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理论探索

李  珍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领导武装斗争转向领导国家建设。为适应这一历史性转变，更好地完成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坚持、加强、改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事实上，正如在经济领域中有大量“不熟习的东西”一样，领导全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党来说，同样是一道崭新的历史“考题”。

在带领全党努力答好这道“考题”过程中，毛泽东的很多思考与实践，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深入探索，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坚持党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服务于中国革命的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它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

也就是说，党的领导作用要体现在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全过程，这是由真理的普遍性和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所共同决定的。所以，对社会运动起重要引领、推动作用的思想理论建设，同样要由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就成为理之必然。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被打倒，党领导全国文化的问题迅速提上日程。面对不熟悉的城市工作，党内出现了一些不适应情况。

比如，有人认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宣传工作中，这种认识表现为“时常发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同时，有的地方又在处理宣传问题时采取了带有“急躁性与无纪律性”的不成熟行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则趁机造谣生事，挑起事端。

这些情况，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究竟有没有能力在革命胜利之后，坚持和实行对文化事业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对于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党来说，这是个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党中央、毛泽东就作出一系列指示，对新解放区的学校教育、新闻宣传、知识分子、出版等工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以巩固胜利成果。

1949年 2月，三大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伴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管理城市的工作必须跟上，人民军队要由战斗队变成“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包括“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这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重要内容。

这些要求的落实，为党迅速适应新形势，做好意识形态各项工作，作了重要铺垫。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强调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这个论断，重申了党必须在社会主义阶段坚持、巩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性。

为发挥好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毛泽东要求全党抓紧学习、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本领。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头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建立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各地党委必须把思想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领导经济建设所必需的科学知识，要下功夫学会；等等。

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全党的齐心努力下，我们党很快构建起完整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形成了初具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队伍，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顺利开展。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关于共产党有没有能力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疑问，曾经集中体现在对“外行领导内行”的看法上。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搞科学不行。

对此，毛泽东认为，这话有一半真理，我们的确不懂具体的科学技术，办学、搞出版等也缺乏经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外行领导内行又“是一般规律”，因为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方式，“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而非具体的业务领导。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须臾离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只要我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因而，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能力实行对科学事业的有效领导，保证其正确方向。

这些阐述，把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与专门的业务工作相互区别又辩证联系起来，科学处理了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避免了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及其可能导致的领导权旁落问题。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工人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根本标志。

毛泽东认为，无论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还是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他关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规划，都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发展基础之上。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发展。结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统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不仅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他一生都极为关注哲学、历史、文艺、教育、新闻等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宣传动态，关心马克思主义观点能否真正站得住、扎下根。

在对这些领域的关注、指导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关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认识。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就缘于他对我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科学态度。

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实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新观点、新认识，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主张。

上世纪 50年代中期起，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提出理论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要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他说，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是，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毛泽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加强执政党建设等重大问题上，都结合中国实际作出了可贵探索，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作了理论准备和思想铺垫。这个理论传统与思想作风，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全部奋斗历程。

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左”和右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怎样纠正这种错误，需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判断。

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反复受“左”倾错误之害，因而对教条主义有较深刻的认识和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词句、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依然存在。同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主张资本主义路线的修正主义思想也随之出现。这两种倾向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

毛泽东认为，在和平建设时期，“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对意识形态基本态势作出这样的估计，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征的辩证、深入思考。

旗帜鲜明地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剥削阶级的被消灭，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自然确立起来。

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吃了败仗，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对此，全党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错误思想高度警惕、明辨是非，保证主动权不旁落。凡是错误的思想，“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

怎样分析、判断、处理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斗争，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课题。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作出的这些论述，其真理性已被后来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实。

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挥意识形态能动作用

毛泽东极为重视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他认为，“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化会成为促进或阻碍社会历史运动的决定性因素。

正因为如此，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他反复强调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面貌和客观进程。

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新中国的成立，对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为文化建设的大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预言，“文化建设的高潮”必将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不同阶段，毛泽东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同目标，其核心指向都非常明确：为经济建设开辟道路，提供思想理论基础。

比如，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他提出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因为这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他又强调，为了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把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他们密切配合、相互协调，保证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也使新中国文化建设迅速摆脱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科学道路。

意识形态要做好社会主义建设的“统帅”和“灵魂”。这个观点，体现了毛泽东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

意识形态工作要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同时，管思想、管方向的意识形态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统帅”和“灵魂”，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其引领与塑造社会运动的作用十分突出。

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毛泽东多次讲到，我们改变旧中国，主要靠“两杆子”，“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注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认为它是管总的，“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

在这些观念指导下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现出重视并善于进行思想理论建设、重视并善于进行历史经验总结的突出特点。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其发挥出巨大的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转化成变革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物质力量。

毛泽东反复强调发挥意识形态工作服务现实运动的作用，但并不主张违背客观规律，要求意识形态随着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生整齐划一的转向。

他认为，思想文化发展并不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进程相一致。旧的思想意识不易消失，而新的思想意识也不容易确立。相对于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意识形态变化既有可能是超前的，同时也有可能是滞后的，是对社会变动的“尾巴”的客观反映。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者，党要改变战争年代养成的“冲一下”就成功的习惯，学习容纳、引导与社会基础不协调的思想观念。

1952年 9月，他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接受“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的观念，实际上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但对于整个资产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党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强调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的同时，充分尊重意识形态客观规律，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了谨慎态度，保证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

四、制定科学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针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任务，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方针，是党实现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基本前提。毛泽东把党领导文化事业的方针概括为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两句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经济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个方针引起了党内的疑虑、不理解。毛泽东解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

人的改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任务，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领导好这项工作，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区分矛盾的不同性质，找到工作重点和着力点，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纲举目张。

