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安全与国家安全：论毛泽东人民主体价值观对维护中国价值安全的启示

孙  欢 廖小平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总体趋于和平。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虽未出现事关民族存亡的直接军事安全威胁，但却依旧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的总体境遇。国家价值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包括实在性价值体系和观念性价值体系安全两部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还成功抵御了国外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各种和平演变，维护了国家安全。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制胜法宝——人民主体价值观。毛泽东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方向引领的作用，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国人民的意义世界，实现中国价值安全的坚实理论基础。

一、毛泽东人民主体价值观的内容呈现

人民主体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科学认识和有机结合的产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可以说都贯穿始终。它“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坚实基础”，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指导理论。

(一)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深刻是因为肯定了人民力量的不可战胜，始终就将人民视为价值主体。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毛泽东都将人民当成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性力量。他曾这样描述：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人民不仅拥有无穷的力量，也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以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告诫同志们：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价值主体。

具体来说，在毛泽东的人民主体价值观中，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人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在和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谈话时，毛泽东强调：“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这种观点，在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进行界定时体现得更到位，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涉及三个关键问题：一是队伍问题，二是敌人问题，三是队伍的领导者和指挥官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可见，人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其次，人民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主体力量。毛泽东认为，人民蕴含着巨大的生产力，而且对中国经济与世界文化发展起着主体作用。他说：“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最后，人民是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主体力量。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是要让人民参与政治活动——方式是民主政府必须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毛泽东关于“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的设想便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因此，中国革命最终要建立的政权也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具体到制度层面，这个政权就包括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制度。从这些制度中不难发现：人民始终都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是践行民主这一核心价值观的主体。

(二)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理想

价值理想是指人们所追求的、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合乎自己愿望的未来目标或者理想价值，其内容就是人们对未来应然状态的把握与规定。社会革命和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将价值理想转化为社会现实的各种努力。毛泽东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将共产主义视为终极价值理想。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应然状态的把握，毛泽东这样描述道：“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这里同时提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终极价值理想，共产主义才是。而且，无产阶级也不会一直存在，它将随着共产主义的全新制度的建立而消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使命在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之所以能作为终极的价值理想，是因为这种社会状态可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因为坚定地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理想，无产阶级才没有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将人民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而且，毛泽东还认为，无产阶级(包括其先锋队共产党)所致力于建立的民主制度，就具备这种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属性和作用。他说：在民主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具有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天然属性，因而可以作为一种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理想实现前的过渡的制度形式。

共产主义理想是凝聚价值共识的原动力。毛泽东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只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才能让人民大众团结一致，才不会出现利益分化和价值冲突，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稳步向前发展。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说苏联的教科书要重写，“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信仰，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就容易被腐蚀，就容易在考验和挑战面前找不着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也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当前中国社会，一些群众、党员、干部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道德问题、贪污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因为信念缺失、理想迷茫。

(三)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作为一个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指的是一定的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尽管毛泽东并未从价值哲学的理论层面阐述价值取向，但其人民主体价值观在价值取向上做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简单来说，毛泽东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早在1925年10月20日的《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毛泽东就曾这样谈及自己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理解：“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享有经济幸福。”这实际上就是明确回答了民主革命的目的问题：一是要让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二是要实现人民的统治；三是要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为了国共联合抗日，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应共同组建“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政府”，其任务主要有三，即“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因此，不论是让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以免除生活上的痛苦，还是赋予人民民主权利，概言之就是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国共联合的“民主共和政府”要为人民谋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权更要为人民谋利益。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就是：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脱离人民，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生命之水，中国革命就不可能不失败，而脱离人民的主要表现就是不为人民谋利益。毛泽东还指出，为人民谋利益“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即减轻人民负担，增加人民收入。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出了自己的说明，其中便有非常明确的一点，即人民利益是我党政策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他说：“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其实，人民利益何止是评价政策正确与错误的评价，可以说它体现的是我党在处理所有革命工作、建设工作中的矛盾、冲突、关系时的基本立场。人民利益既是目的，又是价值取向。“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在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时的基本价值态度和价值倾向，也代表着所有共产党人的价值态度与价值倾向。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之后，毛泽东强调全党为人民服务之心并未减弱，反而愈加重视。在1957年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向我党领导干部重申：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忽视人民利益，否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对毛泽东人民主体价值观的背离。

