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日本观

欧阳军喜 张牧云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中日两国的互相认知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各自对战争走向和结果的预判。

全面抗战初期，日本出于其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忽视中国的实力和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叫嚣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最终却越陷越深。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在对日本进行科学认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持久战思想，对战争的走向和发展阶段作出了准确的预判。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观有助于理解其抗战中的立场和主张。

目前，学界对中国人日本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以前中国知识界的日本观上，而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日本观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拟对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日本观进行分析，并揭示其与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和对日战略策略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日本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认为日本从根本性质上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1938年5月，毛泽东在谈到日本的弱点时指出，日本“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再次指出：“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

毛泽东对日本的这一认识，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1905年，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一词。随后，他又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将日本划归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日本）。”

在列宁看来，日本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其性质与俄国帝国主义类似。列宁将俄国帝国主义的性质归纳为军事封建性，他认为俄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的色彩较淡，可是军事封建的色彩却较浓”，“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露了身手，但是总的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还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列宁把日本与俄国并列，指出：“在日本和俄国，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对极广大领土和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条件的垄断，部分地填补了，部分地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显然，列宁认为，日本和俄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是后起的，但军事封建的色彩相当浓厚，军事垄断甚至部分地替代了金融资本应有的垄断地位。

基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对日、俄帝国主义特征的分析，毛泽东认为日本是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具体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一方面，由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向国外寻求市场。正因为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军事扩张色彩。

另一方面，日本建立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军事政治体制，对民众实行军国主义的强权统治，这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又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军事封建性就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还与其所处的时代相关。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日本已经处于“退步时代”，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日本在“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发动“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正是其所处时代的必然结果。

1939年9月，毛泽东在分析二战爆发原因时指出，“根据历史事实与列宁的学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他认为，由于1929至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萧条，日本与意大利这类“认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赃过少的国家”以及德国这类“认为自己在上次战争中是损失了赃物的国家”，只能“全副武装跑上了战争的舞台”，用发动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以避免帝国主义的崩溃。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特别引用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认为日本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并指出：“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毛泽东还指出，日本的军事封建性决定了日本战争的野蛮性。日本的目标是要灭亡全中国，并且“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

所以，中国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全民族抗战并坚决抗战到底。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

1939年6月，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指出，日本对华的基本方针就是灭亡全中国，以建立日本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因此“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卢沟桥以前状态（蒋介石，国民党许多人），只是梦想”。

正是由于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封建性及其战争的野蛮性，毛泽东始终强调只有全民族的抗战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时，在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共合作和国共摩擦的复杂环境中，毛泽东告诫全党要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在认清“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的同时，要警惕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

他号召全党要从远处大处着眼，要立足于抗战，着眼于战后，立足于军事，着眼于政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变成人民的胜利。

二、日本是一个强大又虚弱的矛盾体

尽管日本是一个处于退步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其军事实力却不容轻视。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分析抗战形势时指出，日本“是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

1938年3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对日本应有正确的估计：“日本是一个强大、精明的帝国主义，日本民族是强悍的，武器是先进的。”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

在抗战时期，日本的强大主要是相对于贫弱的中国而言的。全面抗战初期，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与中国相比占有明显优势。

据统计，七七事变前日本海军拥有舰艇200余艘，总吨位190万吨，名列世界第三。中国只有新旧舰艇66艘，总吨位约5.9万吨；日本陆海军航空兵有91个飞行中队、2700架飞机，是中国飞机数量的8倍。

经济方面，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1937年7月前它的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是中国的4.4倍；日本的钢铁、石油、铜产量分别为中国的145、129与124倍。

在政治组织力方面，日本全社会都被置于法西斯主义战争体制之下，日本军队因受到军国主义教育而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仍是“一盘散沙”，面临民族危机的中国人被外界普遍认为只有“五分钟热度”。甚至中国知识界也有人自嘲式地将“五分钟热度”归纳为：“第一分钟：暴躁如雷，怒不可遏；第二分钟：发表宣言，通电全国；第三分钟：集会演讲，议决办法；第四分钟：虚与敷衍，虎头蛇尾；第五分钟：一片热忱，付之汪洋。”

表面上看，日本确实在军事力量上很强大，但毛泽东辩证地发现了日本的弱点。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曾总结日本有三方面弱点：兵力不足、异国作战以及指挥错误。其中，指挥错误又是由日本对中国力量的轻视以及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造成的。

随后，他在《论持久战》中详细揭示了日本存在的先天不足的弱点：“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

毛泽东指出，这一特点决定了在战争初期，一般形势是日本强、中国弱；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

毛泽东对日本自身矛盾的准确概括，既来自于他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借鉴和思考，也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之上。

抗战时期，中共开展了对日本的详细调查研究，从而为毛泽东不断丰富对日本问题的思考提供了重要参考。抗战时期中共研究日本的机构主要有三个：

一是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1938年冬，出于对信息资料准备工作的重视，毛泽东指示李六如、和培元两人组织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隶属军委办公室。该会编辑出版了《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四个主题。其中关于日本与沦陷区问题，时事问题研究会出版了《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

