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后对蒋方针述略

张家康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西安事变发生时，毛泽东在给张学良的复电中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中共中央负责人“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张闻天为“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复电，措辞不够坚强”，而“发生了争执”。朱德则“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于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高层在西安事变中力主杀蒋的言论，由此扩散发酵，影响深远。近几年，此论又流行起来，颇能迷惑人。在那个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重大事件中，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真的果如斯言，力主杀蒋吗?今天，我们只能凭借档案文献，来一次时空大穿越，把自己置身于已成风云的时代场景中，还原历史，还原真相。

　　红军初到陕北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陕北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陕西保安县吴起镇。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就此宣告胜利结束，陕北将作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中央红军趟过血与火的生死征战，已由瑞金出发时的八万人减员至数千人。长征中的最后一战——腊子口战役后，仅有的数千红军竟又减员一千五百多人。红军再往前走必经人烟稀少，寨堡林立，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西和宁夏，能否顺利通过，更是难以预料。红军此时急需休养生息，而陕北恰好适时的提供了一个地方。

　　中央红军连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也仅有一万人，与自己的对手国民党比，数量的多寡已成悬殊。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东北军就有十几万之多，十七路军和其他杂牌部队，还有尾追而来的甘肃北部的蒋系王均及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合起来也有二三十万人。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红军能在陕北立足存身吗?

　　1935年10月，蒋介石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因他往成都指挥“围剿”四方面军。对陕北红军的清剿则交由代总司令张学良全权指挥。这位少帅对共产党也无任何好感，他说共产党“到处放火，奸淫掳掠”，“不爱民族，不要国家，不顾礼义廉耻，不讲忠孝仁爱”，是“人面兽心的赤匪。”又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这是他积极“清剿”陕北红军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以为不足万人的红军本是疲惫之师，劳师远征，立足未稳，以自己的十倍于红军的东北子弟兵，红军本应不堪一击，“剿共”理应旗开得胜。没曾想刚与红军交手，东北军便被打得丢盔卸甲，望风而逃。110师被歼灭，师长何立中毙命，接着109师又大败，师长牛元峰自杀。盲目自信的少帅惊醒过来，他说：“这两次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这更增强我的信念，即杰出将领为内战而丧身是令人遗憾的。同时我不愿再轻视共军的战斗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

　　红军初到陕北，毛泽东即指示“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红军本不愿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自卫，且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胜则收兵，有意与驻在陕北的军队修好关系。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信中说：

　　“东北军之与红军固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深望贵军长顾全民族大义，立即决策，接受鄙人提议，遣派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

　　毛泽东感到时下最紧迫的莫过站稳脚跟，只有这样才能“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因为“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红军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从不主动找事惹事，尽力维持好周边的睦邻关系。他与彭德怀、王稼祥等联名发布《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

　　几乎在与东北军秘密接触谈判的同时，毛泽东把眼光转到西北军，重点做西北军统帅杨虎城的工作。12月5日，毛泽东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杨虎城，一封是给西北军总参议杜斌丞。致信杨虎城说：

　　“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日之人，不问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信中还以“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的语句，激发杨虎城的爱国热情。

　　杜斌丞是杨虎城身边颇有影响的人物，且与中共的一些重要人物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等有交往。杨虎城正是通过杜斌丞认识了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魏野畴。也是因为这层关系，大革命时期，一些共产党员开始进入杨虎城的部队担任要职，参与决策，由此而与中共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毛泽东致信杜斌丞，显然是希望杜影响杨虎城，共建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信中说：“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均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

　　杨虎城也和张学良一样，在民族危亡之际，极为不满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认为这是蒋的惯用伎俩，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借刀杀人之术。和所有地方实力派一样，他看重的也是手里的兵权和掌控的地盘。当蒋介石的中央军大举进攻陕西时，他感到危机已经来临，眼下只有与中共合作，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才能走出窘境。

　　况且，西北接壤苏联和蒙古，从这里可以寻求到苏联的帮助，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占有了独到的先机和条件。“军事上先打通国际路线”，不仅是张、杨二人与中共合作的动机，也是西北各地方实力派共同的企望。蒋介石借刀杀人也罢，分化瓦解也罢，最终是蒋介石把西北的三股力量推到了一起，从而使西北大联合初现端倪，中共与红军也因此而在陕北立足存身。

