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信件看新政治观

吕德文

新政治观何以可能？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将“接管天下”形容为“赶考”，并对全党提出了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要求。由此可见，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希望延续其革命党的治理经验。这包括两个方面：1)就政党性质而言，中国共产党并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集团，她不是某个特定的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表;2)就中国社会性质判断而言，新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性质的改变，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社会革命。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确立其全新的政治观的呢?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之时，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国家;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自身的历史地位有清醒认识，但他们的执政环境却还是“旧社会”。即便是毛泽东主席，也很难摆脱“旧社会”逻辑的困扰。比如，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同志就收到了诸多亲朋好友寄来的“求助”信，真有一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架势。可以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一开始就面临了如何摆脱“旧社会”逻辑，依据新政治观进行社会改造的局面。

　　一、“旧社会”逻辑

　　毛泽东同志本人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文献中，对中国社会性质有过社会学式的判断。他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以此指出了“痞子运动”的合理性。稍后学术界掀起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呼应了毛泽东同志的判断。从实践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革命性，也更符合革命党的诉求。

　　然而，从社会运行的角度上说，阶级关系并不一定是支配农村日常生活的主要维度。普通人更为关注伦理、人情、面子等。因此，相当部分的社会学研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比如，国民党的理论家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就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宗法社会和阶级社会，中国有封建的、宗法的乃至于阶级的势力，但并不形成特定的制度。陶希圣的这一观点，和梁漱溟的判断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指出中国历史以来就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一个伦理社会，并直接指出阶级斗争没有前途。

　　费孝通虽未卷入中国社会性质之争，但其《乡土中国》却揭示了不同于阶级学说、而更接近于伦理社会的“旧社会”逻辑。这一逻辑有三：1)“旧社会”建基于农耕经济上。正因为是农业社会，使得人们都被束缚在土地上，租佃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因此，在熟人社会内部，人们所熟悉的是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由“生于斯死于斯”所建立起来的自然的信任感，所谓乡土本色是也。2)“旧社会”有一整套复杂的社会机制，其核心就是差序格局。这意味着着，农民行动逻辑具有亲疏远近之分，也形成了核心家庭和家族这两个圈层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超越于个人主义的权利义务观。3)“旧社会”日常秩序的维护并不依靠专断权力，而是以长老统治为中心的礼治秩序。也因此，乡村秩序的基本形态是“无为政治”，既排斥外来的以法律为代表的国家力量，也排斥内部的横暴力量。

　　故而，乡土社会意义上的“旧社会”逻辑本质上是“反革命”的。对于大多数未参与革命进程，被土地束缚甚或为“四大绳索”压迫的普通农民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论与真实生活相去甚远。这也就难怪，即便是长期生活湖南农村的毛泽东同志的亲戚朋友，也会理所当然地将革命胜利理解为“改朝换代”，以为可以因毛泽东同志而获取好处。建国初期相当部分向毛泽东同志求助的信件，其要求无外乎脱离农村，最好到北京谋个职(官)位，至少也要离开乡里到长沙;如果没有条件离开乡里，也希望做个“乡绅”搞特殊。从个人感情上说，即便是毛泽东同志，也很难摆脱对故土、旧人的羁绊，也做不到对乡间长老权威的漠视。相反，从毛泽东同志的通信看，他本人具有相当的乡土性、人情味。那么，就应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治观，与“旧社会”的基本面并不完全冲突。从毛泽东同志本人对人情世故的处理来看，新政治观反而借由“旧社会”的一些基本机制而悄然间塑造了新社会。

　　二、新政治观遭遇“旧社会”

　　笔者阅读建国初毛泽东同志和亲友的信件往来，对其处理新政治观遭遇“旧社会”逻辑的复杂境遇印象颇深，以一封信为例：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还你。江青她们都好。

　　祝你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周文楠原是毛泽东同志胞弟毛泽覃的妻子。其母周陈轩自大革命时期就一直在韶山冲帮忙抚养外孙毛楚雄。建国后，周文楠在东北工作，而毛泽覃和毛楚雄早已为革命牺牲。当周文楠接到周陈轩老人讲述自己一人生活、无人照顾等情况的信后，便想接母亲去东北生活方便照顾，但又碍于千里迢迢、困难重重，故而写信向毛泽东同志求助。