毛泽东系统地思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他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矛盾依然普遍存在。从其性质来看，可以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同样可以从这样两种基本矛盾出发进行分析，制定不同对策。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方法，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与激烈的阶级对抗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大量“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这些都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党领导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课题。

“双百”方针的核心要求，即是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保持慎重的态度，不轻率地作行政和政治结论。即使对于人民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只要不威胁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也应当从这一方针出发，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思想问题采用外部的打压等强制手段难以奏效，而且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而且，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都需要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发展和生长。“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符合意识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运用好这个规律，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在积极健康的争鸣、斗争中不断繁荣发展。

“双百”方针的提出、认识、落实，反映出党对于复杂态势的掌控能力不断提高，体现了党领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高度的自觉、自信与成熟。

毫无疑问，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内涵上看，“双百”方针都是民主的、开放的。但同时，它又绝非没有阶级性的、“普世”的政策措施，而是有着明确是非标准和政治立场的指导方针。对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来说，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有时还会有相反的看法。这就必然要求对“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作出进一步规范与限定。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具体提出了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判断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并且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都不应当违背这六条政治标准。

这六条标准从理论内涵和实际操作两个方面完善了“双百”方针，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保证了党在处理“收”与“放”两者关系的同时，始终有正确的方向，不走偏路、邪路。

对于敌我矛盾采取专政的方法，善于辨别并作坚决斗争。敌我矛盾斗争的结果，必然是非此即彼，新旧更替。比如，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重要支撑的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也要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从总体目的、一般结果来看，矛盾双方没有调和的余地。而且，由于两种制度的对立、剥削阶级思想的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斗争将是长期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不能简单地根据某种意识形态的属性来断定它是否为敌我矛盾，而是要依实际情况作出判断。比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与我们的矛盾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因而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被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利用，就有可能演变成敌我矛盾，威胁到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领导这种尖锐复杂斗争的中国共产党，要“照辩证法办事”，坚持原则又把握分寸。

五、实行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工作方法

意识形态工作成功与否，最终要看实际效果。理性认识只说到了问题的一半，而且“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把理性认识变为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方式方法，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重要方面。

开展积极有效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从理论上讲，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其主观世界也会得到相应改造。但是，这种改造往往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与灌输。因而，积极主动地改造、引领人们的主观世界，就成为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法。

毛泽东始终强调用革命的、进步的和正确的思想去克服落后的、保守的和错误的思想，强调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思想改造，并领导全党创造了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

开展思想教育和改造的具体方法，主要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参加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二是开展持续广泛的理论学习和说服教育。

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历来注重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对那种“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的现象，他反复、尖锐地提出批评，认为这样“万万不行”，用这个方法做思想工作，只能是说空话，说大话，使人厌烦。

问题出自实践，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也来自实践。企图用现成公式来解决所有的思想认识问题，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表现。只有对意识形态领域动态了然于胸，才能为思想工作取得实效打好基础。

在这方面，毛泽东为全党作出了榜样。在写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时，他广泛听取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党内外各方面人士意见，获得了大量感性知识，丰富了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认识。文中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实际上就是对调查中收集到的意见和问题的回答和解决。

做好舆论宣传工作。舆论宣传是党的政策、党的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沿阵地。毛泽东指出，建设时期的宣传工作同样重要，这项工作做得不好，就“可能使我们处于被动，犯错误”。

与战争年代不同，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需要处理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但其核心宗旨、原则并没有改变，即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凝聚广大人民群众，服从并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这就要求，宣传工作必须严肃、科学，不能“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不允许搞背离党的路线政策的“独立性”；要实事求是，既要讲好的形势和光明前途，又要讲困难和问题，不要夸大，也不要隐瞒；要有全局眼光，又要善于抓关键、抓突破口，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文章要准确、鲜明、生动，文字要贴近人民的生活和语言；等等。

这些思想，赋予了新中国舆论宣传工作以科学的理论基础，又使其贴近中国实际，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思想斗争同其他斗争不同，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因而，毛泽东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共产党的办法”推之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最终达到团结同志、形成共识的根本目的。要懂得民主与集中的辩证法，掌握意识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

他说，我们的事业，就是在克服“不一律”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的。要达到思想统一、团结最大多数的目的，就必须让不同意见有充分讨论、批评的过程，“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

当然，承认“不一律”的客观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对错误意见放任自流，而是要坚持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批评，第二必须批评得好。所谓“批评得好”，基本要求就是不急躁，不片面，讲究方法，作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

意识形态斗争要公开、及时。不隐瞒、不遮掩，是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上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认为，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者，要学习掌握主动权，掌握在公开的讨论、争鸣中引导方向的本领，而不是自说自话、自我欣赏。“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对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要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

当然，这种批评应当是坦诚的、严肃认真的、和风细雨的，而不是无原则、无界限的“大民主”式的批判。同时，这种公开的批判又应是及时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对错误思想言论，“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

真理愈辩愈明。讨论和争论的过程，就是思想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是思想相互影响和交流的过程，同时也是正确思想克服和战胜错误思想的过程。只有开展公开、及时的思想斗争，才能锻炼自己、锻炼群众，最大程度地挤压错误思想的传播空间。

全党负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特殊性，决定了仅由宣传部门来负责这项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各级党委尤其是一把手，要带头做意识形态工作。“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共青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

只有形成全党上下各个部门、各个层面齐抓共管的局面，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才能落到实处，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才能“化”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进而发挥“精神变物质”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这些宝贵思想和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发展，为新中国意识形态工作打下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扎实根基。遗憾的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一度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使这些思想没有得到完全落实，最终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文革”这样的严重错误和挫折。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恰恰是在逐步恢复、发扬党在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过程中，在落实“双百”方针过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为我们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待毛泽东所作探索的奠基性意义，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与现实根据。

(作者李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