些狂妄而不可一世的教条主义者们称为“老爷”，指出：

　　“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因此，毛泽东历来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才能够出真知，“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不但重视总结自己的经验，还重视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代表团成员马拉问：“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怎么能够这么伟大?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毛泽东坦率地答道：“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

　　“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

　　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人民群众的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曾经批评道：“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

　　说到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指出：

　　“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

　　在这段话里，毛泽东既诙谐又严厉地揭露道，在不利情况下让群众暂停或者退却，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看来，就是“等待主义”或者“机会主义”。因此，毛泽东在该文中继续指出，当时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他们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

　　很明显，采取纸上谈兵、想当然的态度，是不可能汲取群众智慧的。那么，怎样才能从群众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力量呢?毛泽东指出：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越是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越重视读史、鉴史。研究历史，并不是说要钻进故纸堆。恰恰相反，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在抗日战争刚刚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之际，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

　　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引发毛泽东的高度热情，他把该文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通过研究明代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胜败得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才得以保持清醒的头脑，预见到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同样会发生骄傲自满、功臣自居、贪污腐化等现象，并向全党敲响“我们决不做李自成”的警钟。

　　毛泽东把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提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总结了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毛泽东还曾经借用唐代文学家韩愈“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的诗句来阐明，作为一名革命者，不懂得历史、不研究历史、不学会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是不会有大的政治作为的。他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总结成功经验，还在于吸取教训，从中寻找成功的先机。他说过：“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1935年1月底，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土城战役中失利，红军损失惨重。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出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轻敌，三是分散了兵力。正是吸取了这一仗的教训，毛泽东以“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留下了战争史上的“得意之作”。可见，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不犯错误，而在于他善于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迅速地将教训转化为聪明才智和宝贵经验。

　　因为重视利用错误和教训，毛泽东总结经验时，总是抓正反两个方面。他在1928年11月《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既讲到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又讲到4月和8月两次失败的教训;在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既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他多次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

　　总结教训不仅指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也包括总结别人甚至敌人失败的教训为我所用。毛泽东有句名言：“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事就大了。”但是，要借用别人的经验教训，就必须具备诚恳的态度，虚心接受意见。因此，毛泽东还曾指出：“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

　　毛泽东曾以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为例，说明错误的经验对指导中国革命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讲，他认为他本人就是王明的“学生”。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应包括反面教员，即帝国主义、蒋介石以及革命队伍内部犯错误的同志。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毛泽东重视经验，但坚决反对经验主义，他认为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一样是有害的。他历来认为，为了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不能放弃理论学习，要把感性的经验不断上升为更具条理性、综合性的理论认识。

　　“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

　　宋代诗词家苏轼曾经有这样一句诗：“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成之为毛泽东，其与陈独秀、王明等人的区别，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善于总结经验，靠总结经验吃饭;他善于在斗争中学、在群众中学、从历史中学、从错误中学，他不仅不是某些人所攻击的“狭隘经验论者”，反而是手不释卷的大学问家。但是，毛泽东决不读死书，办事情决不从书本出发，他总是把书本知识与实际斗争联系起来，坚持从实际出发。

　　如果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总是自以为是、唯我独革，那就会像历史上的王明一样，从“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一下子跳到右倾投降主义、跳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从“左”跳到右，难道其中没有必然联系吗?我们今天左派队伍中的某些“保派”朋友，却鼓动毫无经验的青年学子“左”倾盲动，遭遇了失利还不知总结经验教训，仍在用正确的大方向来掩盖错误的策略，其中或保守、或冒进，诸多不确定现象的背后，难道没有一些内在联系吗?

　　王明一生没有真正认错，他晚年逃到苏联和匈牙利，投靠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在那里写了很多本书，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国共产党，为自己以往的错误辩解。王明，最终仍然是王明。

　　毛泽东就不一样了，他胸怀博大，总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例如，他1959年庐山会议时反对彭德怀等人借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彻底否定“三面红旗”，但同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看到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的一封来信，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李云仲的信，虽然对大跃进中的成绩只字未提、对缺点和问题罗列了很多，毛泽东却依然在批语中肯定李云仲“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说“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并且在批语中指示：“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展开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

　　所有这些，就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王明等人的区别。其中奥妙很深吗?其实，一点儿也不深，说起来很简单。然而，做起来，却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