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日常谈话中的从严治党观解读

唐正芒 王昕伟

从严治党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对马列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从严治党观不仅见诸他已公开出版的著作或已公开发表的讲话、报告等文献中，而且可从他大量日常口头谈话中明显感受到。毛泽东日常口头谈话主要是指毛泽东平时同身边的子女亲友、群众老乡、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等彼此间的聊天、洽谈、交流等。众所周知，毛泽东十分健谈，其日常口头谈话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言语之活泼，甚至不亚于他已公开出版的各类著作。虽然这些日常谈话在当时并不可能全被记录下来，大多只能散见于当事人后来为纪念或缅怀毛泽东而撰写的回忆、纪念类文稿中，但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和观点，仍是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补充资料。毛泽东日常谈话中的从严治党观，大致可归纳为严格要求党员、加强思想教育，严明党的纪律、严惩贪污腐败，严肃党的作风、开展整风运动等方面。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略予解读，祈请行家教正。

严格要求党员，加强思想教育

毛泽东严格要求党员首先体现在严格入党标准上。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党员，但并不是盲目吸收，而是严格强调党员标准，严把党员质量关，并注重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早在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必须通过政治与经济的斗争来发现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130)因此他十分注重从工农阶级的反抗斗争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1925年毛泽东在领导韶山农民运动时再次强调:“我们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把那些革命意志坚强、不怕死、敢于斗争、纪律性又强的同志逐步吸收到我们的党内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担当起目前的任务。”([2]15)在积极分子入党后，毛泽东注重为他们上好第一课。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炎陵水口带领新党员宣誓结束后就教育他们说:“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今后，要团结群众，多作宣传，多作群众工作，要严格组织生活，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要严守党的秘密……”([3]934)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4]106)。直至晚年，毛泽东仍十分重视发展党员时要严格党员标准、永葆党的先进性。

党性修养是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的内化，也是党员的自我教育、改造和完善。毛泽东从很多方面要求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党性修养。1944年春，毛泽东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党员干部讲话时教育他们“要学会两种本领，头一个是松树的本领;第二个是柳树的本领”。松树发育生长，不怕刮风下雨，严寒之中也能巍然屹立。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插到那儿都能活，一到春天，枝长叶茂，随风飘荡，十分可爱。柳树有“灵活性”。“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灵活性，缺一不行。”([5]178)从而要求党员干部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他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具有大公无私的品质。如1955年7月，毛泽东针对一卫士汇报其姐姐私藏粮食的事情时说:“共产党人，不对就批判，要有大公无私的思想，不能吃独食，吃独食是应该感到有愧的。”([6]88)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在思想上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分析党内情况时提到:“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7]208)在毛泽东看来，党性修养最根本的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早在1929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兴国召开地方干部会议时就说:“共产党员要有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深刻。”([8]30)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新中国建立后，很多人要做‘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都是为人民服务，要努力奋斗，不要以为当‘官’了，就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同李自成差不多了。”([9]373)1975年7月，毛泽东重病在身依旧叮嘱身边工作人员:“我们共产党人的手中都有一把斧子，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志不能仅仅写在党章上，而要写在每个党员的心中，要落实到行动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6]158)再次诠释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修养。

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坚定理想信念、巩固团结统一、贯彻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毛泽东十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特别关心共产党员的思想问题和世界观的改造。他在苏区时期就经常教育做供给工作、总务工作的党员干部，“要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切实朴素，大公无私。”([3]108)他还十分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和克服党员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36年10月，毛泽东看望总部电台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全体同志，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要求上前线，不愿干情报工作的情况，他严肃地说:“我们干革命的，就要听党的话。党需要我们在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去。同时，革命事业总得有个分工嘛，不能随个人挑挑拣拣。如果有人对革命工作还有贵贱之分的想法，这是不对的。”([10]198)他要求共产党员具有大公无私的品质。要求党员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作革命的“鲁班石”，纠正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错误想法。他经常鼓励党员吃苦在前，勇挑重担。1938年6月至12月，毛泽东多次给延安抗大第四期学员讲课。一次他在给抗大学员讲课时幽默地说:“在白区传说共产党人很神秘，其实并不神秘。现在我用个最简单的比喻，说明共产党员是什么人。”他用手指着桌面说:“这里有三副担子;这一副80斤，这一副100斤，这一副120斤，谁选120斤的这副担子挑，谁就是共产党员。”([11]72-73)幽默中透射出他对共产党先进性的诠释和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在延安期间，毛远翥经常探望毛泽东并提出一些为己谋利的要求，毛泽东严肃地对他说:“共产党人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做官发财，而是为了替穷人翻身，求解放，为人民服务。”“如果要做官发财，就不要到延安来，就不要干革命!”([12]327)教育他要改造世界观，破除狭隘私利思想。

