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留下的两大遗憾就是我们当前阶段的两大任务

陈朝文

把自己一生的全部力量、智慧，把自己一家的力量、智慧，都贡献给了艰苦卓绝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毛主席，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但他却还不十分满意，带着两大遗憾离开了他一生爱得如痴如醉的社会主义事业。这实际是他留下的两份遗嘱。彻底的社会主义事业者决心继承他的遗志，百折不挠，去完成他的遗愿。

一、毛主席离开人世留下了两大遗憾

一是没有解决好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的遗憾

早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他会见金日成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但到他离开人世前，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成了他心头的一大遗憾。

这有他赠周恩来战友的《诉衷肠》词为证。

当年忠贞为国愁，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1、这首词写于1975年底而不是1974年

毛主席的这首词，许多版本的《毛泽东诗词》也就是主流媒体都不敢承认；而更多版本则把它诞生的时间1975年12月26日改为1974年。据考证，这首词，实际是1975年底写的，也就是他最后一个生日写的一生最后一首词。如此认定的理由、根据有三：

⑴作者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写这首词

毛主席最后一个生日1975年12月26日，他独自观看了故事影片《难忘的战斗》，几

十年为社会主义事业拼死奋斗的场景再现，面对现在队伍的人员状况，他又是世界最伟大的预言家，自然就预感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今后的命运生死难卜。

⑵他和总理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是活一天算一天的人，该留下遗嘱

1975年4月18日，他跟金日成会谈时说：“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

1975年6月27日，他给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的信说：“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

毛泽东  倚枕

有报道说，1975年夏，毛主席大病一场，昏迷了几个小时抢救过来。他自己说，我象睡了一觉。据张玉凤回忆，这年国庆，主席悲观地说，我可能看不到明年国庆了；张马上安慰他，劝解他不要这样悲观。

周总理膀胱癌严重转移，骨瘦如柴，完全衰竭，更是活一小时算一小时了。

而1974年，他们两人的病情还没有恶化到这样严重。

⑶邓小平复出后，依仗自己年轻些的优势，逐渐表现出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组织对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猫论”的批评，批判。到1975年底，毛主席对他再次失望了，之后不久就给他做出了，“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的结论。

而1974年，邓复出才一年多，主席对他是信任的，还没有“江山靠谁守”之忧。

2、这首不到50字的词，就是他离开人世的一大遗憾的表述

“如今天下红遍”，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按它的过程规律，按它的最终目的，正在红红火火、热火朝天地进行中；“业未就”，事业还远没有达到它的最终目的。但它马上就要面临，没有坚定不移把它进行到底的掌舵人了，诗人仿佛看到，十年二十年后，走资派篡夺了领导权而改变社会主义航向，资本主义在中华大地复辟。“身躯倦，鬓已秋”，就是我们即将去见马克思了，但我们那能“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啊？诗人向天地发出了不甘心，死不瞑目的怒吼。这就是诗人不得不留下的遗憾。

3、这首词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共同遗嘱，共同遗憾

也许有人要说，这首词明明是毛主席写的，怎么会是他们两人的共同遗嘱，共同遗憾呢？

毛主席把这首词赠给周总理，就是把掏心窝子的话说给周总理，就是对周总理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一生的充分肯定，对周总理全力支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充分肯定，就是同病相怜两个都走到生命尽头的人的共同的话，就是他们两人的共同遗嘱，共同遗憾。

二是没有写出更多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急需的理论经典的遗憾

他认为，伟大的特别复杂的社会主义事业，特别需要理论创新。

他很推崇列宁，认为列宁总是根据实践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反顾自己，他觉得新中国成立后自己还没有写出满意的理论新作：“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它特别推崇创新的理论著作。

到了60年代，他多次同外宾讲，自己的“《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 “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1964年，有人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二版，他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老古董”的分量既已摆在那里，要紧的是写出“新东西”。

他多次表示，自己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

在他的心目中，哲学在一切学问中居于最高地位。他明确讲过，“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似乎只有写出有创见的哲学论著，才能显出理论上的贡献和卓越，才能实现精神世界的飞跃和满足。

他认为，马列“老祖宗”都是哲学大家，在他们面前，从不造次。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对方谈到自己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他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当然，他也并非觉得自己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贡献。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马克思讲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按：指《实践论》)。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把《实践论》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来衡量，他认为是有独创性的。至于讲辩证法的《矛盾论》，他觉得超过前人的地方不明显。

