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萧子升一起“打秋风”
毛泽东和萧子升一起“打秋风”
——《毛泽东是研学旅行的典范》系列访谈之一:王立华大校访谈录
江 山 王立华
北京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大校在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主办的第三场人民英雄故事大讲堂上,讲述毛主席儿子毛岸英烈士的故事。(中红网江山摄)
主讲导师王立华大校深刻解析“从人类文明视角看毛泽东思想”。(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自从教育部等11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几年来,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组织青少年们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一时形成新的风气。韶山、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和红色旅游景点,积极打造“毛主席韶山求学路”、“毛主席上井岗”、“毛主席在红窑洞”、“重走毛主席赶考路”等为主题的研学实践课程,成为红色旅游的新模式与新亮点。有关专家认为,事实表明,毛泽东是中国研学旅行的典范。你作为专门研究青年毛泽东的专家,请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故事吧!
王立华:好的!确实,毛泽东同志从青少年时候起,就十分重视开展研学旅行。我今天就讲一下他当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时和好友萧子升一起“打秋风”的故事吧!
毛泽东爱读报,一师一位姓唐的老师常给他一些旧《民报》看。
一天,毛泽东从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两个学生旅行全国,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激起他很大兴趣,想效法他们,哪怕先在湖南走一走也好,但最大的困难是没钱。
1917年暑假前,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的毛泽东,找到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友萧子升,商量利用假期一起以“打秋风”的方式走一走。旧时湖南人把游学叫“打秋风”,这是穷文人的一种糊口方式,浪迹天涯,游走四方,靠做诗、写对联和题字等送给人家换点钱,实际上是变相行乞。做这事要彻底放下架子和面子,耐得住食不果腹和风餐露宿的煎熬,经得起别人的轻蔑甚至贬斥。但也有好处,可不花一文钱走很多地方,还能得到一般情况下难以得到的体验和知识。萧子升说,自己曾尝试过这种叫化子生活,有这方面的体验,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当时,毛泽东穿的是学校制服,一套破旧的白裤褂,留着大兵式光头。萧子升也脱下教书先生的长衫,改穿短装和布鞋,学着毛泽东把头发剃光。俩人身上都没带一文钱,只带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裹,里面一套换洗衣服、洗脸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萧子升还带了一本诗韵集,为做诗有灵感使用。他们就这样出发,走过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从7月中旬到8月16日,历时一个月行程900余里,留下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历。
后来,毛泽东曾几次讲过那段经历。萧子升也著书讲述与毛泽东的交往,书名就是《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重点写他们两个如何以乞讨方式游湖南。
那是一段不可多得的经历,奇特曲折且收获良多。
——第一道难关:渡河