二是八路军总政治部下设的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1939年，负责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的王稼祥组建了日本问题研究会，开始有计划地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研究会先后编辑《日本便览》（1941）、《日本革命与日本共产主义运动》（1942）、《日本最近政治形势与太平洋大战》（1942）、《日本革命运动史话》（1944）、《二次大战中的日本政治》（1945）等资料书以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此外，研究会还创办了机关刊物《敌国汇报》。该刊停刊后，研究会成员继续在《解放日报·敌情副刊》发表文章。

第三是八路军总政治部于1939到1942年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担任其编委会成员。该杂志经常刊载党内军事专家、日本问题专家对日分析文章，以提高全军对敌作战水平。

此外，据194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可知，中共当时还决定建立一个情报部，下设军事的和党的侦察情报分部。在游击区设立情报资料收集整理机构，在国统区组建情报站，在日占区和满洲建立侦察机构网和军事爆破机构。情报部的主要任务是探明日本人的军事政治工作和进行军事爆破作业。中共向季米特洛夫表示：“这不仅对于我们的政治军事领导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也可向苏联提供巨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日本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我们有60万党员和50万军队，能够建立起有工作能力的情报网和军事爆破机构。”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密切关注，“是一贯的、经常的，有时是不分昼夜的”，“从红军到达陕北后，毛主席经常夜间提着马灯到新华社抄收电讯的窑洞里来询问有什么新消息”。

当时研究日本是为了解决抗战问题。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为高级干部作题为《反投降提纲》的形势报告。其中，他援引了1939年1月2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评论，以说明日本灭亡中国的基本方针是坚定不变的。这段材料就出自当年2月1日郑森禹用笔名麦逸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时评《敌报悲鸣录》。

仅在说明日本对华诱降政策历史发展部分，毛泽东就列举了29条材料，其中包括了《大公报》、上海《导报》、英国《标准晚报》、《星岛日报》等报刊的新闻通讯。毛泽东通过详实的资料说明：“我之实力+敌人弱点+国际牵制=相持阶段。”

可以看出，毛泽东利用中共对日研究的资料，获知了日本的最新动态与国内外各方面对日研究的成果和信息，并对日本的特点与国际形势作出了准确的分析。

毛泽东关于日本是一个强大又虚弱的矛盾体的论断意义重大。正因为毛泽东认为日本是一个强大但又虚弱的国家，所以他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但最后胜利又必然属于中国。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

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三、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敌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

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死敌，而且是日本人民的仇敌，同时又是全世界爱护和平的先进人类的公敌。”

1943年7月，毛泽东号召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敌，这是毛泽东对日本的另一个基本判断，这一判断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敌人，因此中国必须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在阐释两党合作的意义时认为，中国是否能由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同时，毛泽东又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只限于国、共两党，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1937年5月，他号召要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也是日本人民的敌人，因此中国的抗战必须联合日本的反战力量。毛泽东严格区分了日本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指出：“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蓬勃发展，各根据地建立了“反战同盟”“觉醒联盟”支部。截止到1944年4月，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成员达 223人，共有支部13个。

同时，八路军政治部还在延安建立了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日本工农学校。毛泽东为该校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日本工农学校以启发日本士兵的阶级觉悟、实现思想转化为教育目标，并且争取了相当部分的日本俘虏成为反日本法西斯的战士。

第三，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因此中国必须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由于日本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损人利己的，日本“就不得不把他自己同一切和他利害相反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除了两三个法西斯国家之外，一切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大众，都不赞成日本的侵略战争”。

据此，毛泽东强调要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缺口，不要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要争取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

1940年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中共应同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又强调：“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对抗战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认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演变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939年9月8日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说，“目前的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非正义战争”，“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把国家分成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做法，现在失去了以前的意义。因此，必须改变策略。所有各参战国共产党在当前这个阶段的策略，就是反对战争，揭露它的帝国主义性质”。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开篇即强调：“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

由此可见，这时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认为世界大战是新一轮帝国主义国家的非正义战争。但是，1941年后，毛泽东对战争的认识出现了转变，他认为中国人民要与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日德意法西斯敌人。特别是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也强调各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摆脱法西斯的奴役，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他强调中共必须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英美对日宣战。这一事件，促使毛泽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认识。

12月9日，毛泽东主持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日本法西斯这种新的侵略行为是与他十年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也是与德意法西斯对于欧洲对于苏联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

显然，中共在太平洋战争问题上采取了支持英美的立场，这表明中共接受了英美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的同盟身份。至此，毛泽东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公敌”的论断的内容更为全面，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范围与目标也更为清晰。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日本进行了科学认知和分析，为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信心、制定正确的抗战战略策略提供了依据。毛泽东的日本观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对日战略策略密切相关。

正因为毛泽东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他强调日本的目标是要灭亡全中国，是要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实行全民族抗战；正因为毛泽东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强大又虚弱的矛盾体，所以他强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正因为毛泽东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所以他提出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联合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及日本国内的进步力量，在三个统一战线基础上合力击败日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