　　尺牍统战外交

　　初到陕北，中共和红军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期待着与所有愿意抗日的个人和团体联合。为此，毛泽东频频致信国民党和地方实力派上层人士，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卓有成效的尺牍统战外交。毛泽东致董英斌的信，最早以尺牍的方式叩开了与东北军联合抗日反蒋之门。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和杜斌丞，也叩开了与西北军联合抗日反蒋之门。

　　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当时，国民党第八十四师驻守陕北绥德、米脂、清涧地区，毛泽东致信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呼吁建立抗日联合战线，“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日甘受亡国奴之辱乎?”提出两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相接济所需物资;互派代表，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等。

　　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大军阻拦。3月20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及东北军全体官兵，指出：

　　“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张学良亲自驾机来到太原，说服阎锡山共同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阎锡山让张捎信给中共，只要红军撤出山西，他愿意与中共洽谈。

　　红军东征历时七十五天，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红军扩大新兵八千余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在山西二十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影响。5月，红军结束东征回到陕北。25日，毛泽东写了一封致阎锡山的信，让在红军东征中被俘的阎部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转交阎锡山，表示红军撤出山西是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大义。信中说：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

　　毛泽东还让郭登瀛带去他起草的中共《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电》，电文说：

　　“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红军虽取得东征的胜利，为表示共同抗日的诚意，“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现已“撤回黄河两岸”，并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致函晋绥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第六十六师师长杨效欧及赵次陇，申明红军西渡是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表示愿与晋军、与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计。

　　毛泽东在此期间频频致信各地方实力派，以期实现联合抗日的局面。如，8月14日，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傅作义;9月8日，致信邵力子、王均、朱绍良、毛炳文;9月22日，致信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于学忠;12月5日，致信冯玉祥。毛泽东在致这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信中，不厌其烦地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组成联合抗日战线。希望他们与中共“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尚祈致意蒋先生(指蒋介石，作者注)，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其抛嫌释冤，比邻而居，和睦相处，共御外侮的愿望，已经溢于信件的字里行间。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职，与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有过交往。他在致他们的信中，话友谊，叙旧事，谈联合抗日大计。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宋子文，信中说：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而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唯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1936年9月18日，他致信宋庆龄，让潘汉年面交。信中表示对宋庆龄“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他让潘汉年捎去《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并就“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予以洽谈和指导。同时请求宋庆龄“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学界领袖，也是毛泽东十分敬仰的先贤。9月22日，毛泽东致信蔡元培，深情地回忆：“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信中高度称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称颂北伐革命，指出：

　　“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毛泽东希望蔡先生以自己的资望，影响“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为此，他列举了长长的名单，共计七十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用心良苦，考虑周全。

　　反蒋逼蒋联蒋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的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组织。”“抗日反蒋”的口号由此提出。11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来到陕北。张浩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1、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2、以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高表现形式;3、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4、富农政策及相关政策亦加以改变。四条中的第一条已经契合中共中央的策略方针。

　　九一八以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面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红军是在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下，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好不容易找到了陕北作为立脚点，蒋介石又调集重兵要在所谓“最后五分钟”对中共对红军斩尽杀绝。中共抗日是基于民族大义，而反蒋则是自卫求存的正当防卫。

　　1935年11月，蒋介石有意和中共建立联系的渠道。毛泽东极为关注这一信息。1936年2月28日，毛泽东在听取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张子华汇报后，致电给与东北军谈判的李克农，电文说：

　　“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抗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

　　正是这个新的倾向，促使毛泽东调整了对蒋方针。4月7日，张闻天给在山西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发来电报，指出：“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拟由军委下令讨伐，以利动员，以张士气，如同意请由前方拟稿发表。”毛泽东接电后即于4月9日致电张闻天，表示不能同意“讨蒋已成中心”，不能同意发布讨蒋令。电文说：

　　“目前不应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个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显然，毛泽东把停止内战，全民抗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视作旗帜和基础。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抗日战线和一致抗日》通电，电文说：

　　“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的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先是不同意发布“讨蒋令”，继而要促进蒋介石的“最后觉悟”，可见毛泽东并没有把蒋介石作为固定不变的终极敌人。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时隔不久，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

