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

——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41周年

张文木

　　说明：全文四万五千余字，头条刊发于《学术前沿》2017年第8期上。

　　摘要：毛泽东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其实，从“政治诗”这一视角解读毛泽东的诗词最恰当不过。毛泽东诗词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密切相关，诗词中的一些概念、范畴与其战略思想——比如“环球同此凉热”与不称霸的思想——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政治诗”而不是仅从文学的的视角发掘毛泽东诗词，才能更深入理解诗词的深刻思想内涵，同时也有助于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通过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可发现其中贯穿着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和审美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对中国地缘政治的思考及其运用、中国崛起的战略与策略，以及关于中国统一、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外交原则、继续革命等思想的脉略。可以说，革命和斗争是贯穿毛泽东诗词中的主题，唯物主义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是毛泽东诗词的底色。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期间，他特地参观了杜甫草堂，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其实，毛泽东的诗词也可从“政治诗”的视角解读，而不能简单地从修辞、文学艺术等角度解读。毛主席还说：“诗言志”，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发现毛主席的诗词中有许多是讲战略的。如果没有政治和战略高度，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毛泽东诗词。笔者试从十个方面谈谈学习体会。

　　一、“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

　　我们还是从一般到特殊，先从毛泽东诗词的哲学观及建立其上的审美观讲起。

　　贯穿毛泽东诗词的审美特点是其最鲜明唯物主义哲学本质的革命斗争精神。为什么说“唯物主义”，那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人民是毛泽东心中的“上帝”。“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1]“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2]斗争——确切地说是阶级斗争，是革命，而不是一些人误解的“好斗”——是毛泽东诗词的主题。他在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一词中表达了这样的“唯物主义大道理”：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1959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一篇内参上批示：“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3]毛主席诗词的审美都是基于这个“唯物主义大道理”[4]。只要讲唯物主义，就要讲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前阕“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将人间问题说透了;讲斗争就要讲辩证法，讲辩证法就要重视新生事物。下阕“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将这个“骗了无涯过客”的问题也澄清了。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曾在日记中自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6]斗争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解决矛盾的红线，与此相应，贯穿毛主席诗词的是红色基调，红色是战斗的色彩，是生命力的象征;而运用红旗的动感张扬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需要说明的是，革命越是处于低潮，尤其是在1927年至1935年期间，毛泽东诗词中的以舞动的“红旗”“长缨”“霜天”“旌旗”事物等表现出来的红色基调就越突出：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

　　“风卷红旗”“红旗漫卷”“红烂漫”“红旗乱”，毛泽东诗中的红色，不仅仅是一种色彩，它是斗争的象征。比如1961年2月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句，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毛主席的诗词朴素，这与其中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在诗歌形式上，他喜欢民歌。他说诗歌“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7]。这与韩愈诗“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8]的意境相近。韩愈对“烟柳满皇都”那种“高大上”是厌恶的，他偏爱“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那种初生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韩愈是唐中期的人，这时唐人的精神还是向上的，若读唐初的诗，更让人有春意扑面的快意，这与唐王朝处于上升期的氛围相一致。与宋诗不同[9]，唐诗少有对今人所谓“高大上”“净白美”式的慵懒浮夸。毛泽东诗词也有同类气质，毛泽东诗词里多梅花、黄花、松柏，鲜有牡丹。毛泽东青年时就不喜欢牡丹。1915年8月他在日记中写道：“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说做人“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10]

　　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与唯物主义相一致的革命战斗精神被赋予美学含义：战争和战场被纳入审美视野，这是毛泽东诗词尤为独特的方面，比如 1929年10月写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又如1933年夏写的《菩萨蛮·大柏地》，诗中大自然与战争留下的残迹在诗人眼中反成了一幅绚丽的画卷：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这里“分外香”的黄花和“更好看”的风景，都是战斗的结果，这让人想到三十一年后诗人写的那句“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诗人视阶级斗争为当然和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64年毛泽东对这句注释说：“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 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 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他说：“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11]“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2]这一下就把社会的本质说出来了。它本质上是斗争，所以这些贯穿着诗人思想始终，这使毛泽东的诗词及其美学思想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张力。

　　晚年毛泽东对自己所开辟共产主义的事业，更是不忘初心。1976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是十年前填写的，词中仍是旌旗舞动，表达了诗人“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的心境。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

　　有了唯物主义，就有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有了这个观念，就有了为他们奋斗的理想。这是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大境界。

　　二、“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诗词与毛泽东思想一样，是从中国土地里生长出来的。阅读毛泽东诗词，就不能不阅读中国背景及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

　　毛泽东思想是从党内外斗争中诞生的，不仅是与国民党的主义之争，而且还有党内路线之争。陈独秀、王明的认识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别是，前者是从外国即莫斯科的思想来到中国的，而毛泽东的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前者是为苏联服务的，他们以苏联为当时的“普世价值”并以苏联为中心。在他们看来，为了苏联，牺牲中国也在所不惜。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的前提是搞好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世界大战中死了很多人，国际上有很强的厌战情绪，因而这个时候是和平高调而不是枪杆子最招人。当时五四运动的诞生地北京大学更是空论滔滔。北京大学这个学校的优点是思想比较自由，各种思想都能进去，缺点就是脱离实际。共产党初期犯重大错误的两个人都是北大的，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都还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他们身上的光环比较光鲜照人。人一有光环就远离了真理。因为他只想自己天然正确，不想自己可能有错误。陈独秀是第一届党的领导人，那时到处跑，认为政治就是妥协，就是谈判，就是法制。“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当时哪有法律啊，力量大的一方就是法律。陈独秀们不知道，法分自然法和成文法，自然法就是多数人原则，多数人即人民原则，当然就是力量权衡原则。成文法是自然法运用之后才有的。这是法律的本质。自然法就是“人间正道”，是它决定着世界的变化。

　　资产阶级在上升的时候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比如、卢梭就说：“根据自然和理性的法则，大多数具有全体的权力，因而大多数的行为被认为是全体的行为，也当然有决定权了。”[13]他还说：

　　国家的生存绝对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14]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15]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永远是可以作主改变自己的法律的，哪怕是最好的法律。[16]

　　但是，当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后，他们在自然法上就开始含混其词了。他们将自然法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空说什么自然是“正义”“平等”“自由”等。这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人民的力量了。

　　当时陈独秀书生气，看不透这些，认为政治就是谈判，像一只蝴蝶到处飞，想通过谈判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毛泽东看到他这么幼稚，很生气，告诉陈独秀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为什么毛泽东说那么多“那样”，要知道一个农村出来的青年，是饿过肚子、见过死人的;一个北大的教授没饿过肚子，没见过死人。两种人想的是不一样的。见过死人的人，见过饿肚子的人，就知道《国际歌》中“饥寒交迫的人们”的含义，这样的人想问题靠谱。毛泽东接着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17]。为什么毛主席这样说，因为二十四史都在他心中，历史中表现的就是枪杆子和枪杆子的关系，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8]的关系。毛泽东赞同斯大林的判断，认为武装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9]。陈独秀这些新秀们不懂或不承认这点，陈独秀文凭太高了，文凭高了就容易远离真理，尤其远离中国真理。