他们从学校一出门就遇见了熟人,看着他们的装束很吃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下来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决定往哪个方向走?如果出门往右走,完全是空旷的平地,没有任何障碍也就没什么挑战了;如果住左走,不须10分钟就会到湘江边,但要想办法过江。毛泽东说,要避易就难,两人便选择向左走了。
从长沙小西门走出,很快就到湘江边了。过江有三种办法:一是游过去,但萧子升不善游泳,而且包裹会弄湿,显然不可取;二是沿江向南走一里半左右,可乘公船免费过,但这太容易了,有些避重就轻不用克服困难,两人都不愿那样;三是附近有小渡船,每10分钟走一只,付费两个铜板,这虽然很便宜,但他们身上却一文钱也没有。他们商量后,还是决定用最后一种办法过江。
毛泽东走过去,与一位船夫商量能否免费渡过去,被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怎么办?眼巴巴地看着船来船往,两人决定先上船再说。
一只船靠岸后,他们像大家一样登上去,片刻功夫船到江中央,一小姑娘开始向乘客收费。他们对她说没钱,许诺一个月后加倍偿还。船夫不同意,要留下他们一把伞,他们也不同意,一把伞价值14个铜板,而两人的渡费只需4个铜板,况且路上也离不开伞。船夫说,没钱就不能渡,说着要把船划回去,所有乘客都不同意。这时,有一位老者愿意替他们交两个铜板,而毛泽东和萧子升却建议,让船夫休息一下,他们以划船补偿乘船费用。船夫不要他们划船,又对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倒霉不了了之。渡上岸后,他们向船夫微笑着道了谢。
渡人者为生计必须收钱,被渡者却身无分文,看似无解。
但横下一条心要渡,想方设法也就过去了。
——第二道难关:饥饿
他们渡过江后,沿着长沙通往宁乡的大路漫无边际地走去。
骄阳如火,脚下烫得厉害,便脱下厚重的布鞋换上草鞋。
遇到一个个路口,他们也不看路牌,只是选择最宽的路走。
两人边走边说着有趣的事,似乎时间不存在了。没表,只能靠太阳的影子判断时间,当影子由西偏东时,断定大概到下午两点了。从清早到这时还没吃到任何东西,越想越感到饥肠辘辘异常难受,每走一步都觉得疲惫不堪。
来到路边一家小食店,喝下女老板端来的两杯茶,却更加饥饿难耐。要解决吃饱的问题了,他们想到三种办法:一是直接跟和气的女老板提出要求,这或许太容易了,不想如此简单的讨饭;二是到路边农户家乞讨,但那样一般要讨几家才能吃饱,也不是好办法;三是以打秋风方式,看附近有无读书人家,登门拜访解决肚子问题。询问女老板后得知,小店后面山坡上住着一位告老还乡的刘翰林。两人大喜过望,认定管饭的主人就是他了。
接下来是要写诗讨饭。毛泽东想出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萧子升接续了第二、三句,凑出全诗如下:
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
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侵饿身。[1]
诗中,把刘翰林家乡称为名郡,把他本人尊为学界泰斗,是一个能摆脱俗事牵缠隐居于山中别墅的高人,像澄澈明亮、容纳百川的大海。而他们自己则是像叫化子一样,一路翻山渡水,手里拿着竹杖,脚上穿着草鞋,身上沾满晨露,远道前来拜谒,现在还没吃饭,已是饥饿难耐。把对刘翰林的敬重与恭维,救助者的处境与诉求,都委婉巧妙地写出来了。
萧子升用书法把诗写好,两人签上真名装入信封,写上“刘翰林亲启”。
他们爬过山坡,看到坡下那座绿树掩映的白砖房群落,一道长长的白色围墙上镶着一层黑瓦,大门两侧有一些挂着红花的大树,围墙前面是个开满美丽荷花的大水塘,整个看来宛如一幅色彩极浓的水墨画。
大门是关闭的,并在里面上着锁。他们敲了几下后,几只凶猛的看门狗狂吠起来。为防止狗咬,他们从树上折下两根树棍,继续敲门。仆人走出用粗野的声音问他们想干什么。毛泽东对他说,我们是从省城来的,给刘翰林带来一封书信,萧子升顺手把信从门缝递进去。
十几分钟后,仆人出来把他们带进书房。眼前的刘翰林,已是年过70的老人了,头顶完全秃光,白须只剩几根,矮瘦身体略有些驼背,穿一件白绸衫,持一把白绸扇。他们先上前深深鞠躬。刘翰林问,是不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又夸奖他们说,那诗和书法写得都不错。问他们读过什么古书,他们回答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等。又问谁对这两部书评注最好,他们回答是王弼和郭象,他完全同意。刘翰林问起他们家庭情况时,萧子升顺便说起,高祖在曾国藩家当过先生。刘翰林说,既然在曾家教过书,那一定是出色的学者了。