(四)以人民满意为价值标准

毛泽东的人民主体价值观还强调，人民满不满意、同不同意、认不认可、拥不拥护是革命成功与否、有无价值的评价标准。就拿中国革命的对象来说，民主革命主要反对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封建制度的压迫，所以革命要反对封建主义；另一个是外国的压迫，所以革命要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当被美国记者斯诺问到为何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时，毛泽东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提出国共两党必须建立“民主共和政府”的团结抗日纲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对国民党政府摒弃前嫌，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纲领符合当前人民的意愿，并将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而且，人民民主政府还要具备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和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才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拥护与参加，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

人民满意的价值标准在毛泽东对民主制度、民主政府建设的探索中也有体现。他认为，民主制度在中国无先例可循，这种制度要在全中国采用并不是哪个党派或哪个政府说了算，而是人民说了算。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便提出，这种(民主)制度要全国采用，是需经过全国人民切实了解，认为可行，然后才能实行的，所以欢迎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都来看一看。民主制度的价值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价值更是这样。中国共产党能从成立时的星星之火，一路披荆斩棘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每一步都昭示了自己对中华民族、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民的积极效应。就像毛泽东总结的那样：“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二十八年前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要。”人民需要，人民认可，便是对共产党及其所为之拼搏的伟大事业的价值的肯定，其价值合理性就在于此。可以说，凡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满意的、不认同的，都是不合目的性的；凡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的，都是不合规律性的。

二、价值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构成要素

“安全”是现实的人生存和发展的一项基本需要，也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基于这一逻辑，“安全”必然地是民族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国家安全因而是指国家的根本利益没有危险、不存在威胁。随着“二战”结束后世界局势总体趋于和平，传统安全(军事安全)问题在国际政治舞台中的关注度有所降低，但国际社会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度却不断升温。价值安全问题便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它主要是指国家的价值体系是否存在安全威胁。

在2014年4月15日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应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并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价值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国家层面的价值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在价值实现过程、实践手段和特殊内容结构上没有受到国内其他非主导价值体系以及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的威胁。这些威胁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的价值安全威胁，包括非主导价值体系对国家主导价值体系的挑战、社会变迁或转型中生成的新价值体系对原有价值体系的挑战；二是国外的价值安全威胁，包括国家内的价值体系受到其他民族国家价值体系的冲击与侵蚀、基于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引入其他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但是，任何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绝不可能是抽象的、永恒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价值体系变迁如果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那么导致价值体系变迁的因素不能视为威胁因素。

价值安全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价值安全就是国家价值观安全或观念性价值体系安全，即作为政治实体的主权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受到内部或外部敌对势力的侵蚀、破坏和扭曲。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包括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和观念性价值体系安全两个部分。如果说，将价值理解为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实在性价值体系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意义世界。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即我们的意义世界的安全。这个意义世界又是如何构成的呢?牧野广义按照价值的层次性，将价值由低到高分为自然—物质价值、社会价值、身体—精神价值、人的价值四个层次。李德顺教授则根据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将价值分为三种：一种是物质价值，包括物质消费价值、物质生产价值；二是精神价值，包括精神享受价值和精神生产价值；三是物质—精神综合价值。构建意义世界是人特有的实践活动，人为地为意义世界的构建设置障碍，或使一个国家既存的意义世界崩塌，这便是意义世界的安全威胁。换言之，那些阻碍一个主权国家获取物质价值、精神价值、物质—精神价值，架空其国民意义世界；割裂自然—物质价值、社会价值、身体—精神价值、人的价值之间的联系，妨碍其国民实现从基础性价值到发展性价值的所有价值的行动和做法，都构成实在性价值体系的安全威胁。

从国家安全体系的构成要素来看，国家安全包括“物的要素”的安全和“人的要素”的安全。价值安全包括“物的价值”的安全，也包括“人的价值”的安全，因而广义上的价值安全不能简单归为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子要素，它意味着其他要素安全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灵魂，是元文化，因此狭义上的价值安全属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范畴。价值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构成要素，必须从上述两个层面来理解。狭义上中国价值安全的表征是主权国家的价值观体系具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度，具体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人民群众广泛认同和自觉践行。广义上的中国价值安全除了价值认同度的表征指标外，还要求主权国家具有完全的价值主权——独立、自主地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符合历史传统、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意义世界以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的共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其总体价值指向实现独立、自由、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又指向“三个提倡”，但总的构建原则是不变的，即“始终牢牢把握构建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主动权”。这个主动权便是价值主权安全的表现之一。