　　生死之地有真理。真理坐标系并不复杂，就生死两线：横坐标是生，纵坐标是死。“生死存亡”，就四个字。你只要把任何事情带到这里头，真理就显示了，就不会胡说八道。只有把学问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你这个学问就靠谱。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陈独秀为什么不行，他的思想不合中国实际，毛泽东说的话，他资格老、文凭高，不听。没办法，最后只能靠蒋委员长的机关枪来告诉他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军队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次日，又向罢工示威的工人开枪。在长沙，5月21日，何键、许克祥开始捕杀共产党员。毛泽东当时在武汉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4月27日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提出的“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建议未能得到讨论。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清党”，国共两党彻底分裂。就在这一年春，毛泽东写下《菩萨蛮·黄鹤楼》，诗言志，词中“茫茫”“沉沉”“莽苍苍”“锁大江”“知何去”等连结起毛泽东极为沉重的心情：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茫茫九派流中国”，但适合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毛泽东心中却不能上达。为此，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专门写《反对本本主义》，说：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0]

　　三、“苍山如海”：中国地缘政治及其运用

　　毛主席的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地缘政治，是毛泽东诗词中被人认识较少，而又是很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诗词中直接提及地缘政治的较少，而若不从地缘政治视角，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诗词中比如“尽开颜”“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等意境连同一些重大事件，比如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就不能得到更准确的理解。

　　人一碰到生死，就马上接近真理。1927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其他所有时间都要学得多。党建之初都是滔滔宏论，到了1927年“四一二”后，共产党干部脱掉西服和皮鞋，穿着草鞋进山，拿枪。这样才换来了根据地大发展。但形势刚好转，又开始玩虚的。上次陈独秀是“高学历”，这次王明不仅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学历，还带着斯大林支持光环，又有军事顾问李德协助。这时共产党还不够成熟，总觉得外来的和尚念经能念真经。王明见过斯大林，因此，没有人敢怀疑他会有错误[21]。

　　王明为什么会失败呢?还是他的认识是从外边带来的，这样的认识及建立其上的政策在中国水土不服。当时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就要了解中国，对当时的共产党来说首先是中国南方山地的地理特点。中国的南方山地的地形和欧洲大为不同。西方的地形是千里大平原，而在中国南方则是峰岭横纵的山地。在欧洲平原打仗，就得修碉堡，挖战壕，在决战中解决问题，欧洲各国及苏联打仗都是这种打法。李德把这种战法就带到中国，带到中国南山地。山里头打仗是什么呢?山里头打仗，山体就是掩体，河川就是战壕，想决战都难找到一块平整的地。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22]。李德要红军正规化，军事理论要欧洲化。李德在回忆录中说：

　　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上与苏联红军的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23]

　　在作战方面，李德一反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术，要求红军在到山里头找平地，挖地壕，修碉堡，寻求与国民党部队决战。1934年4月，李德以笔名“华夫”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

　　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数量的人力和火炮火。[24]

　　如果只看平面地图，那说出来的多是神话;如果我们看立体地图，说出的话多是人话。王明、李德面对平面地图，神话满篇。在他们眼中人是不需要吃饭睡觉的，打仗是不需要辎重运输的。读李德的书，让人发笑，为什么?因为你是中国人，知道山地之难;要是俄国人，就不会笑，就觉得李德是对的。因为欧洲基本是平原地形。

　　李德来到江西后，要求按他的思路建立军队，打仗时在山里修碉堡，找开阔地决战。前阵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宜昌保卫战》，从那里能看出国民党、日本人都是这么打仗的：在山里头修碉堡、挖战壕，搞决战。国民党的抗战词典中多“决战”，八路军的抗战词典中尽是“大捷”。日本、国民党、李德的战争理论都是来自欧洲大平原的经验总结。博古王明、李德放弃有利于红军的地形优势，用自己人少的劣势与数倍之敌硬拼，岂不是自找倒霉。毛泽东和朱德不是这样，他们是充分利用山地形势掩护，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随时都将敌人分解为一堆堆少数并个个歼灭。国民党胡宗南到了陕北以后，被毛泽东牵着鼻子到处转。共产党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与国民党一样，结果在1934年底的湘江之战中碰得头破血流：出门的时候八万多人，回来的时候剩3万多人。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错误，其一是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25]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王明也不是个人现象，当时根据地稍微好一点，又要搞形式主义，选干部重洋文凭，看履历。这种风气下毛泽东、朱德同志都被排斥在外了，说毛泽东不正规。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毛泽东要求“对这支队伍，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26]

　　中国现在也有这类问题，张口闭口都是美国。其实今天来自美国和昨天来自苏联的理论一样不靠谱，“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可王明哪听得进毛泽东的话。干部一正规化就将毛泽东排除了。毛泽东没文凭，大专文凭都没有;他又不会外语，英语、俄语都不懂。毛泽东哪一条都不够，但他能打仗，知道中国国情。

　　现在我们一些人讲了现代化、高科技，就忘了唯物论。什么“一小时打遍全球”，可是只要打仗，还需要部队，要吃喝拉撒睡，就得要辎重。这些都不是发射导弹、一个原子弹爆炸就能解决问题，还得面对生活在当地的人民。比如，全是山地的朝鲜地形，如果没有当地人民欢迎，外人是进不去的。如果人进不去，导弹技术有什么用。在南方山里，蒋介石在江西没打赢，蒙古人没打赢，隋炀帝在朝鲜半岛北方山地没打赢，美国、苏联人在阿富汗没打赢，外人怎么能“迅速拿下”?凡是山里打仗，当地人不支持谁都打不赢，必须跟当地人结合。为什么?一座座山峰就像是丛丛利刃，大部队进去后很快就被自然削成“碎片”，而大部队只有在力量合成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被山分割成小股部队的“大部队”就很容易为当地人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27]的方式一口一口地吃掉。国民党部队就是在湘赣大山让毛泽东、朱德的部队一口一口吃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到陕北去，也无法取得胜利。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在湘赣时期，形势越是困难，其诗词越是洋溢着大革命失败后少有的必胜的乐观精神。除了前引“风卷红旗”“红旗漫卷”“红烂漫”“红旗乱”“谁持彩练当空舞”等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的诗词外，还有如：

　　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春 ）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德国人)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 》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62年毛泽东给《人民文学》编辑部谈到这几首词时说，这几首词“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28]。“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29]，毛泽东同志的乐观情绪源于他已经找到了在中国山地开展游击战的规律，而不是一些人分析的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升落。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需要真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要懂中国实际的政治家。而检验这些的不是形式上的光环——如红色履历、文凭、职务、出身等，而是实践，而且还不是一次——前面已有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的实践检验。

　　1934年10月，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秘密通知。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红军突破一道道封锁，一路上，军情急迫，毛泽东已无当年夏天那“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从容心境。这可从其间写的《十六字令·三首》反映出来。诗曰：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第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第三十四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30]