毛泽东十分重视理想信念教育，经常要求广大党员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秋收起义失败后，面对广大党员和起义队伍中的沮丧低落情绪，毛泽东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个同志，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紧，继续勇敢战斗，我们这个小石头终要砸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13]86)1929年初，毛泽东在行军赣南、闽西途中得到了妹妹毛泽建牺牲的消息。他对毛泽覃说:“泽覃，不要自责。如果要自责，我比你还痛苦，泽建是我带出韶山的……但革命总要死人，为了人民少一些牺牲、多一些幸福，我们共产党人只能带头牺牲。”([1]263)教育毛泽覃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必胜信心，不怕牺牲。1934年10月长征前夕，在于都谢家祠里，毛泽东向当地干部作主力红军转移前夕的讲话。他说:“同志们，如果苏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该怎么办?你们也不要丧失信心，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还要坚持工作。”([8]425)教育党员干部要坚定革命信念，勇敢继续斗争。

严明党的纪律，严惩贪污腐败

严明党的纪律才能保证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有效实施，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不同时期，毛泽东都强调要牢固树立纪律意识，严明党的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斗争的需要，毛泽东特别重视革命的纪律性。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之前，要求大家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朱毛会师后，毛泽东集合部队再次强调党的纪律说:“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不能侵犯工农的利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也不能拿。”([3]483)在长征路上，即使饥寒交迫，毛泽东也一再要求广大党员和红军战士严守纪律。1935年9月22日下午，在哈达铺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不能侵占工农的利益。这是人民军队的一条主要纪律。”([14]399)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多次谈到纪律，他说:“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9]51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更强调严明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建设。他指出:“必要的清规戒律都是要的。猪八戒还有三规五戒。”([9]518)1971年八九月，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时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照着去做”。([15])

严明的纪律是成功的基础，而严厉的执行则是胜利的保证。毛泽东十分强调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和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在面对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时，不论是谁、出于何种目的，他都绝不姑息，根据情节予以批评教育或严厉惩处。1929年3月在进军赣南闽西途中，红四军一名战士看到田野里一头大肥猪，不经组织同意擅自宰杀以改善伙食，引起猪的主人--一位商人告状，毛泽东听后震怒，立即令有关部门向这位商人赔礼道歉并退还了猪款。当晚他还召开干部会议，严厉斥责这一“违反党的商业政策、损害商人利益的恶劣行径”“是土匪行为”([16]110)，体现了毛泽东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纪律和政策的决心。1937年10月在延安发生的“黄克功事件”产生了恶劣影响，有一些人为黄克功求情，毛泽东愤怒地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17])并于10月10日给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严厉指出黄克功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必须处以极刑。

毛泽东自己更是严守纪律、率先垂范。他特别强调要反对党员干部的特殊化，要求共产党员和群众一样遵守法律法规，过一样的简朴生活，享受基本相同的物质待遇。1939年冬的一天，萧劲光发现毛泽东只有一条毛裤过冬，想叫警卫员帮他去领新棉被和棉衣，毛泽东制止他说:“我现在搞特殊化，人民群众还相信我毛泽东吗?”“我不搞特殊化，你也不能搞。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今天多弄点油，明天多弄点鸡蛋，后天再多两套衣服，久而久之就成为习惯了。群众都有本账，要这样搞下去，迟早要毁掉自己的!”([18]30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东北留访期间，高岗请毛泽东吃饭，饭菜非常丰盛，毛泽东当即批评道:“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我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当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19]304)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大寿。工作人员在做饭时比平时多加了两个菜，即四菜一汤加一碗面条，毛泽东看到后很生气。他说:“我们党内有纪律，不准为领导人做寿，我不能带头违反规定，这饭我不能吃。”([20]296)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客人谈话时，严厉批评了党内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赞成搞什么高级病房、高级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办啊?”([21]353)面对自己的亲属，毛泽东也绝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特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同在苏区工作，对毛泽覃工作中出现的差错，毛泽东多次严肃批评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不要以为是兄弟关系就可望得到庇护。”([2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家乡亲友们的来信要求为他们谋取职位或请求给予待遇时，毛泽东一一回信，进行批评教育并予以拒绝。([23])他曾对田家英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24]321)强调我们共产党是绝不能这样做的。