“大体从1959年起，他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不够理想，并且越来越有一种不那么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这是毛主席超过生命极限在要求自己。是在他的正确路线领导下，特别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中国，经过近30年的拼死战斗，革命才夺取了国家政权。接着又与世界第一军事大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夺回中国的地缘政治范围，打了一场准世界大战，达到了把敌人赶出38线的目的。这是彪炳千秋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两大丰功伟绩。

取得了这两大丰功伟绩，已过花甲之年的毛泽东，还不十分满意自己，还想写出和马克思、列宁差不多的经典理论著作，只能是对自己过不去。

二、继承主席遗志，不忘初心，坚决反对社会经济私有资本化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她诞生时期的纲领，白纸黑字记录在历史档案里：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人民成为主人当家作主社会，劳动人民得到彻底翻身解放，把被颠倒了几千年的社会关系完全颠倒过来，拥抱崭新的社会!初心也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目的。

实现最终目的的关键是彻底消灭剥削：没有剥削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就是人人经济权利平等——经济权利人人平等就是职工当家管理企业——经济权利平等决定人人政治平等——人人经济、政治权利平等，就是人人即人民当家作主管理社会，人民成为社会主人——彻底消灭了剥削，劳动人民就彻底翻身解放了。

要消灭剥削就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生产资料非劳动的私有制，就是剥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掌握了国家政权后，就必须把剥削性的私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起列宁说还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范畴的国有国营经济，待条件成熟后，转制为生产资料社会所有、而生产归生产者即职工所有的“自由人联合体”企业。建立、完善、成熟集体所有制。

所以，究竟是青睐、支持公有制还是青睐、支持私有制的问题，就是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忘初心还是健忘初心？是真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社会主义革命的严重问题。事实证明，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条规律。

这是不忘初心的社会主义事业派，继承毛主席遗志，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问题，主要任务——坚决捍卫社会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私有制必须控制在补充的范围内。

1、这是捍卫国家大法义正词严的斗争

宪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宪法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2、这是不对称的、艰难的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

资改派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实际却暗渡资本主义的陈仓——改革就是一直拿公有制开刀：咒骂它无能，离间混乱它，接着就股份制给私人，贱卖甚至把它送给私人，而且是“靓女先嫁”，现在是引狼入室混合所有制。现在实际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公有制成了私有制的补充，几乎就是私有化的社会经济。

他们利用手中的社会大权，不准人们批评、批判私有化，不准人们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准人们讨论苏东惨败的主要原因，主要教训，不准人们总结反思改革开放，不准人们批评他们，批评就是“妄议”。

人民只能像过去地下斗争那样反对资改。艰难。

3、这是保卫公有制底线的斗争

要求社会管理者，决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必须把各种所有制限制在一定的比例范围以内。对公有制来说，既要保证它占有社会总量60%以上的生产资料，又要限制它不能超过70%；对私有制来说，既要保证它占有在30%以上，又要限制它占有不能超过45%。

三、继承主席遗志，创新制度理论，振兴社会主义事业走出低谷

社会主义事业把社会经济变革为国有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后，其主要任务是，怎样变革才能实现，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人民成为主人当家作主社会!劳动人民得到彻底翻身解放，把被颠倒了几千年的社会关系完全颠倒过来，迎接崭新社会的最终目的？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是指初始阶段，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建成社会主义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这是毛泽东的又一精准预言——近百年来，因为几乎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事业的理论创新的论著，社会主义事业就跌入谷底。这实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条规律。

冒着枪林弹雨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毛泽东，到该颐养天年的时候，才有点精力、时间，思考社会主义制度理论问题。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就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理论著作的提纲要点。如果再给他10-20年时间，他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理论专著就有可能问世了。

下面就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创新专著提纲的要点：

他在天之灵就希望人们正确解读清楚这些要点，写出一本创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就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毛泽东传》1893-1949第908)

他在即将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毛泽东选集》四卷第1376)

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说：“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 (《毛泽东选集》1977年，第五卷，第128页)

他认为，只有全民占有生产资料，才是社会主义；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非生产者个人占有即资本就是资本主义。

共产党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实质是全民所有，即全民共有。因为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社会的一切是人民的，共产党国家并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国家占有，只能是受全民的委托占有、管理这些生产资料，管理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只能是管家和主人的关系。

1960年初，“鞍钢宪法”诞生。这是鞍山钢铁公司创新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国有制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毛泽东十分高兴，把它批示为国企管理的宪法。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毛主席专门抽时间带着几个“秀才”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由“秀才”之一的邓力群出版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历史文献著作。

“批注与谈话”记载，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3章，在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主席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主席的这段批注，就点明了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核心。

1974年10月20日，81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社会主义制度时说：中国“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同年12月26日，他和周恩来谈理论问题时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待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13、1714页)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