　　湘江之战后，中央开始认识问题的严重性。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31]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召开了遵义会议，党中央推选毛泽东同志主持军事工作，而这时交到毛泽东手中的部队只剩三万多人。但要从根本上扭转党内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毛泽东知道这并不是换一两个领导人那样简单，其路如铁，其声如咽，马蹄声碎，前景如血。毛泽东和党中央已有了“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心理准备，是否成功，仍不能把握。1935年2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中一改以前的乐观，心情凝重[32]：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结果，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使党暂时脱离了王明、李德错误路线带来的险境。这次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使生长在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移入中国，与实际结合起来的结果。

　　但是，这才是开始，因为更严峻的考验还在“残阳如血”的前方。

　　过了大渡河，大家心情稍好一点，又遇到了张国焘路线的干挠。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的焦点并不是外来思想与中国实际的矛盾，而是对中国国情，尤其是对中国地缘政治特点认识深浅的矛盾。

　　毛泽东比较早地注意并娴熟地运用地缘政治(中国传统称之为“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学说为中国国内国际斗争服务。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33]，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也都要了解。[34]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华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35]1956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说：“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36]196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谈话中提到罗马尼亚，说：“他们的地理位置没有东方国家好，这对他们不利。”[37]毛泽东这里说的“他们”，既指罗马尼亚也指欧洲。

　　地理位置的好坏取决于主观对其规律的把握。毛泽东在当时党的领导层中是对中国地缘政治及其规律认识最深刻的人。如果说，毛泽东与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斗争源于对中国南方山地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战争规律认识差别，而接下来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执则源于中国四川和西北地形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战争规律的认识差别。深度不同的认识，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实践结果。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长征方向的争论焦点在于对四川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差异。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西北，这是张国焘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的北进新疆的方案。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38]的危险，而张国焘则固执于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线，表示：“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39]张国焘的回电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其“决不会做瓮中之鳖”是对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张国焘南下方案用语的决绝回应。

　　在这两个方向的选择中，谁对呢?在没有实践结果前，真不好说。但从历史经验上说，毛泽东同志的方案是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选择。

    我们看，张国焘要南下川康地区，而四川的地形就像个盆子，由此进入中原只有两个出口，一个是重庆，另一个是汉中。从汉中东出，就进入南阳盆地，由此北上就可直取洛阳。刘秀是从那里起家的。这也就是说，要想在四川能成点事，重庆和汉中这两个地方必须控制。当时张国焘不懂这些，张国焘要回去四川。毛泽东知道，历史上蒙古人入川，结果大汗蒙哥死在重庆钓鱼城下。另一例子是乾隆曾举四川全省之财力远征西康的大小金川，也是不了了之。这些张国焘不懂，自然与毛泽东说不到一起。

　　四川在中国地缘政治中是有其特殊个性的地方。历史上有两个姓张的人对四川形胜认识浅浮而又有执着入川的情结：一个是张献忠，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有钱沉入河底[40]，1646年与南下入川的清军作战全军覆没。另一个就是张国焘。亏得被毛泽东从四川拉出来，不然，1937年底蒋介石迁都重庆后，张国焘的结局不会比张献忠更好。

　　但当时谁敢怀疑张国焘方案有错误呢?没人敢怀疑，因为他身上光环太多：如果说王明受过斯大林单独召见[41]，而张国焘则受到过列宁的接见[42]，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43];再加上张国焘又是我党为数极少的创始人之一，陕南根据地搞得还不错。但是所有这些掩盖不了他在重大问题上出的错。毛泽东与王明、张国焘的斗争并不涉及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涉及为实现共产主义方式。他们这代人都是敢于斗争，但差别就在于善于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书都读得多，而毛泽东读得最活，特别是他比其他人更结合中国实际。

　　比如毛泽东青年时喜欢《三国演义》[44]，他可以将书中的知识应用于革命实践。大家都知曹操于公元215年拿下汉中又让出汉中，为什么呢?守不住。因为当时同年即215年刘备已拿下了成都，从成都北进汉中必赢，为什么?刘备蜀国的资源运输比曹操方便。打仗就是拼资源。曹操得从陕西那边翻山运载物资，刘备则在家门口。所以，刘备拿下成都后，曹操就赶快退到秦岭之上，把汉中交还给张鲁。公元219年，刘备轻取汉中，就把张鲁消灭了。估计毛泽东注意到这一历史经验，并将这一经验用于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大家看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地形，中国藏南地区很像陕西汉中，喜马拉雅山与秦岭相似，其地形用曹操“直为天狱中”[45]的比喻并不为过。印度地势与四川相似，印度之于中国藏南易于实际控制，因为南上的资源运输线较短，较北下辎重补给更为便利。对北方中国防御而言，能够保证战争胜利的补给线陡长，因而南下容易控制难。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呢?这是因为有的同志不理解1962年毛泽东为什么打了以后又退回来。如果仅看平面地图，你就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退回去。如果你看了立体地图你就不会埋怨毛泽东了。毛泽东遇到的也是曹操攻取汉中后面对的同一守不住的问题，守不住就不如退回。遵义会议上凯丰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46]，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但不管读什么书，能将书活才是本事。毛泽东将《三国演义》这本书读活了。而王明那些人读的是马列的书，却将书读死了。1964年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都属于被苏联那些“五帝三皇”们骗了的“无涯过客”。

　　四、“横空出世，莽昆仑”:新中国将要崛起，战略与策略

　　从1934年10月起，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省，击溃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和堵截，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行军二万五千里，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值得研究的是，长征一路走来，到陕北率领着仅有八千人马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2月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气写下四首气势磅礴，战略思路明确的诗词。“诗言志”，毛泽东通过这几首诗词表达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新认识。先读第一首。

　　《七律·长征》(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为什么“尽开颜”，这不能仅仅以渡过困难期为解释，而只能从历史大道来解释。今天回头看，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抉择——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47]。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人谋”的因素，更有顺应“天命”即历史规律的成分。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48]在说这句话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心中回荡着的一定是司马迁那句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49]

　　不能说司马迁的谕言出自《易经》，但与《易经·说卦》“帝出乎震(东)，齐乎巽(东南)，相见乎离(南方)，致役乎坤(西南)，说言乎兑(西)，战乎乾(西北)，劳乎坎(正北)，成言乎艮(东北)”[50]的谕言高度相合。《易•说卦》：“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南怀瑾解释说：“艮，是东北的卦位，是万物所成终结的地方，也是万物的开始的地方，所以说成就是在艮卦。”[51]

　　有意思的是，此线正是毛泽东率军从东南经西南，北上陕北延安，后东移河北西柏坡，再至东北后终取天下的路线的相一致。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52]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同汪东兴谈到张国焘时说：

　　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就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53]

　　得道天助，毛泽东说的路线与司马迁说的“盖所天所助”的路线不谋而合，也与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相合。1958年12月，毛泽东为这首诗批注说，长征“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54]这一年中，毛泽东心情除了“尽开颜”之外，其诗词的战略张力更是直逼九霄。再读第二首。