价值安全首先意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安全。不论是维护价值安全，还是维护国家安全，都必须搞清楚一个根本问题，即维护安全是为了谁?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是绝对的高频词汇，共计出现203次。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告诫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中国，“党”“国家”和“人民”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的党；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要维护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民群众形成共识的价值观，我们要捍卫的意义世界也是人民群众的意义世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价值观冲突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因而各种利益主体也有了将其自身价值取向合理化的强烈需求。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应明确：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坚守的价值取向。如此，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属人民性，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为人民群众实现从基础性价值到发展性价值的所有价值的根基。

价值安全意味着人民群众不仅可以实现自然—物质价值、社会价值、身体—精神价值等基础性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人的价值这一发展性价值。人的价值的实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的主体地位的体现，在政治国家中就表现为人民当家做主，也即民主。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实现人的价值的一种有效形式。自近代以来，民主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便明确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十九大报告则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要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社会主义民主旨在实现人的价值，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只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实现人的价值的一种形式。人民也可以通过践行其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根据真实需要构建自己的意义世界来彰显自己的主体地位。

价值安全也意味着中国人民按照共同的价值理想构建意义世界和凝练、践行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传统中国社会历来就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历代农民起义都提出了类似“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改革主张，遗憾的是这些乌托邦式的主张从未实现过。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又出现了“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价值理想，而经过残酷的革命洗礼、艰难的道路探索，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有学者还指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现代世界历史发展严重不平衡的体现，并得到传统“大同”理想的支持。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将“共产主义”设定为自己未来应然状态，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选择，也结合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理性考量。这个价值理想在现阶段表现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实现。因此，价值安全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不受威胁，更要求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不发生改变。

价值安全还意味着整个国家具有一致认可、普遍适应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由价值本质决定。对价值本质的认识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价值标准。在价值哲学领域，有诸如需要标准、兴趣标准、欲望标准、情感标准、有用性标准、功能标准、后果标准、效应标准等。价值在本质上是客体主体化，是价值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意义或积极效应。主体又包括个体主体、群体主体以及社会主体，而其中社会主体又是由众多的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组成。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积极效应根本上就是对社会主体的积极效应，是对众多的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共同的根本利益的实现。价值的本质在于使主体发展完善，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促进广大人民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使整个社会更加美好。由于个体或群体对价值本质的认识是有出入的，将价值的本质看作价值客体对个体或群体的积极效应，将导致价值标准紊乱，即通常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难分是非曲直、善恶美丑。因此，必须将价值主体定义为社会主体或广大人民群众，将价值的本质界定为价值客体对社会主体或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效应或意义。有了这种客观的、科学的价值标准，利益冲突的衡量才能有确定的、一元主导的评价尺度，价值领域才能避免“战争状态”，才能确保安全。

三、维护中国价值安全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毛泽东的人民主体价值观乃至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可以说都是围绕“人民”这一核心范畴展开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目的、评判一切工作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简言之，人民是中心，人民是主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捍卫国家价值主权，维护中国价值安全，同样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肯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

(一)人民群众既是价值主体，也是维护中国价值安全的安全主体

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这个“最大公约数”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结成的价值共识，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属人民性。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人民的主体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主体地位还表现为：人民是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的主体力量，即维护中国价值安全的主体力量。毛泽东的人民主体价值观也已经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主体力量，更是践行民主价值观的主体力量。总言之，人民群众是价值主体，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同时还是维护国家价值安全的安全主体。

从安全威胁的来源审视，一种威胁是来自于人民内部，即人民内部利益分化而导致的价值观多元化现象；另一种威胁是来自于人民外部，即分裂势力、敌对势力、反动势力因阶级对立而导致的价值冲突。第一种威胁并没有危害到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用毛泽东的话来讲，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它发生在人民利益、价值理想根本一致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个人或某些团体在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上与人民主体价值观之间的偏差。因此，消除这些价值安全威胁，要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方式，使这些个人或团体认识到自身价值观上的缺陷，重新建立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第二种威胁则将严重危害到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甚至造成意义世界的崩塌，是境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的颠覆，这属于阶级对立、敌我矛盾。因此，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属人民性，巩固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必须对这些对立的主体实行“专政”。据此分析，维护国家价值安全，就是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始终保持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使人民根据自身需要和标准构建意义世界，这样人民才能成为自觉维护中国价值安全的主体力量。

(二)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地位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保持文化自信的关键在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说就是围绕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而建构起来的，如果人民群众、党员、干部对这个价值理想无信仰或信仰不坚定，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元价值时代的引领功能就会受到威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就会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严重的价值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是国家价值安全威胁在国内的重要表征，它表现为人民内部不同的利益主体对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缺少价值共识，即在价值理想、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上出现分化。分化的结果是不同层次、不同实践方式、不同内容结构的价值体系同时存在于同一社会空间，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价值冲突现象便是这种分化的集中体现。