最后,刘翰林没提吃饭的事,而是起身回到房间,一会儿出来后,从宽大的衣袖里取出一个红纸包,面带笑容地递给他们,又客气地把他们送出大门。
纸包中一共有40枚铜元。他们以最快速度回到那家小食店,让女老板准备饭菜。狼吞虎咽地吃饱后每人只花了4枚,还剩下一些钱可以住旅店。尽管吃得晚了些,总算体面地讨到饭了。
准确地选择目标,精细操作实现目的,这是一个经典的打秋风成功案例。但真的要以讨饭为生,更多往往是不那么体面。
在通往宁乡县城的路上,又饥肠辘辘了。他们来到一所大宅子前敲门,对出来的女主人说,是叫化子想讨点吃的。她端出两小碗没有蔬菜的冷饭,毛泽东和萧子升狼吞虎咽地吃下后还饿,再讨时她拒绝说:凡要饭的都给这么多,再换一家去讨。乡村住得很分散,相互间往往隔二三里之遥。走到第二家后,主人说没现成饭,可给点生米,他们没法吃。第三户人家比较慷慨,给了一大碗冷饭和一些蔬菜,米饭虽然很糙,却可以吃得很饱了。
两人真切地认识到,讨饭和吃饭店是何等不同。在饭店有钱可随心所欲,当乞丐则必须对付着吃下讨来的食物,还要接连讨几家才得一饱。
当然凡事都不绝对,在后面的乞讨中,他们体验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在一户没养狗的人家,走出一畸形怪状的老头。得知他们是叫化子后,拒绝给任何食物,并用侮辱性的口吻说,没东西打发叫化子,等下去也白搭,并让他们滚开。毛泽东和萧子升较起劲来,一面坐在门槛上让他关不上门,一面驳斥他说,走遍天下没见过不给叫化子饭吃的人家,讨饭并不犯法,只有残忍和心地不良的人才拒绝给叫化子饭吃。在一番争执恐吓后,老头见他们不怕,终于让步说没熟饭,给点生米让他们走。毛泽东坚持说,除非你答应以后好好对待上门乞讨的人并给他们饭吃,否则就不走。老头无奈答应条件,他们将走之际说,过几天还要路过这里,还要到他这里讨饭。
他们又走出约一里路后,来到一户截然不同的人家。这家是一对和善的老夫妻,给了他们足够的饭菜,还进行了有意思的谈话。
老头姓王,曾在县衙做过守卫。他问,你们两个看上去决非乞丐,可为什么以乞讨为生呢?毛泽东说,我们的家境不好,但又想旅行,因此唯一的办法便是一路乞讨。王老头说,叫化子总比强盗好得多,也比做官的诚实。多数为官之人都不廉洁,县太爷满脑子想的就是钱,每审一个案子,给钱多的一方照例打赢官司,向他求情是没用的,除非花大价钱贿赂。倘若原告被告都贿赂,出钱多的一边必赢,输方总是异常恼怒,常将行贿的事告诉他这个守卫。毛泽东问,县太爷不怕被人告发吗?输官司一方会到省里告他一状呀!王老头说,他不会在乎的,到省里打官司比在县里花费更大,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行贿县官,在省里就更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了。官官相护,这是人所共知的。
他又补充说,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好官,但一般人似乎没有是非观念,不光抱怨贪官污吏,对拒绝受贿的官员同样抱怨,他们不相信有不接受钱的官员,甚至认为廉官比贪官更恶劣。这样的情况下又叫人怎么不接受钱呢?恐怕这就是好官不多的原因。
一个局内旁观者给上了一课。两人觉得,老人的结论或许是对的。毛泽东忍不住慨叹,这是一个什么世道!后来他带领人民拼命推翻了那黑暗社会,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钱说了不算,一个不能颠覆是非与正义的新中国。但他离世后,那些他深恶痛绝的那些现象却在死灰复燃。
——到何胡子家
过了宁乡县城后,再往前到哪里去?
他们想起同学何胡子[2]是宁乡人,而且带的日记本上记有他家地址,可去拜访一下。只是距离县城约140里,要走整整一天。
那天,他们一早就起来赶路,直到黄昏时分还有40里。暗夜赶路最怕遇到岔路口。走出不远,面前就横着几条向不同方向延伸的羊肠小道,无法确定应向哪个方向走,一直等到有人路过,询问后才知要走前面山冈的小径。但走进山冈后,又碰上一个岔路口,没有路过行人可问,他们讨论决定何去何从,最后选择了右转出山的路,希望能到山下找到人问路。这里地界异常偏僻,山林间甚为幽暗,还能听到很多野兽叫闹的声音,好在两人同行可以壮胆。约一个小时后,他们走完山路来到平原,隐约看到一家住户,敲门问询后才知走错了,刚才应当向左转再走30里,而不是向右走,他们只好原路折回。边走边问,终于在夜深人静时来到何叔衡家。
已熄灯睡下的何家都起来了,像欢迎阔别重逢的家人。当毛泽东说,他们像叫化子一样,尝试着不带分文旅游,并准备徒步穿越全省时,何叔衡感慨,你们真是两个怪物,做的事情真是奇哉怪也!