　　《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1935年10月，刚走过长征，带领着仅剩八千余人的毛泽东，却在此时预见到新中国必将在他手中(“今日长缨在手”)崛起。这一认识毛泽东于1936年12月为次年国共两党祭黄帝陵活动作的《祭黄帝陵》一诗的开篇再次表达：“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毛泽东还认为，新中国的崛起还必将对旧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大冲击。“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这气势如毛泽东喜欢的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和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毛泽东说：“共工是胜利的英雄。”[55]来到陕北的红军都是未来新中国将“赖以柱其间”的共工的后代，他们的奋斗一定会对旧世界造成“地不满东南，天倾西北”[56]的大变局。

　　毛泽东这个认识不仅一生未变，而且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反复强调。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通称的“七千人大会”上说：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57]

　　三十年后，毛泽东再取《念奴娇》词牌于1965秋作《念奴娇·鸟儿问答》，说这个大变局“吓倒了蓬间雀”：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对今日中国有战略指导意义因而值得今人认真体会的是《念奴娇·昆仑》的后半阕。如果说这首词的前半阕描述出新中国即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的话，那么，后半阕所喻意的就是中国崛起后将采取的外交策略。

　　1935年，刚到陕北的毛泽东已预感到新中国必将崛起，这是因为他断定日本将因扩张而衰落。毛泽东从日本身上已捕捉到了甫立即亡的迹象，提示未来中国不能走正在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多贪多占的路子，“诗言志”，他以诗词的形式表达了这个思想：“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也不要这多雪”，也就是说，守住昆仑山，不要搞霸权。“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意思是什么呢?欧洲是欧洲人民的，美洲是美洲人民的，中国可守成的范围就在亚洲。这其中的哲学思想是节制，共富，均衡，而不是像日本、英国、美国那样独吞独占。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曾做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58]在这里，毛泽东对日本人民反寄于同情，知道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认为世界还是要回到“环球同此凉热”的道路上来。这个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思想，毛泽东坚持始终，1920年，毛泽东为湖南一师小学校友会题写的对联就是：“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59]

　　与此同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近，刚到陕北的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政策已有成熟的考虑，这就是不走帝国主义扩张的老路。毛泽东不畏强权但又知道节制，他从不把力量伸展得超出能力之外，不能让因目标设得过大而让自己不堪重负。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说：“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今湖南邵阳)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湖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动范围问题致信中央说:：“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湖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60]1928年年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61]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力量有限性的思想成了毛泽东判断中国抗日战争和苏联反德国法西斯战争结局的重要依据，1937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在占领中国的长期负担的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的;在无数次胜负不决的战役的考验下，日本军队的士气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抗战的暗礁上冲散了以后，中国革命人民中潜藏的大量人力，却还可以输送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战士到前线来。”[62]这个思想在1938年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得以系统发挥。毛泽东说：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63]

　　1942年，毛泽东运用力量有限性的思想准确地提出德国法西斯将在入侵苏联战争中灭亡的判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写道：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在此期间，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在相反方面，苏联则是越战越强。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灭亡。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64]

　　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将这个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指导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1972年12月10日，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65]

　　六盘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固原县西南，是六盘山山脉的主峰，险窄的山路盘旋多重才能 到达峰顶。毛泽东在1935年9月中旬率领中央红军进入甘肃省南部，十月上旬，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打垮了敌人的骑兵部队，胜利地越过六盘山 。10月毛泽东写就本月的第三首诗。

　　《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长缨”，在这里并不是指仅剩下的八千的红军战士，而是中国共产党来到开始“收功实”即得天下的陕北高地和陕北人民。有了全民抗战开始的“天时”，又有陕北这片利于逐鹿中原的“地利”和这里的人民，“缚住苍龙”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同一个意思，在六个月后，以更宏伟的诗篇《沁园春·雪》(1936年2月)再次展现：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首词作于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2月由陕北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西部的时候。毛泽东明白，此着冲击的不仅是阎锡山，而是蒋介石的旧世界。战事未开，气势已胜。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曾把这首《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并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这是在国民党的大本营直接向蒋介石发出“试比高”挑战。

　　五、“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周边国家分裂之时，中国基本统一

　　1946年国共大战在即，中国不仅处在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而且还处在统一还是分裂的十字路口。挑战不光来自蒋介石，还有当时希望中国在内战中分裂的对华“友好”的国家。

　　1946年3月4日，由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组成的负责国共调停的军事小组飞抵延安。在与毛泽东交谈中，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66]毛泽东的回答绵里藏针，充满地缘政治的暗喻。谁都知道，淮阴[67]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北距连云港市130公里，东南距盐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苏省会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点，扼水陆交通之要冲，自古乃兵家重地。从淮阴进南京，那是从国民党手中取天下;而若从延安入住南京，就只能在那里寄人篱下地陪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果读过三年后即1949年4月毛泽东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会明白，选择后者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既是言情，又在言志;不仅是向蒋介石政权下达的死亡通知书，更是对美苏欲使中国划江而治的战略默契的严肃正告。告诉国际上一切想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中国的国际“友人”或敌人们，中国统一势不可挡，1964年郭沫若在对这首诗评论时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68]。

　　郭老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协定》[69]，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协定签署后半年后即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

　　这个协定本质是将中国一分为二，南面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北面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鉴于协定将要产生的分裂中国的恶劣影响，苏美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协定实行保密。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鲁门才指令赫尔利将这一内容通知蒋介石。在此之前，美方除在场者及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等少数人外，至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艾登说：“斯退丁纽斯对这事的详情根本一无所知，他同首相和我一样，可说完全蒙在鼓里。”[70]当时“蒙在鼓里”不光是美国国务卿，还且还包括中国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后人又称这个协定为“雅尔塔秘密协定”。

　　可见，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下果断做出渡江的决定，其意义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更是巨大和深远的。与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肯统一国家南北的意义一样，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顶住巨大的压力挥师过江的决定，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限于长江以北，并且最多只能落得东欧那种依附于苏联的地位;同样，江南的蒋介石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多也只能成为依附于美国的亚洲版的“拉美”式国家。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中国就是一个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耀武扬威地任意出入的国家，今天中国的整体地位必将远远地落后于印度。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1945年他告诉前去谈判的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71]

　　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使各自都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共两党同时并存，使其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美国和苏联在抗战胜利后力促国共和谈的表面下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的目的。所以，当斯大林听到罗斯福说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立即表示“这很好”[72]。

　　对1927年“四一二”事件记忆犹新的斯大林心里明白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中国再次分裂，而阻止中国“进步”的终极手段，斯大林与美国人一样明白，那就是肢解中国并使中国政治破碎化，至少使中国政治置于印度议会或俾斯麦之前的德国议会那无休止的“议而不决”的无效行政之中。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即肢解中国，美苏需要合作，美国通过约束中国国民党，苏联通过约束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的不统不合的局面——目前的台海两岸这“两个中心为‘患’”的现状就是当年美国这一策略的残存后果。要实现第二个目标，苏美就需要蒋介石配合，因为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买办，依靠外国资本而不依靠本国人民，这样的政权统治中国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第二个印度——恐怕还不如印度。但不管怎样，既不能让中国在抗战灭亡，又不能让中国在抗战后强大，都是美苏不好意思直言的在中国的目标[73]，在这个目标下，斯大林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又开始联手。与分割欧洲是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与罗斯福不能明言的目标一样，分割亚洲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不愿言明而又隐藏在雅尔塔谈判以及后来的美苏对华政策之中，却最终因共产党打过长江而没有实现的目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在做了上述地缘政治关键地域的力量准备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在接见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时传达了志在必得的信心，他说：