　　显然，周文楠给毛泽东同志写求助信属于家书性质，但毛泽东同志的回信却隐含着另一层含义：将之看成是反映革命有功之人生活困难的情况报告。因此，在回信中，以“同志”相称周文楠;如果没有最后一句“江青她们都好”，几乎看不出毛泽东同志与周文楠的特殊关系。这说明，毛泽东同志即便是在处理家书时，也是以新某种政治原则为前提的。

　　这一点在其处理与文家亲戚的关系中更为明显。因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文家亲戚多次违反政策，给地方政府增加麻烦。比如，文家个别亲戚在减租退押和土改过程中，对当地政府甚为不满，甚至为地主富农开脱。毛泽东同志闻之，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在给地方政府的回信中说“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并且，对文家要求特殊照顾的要求，也明确指示当地政府不可办，“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

　　青年毛泽东曾受教于李漱清，受其影响较深。建国后，毛泽东同志极为尊重李漱清老人及其家人，还将其接到中南海做客。毛泽东同志与李漱清之所以关系亲密，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关系既符合新政治观，又与“旧社会”逻辑相契合。从“旧社会”逻辑看，他们之间有师生之谊，且青年毛泽东同志与李漱清的儿子私交甚好，算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差序格局”中较为亲近的关系。而从新政治观的角度上看：1)李漱清本人算是“开明绅士”，对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生涯具有重要影响，算是革命有功之人;2)李漱清一家也算是满门忠烈，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共三人为革命牺牲。相对而言，少年毛泽东虽与同学谭世瑛一家交往甚密，但由于建国前谭曾在国民政府做事，且两个儿子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而被镇压。当谭在建国后因生活困难写信求助，请求在新政府或教育机构谋职时，毛泽东同志秉着对政策的理解，委婉地拒绝了其请求，只愿意提供私人帮助。

　　显然，新中国的国家建构是以阶级关系为主线的。在农村地区，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上;也体现在地主富农与贫下中农的区别上。这个全新的政治观，共产党人很清楚，但他们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亲友却未必明白。毛泽东同志的亲身实践，在潜移默化地改造了社会关系原则。比如，经过多次互动，毛泽东同志的妻舅杨开智不再谋求高级领导岗位，而是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好本分工作;文家亲戚经过多次批评教育，也安心务农，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贫下中农一员。乃至于那些看似属于正常人情往来的行为，也被毛泽东同志赋予了诸多政治内涵。比如，他邀请李漱清老人到北京一游，是想“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从其诸多回信来看，有相当大部分亲友的来信他是当做“情况反映”来处理的，以至于其回应也具有相当政策性，如不给地方政府施压、不搞特殊而是按统一政策办。

　　三、新政治观中的群众工作法

　　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观似乎和“旧社会”逻辑格格不入。可是，从毛泽东同志及中国共产党人处理新政治观与“旧社会”逻辑的实践经验看，中间虽有摩擦，但大体是顺畅的。其结果是，新政治观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伦理实践，叫好地改造了“旧社会”构架。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又密切联系。

　　众所周知，在“井冈山路线”和“延安道路”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到建国时群众路线的理论已经相当成熟。早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做了大量社会调查，对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饱和的经验质感。因此，其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活的的理解。及至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可以在哲学和方法论层次对革命实践和建政工作中的群众工作进行讨论。在建国初毛泽东同志在处理与亲友的关系时，娴熟地运用了群众工作法。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在亲友反映乡下情况的来信时，从不就此下定论，而是以同志式口吻请求地方政府了解情况，并告知调查结果;再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同志也善于从个别诉求中看出一般问题，并以政策的形式一般性地给予解决。就建国初期的社会阶级分布来看，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其实就是“群众观点”，故而毛泽东同志会对文家亲戚没有立场，丧失“群众观点”的表现极其严厉;而又对其最终能安心务农，成为人民的一份子而高兴。

　　总之，新政治观应该建立在一个合适的社会性质判断基础之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革命性的，故而它有较大的灵活性，并不一定要完全遵守“旧社会”逻辑，反而可以让新政治观用改造之名重塑就社会。因而，新政治观与“旧社会”逻辑之间的张力，就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时，日臻成熟的群众工作法就派上了用场。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