第二天早起,他们各自在日记上记下前一天的经历。
早饭后,何叔衡的父亲领着他们参观。他家的猪栏里有十几头猪,毛泽东边看边问起养猪的情况。何父介绍说,猪若长到两岁,就觉得它的肉太老,不够鲜美了,他的猪养11个月就320斤,这取决于品种和饮料,这些猪是家中的宝贝,肉、油、茶、盐等开支都是从他们身上来,还有盈余,没有这些猪就很难维持。一会儿又来到他家菜园,那里面长满鲜美蔬菜没有一根杂草。何父还用书生式的口吻感叹:杂草有如那些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一定要铲除之,其对秀美之菜蔬之危害也,大矣哉……
那天中午,他们享受了一桌极丰盛的午餐。刚从水塘捞出的鲜鱼,特意新杀的鸡和一些熏肉,加上菜园摘的新鲜蔬菜,一共十几道。何父不喜欢他们自称叫化子,他认为毛泽东和萧子升是学者、是儿子的好友、是自己家的贵客,专程来看望他们,使他有蓬荜生辉 的感觉。饭后他们提出要继续上路,他有些不快地说,你们远道来看我,怎能吃了一顿饭就要走?已经杀了一头猪,还准备了许多菜,一定要多住一些时候。无奈,他们只好多住一天。
下午,何父带他们看自家的山林。他家烧饭用的柴禾,都出自这片山林,一面山坡上长满了竹子,春天能吃上幼嫩的竹笋,成材后有多种用处。在山坡上,何父讲起早年为生计奋斗的事,那些辛酸往事让人流泪。
第二天,他们坚持告别了何家,因为这与设想的乞讨生活大相径庭。何叔衡极力要给他们带些钱,拒绝不得,只好把钱放在包袱里。
路上,萧子升禁不住感叹,何老先生以耕种土地而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生活不是很快乐吗?
而毛泽东想到的却是,无数没有自己土地不得不为别人劳作的农民,他们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头来必须将劳动成果拱手送给地主。更不幸的是,还有一些想在田间出卖劳动力的人却无人雇用,而且这在中国屡见不鲜。
——在沩山密印寺
他们决意前往大沩山,距宁乡县城40公里。
那里不但有美丽的景色,还有一座从唐代起就很有名气的密印寺,寺名取义于佛教禅宗的“密传心印”。他们踏访这座名刹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下寺庙结构、组织和僧侣的生活,二是希望结识那里有名的方丈。
此行必定留下了深刻印象。1956年,已是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见到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又想起这座寺庙。他说:
“沩山是个好地方,有个密印寺,应该好好保护起来。”
那天到沩山时,暮色已经降临。他们告知山门前的和尚,是为乞讨而来。和尚回复说:拜佛和乞讨本来就是一回事。他们提出想见方丈,和尚不愿引见,由于一再坚持,最后让写一张便条送去。不一刻,方丈请他们进去谈。那方丈50岁上下,面目慈祥,室内四壁摆满了书籍,除佛教经典和论说外,还有老子和庄子著作。房子中间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只高花瓶和一个矮花盆,此外无他物。他们就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兴致勃勃地谈了1小时左右,方丈非常高兴,邀请他们共进晚餐。第二天要离开时,方丈请他们再留几天,让他们参观寺庙的斋堂、菜园、橱房等处,并在当天下午又进行了热情交谈。
萧子升后来回忆说,方丈以委婉的态度赞颂佛教,力图唤起他们对宗教的兴趣,而他们却没有心思谈宗教,只是问了一些寺院的情况。向方丈道谢告别后,一个叫法一的小和尚,一直把他们送到山下洒泪而别。
若干年后,毛泽东还对卫士长李银桥说,我在长沙读书时,暑假和一个同学出去搞社会调查,走了许多路,见了各种人。也去看过一个大庙。是沩山的寺院。好大啰,有四五百和尚呢……
他讲了见到方丈的一些细节。那天进入禅室后,方丈注视了他们一番,然后抬手一指:这位施主是毛泽东,这位施主是萧瑜。毛泽东问:你怎么会知道?方丈答:两位施主是签了名的,毛施主一个字要占两三格,而萧施主一个格能写两个字,字如其人的道理贫僧略知一二。
第二天,方丈又挽留他们继续交谈。他先是讲佛教的好处,委婉地劝萧子升皈依佛门,被拒绝后遗憾地说:只怕萧施主今日不留沩山,日后也难留中国。