　　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74]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1948年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接受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与印度相分离;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参战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印度原来的版图上立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的变化是无情的，在不同的领袖手中，历史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向不好的方面转化。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亚洲继而世界命运的影响是积极和深远的。1949年中国的统一又使亚洲——较之欧洲而言——从欧洲式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劣势转为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正是亚洲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亚洲主体板块，才使欧洲、美国，乃至当时的苏联失去了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的条件并为亚洲独立的意识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国这个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根基，中国周边国家才有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美国的眼中才有了“亚太”而不仅仅是“远东”的概念。

　　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据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的雷洁琼先生回忆，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75]

　　后来毛泽东对斯大林在对华政策上的“小九九”作了深刻的总结式的批评。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第三国际都解散了”，斯大林“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76]。

　　被美国推举出来替代蒋介石的“稳健派”李宗仁主张与江北的共产党“和谈”，其要害在变相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置中国于事实上的“南北朝”形势之中，果真如此，今天的“台海两岸”分离状态就会变成“长江两岸”的分裂状态，中华民族由此也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77]

　　读到这段文字，令人心酸。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这时才知道说大话容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不仅如此，空话有时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同时，我们中国人应为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历史真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就在印度、越南、朝鲜等周边国家大面积出现国家分裂的时候，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基本统一。中国统一让朝鲜领导人认识到分裂国家的错误并于次年试图挽回时，为时已晚：1950年6月，美国率领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击退了南下进入韩国的朝鲜军队。

　　六、“诗人兴会更无前”：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其地缘政治位势的关联性，中国西域的稳定既关联中原，又关联中亚乃至欧洲。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指出：“西域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78]左宗棠更从国家统一的视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79]

　　这是因为，在中国，能够形成大规模装备及建立其上的集团军作战条件的地带主要是甘肃、蒙古和东北三省。为了保障西域的稳定，自古凉州多好马。马车在当时就是重装备，大规模养马在古代就是成建制的重装备制造，这是平乱部队有效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西域可保无虞。反之，叛军控制了甘肃就进入了关中平原。而西北之要在新疆，新疆不保，京师及中原则不能安定。1949年，解放大军摧枯拉朽一路凯歌，先后解放华北、东北，直逼陕甘。如何顺利地解决西北的问题，是毛泽东考虑稳定全国的重要方面。在解决这些地区问题的方法上，明清以至国民党政府多用残暴清洗的方式，结果积累下化解不了的民族仇恨。毛泽东力主避免这种方式，他当时考虑最多的是用震动较小的“全城为上”的和平接收方式。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考虑部队进军新疆。4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80]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放，对此你们有何意见?”8月26日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占领兰州继而占领甘肃全境之后，经过张治中斡旋，9月25日、26日，新疆的国民革命军军政长官陶峙岳、包尔汗等宣布脱离广州的临时国民政府起义。当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率领下攻占乌鲁木齐。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10月20日，进驻新疆省会迪化，11月7日，王震、徐立清等同志到达了迪化，受到热烈欢迎。新疆和平解放。

　　1950年3月，台湾蒋介石委任匪首乌斯满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新疆军区迅速组织了剿匪指挥部，由王震亲自担任总指挥，张希钦任参谋长，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担任北疆剿匪前线指挥官。4月14日，剿匪大军兵分两路，取道深山密林、雪原戈壁，日夜兼程，向叛匪巢穴大、小红柳峡奔袭。出其不意地突入使匪帮乱成一团，丢下大批尸体，纷纷四散逃命，仅乌斯满和少数头目侥幸逃脱。至6月20日，新疆军区宣布经过两个多月的剿匪斗争;大股匪帮业已击溃，剿匪斗争获得重大胜利  由新疆逃至甘肃敦煌、安西一带的乌斯满、尧乐博斯等残匪，经新疆、甘肃部队联合清剿，于11月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参加叛乱的国民党起义军官马占林(副师长)被俘，乌斯满于1952年2月在甘肃被捕获，贾尼木汉、乌拉孜拜亦先后就擒，仅尧乐博斯只身逃往台湾。

　　“三大战役”后，东北回到新中国怀抱，现在新疆又得到和平解放，1949年10月建立的新中国的东西两翼的安全得到基本保证。在1950年10月国庆节，新疆平叛已取得绝对胜利，毛泽东心情好极了，国庆观剧期间，与柳亚子先生“因步其韵奉和”，欣然挥就《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为什么是于阗呢?

　　于阗，古有于阗国(前232～1006年)，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81]。曾问吾[82]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说：“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重大!”[83]

　　疏勒即今喀什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在这里所说的喀什并不仅指今天的喀什市区，而是指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缘政治构架。从东汉班超收复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动、清政府平息噶尔丹、张格尔和阿古柏分裂叛乱等的行动路线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东北的阿克苏和东南的和田两区与喀什形成的犄角呼应，仅靠喀什一域并不足以在南疆成势。因此，乾隆治理南疆中曾将南疆城镇分为四级，其中喀什、叶尔羌、阿克苏、和阗四镇为首要重地。

　　于阗的稳定表明南疆已回归人民怀抱，而南疆的稳定又让毛泽东看到新疆的长治久安有了可喜的基础。 明乎此，也就理解了毛泽东在听到来自新疆文工团中有于阗的代表弹奏的音乐时，由衷发出的“诗人兴会更无前”的诗意所在。

　　七、“大雨落幽燕”：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

　　明朝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东北稳定与否，直接关乎新生政权的安危。1949年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84]毛泽东明白：腐败在初取天下的农民政权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因此像李自成政权这样甫立即亡;正是关外失控——而非仅仅是所谓新政权自身的“腐败”——才是导致李自成败退主要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需要我们了解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

　　我们知道，国家安全与其地形息息相关。中国地形是平原少山地多。平原与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功能。前者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成建制的装备及其部队军力合成，而后者则有利于分解成建制装备和部队的合力，这给游击战在中国留下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中国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围绕华北平原由西向东形成半月形包围，它们犹如耸立起的一簇簇铁刃，将进入其中的形成于平原地带的集团军战斗合力瞬间以碎片化的方式予以消解，而使能发挥当地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游击战的优势成倍增加。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由于海上和山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军事合力及由此形成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持续跟进的空间条件，因而从东海的入侵并不能动摇中国国力的根本，而从朝鲜半岛登高西进后就是一泻千里的东北大平原;占据东北大平原就有了可形成成建制的军事合力力量和装备的大规模和长期的持续跟进的空间条件。有了源源不断的部队及其装备的持续跟进——而这些在海上和山地是不能实现的，就可造成地区性长期占领的物质条件。由于占据东北三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可以持续十四年;由于没有陆基遑论东三省，19世纪40年代英国只能对中国短期侵扰。经验表明，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长短决定战争的成败，陆基而非海基的大小决定装备制造及其跟进的持续时间的长短。