　　“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8月12日，毛泽东又说：

　　“继续停战议和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共产国际于8月15日给中共中央发来政治指示电，要求中共放弃“抗日反蒋”方针。据此，一些文章认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联蒋抗日完全是执行指示的被动和无奈，其实这是误读了历史。从上述摘引文献中，人们是不难得出公允而无偏见的结论。

　　毛泽东对蒋介石一直是抱着联合抗日的态度的，8月30日，他在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文中就提出：

　　“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甚至表示，只要蒋介石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党禁，

　　“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可算正式提出“联蒋抗日”的主张。此类内容的文献在西安事变前可谓比比皆是，已经成为毛泽东的老生常谈。9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据相关文献，西安事变前，毛泽东曾两次致信蒋介石等，一次是十月二十六日，一次是十二月一日。在前一封信里，毛泽东再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期反帝斗争的勇气。”后一封信正值蒋介石调集二百六十个团的重兵向陕北围剿之际，

　　“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苏区不可之势。”毛泽东在信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中有言：

　　“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战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称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

　　毛泽东希望蒋介石“放下屠刀，立地为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蒋介石怎么可能听的进去，他十分自信可以在“最后五分钟”解决中共问题，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毛泽东来信的十一天后，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事变，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的蒋介石，一念之间成了阶下囚。

　　西安事变善后

　　西安事变的当日，张学良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电报，其主要内容是：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泽东和周恩来即复电张学良：“立即将东北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留少量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麒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事变的次日紧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西安事变的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肯定这次事变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又说：

　　“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事变之初的态度既清晰又稳健，丝毫没有情绪化的表现。12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事变后的方针：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总司令;成立联军军政委员会，张学良为主席，杨虎城、朱德为副主席;集中主力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地区，与敌决战，各个击破，大大开展战局。同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团起草指示电，其中就有“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以为南京对西安的讨伐，可以解救于他。有鉴于此，12月15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呼吁共谋国共合作，共赴国仇。希望他们“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之前，他虽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说过“把蒋除掉”，联系事变后毛泽东的文电，不难看出“把蒋除掉”的最明白的注脚，就是“罢免蒋氏，交国人裁判”。

　　已在西安的周恩来发来电报，汇总国内各派对西安事变的反应。电报说：

　　“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反蒋;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精卫将回国;阎锡山向张学良建议，将蒋介石送到山西;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的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学良此举被逼的不得已;余汉谋、何键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红军求降求和，表示要将西北地区交给张学良管理，中共问题也交给张处理。”

　　各方诸侯，各路神仙，各有心机，形势显得尤为凝重。12月18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致信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并呼吁国民党，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将讨伐陕北的中央军增援晋绥抗日前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民主权利，释放政治犯;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发表西安事变通电开会讨论，研究力争和平解决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日，毛泽东致电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明确指出：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从事变发生到12月19日，仅仅七天时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明确而明智地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大兵集结陕北，国民党中枢各派借机做文章，张、杨内部意见纷呈，争论十分激烈，以至快到失控的程度。红军力量微小，在陕北又立足刚稳。如此险恶的态势，杀蒋肯定会引起天下大乱，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事变外，别无他途。毛泽东是个战略家，对此自是明察秋毫。经过七天的沉淀和思索，毅然做出和平解决的决策，这是一种理智和自觉，而不是所谓在共产国际来电的压力下的被动和无奈。

　　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第二天，也即12月20日才收到共产国际来电，电文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共产国际的电文内没有祈使句式，自不存在对中共有什么压力，在所列甲乙丙丁的“条件基础上”，除“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外，其他各项几乎都已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过。共产国际来电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成立国内和平”的四项条件，这四项条件是中共的一贯主张，也基本是共产国际来电的“甲乙丙丁”。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要他派人去蒋的嫡系胡宗南等处，告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宋子文担心蒋介石的安全，于22日偕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抵达西安。蒋介石授意二宋与西安方面谈判，端纳作为调停人从中斡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现了曙光。谈判中，蒋介石对双方商定好的条件，以“领袖”人格担保，但不作书面保证，回南京后将逐条执行。25日，张学良独自一人护送蒋介石等飞洛阳。26日，抵达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