接着,他闪目望着毛泽东发问,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毛泽东回答,佛教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方丈说还有一个原因,中国历史上的帝皇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那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方丈坚持说帝皇有宗教的天性,特别是唐代帝皇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毛泽东赞同地说: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几个宗教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方丈郑重提醒:阿弥陀佛!只望毛施主记住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
毛泽东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方丈闭目垂首,再不作答。
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谈话时,曾很有感触地提到此事。
在沩山,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和萧子升原计划只住一晚,但第二天参观万佛殿时,碰巧遇上刚做完早课的方丈,对他们说万佛中有一纯金佛像,相传平凡之人很难辨认出来。毛泽东听后绕行殿内,对着其中一尊佛像一指。方丈大惊,因佛门之外一眼认出本殿金佛的唯有这青年人。在送两人出殿时,又见刚才还密布的乌云已渐散去,太阳射出万道光芒,心中更加诧异,一定邀他们再谈谈,所以才多住了一天。
这个故事是法一和尚讲的。20世纪60年代,宁乡县筹建“毛主席早期在宁乡的革命活动纪念馆”,对一些当事人进行调查,好不容易找到已还俗的小和尚法一,他姓姜,讲了毛泽东和萧子升在密印寺的经过。
——沙滩露宿
他们向安化县城走去,要连续走两天。
在一户农家,讨到了一份非常满意的晚餐。
然后,沿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向前慢慢地游荡,一直走到午夜。那晚月亮异常明亮,照得恍如白昼,两人影子也异常清晰,好像4个人走在路上。
不知再走多远才能有旅店,即使有旅店也没钱住。于是他们决定在河边沙滩上露宿。萧子升说,这沙岸就是我们的床,蓝天就是我们的帐幔,月亮就是一盏大灯,我们就趁着灯光睡觉吧!毛泽东说,那棵老树就是我们的衣柜,让我把包裹和雨伞挂到衣柜里。他们又找来两块石头做枕头,因石头太大太高,只好把一半埋在沙子里。两人躺倒在沙滩上,齐声称赞非常舒服。
由于疲惫,毛泽东躺下后很快酣然入梦。萧子升睡前总要先洗一下,他从包裹里拿出毛巾到河边洗干净脚,不料冷水让人兴奋起来,一时没了睡意。而接下来遇到的事情,竟让萧子升记了一辈子。
直到几十年后,他还能绘声绘色地描述细节。
开始,萧子升看到一个赶夜路的,沿河岸的小路快步走来。那人走过后他开始担心起来,如果两人都在路旁睡着,说不准醒来时包裹就没了,上前推醒毛泽东,告诉他自己的担心,而毛泽东睡得迷迷糊糊,不在乎地说不要担心,话音未落就又睡着了。他只好拿上自己的包裹,移到40米外离路远的地方,那里还有一些小树遮挡。第二天毛泽东说,夜里醒来发现他不见了,挂在树上的包裹也不见了,喊了两声没回音就又睡了,因为知道他不会先走的。
萧子升睡下不久,就做了一个吓人的梦:
一只老虎盘踞在高坡上,弓腰作势随时可能扑下来,要以钢牙利齿向手无寸铁的他发起攻击,他全身颤抖一下子惊醒过来,却见月亮静静地望着他,知道是自己做噩梦了。稍微清醒后转脸向山坡望去,却又一次吓得心脏几乎从嘴里跳出来,他看到一只又黑又大的野兽,正盘踞在那里注视着他,这次自己是完全清醒的,一定是真的老虎了,而且先前第六感觉曾在梦中警示过。他想逃却又不敢动,静静地躺在那里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这时,想到毛泽东在不远处,便一寸寸地像蜗牛一样爬动,一个多钟头才爬到一片能掩蔽的树丛。他不想再爬一个小时了,迅速站起来跑向正在酣睡的毛泽东,悄悄地在他身边躺下,但精神高度紧张,一夜无眠。
天亮后,农夫开始出现在田间,有人从身边的路旁走过,毛泽东也已醒来,萧子升定睛看那老虎盘踞的地方,发现原来是一尊天然的大黑石头。
两人拿起包裹准备上路时,又一事让他们大吃一惊。在离毛泽东不远的草地里,一条剧毒大青蛇突然从河岸低处爬出,而几分钟前毛泽东还在那里睡觉呢!说明整个夜间,不止有凶猛的“黑虎”守着,这条毒蛇也一直陪伴在身旁。
这不是臆想的,他们决定以后不在野外露宿了。
——刘邦庙
他们走出那条河,向一个山岗走去。