　　与西北地区不同，从西北经关中平原东进中原，或从蒙古高原南下中原仍有一系列山川险固需要克服。而东北平原则不同，南出东北平原，仅有山海关一线之隔，越过山海关，就是呈扇形推开的更为广阔的华北平原，这使得形成于东北平原的大规模集团军合成战力优势有了更为广阔的释放空间。东北不保，华北危矣，故此，抗战结束后，中共与国民党争夺最激烈的是东北，东北搞定后，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就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上，“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点并因此对东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

　　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已占据陕北高原的毛泽东高度重视东北的战略意义。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85]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86]6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时再次强调：

　　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87]

　　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加写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88]10月23日，毛泽东又电东北局，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89]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以南。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胜利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将美国抵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东北的利益。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条约的前夕，苏联将从赤塔到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这条贯穿苏联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安全线——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东北方向的安全线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移，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朝鲜战争胜利给中国带来的这一意外成果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

　　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板门店签署《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总结了抗美援朝的意义，第一条就是：

　　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90]

　　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中国的安全边界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正是有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及朝鲜人民“守住三八线”给中国东三省带来的稳固的安全形势，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的布局中才可以将“东北除外”[91]。知道了这些，我们再重温毛泽东1935年10月写的《沁园春·雪》中“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诗句，就会明白此非虚言。

　　如果明白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中国整体安全的关键意义，再读毛泽东于1954年夏写的著名的《浪淘沙 北戴河》，就会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战略意义。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0年6月突发的朝鲜战事犹如“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1953年7月抗美援朝的胜利，阻止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北方朝鲜发动的入侵，并彻底排除了中国东北再次受到东来威胁的可能性。毛泽东这才有了“换了人间”的心境。抗美援朝的胜利将使中国东北从而中原的安全完全有了保障。英雄总会惺惺相惜，这时作者想起当年面对同一任务的曹操。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92]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这次胜利巩固了曹操的后方，这加速了曹操挥戈南下统一中国的战略实施。如把前后的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北征乌桓对曹操来说是一次多么重要的战争，而《观沧海》正是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经过碣石山时写的。曹操登上当年秦皇、汉武也曾登过的碣石，秋风萧瑟，曹操壮怀激烈，考虑着如何挥师南下以实现他统一中国的宏愿。诗言志，曹操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伟的抱负融汇到在碣石留下的诗歌里。

　　曹操在65岁的时候，解决了山海关一带乌桓三郡对内地的威胁;1953年毛泽东正逢甲子年，抗美援朝胜利几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自朝鲜半岛对中国东北的安全的威胁。但二者尽管范围不同，但对中国安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毛泽东将中国安全线推至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这是中国从唐太宗以降，没有人做到的事情。看到这些，如果再结合1950年10月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万方乐奏有于阗[93]，诗人兴会更无前”诗句，就不难从地缘战略上感受到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诗句，在西北和东北全部搞定后，所由衷发出的那种大自在的放松心境。

　　东北问题彻底搞定后，西北问题的解决则可进一步推进：1955年10月1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日。

　　八、“僧是愚氓犹可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风云突变，苏联赫鲁晓夫突然反目，中国外交形势进入“雪压冬云”的困难期。

　　1959年9月15日至28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就德国、柏林、裁军、美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苏联此后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鼓吹苏美两国领导人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在中苏盟约期间，赫鲁晓夫开始变脸不认人，要出卖中国。此时的外交环境非常不好;1959年12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兹入大同”。[94]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95]当月，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96]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97]当年12月10日，面对赫鲁晓夫的胡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98]这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中国避免赫鲁晓夫式的领导者出现。

　　毛泽东并没有将苏联赫鲁晓夫与美国领导人同等看待，更多地认为前者是政治不成熟[99]，属于“僧是愚氓犹可训”，但如不注意纠正，其结果必是“妖为鬼蜮必成灾”。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人才培养和教育问题。知识分子是国家治理工作不能离开的重要人才来源，但其脱离实际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态则使他们在因见识卓越被纳入政坛的同时也会带来对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谈，而这样的悖论又为尤其是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所纠结。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100]，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101]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找到培养合格接班人的方法。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与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泽东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的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102]

　　唯物主义最强调人民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批评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脚，不知道人要睡觉，要吃饭，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因为他们是从学校玻璃窗子里和奖状堆里长大的，没见过流血牺牲这些东西，这样怎么搞阶级斗争呀?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103]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当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04]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05]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北宋亡国刺激了南宋知识分子及由此提出的以朱熹为旗手的“教育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四书”为学生必读的至尊科目。朱熹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通过“格物致知”——这是“实事求是”的不同提法——的教育，将中国知识分子培养和改造为可以图存救亡的骨干力量。原先飘浮在天上的北宋二程理学到南宋时期被朱熹拉到了大地上，此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经验，轻学理，将格物致知作为寻求真理的主要方法。

　　从这意义上说，朱熹不是一个简单的理学家，本质上说，他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理学革命家。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其特点是开始拿枪杆子了。王阳明就拿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人都拿枪杆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全拿枪杆子，学问也做得好。司马光泣血疾呼，朱熹准备，从王阳明始。北宋人那种学问不用于实践，只用于把玩，学问人和拿枪人多不融通的现象发生变化，一直到近代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知识人都知道抓枪杆子，有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工具。

　　苏联赫鲁晓夫的出现也使毛泽东看出苏联教育方针的问题。他准备教育革命。只有在人民内部将“僧是愚氓犹可训”的工作做足，才可在敌人矛盾中做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生产劳动是辩证法表现最丰富的地方，体现政治成熟标志不是政治家的立场坚定与否，而是对于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的成熟程度。教育一旦脱离生产劳动，它必然走向形而上学。自毁国家的为什么是苏联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教育失去了劳动实践这一重要环节，以分数、奖状、表扬等形式上的标准作为干部晋升和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样干部就养成了“娱乐化”、“贵族化”、“精英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他们与劳动人民越走越远。其结果是在苏联解体时全民无动于衷，因为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之间没有了联系。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06]此后，中国教育中便出现了中学生毕业后“上山下乡”，干部抽一段时间去“五七干校”进行“再教育”。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107]1964年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08]

　　毛泽东“妖为鬼蜮必成灾”的担心终在苏联看到了结果。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有个讲话[109]，意思是苏联经济上是计划经济，西方自由经济搞不过它。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怎么办?撒切尔说要对其制造内部问题，要找代理人，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慕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所谓“精英”在今天的中国也叫“公知”。2008年美国给戈尔巴乔夫一个“自由大勋章”，老布什拍手向戈尔巴乔夫祝贺：谢谢你帮助美国把苏联干掉了。戈尔巴乔夫竟然将这枚勋章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基辛格评论赫鲁晓夫说：“他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110]