单就国内的价值安全威胁而言，价值冲突通常表现为人们在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上的差异化，而这又要归结于缺少坚定的、共同的价值理想。因此，衡量国家价值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广大人民群众是否对自己民族和国家未来应然状态的把握与规定有高度一致的共识。价值理想的差异化，实际上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在朝着各自不同的理想价值目标行进，表面上是价值理想的差异，实则是国家或人民内部日趋分裂，是不同价值体系分化、冲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理想的差异化不仅关涉价值安全，更加涉及人民安全、政治安全乃至国家总体安全。因此，要维护国家价值安全，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或者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引领作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只有保持这个“最大公约数”不变，只有凝聚于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理想，全体人民才能真正同心同德、团结奋进。

(三)人民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保护人民利益就是维护国家价值安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属人民性，也体现为其以人民利益为目的，以为人民服务作为价值取向。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主体、是中心，不能被去主体化、边缘化；人民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利益，不能被取代、蚕食。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人民实实在在的福利，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强力保障，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增加人民利益的德性支撑。不谈人民利益，而高谈阔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流于空谈。脱离人民，侵害、挤兑人民利益，都是对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的否定，都是对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价值态度的违背。因此，离开人民利益去构建一种需要获得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或离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去构建意义世界都是不切实际的，这无异于脱离社会存在而去搭建一座社会意识的大厦——既没有坚实的基座，也没有强劲的钢架，无异于空中楼阁。

维护中国价值安全，就是要维护国家的价值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和安排自身价值体系、构建意义世界的权力。价值主权也构成国家利益，维护价值主权也即维护国家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属人民性，因此维护其主导地位就是维护人民利益，保护人民利益就是维护国家价值安全。脱离人民对国家价值安全的影响在于：一是单方面从价值观、社会意识的角度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否定人民的主体地位，否定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终将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死胡同。换言之，这样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缺乏认同基础的，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二是人民利益被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挤占、损害，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之间出现分裂，会导致价值冲突，危及国家价值安全。三是人民利益被抹杀、取代，人民构建意义世界失去物质基础，来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中的价值体系替代原本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国家价值安全遭遇破坏性的攻击。如果对目前中国的价值安全威胁因素加以识别，我们会发现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威胁都是存在的。因此，始终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民本色，守护中国人民的意义世界，是实现国家价值安全的内在保障。

(四)人民认同的才是主导的价值标准，才是值得守护的价值安全标的

价值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多元价值格局中存在一元主导的价值标准，而这个标准只能是人民满意、人民认同。人民所满意的，人民所认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和维护着中国人民的集体利益、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某个人的个人利益、某个团体的局部利益、目光短视的眼前利益。作为软制度的价值体系要取得价值合理性，其在多元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要获得合法性，便是建立在人民满意、人民认同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必须代表和维护中国人民的集体利益、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价值安全实际上就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价值合理性，且其价值主导地位拥有合法性。丧失合理性与合法性，就会像那些旧制度(如专制制度)、旧价值体系(如人治、等级)一样遭到人民的唾弃。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否则，不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丧失主导地位，而且会随着其存在根基的瓦解而丧失生命力，而这便是国家最致命的价值安全威胁。因此，维护国家价值安全的法门就是，始终保持国家主导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国家引导构建的意义世界是人民满意的、人民认同的。

在现时代，国家价值安全的威胁不仅有来自于国家内部的，即人民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在价值理想、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上的分化、差异化；更有来自于国家外部的，特别是来自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阶级的价值安全威胁(如美国的民主输出)。在互联网时代，内部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威胁因素的刺激、诱导，因此当前外部威胁是国家价值安全的主要威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更是彼此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国家价值安全问题的现实性就存在于这种对立和斗争之中。维护中国价值安全，关键就在于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确保中国人民可以自主、自觉地构建自己的意义世界。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中“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有了明确的革命目的，有了先进的共产党的领导，有了最广泛、最有力的人民大众的力量的支持，革命纵然有无数坎坷，还是会一往无前地走向胜利。维护国家价值安全亦是如此。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有了人民群众对自己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同，即使在价值多元的全球化浪潮中必然地要面临文明碰撞、价值冲突，我们仍可以有高度自信，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将现实世界的发展与意义世界的完善统一起来，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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