山顶景色迷人,有座四五米宽的小庙。
萧子升从包中取出笔墨,在庙墙上写了两个字:“远大”。
这是杨昌济老师所教导的,是人格修养第一要素。意思是说,人的行为思想应该远大些,人生目标应该高一些,一个人总是应该超脱一些。萧子升感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课,都印在我的脑子里了,很有意义。毛泽东也极为赞同。
他们来到一个小茶铺,向20岁左右的女主人讨早点,她非常通情达理,很快给每人端来一碗米饭。询问那小庙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刘邦庙,至于为什么她不知道。这时,有个像她丈夫的男子过来,说起关于这座庙的一个有趣故事:多年前有个人病得快死了,人人都觉得他没有希望了,但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叫刘邦的人给他开了个药方,告诉他吃了这药就会好的,病人醒后叫儿子照方煎药,吃下后果然好了。他为纪念梦中救命的刘邦,便修了这座庙。
萧子升问,这个刘邦是皇帝吗?那男子回答,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自己不清楚。毛泽东问,这庙修了多久了,他也不知道,说自己今年已26岁了,记得小时候就有。
但有一点他们明白了,被修庙祭祀的神灵,缘于拯救了一个绝望无助的人。至于为什么叫刘邦,或许人们在期望那斩蛇起义的英雄再世,以拯救更多的人吧。
——梅城
他们走到安化县城梅城,这是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古老山城。
尽管有些家住在这里的同学,毛泽东、萧子升还是决定不去拜访他们,免得再像在何叔衡家那样被殷勤招待。但是,约莫上午10点钟了还没吃早饭,饿得很厉害却又身无分文。他们走到一家茶馆前犹豫了一会儿,便硬着头皮昂然走进去,在一张靠窗的方桌前坐下来,接着便叫了茶和早点。这饭吃的不踏实,边吃边商量该怎么付款。
萧子升后来回忆说,吃过一些早点后,他让毛泽东先留在茶馆写日记,像人质一样等在那里,自己则到街上去想办法,但发现县城里根本不打发叫化子,后来他写对联送店主得到了一些赏钱,回来付了饭费,这时毛泽东才得以脱身。还剩下一些对联,两人又分别送人换钱。
而毛泽东却说,当时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接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
毛泽东在校时,曾向安化同学罗叔雄打听安化的宿学大儒,得知此地有个夏默庵学识渊博,曾以廪贡生举孝廉方正,考授六品顶戴,现任县劝学所所长。因此,到安化后慕名前往拜访[3]。
夏默庵自恃有学问,一向不理游学先生。毛泽东上门求见时,他让门人回复不在家。毛泽东第二次去时,他又同样回避。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游学先生就知趣不来了,而毛泽东却与众不同,他的倔脾气上来了,又第三次登门求见。无奈,夏默庵只好接见,但要探探毛泽东学问深浅,于是挥笔写一对子置于书案。没想到毛泽东竟然马上应出一对,让他看后大吃一惊,连声赞叹对得好。
夏默庵: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毛泽东: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在夏默庵出的上句中,把树上鸟的鸣叫拟人化,变成春来了还是春去了的提问,别致优美出手不凡,极有想象力。但与诗境联系起来看,却经不住仔细推敲。毛泽东安化游学在8月份,已是立秋前后稻谷吐金,那鸟却站在树枝上反复问,春天到了吗?春天去了吗?俨然是一只糊涂的傻鸟。
在毛泽东对的下句中,蕴含着极为不凡修养与智慧。用青草池对绿杨枝,用蛙句句对鸟声声,后两问对前两问,工整对仗无懈可击。更让人拍案称奇的是,脱开对方发问套路,在转寰中变被动为主动,体现了毛泽东的思维特色,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决不被人牵着鼻子走。他没有直接回答对方的提问,而是在听取蛙声一片的季节,借眼前的现实景物意境,对这位劝学所所长巧妙反问:你的本职是促进教育事业,却一再拒见游学者?这到底是为公呢?还是为私呢?且诗句蕴含典故,《晋书》讲,一次晋惠帝在华林园中听到虾蟆叫,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私乎?[4]毛泽东能把这典故信手拈于诗中,还感觉不到意蕴和功底吗?