　　为什么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类脱离实际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的教育制度没有一套“僧是愚氓犹可训”的教育机制。中国为什么可以避免这类人走上最高领导岗位，因为毛泽东曾为我们提出并实践了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并由此培养出了一定的治国理政的人才。如果套用基辛格这句话也可说：今天中国仍在强劲发展，其人才后备，可始于毛泽东推动的那场以“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宗旨的教育革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没有明确地点出这个问题，但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的根源应当从包括土改在内的毛泽东的成就去寻找。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认为：

　　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毛泽东是有意识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扩展建立基础的吗(他事实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假设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111]

　　九、“梅花欢喜漫天雪”：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

　　赫鲁晓夫的变节将中国置于南北两线作战困境，对此，毛泽东向同志们坚定地表示：“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112]但毛泽东表示，不会随苏联路线变化而变化，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在1961年9月9日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写道：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毛泽东要耐心等待形势向有利的方向转变。他在1961年12月写的《卜算子·咏梅》表达了这一心境：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知道，共产主义道路艰辛曲折，历史规律总是不变的，时间总是在符合规律的一方。有时间的一方总能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那一天。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113]1944年4月9日，毛泽东复信陈毅：“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114]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统一战线的经验总结说：“最近十年来，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115]同样的思路，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处于苏美联手挤压的不利境地，毛泽东再次采用连城自保和与苏美“熬时间”的忍耐策略。毛泽东相信总有“待到山花烂漫时”的一天。

　　1959年3月3日，他告诉拉美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交换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116]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朋友时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们把美国的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但是，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117]

　　时至1962年，中国面临的形势更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并于1961年利用中国经济困难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月、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

　　这一年，毛泽东心情极为沉重。但越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越是不信邪。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选择自己生日这天发表《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诗中已摆出两线作战的形势。诗中的“虎豹”指的是美国，“熊罴”指的是苏联，既不惧美国，也不怕苏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毛泽东以梅自喻，表示我毛泽东就喜欢这漫天风雪，毛泽东相信“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18]，在历史大规律即冬天的来临时，“苍蝇”的灭亡也就“未足奇”了。三个月后，毛泽东再写《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进一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在战略蔑视敌人的同时，在战术上开始做应对并转化两线作战困难的准备。毛泽东在对手力量小于我时主动出击，当处在弱势时就要善于等待。政治的第一资源不是武器和金钱，而是时间，而只有遵循大道即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大道理”的阶级力量才能等得起，这种力量只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力量。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两次默录清人严遂成作咏李克用和李存勖的诗《三垂冈》[119]，通过这首诗表达了“等得起”“熬时间”的忍耐策略。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120]。[121]

　　诗前四句意喻形势与策略，意喻中国已崛起，但对赫鲁晓夫的背叛及美国的跋扈也是无可奈何。共产主义运动将进入低谷，仅靠中国一家也是“只手难扶唐社稷”，而只有采取连城自保的等待策略。1975年5月16日早上，毛泽东对护士小李说：“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也看不见你了。”小李临走时，毛泽东送给她两句话：“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又解释：“后面一句，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122]

　　熟读历史的毛泽东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只是为了自卫，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整个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辉煌的胜利，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其后又是三年便遭到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时间是长了些，但结果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作对，结果苏联很快败阵并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

　　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更是知道，老虎吃天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斯大林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123]，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124]。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的特点要么是过“左”，要么是过右。赫鲁晓夫一会要与美国联合统治全球，一会又搞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勃列日涅夫又将苏联推向全球扩张，并由此与中国为敌。此后苏联国力急速衰落直至解体。

　　我们看苏联和美国的GDP，两国的GDP的增长曲线的交叉点出现在78年到80年之间，此前美国在下风，此后在上风。为什么交叉线定格在这个时段呢?很多同志会说，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走到尽头，这是不对的。主要是由于美国与中国建交。美国少了一个敌人，也少了一份支出;苏联则多了一个对手，更加大了他的支出。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背叛期间，毛泽东从最坏处着手，大搞“三线”建设，另方面守拙内敛，坐待美苏矛盾的激化，最终等到了1972年美国尼克松寻求与中国合解的历史时刻。

　　1972年初，中国政府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125]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126]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127]1972年12月10日，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28]

　　读懂了这段历史，如果再将毛泽东1961年9月9日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12月写的《卜算子·咏梅》，1962年12月写的《七律·冬云》和1963年1月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诗词与毛泽东于1962年月12月、1964年12月两次默录清人严遂成作咏李克用和李存勖的《三垂冈》[129]联系起来研究，就会欣赏到蕴藏其中特有的战略洞天。

　　十、“千里来寻故地”：不忘初心，继续革命，坚守“唯物主义大道理”

　　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此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入探索。

　　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知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经过实践已经证明并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130]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像目前中东一些国家那样，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192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中说“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是中国“兵匪游民”产生的真正原因[131]，而农民集体所有制则是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和控制脱离土地的农业人口“流量”的重要杠杆。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132]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组织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133]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1章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34]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表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135]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乘车重上井冈山游览视察，并在山上住了八天。22日，先后到黄洋界和茨坪。在茨坪居住期间，了解井冈山地区水利、公路建设和人民生活，会见了老红军、烈士家属、机关干部和群众。其间，毛泽东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首词发表于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其意明显，这就是不忘初心，继续革命。同月，毛泽东又作《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 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从传统中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1965年4月29日，在启程到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在听杨成武汇报时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136]5月25日，毛泽东同汪东兴等谈话说：“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了。为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牺牲时只有二十几岁呀!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137]

　　面对美苏合围的国际形势，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党在国内的阶级基础是否牢固。他告诉随行的同志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138]5月25，在回应汪东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的话时，毛泽东说：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的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139]

　　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早在1959年7月29日，毛泽东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质疑在新华社的一篇内参批示：

　　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140]

　　毛泽东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据陪同毛泽东一同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告诉他：“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不改变颜色。”[141]1967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142]

　　从井冈山回来，毛泽东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有诗为证：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瀟瀟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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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4] 1959年7月29日，毛泽东对一篇报道批示说：“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7] 毛泽东《致陈毅》，《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8页。

　　[8] [唐]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韩愈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54页。

　　[9] 毛泽东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毛泽东《致陈毅》，《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8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11] 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

　　[12]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13] [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9页。

　　[14]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3页。

　　[15]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1～72页。

　　[16]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9页。

　　[17]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8] 这句是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的一句话，转引自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页。

　　[19]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页。

　　[20]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21] 1937年12月9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由于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那时的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对与会者自然产生很大的影响。”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页。

　　[22]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

　　[23]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551页。

　　[24]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65页。

　　[25]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6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64页。

　　[27]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230页。

　　[28] 毛泽东：《词六首·引言》(1962年4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1996年版，第248页。

　　[29]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7页。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32] 1958年12月毛泽东曾对这首词作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注释1。