面对贪污腐败，毛泽东始终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究，高度重视反腐倡廉，严厉防止党员堕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开始了局部执政，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他严惩各种贪腐行为。1932年谢步升案发生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知道后愤然说道:“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2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确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毛泽东更加严格要求党员干部，严厉惩处各种贪腐。1951年，有人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求情，毛泽东生气地说:“从西柏坡出发我就讲了，我们不能学李自成，进北京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考验，不准任何人有贪污腐败的行为。他们两个不处理，今后别人贪污腐败我们怎么办?”([26])坚持判处二人死刑。“三反”“五反”期间，毛泽东更是多次严厉地告诫身边的党员干部:“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禁得起考验……浪费也不行，浪费发展下去，就会贪污腐化。”([27]66)要求他们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毛泽东还坚决反对和抵制收受礼品、行贿受贿的行为。1954年，毛泽东到杭州调研，在回京的火车上发现多了几坛绍兴黄酒，工作人员汇报说是当地官员送的特产，毛泽东严令退还并严厉地说:“我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我收了，那么省长、市长、县长、乡长他们就会收受得更多，那我们共产党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28])1955年7月，毛泽东看到一名贪污400元公款的党员干部的材料，这点钱虽不多，但他严肃地说:“不能让他吃大了肚子，叫他吐出来!”([6]84)这些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贪污腐败决不姑息。为了更有成效地反对贪腐行为，他曾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检举揭发各种贪腐。1963年5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开会，他反复强调要发动群众，并指出:“大贪污分子要发动群众才能搞出来。”([29]247)1965年7月4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在讲到一些党员干部的现状时他说:“有些人当了权就贪污，投机倒把……我们要消灭这种现象，因此进行了相当激烈的阶级斗争。”([30]507)可见毛泽东已经把贪污腐败问题上升到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虽然搞运动反腐并不恰当，但足见毛泽东对清除贪腐的坚决态度。

严肃党的作风，开展整风运动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他亲自培育的三大优良作风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正确领导的重要保证，也是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曾多次提醒党员干部注意三大作风，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一向强调并躬身调查研究。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召集30多位老人开座谈会，老人向毛泽东反映自去年以来浮夸风严重，而且稍有反对意见，就被视为老保守挨批斗。毛泽东听后，严肃地对当地一位负责人说:“你们向党中央汇假报，欺骗党，对人民不负责任，这是告你们的状!”([31])1961年1月29日毛泽东在听取反映国家困难形势的汇报时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不是共产党的坏作风彻底克服掉。”([21]116)他督促中央和各级领导多到群众中去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十分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将群众路线视为制胜法宝。1943年，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杨家岭迁至枣园。当时枣园有十几户人家。保卫部门考虑到首长的安全，建议当地老百姓迁走。毛泽东听后厉声说道:“你们要让老百姓迁走，我就不搬去。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5]26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依旧十分注重群众路线。1950年夏淮河大水，毛泽东在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消息和数据后，针对一些党员干部的失职，沉重而有力地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32]272)1961年1月，毛泽东路过南京，针对当时有些紧张的干群关系，语重心长地教育党员干部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的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的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就成问题。”([3]760)多次强调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只有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不断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有人反映各地党员干部压制批评，甚至拒绝接见记者，还有叫记者去反省的。毛泽东严厉地说:“谁叫记者反省就要他自己反省，谁拒绝接见就撤换谁!有许多人写信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很有好处的。党中央与中央政府应该有专门机关，来处理这类事情。”([4]119)体现毛泽东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博大胸怀。及至晚年毛泽东依旧十分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33]74)可见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特别注重反对官僚主义。1938年初秋的一天，马列学院派四人去接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批评他们说:“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34]360)带头坚决抵制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1953年，毛泽东到杭州刘庄度假，有人提议坐滑竿上山游玩，毛泽东生气地说:“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往前走!没有路我们可以走出一条路来，路是人走出来的。”([19]321)要求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一样爬山，不能摆旧官僚派头。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在听了曾经的卫士汇报在基层的处境后，毛泽东陷入了深刻思考。他说:“官僚主义不是一两处，我不可能一个一个管。有什么办法能在全国扫除一下?”([23]276)经过酝酿，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图解决官僚主义问题。

整风是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35]208)1942年春开始，延安逐步开展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搞好党的建设，仍坚持不断整顿党的作风。他针对党内的一些不良作风说:“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36]207)因而毛泽东不断强调整顿党的作风。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林铁、刘子厚等谈论国家形势时严肃地说:“还有个作风问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有几个省相当严重，……官僚主义者，就是不同群众商量，还有打人骂人，强迫命令。……有些事情得年年讲，提出警告，要他把手缩回来。”([37]356)表现出他整顿作风的坚定决心。而毛泽东自己更注意从身边开始抓整风。1960年9月28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发觉身边有‘老鼠’，工作人员中，有些人思想作风不正，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除‘老鼠’，整顿思想作风。”([38])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对河北省委负责人说:“凡是有‘五风’的地方都要反，包括工矿企业。”([21]337)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对整风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特殊国情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可避免地会将其阶级的错误思想、不良作风带入党内，加之敌对阶级的各种腐蚀和引诱。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不懈地从严治党。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从严治党思想。本文所收录的毛泽东关于从严治党思想的日常口头谈话，是其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些谈话或通俗直观或生动幽默地反映了毛泽东对从严治党的真实思想和坚决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果而沾沾自喜，而要看到其使命依然任重道远。他号召全党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因此，重温毛泽东日常谈话中的从严治党思想，不仅对我们更好地领会和把握毛泽东的从严治党观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们今天继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地抓好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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