真是后生可畏啊!夏默庵对毛泽东刮目相看,以客礼相待。不但请吃饭留住宿,还拿来自己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请毛泽东过目。临别又送8块银洋做旅费,并亲自送出大门。
毛泽东对此一直记着。1953年5月,他给安化县六区政府写信说,自己与夏默庵先生在安化会过,要他们帮助找一册《中华六族同胞考说》。区里收到信后,把信交给大岩乡治安主任夏基城去办理,但因夏默庵已去世多年,最终也没找到。[5]
梅城还有不少名胜古迹,如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他们都一一游览。在北宝塔7层塔壁上,至今留有一则题诗:
“伊水拖蓝,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
署名:毛润之。
日期:民国6年秋8月。
此毛润之是彼毛润之吗?人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当年那乞讨学子的墨迹,现今已成为稀世珍宝。
——益阳
离开安化后,他们选定下站为益阳。
他们商量好一个原则,只沿大路走,脚下的大路通向哪里,就走到哪里。他们不知距离益阳县城有多远,也不愿多问,因为无论多远都要一步步丈量。
那天下午3点左右,他们来到益阳县城。突然,萧子升看到墙上贴的一张告示,上面签名的县长叫张冈凤,此人是一师的化学教员,暑假前刚刚离开学校,竟然回家做县长了。他曾教过萧子升,两人交情很好,而且对政治话题兴趣盎然。毛泽东提议去看看他,因为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人和事,但还不曾拜访过一位县太爷。
他们决定以乞丐身份去见,也想到最大的难题是过门卫关。果然,要进县衙时被卫兵拦住,身材高大的门房粗鲁地叫着,要这两个叫化子滚开。他们拿出名片请他交给县长,门房不解地问是否要告什么人?他们说只是想来拜访而已,门房以为两人神经出了毛病,吼叫着要他们快滚,否则就叫卫兵来赶。毛泽东说,我们只是想见一见县长,没做什么犯法的事,谁敢强迫赶我们走?他们坐在大门里的一条石凳上,表示不见县长决不离开。
几个人围着他们劝说,但没人敢对他们动手。这时,一个年长的说,干吗不进去通报县长,就说有两个傻瓜想见他。门房委屈地说,上星期有个穷亲戚来讨钱,通报进去后县长不好不见,还不得不给一点钱,而我却被臭骂了一顿,县长教训我第一任务是区分访客,只通报那些该通报的。年长的说,那我去吧,就报告县长,他们在这里胡缠,除非他问是谁,我不把名片拿出来。
不一会儿,他从里面微笑着出来说,县长吩咐立即把他们领到书房去。
当县长的老师见他们的样子,吃惊地问出了什么事。他们解释以乞丐身份游学的打算,还谈到路上的一些经历。他对两人的勇气表示佩服,一起谈了几个小时,一起吃了晚饭,还说萧子升的几个同学,已分别担任地区教育部长、中学校长、小学校长等其他重要公职,要把他们请来举行一个欢迎会。
这样,两人摇身一变,从乞丐成为贵宾,在益阳整整呆了3天。离开时还给了4块钱以备急用,让门房送出城门。
路上,他们讨论在益阳的经历。毛泽东说,那门房固然可恶,而主人明确指示他不让穷人进去,就是你说的那种势利小人,人生目标就是权势和金钱,至于门房,见过许多好的,因人而异罢了。萧子升说,也不是所有县长都像他那样坏……
——茹英看相
两人在去沅江的路上,一直走了好几天,边走边讨论。
一天晚上,到一家小客栈吃晚饭后,决定在那里过夜。由于没别的客人,年轻美丽的女主人过来搭话,问他们这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两人告诉她从益阳来,因是乞丐,所以没地方去。见她不相信,萧子升说没骗你,我们是从长沙像乞丐一样过来的。她还是不相信,而且有点火儿了。毛泽东问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话呢?她激动地说,因为你们一点也不像。