　　[33] “在他所主持的为期四个月的那一期农民讲习班中，毛讲了三门课：农民问题(讲了一周，总计23小时)、农村的教育工作(9小时)和地理(4小时)。”[俄]亚历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辉等译：《毛泽东传》(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页。

　　[34]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4页。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

　　[38]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3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51页。

　　[40] 2015年年底，相关机构专家对江口沉银遗址出水文物进行了鉴定，基本确认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其后国发现了张献忠的金封册，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41] 1937年11月14日王明从莫斯科动身回国，同行的有康生。此前三天即11月11日斯大林召见王明。斯大林办公室当天来客登记簿记录有：1.德米特罗夫(季米特洛夫)同志，16点10分进入，18点05分离开;2.王明同志，16点10分进入，16点50分离开;3.王明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4.康生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5.沙平(王稼祥)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我们看到，1937年11月11日16点10分至16点50分，季米特洛夫将王明带进斯大林办公室后并接受斯大林近40分钟的特别召见，斯大林对王明回中国后的工作作了专门指示。17点15分至18点，王明同康生、王稼祥再次进入斯大林办公室，受斯大林召见。这说明，尽管知道他有不成熟的问题，比如对“西安事变”中王明“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的方法极不满意，但总的说来，斯大林还是将王明当作未来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来培养的。详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4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455页;[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42] 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的中共代表。关于这段接见的详细描述，可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页。

　　[43] “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惟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44]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接见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率领的代表团，在被问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过军事著作时，毛泽东回答说：“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

　　[45]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四·刘放传》引《资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46]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

　　[47]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页。

　　[49] 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50] 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会1988年版，第407页，其中各卦方位解释，详见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0～714页。。

　　[51] 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会1988年版，第408页。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53]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83～194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注释1。

　　[55] 毛泽东说：“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你看，‘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西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他死了没有?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确实是胜利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1996年版，第18页。

　　[56] 《淮南子·天文训》：“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张双棣撰：《淮南子校释》(全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

　　[57]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58]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注释2。。

　　[59]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212页。

　　[61]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62]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7页。

　　[63]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

　　[64] 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6页。

　　[6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6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67] 2001年，江苏省淮阴市政府实施“三淮一体”战略(即原地级淮阴市、原县级淮安市、原淮阴县融为一体)，原地级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因重名更名为淮安市楚州区，原江苏省淮阴县更名为淮安市淮阴区。

　　[68] 转引自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69] 1945年2月10日，开始雅尔塔第七次全体会议，在此之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递交一份“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草案”，经斯大林、罗斯福两次修改后，即成为2月11日邀请丘吉尔共同签署的作为雅尔塔正式文件的《苏美英三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文件不长，但对远东政治影响却至为深远。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决中国之目的。(参见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页。)

　　[70] [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7页。

　　[71] 参见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72]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73] 1937年11月11日，王明等在回国前受到斯大林的召见，斯大林告诉他们：“不管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不愿意中国胜利。出于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们害怕中国胜利。中国的胜利将影响印度、印度支那等。它们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许中国站起来。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拴起来的狗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那样，但不希望这条狗有可能独吞猎物。”[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7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页。

　　[75]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76]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326页。

　　[77]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78]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朱希祖〈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79] [清]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6》，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649页。

　　[80] 毛泽东：《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4页。

　　[81] 安西四镇，指中国唐代前期在西北地区设置、由安西都护府统辖的四个军镇。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唐灭高昌国，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遗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在唐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后，以碎叶水旁的碎叶镇城代焉耆。从此安西四镇是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任命汤嘉惠为四镇节度经略使，从此四镇由专设的节度使统领。四镇节度使或称碛西节度使。节度使常驻安西府城龟兹，由安西都护兼领，又称安西节度使。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汤嘉惠建议以焉耆镇代替碎叶镇，故开元七年以后的安西四镇又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陇右驻军大部内调，吐蕃乘虚陆续占领陇右、河西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通道中断，然而，四镇留守军队仍坚守各镇。不久，北庭及安西四镇相继陷于吐蕃。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据有天山南北及安西四镇。唐安西四镇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它对于唐朝政府抚慰西突厥，保护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巩固唐的西北边防，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82] 曾问吾(1900～1979年)，广东省兴宁市黄槐镇人，1931年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工作，其间完成《中国经营西域史》。1941年秋，任湖南省政府设计委员会教育委员。1942年西上陪都重庆，调任国防部二厅五处边务研究室少将主任，主持西部边疆国防建设研究工作。1944年任新疆东部大县吐鲁番县县长。1947年离职返乡，积极筹办龙光中学(今黄陂中学)并担任首任校长。1979年病逝。

　　[83]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48页。

　　[84]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

　　[85] “四省”是指中华民国时期的东北三省：奉天(辽宁、内蒙古通辽、内蒙古兴安盟)、吉林(吉林和黑龙江东部)、黑龙江(黑龙江中西部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再加上热河省。

　　[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8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4页。

　　[88] 毛泽东：《目前东北发展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90]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3页。

　　[91] 1965年11月14日，毛泽东提出美国人入侵中国的可能线路。他说：“美国人很怕死，也可能不敢深入。要来嘛，大概有几条路，东北除外，当然也有可能。一是从天津上来，奔向北京;一是从青岛上来，奔向济南;一是从连运港上来，奔向徐州、开封、郑州;一是从长江上来，奔向南京。从浙江上来不大可能，但也有可能，日本不是从乍浦来到芜湖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8页。

　　[92] 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是为三郡乌桓。

　　[93] 于阗，是古代西域王国，中国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

　　[9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页。

　　[9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99～400页。

　　[96]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页。

　　[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400页。

　　[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99] 196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说：“赫鲁晓夫虽有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我们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

　　[100] “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报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未几，谪御史，复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页。

　　[101]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页。

　　[102]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10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104]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1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10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10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1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109]参见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110]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111] [印度]阿玛蒂亚·森著，任颐、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1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1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页。

　　[1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1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0页。

　　[1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9页。

　　[1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118]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19]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页。

　　[120] 据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载："初，(李)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今河北邢台)，还军上党(今长治市)，置酒三垂冈，伶人奏《百年歌》(西晋诗人陆机的组诗，共十首，每十岁为一首，唱人一生从幼到老的景况与悲欢)，至于(唱到)衰老之际，声甚悲，坐上皆凄怆。时(李)存勖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

　　[121] 唐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李克用从代北沙陀族中崛起，一生征伐，创立了“连城犹拥晋山河”的基业。其子李存勖在父死后，又是一生征讨。三垂冈(今山西长治)之战，使李存勖最终占有上党，把三晋大地作为稳固后方，进而兵下太行，逐鹿中原，消灭后梁，建立后唐。清朝人严遂成以李克用父子的史事为蓝本写作此诗。

　　[122] 陈晋：《毛泽东之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

　　[123] 参见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页。

　　[124] [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

　　[125] 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1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1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12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129]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页。

　　[130] “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1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页。

　　[1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1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1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页。

　　[1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页。

　　[1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页。

　　[1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4页。

　　[138] 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139] 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1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141] 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1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