她凝神注视了他们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我知道你们两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知道一点看相术,也会测字,是我爷爷教我的。
毛泽东问:你说你懂得看相,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她犹豫了一下说:好的,如果你们愿意,但假如我说错了,你们不要介意。
她母亲在里屋提醒说:茹英不要胡闹,不怕得罪客人?谈点别的吧。
毛泽东说:没关系,请你直言,看到什么说什么,我们绝对不会生气。于是她便认真地相起面来。
萧子升后来说,她滔滔不绝地引经据典,把我们今后几十年的功名利禄、婚丧嫁娶、福禄寿喜和吉凶祸福一一历数,我们觉得很有趣,没在意她的话,一直当在开玩笑,至于说了什么没记载。
第二天离开时给她食宿钱,她拒不接受,问她姓名,她说叫胡茹英。萧子升对她说[6]:
“假如有一天毛先生做了国务总理,或者是山大王,说不定他会写信给你,邀你做他的顾问哩!”
她听后大笑道,那时候他会完全把我忘记,连影子也忘得一干二净。从萧子升记叙中可知,她一定感到了毛泽东不一般的气概,并对他的未来有非凡预言,认定他一定出类拔萃。
其实这也没那么神秘,人的内涵、胸怀与气势,大凡不带偏见的人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何况这个聪明女子学过传统的相面术,还有一些专业基础呢?
他们到达沅江时,发现因洪水暴发,县城完全与外界隔绝,两人结束行程搭船回到长沙。脚上的鞋磨破了,剩下两块大洋40个铜板,这是做乞丐讨来的财产,两人平分了。两位年轻书生硬是过了一月的乞讨生活,堪称惊世骇俗。
第二年春天,毛泽东与好友蔡和森又一起游历了半个多月
第二年春天,毛泽东与好友蔡和森一起,又以同样方式出行,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了半个多月。这是为什么?从中又得到了什么?真值得深思啊!
连最底层、最弱势、最屈辱的乞丐,都能一再去实践充当,人生途中还怕什么?乞丐的生活状态是什么?缺乏起码的物质生活保障,每天醒来首先要想如何生存,这不正是后来革命征途中的常态吗?学子时代需要想到未来的艰难岁月,需要超常磨砺。
从乞丐游学中得到什么?只要目标明确,克服重重困难并非不可能,身无分文并非就要饿死。时而被人贬斥,时而奉为上宾,浓缩了一个人一生一世的跌宕起伏。还有,那神秘的期待,神秘的险情,神秘的预言,或是一种奋斗的动力。
领袖成长,不仅要读懂有字书,更要下功夫读懂无字书。在学校循规蹈矩是一种训练,深入社会大课堂更是一种训练,这里能得到更多意外体检和知识,这对事业人生极重要。
(作者王立华系北京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解放军大校)
[1]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2]胡子是尊称,何胡子是何叔衡,家在宁乡县沙田乡杓子冲。
[3]《湖南党史通信》1987年第1期。
[4]《晋书·惠帝纪》:帝又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日:“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其蒙蔽皆此类也。
[5]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湘潮》2010年第11期。
[6]斯诺等著:《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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